导言
印度总理莫迪上台后，其日益严厉的舆情管控措施饱受印度国内外相关人士的批评。印度自由派人士认为印度的言论自由越来越受限制，不复曾经“百花齐放”的景象。本文作者系英国《金融时报》南亚办事处主任，作为在印度工作的媒体人，作者指出莫迪政府通过多种途径罗织罪名，向批评其政府、批评印人党团体和批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人士及穆斯林群体施压。一方面，莫迪政府利用司法程序，为上述团体或个人“量身订制”相关罪名，迫使记者、律师或者其他异见人士保持缄默；另一方面，莫迪政府操纵网络舆论，炮制“网络暴力”逼迫关键人物在社交媒体上“删号离场”，甚至离职改行，以压制关于其政府的负面报道，许多被指控的印度记者和编辑都为莫迪政府这一做法感到担忧。南亚问题研究小组特此编译本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2022年9月7日，印度所得税部门官员抵达“独立与公共精神媒体基金会”（Independent and Public-Spirited Media Foundation ，以下简称IPSMF）班加罗尔办事处，一直待到9日凌晨4：30。在此期间，官员整理基金会文件，取得高级职员的口供并取走该组织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以拷贝数据。由于官员们彻夜工作，IPSMF首席执行官苏尼尔·拉杰舍哈尔（Sunil Rajshekhar）只能在自己的办公室睡几小时。
税务检查员同时突击检查了德里另外两个非营利组织：印度乐施会(Oxfam India)和印度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以下简称CPR)。印度政策研究中心是一个知名智库，因讨论营养健康、联邦制和印度城市绿化监管等重要议题而闻名。
印度乐施会称，这场突击检查持续了35个小时，期间工作人员不能离开大楼，手机被没收，互联网也被切断。印度乐施会还称，税务检查团队删除了数百页涉及乐施会财务与计划的数据并拷贝了其服务器数据。
在印度，这种突击检查并不罕见。印度财政和执法机构以定期搜查个人和组织（包括反对派政客、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而闻名——批评人士称其要么“过度热心”，要么有其政治动机。2020年，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批评莫迪政府，随后其银行账户被其冻结，被迫暂停在印度的业务。
然而，此次被针对的组织的范围让人不寒而栗。自2014年莫迪总理上台以来，独立新闻媒体面临日益严苛的法律与不断加剧的公众压力。在此次被审查的组织中，IPSMF长期支持此类独立新闻媒体，但印度乐施会和CPR却与媒体鲜有联系。不过，这三者都拒绝评论此次事件。
印度自由派谴责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包括此次检查行为。他们认为，这种压制已从媒体组织和记者扩展到公共知识分子、智囊团和喜剧演员。
新闻网站Scroll的联合创始人兼编辑纳雷什·费尔南德斯（Naresh Fernandes)表示，“印度似乎出现了一种新策略，以‘财务不当’为由，打击针对记者和其他民间社会组织，以掩盖了背后的政治意味，这种手段曾被用以对付公民社会和反对派政客……即一提起腐败，打击政策就更易得到公众舆论的支持以站稳脚跟。”
印度百家争鸣的公共氛围以及追根究底的媒体氛围和知识文化一直让许多公民引以为豪。但是，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中，言论自由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律师、记者和活动人士纷纷表示，现在编辑和记者越来越不敢触碰可能让其陷入困境的话题。印度商界也已感受到自我审查的压力，这种情况或将损害这一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的经济发展。
印度最高法院(India’s Supreme Court)实习人权律师温达·格罗弗（Vrinda Grover）表示：“发声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他们现在必须为自己的言论付出代价。”格罗弗正在为非营利性事实核查网站Alt News的联合创始人、记者穆罕默德·祖贝尔（Muhammed Zubair)辩护。2022年6月，穆罕默德因2018年发表的一条推特“伤害宗教情感”被捕，随后又被指控预谋犯罪、销毁证据和接受外国资金，成为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
虽然一些印度媒体将9月的税务检查描述为“突袭”，但政府并不认这种描述。印度信息和广播部高级顾问坎昌·古普塔（Kanchan Gupta）称，“我认为专业术语是‘调查（survey）’”。他还补充，莫迪政府在执行一项限制印度非政府组织接受外国资金的新法律方面表现得很“强硬”。此次调查的首要目的是检查这些团体是否服从该法律和税法。
