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巴基斯坦到危急存亡关头，才想起向中国学习？
编者按
近年来，巴基斯坦频遭天灾人祸，经济社会处于奔溃边缘，被印度拉开越来越大的差距，这种态势使巴社会陷入怀疑和踌躇之中。此时，不少巴学者对比中巴发展态势，分析总结中国成功经验。本文作者“借中喻巴”，阐述中国社会如何体现马克思·韦伯的“新教精神”：中国人不沉湎于往昔的光辉岁月，他们立足当下，放眼未来，以一种务实、冷静的头脑看待世界；中国政府有着明确的目标和坚定的信念，稳步将国家发展和运行带入正轨，杜绝任何幻想和投机。作者指出，巴基斯坦应积极学习中国经验，转变思维方式，打破历史桎梏，建立合理的资源再分配体系，强化适龄劳动力的技能培训，走向良性发展道路。南亚研究小组特此编译本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当前总理伊姆兰·汗断然赞同中国的政策时，他其实是屈服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他说：“由于我们和中国的关系极为密切，实际上，我们接受了中国方面的阐述”。如果换做一个更圆滑的政治家，在面对中国媒体时，他也许会在这个问题上打太极，而不是摒弃人权和穆斯林团结。
如今的中国是个经济大国，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2017年中国的GNP按购买力平价法算已超过美国，地缘政治由此迎来巨变。中国的现象级崛起和突飞猛进的进步源于何处？同样，也会有人好奇：为什么巴基斯坦自1947年建国以来就一直仰仗外援过活，龋龋独行？为此，我们需要给出一个解释。
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会给出回答。得益于他的开创性工作，社会科学家们知道了经济的增长与社会的集体世界观和文化关系甚密。通过数据驱动型研究，韦伯解释了为什么与天主教徒相比，新教和加尔文教徒在创造财富和推动欧洲工业化方面更胜一筹。他总结道，进步友好型社会要求理性、法治、规划、守时、延迟满足以及相信现世的回报而非轮回。
如果韦伯再世，他会如果看待中巴关系呢？
首先，正如19世纪的新教徒，中国人的世界观完全立足当下，关注未来。尽管中国人仍然津津乐道于古代的科技和文明成就，但对往昔没有眷恋，并不希冀有一个埃尔图鲁尔式【译者注：埃尔图鲁尔,是奥斯曼帝国的缔造者奥斯曼一世的父亲】的英雄，恢复王朝的旧时辉煌。无论这是好是坏，也无论是在毛泽东时代还是如今的中国，中国人始终直率和务实。
这种世界观奠定中国基础教育及大学教育的基调。中国深知大学是发展进步的引擎，因此政府尤为重视大学生的发展。在培养学生的语言、逻辑和数学技能方面，中国学校对标美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的大学入学制度——高考，完全杜绝了任何作弊行为，这项制度也正是承袭了古时中国严苛的公务员考试——科举。
高考以难度冠绝全球而闻名，印度理工大学的入学考试与之相比不值一提。不幸的是，由于巴基斯坦的大部分教授都是在宗教信仰浓厚的文化中接受教育，即使他们中不少人获得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学历认证，斩获数不胜数的研究成果，面对中国的入学考试也是一筹莫展。
其次，倘若韦伯再世，他会看到中国在界定国家利益时，十分明确地将经济增长放在首位。作为一个理性的唯物主义国家，中国致力于在太空探索、脑科学、量子计算机、电动汽车、生物医学、可再生能源等各个方面领跑全球。中国政府严格地执行五年计划，排除了任何空谈和妄想。
中国的下一个优先事项是政治。尽管两岸经贸联系紧密，台商在大陆投资有600亿美元并且有一百万台胞在大陆生活、经商，但为了统一台湾地区，中国大陆时不时秀秀肌肉。此外，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忘记约束军队。历史上，中国军队从没有走入卡吉尔战争式的死胡同里，军队也不得经商。军事逻辑必须服从于资本逻辑。【译者注：卡吉尔战争是印巴于1999年爆发的战争，巴军越过印度实控线，最终印军夺回阵地。】
而在巴基斯坦，军人界定国家利益。只须在网上搜索“国家利益”一词，便会在演讲、大学论文和国防大学出版物中发现，所有参考资料都与安全以及印度相关