坎昌·古普塔还表示，“中央政府并不对记者采取惩罚措施。众所周知，一些邦采取了惩罚措施，那是其的管辖领域；很多时候，记者受政府惩罚并不是因为其新闻工作，而是其他行为。就像统治阶层的其他人一样，古普塔也声称媒体已经跟不上印度不断变化的民意。媒体老板由于自家编辑不再能垄断信息供应而感到愤怒；编辑也害怕因此失业。“现在的惯例已与往日不同，如果一些记者适应不了，那是他们自己运气不好。”
在许多印度人的记忆中，历史上最严格地限制言论自由的事件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时任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无视民主权利，并以特权强加统治近两年。在这一被称为“紧急状态”的黯淡时期，记者被判入狱，编辑的报道必须交由政府审查，新闻自由完全中止。
一些印度记者将现在与当时类比并因此深陷困扰。但也有人认为莫迪政府并非如此夸张，因为现在的印度还有各种各样的媒体和声音，包括IPSMF一直在资助的数字新媒体。
互联网自由基金会（Internet Freedom Foundation）执行董事阿帕尔·古普塔（Apar Gupta）表示，由于管理费用下降和接收私人捐赠，灵活的数字媒体成功避免来自企业或政府广告商的日益增加的压力，即被要求采取非对抗性的编辑、报道路线。“老牌媒体已经更加企业化，更加依赖企业和政府广告，但承受压力也越来越大。”
印度新闻网站一直致力于揭露现任政府在两届任期内的一些强硬干预措施，包括2016年废除超过80%的流通货币，新冠疫情期间严格的全国封锁导致数百万城市移民工人跋涉返乡。然而，这些网络媒体和媒体监督组织也表示，他们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起诉威胁，包括诽谤（在印属刑事犯罪）、煽动叛乱（关于这一罪行的历史可追溯到殖民统治时期）、“煽动仇恨”或其他指控。许多顶尖新闻媒体总部都位于德里，然而，被记者称为“骚扰行为”的起诉和调查通常发起自邦一层级的警察、企业或个人。
记者们表示，自己因报道触及政府痛处的新闻而被审查，例如2021年农民对拟议农业改革的抗议，对政府而言是在公众面前罕见的挫败。
新闻网站The Wire的创始编辑悉达多·瓦拉达拉詹（Siddharth Varadarajan）表示，“这是莫迪政府的独特之处：利用普通刑法对付媒体或记者的平台，指控其发布的报道或者社交媒体的帖子。” The Wire面临一系列诽谤诉讼和其他指控，其中包括由印人党统治、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的警方提起的五项指控。
2021年初，总部位于德里的月刊《大篷车》（The Caravan）报道警察暴力对待抗议的农民，随后在五个不同的邦（其中四个由印人党统治）面临10项称其煽动叛乱的起诉，指控其执行编辑维诺德·何塞（Vinod Jose）及其实际控制人帕雷什·纳特（Paresh Nath）和阿南特纳特（Paresh Nath）。这些案件仍悬而未决，但印度最高法院已批准三起保释诉求。
维诺德·何塞表示，“现在似乎都有一套流程了。针对提出具有重要社会价值议题的记者、公共知识分子或人权活动人士，政府先将他们纳入关注名单、定罪，然后派遣审查机构，这些机构被用作政治武器以反对任何伸张民主权力的人。”
印度记者，尤其是活跃在英语媒体精英圈之外的记者，有充分理由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2016年，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著名批评家高丽·蓝克希（Gauri Lankesh）被判诽谤罪，2017年于她在班加罗尔的家附近被枪杀。
国际金融论坛（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的古普塔（Gupta）表示，印度在社会、政治、经济自由方面的全球指数已经大幅倒退。无国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以下简称RSF）的最新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将印度列为全球180个国家中的第150位，低于前一年的第142位。观察数据囊括超10万份报纸和380个电视新闻频道的RSF称，印度的媒体现状是“泥足巨人”（译者注：出自《圣经旧约全书·但以理书》，比喻外强中干的庞然大物，类“纸老虎”）。
古普塔认为，对印度非政府组织的税务的审查拟造成严重后果：“这些组织没有资金和资源来完善复杂、合规的税务工作，包括特许会计师和财务规划师的专家建议。
政府批评人士表示，印度共和国赖以建立的多样性和世俗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现在正受到威胁，随之而来的是有才华的普通公民担任领导职务的机会减少。
《大篷车》执行编辑维诺德·何塞表示，“历史告诉我们，领导发明和创新的人是移民，是少数民族，是好奇的孩子。我们国家现在对自己的人民所做的一切，正在扼杀不同背景的人脱颖而出的机会。”
近年来，印度穆斯林常被卷入法律案件。当前，印人党所提倡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受广泛支持，网络喷子在激起公愤和攻击少数民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022年，深度调查记者穆罕默德·祖贝尔被指控“伤害宗教情绪和煽动骚乱”并于6月被捕。逮捕原因与其2018年的一条推文有关，祖贝尔在推文中发布1983年宝莱坞电影的剧照，该电影被一些人解读为侮辱印度教徒。一条被大量转载的推文称，任何可以向警方控诉祖贝尔和Alt News、逮捕祖贝尔或将其送进监狱的人将获得现金奖励。
警方在搜查祖贝尔的房子时扣押了他的笔记本电脑、手机、硬盘和税务发票，尽管其律师指出调查推文不需要扣押这些设备。拘留几天后，祖贝尔被保释，但仍背负多起德里和北方邦提起的悬而未决的法律案件。
然而，祖贝尔的律师认为，祖贝尔被捕的真正原因是5月的另一条推文，推文提及当时印人党发言人努普尔·夏尔马（Nupur Sharma）对先知穆罕默德的冒犯性言论。这些言论在一些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引起轩然大波，而后执政党印人党谴责夏尔马的言论并将其停职。
另一名穆斯林记者西迪克·卡潘（Siddique Kappan）因报道一名达利特妇女遭强奸和谋杀的事件，于2020年在北方邦旅行时被捕。印政府财政部下属的印度执法局负责调查经济犯罪，于2021年将西迪克·卡潘和其他四人提起诉讼。警方指控他试图煽动宗教仇恨，并与穆斯林组织“印度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of India）有联系。2022年9月，印度宣布该组织为非法组织并取缔，此前指控该组织与恐怖主义有关联。10月初，最高法院在拘留卡潘近两年后批准保释，但他仍因另一项指控而入狱。
2021年，穆斯林喜剧演员穆纳瓦尔·法鲁基（Munawar Faruqui）因违反印度仇恨言论法，在自己的一场演出中被中央邦印多尔警方逮捕。逮捕前，公众指责其取乐印度教众神和执政官员。
人权律师格罗弗表示，“有一种推动力正通过政治进程分裂印度人民，并且正在取得成功。印度一直拥有强大机制，可以抵御多数主义。然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机构的独立性和稳健性正在衰减。”
印度信息部官员古普塔指责政府的批评者妖魔化莫迪,“与一些人的想法相反，莫迪政府没有两个角和一条尾巴。”关于莫迪本人，他补充称，“他不是一个依赖智囊团或与喋喋不休的阶层为伍的总理。”
这一观点反映了印人党更广泛的反精英精神，印人党试图将其竞争对手国大党描绘成一个腐败和任人唯亲的政党。凭借扫除旧势力的承诺，印人党政府轻松赢得两次选举，并且可以依靠支持自己的社交媒体频道。
来自印度教家庭的记者斯里什蒂·贾斯瓦尔（Srishti Jaswal）表示，“最致命的攻击针对的是记者的信誉。”引起社交媒体的轰动之后，贾斯瓦尔失去了在一家全国性报纸的工作。“你批评莫迪，人们是不会相信的。由于网络上的恶意攻击，记者最终失去信用。”
2020年，网络监管者发现贾斯瓦尔曾在社会平台发表轻率言论，该言论被解读为对黑天的侮辱。因此，贾斯瓦尔被顶尖英语报纸《印度斯坦时报》停职后主动辞职。经常攻击所谓印度教的敌人的右翼网站OpIndia谴责贾斯瓦尔为“患有印度教恐惧症记者”，指责她发表“对印度教神侮辱性辱骂的帖子”。
现在，贾斯瓦尔正面临起诉——她可能会被判处三年徒刑。贾斯瓦尔表示，网络监管者曾批评她发布的一首关于查谟和克什米尔的诗歌。查谟和克什米尔是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领土，莫迪政府在2019年赢得连任后剥夺了其拥有自治权的“特殊地位”。贾斯瓦尔表示，“我的报道很清晰，他们找不到任何客观上的问题。但是，他们很容易就能把我的推文断章取义。”
贾斯瓦尔表示，法律威胁只是折磨的其中之一。印度言论自由的空间正越来越多地受到莫迪政府及其意识形态支持者的监管。他们使用“极其成熟的手段”在网上肆意诽谤记者。贾斯瓦尔称，在推文被大范围关注，她在网上被成千上万的陌生人骚扰，包括“强奸威胁、死亡威胁和色情骗局”。
贾斯瓦尔表示，她现在正在学习一门数字安全课程，以保护自己免受此类攻击，“因为我害怕……我害怕即将发生的事情。”
本文编译自Financial Times网站2022年10月10日文章，原标题为Crackdowns, lawsuits and intimidation: the threa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India，文章链接为https://www.ft.com/content/c6d19165-079f-442c-8a2c-47eb91ad9c72*前往公众号后台发送“编译”，即可查看往期编译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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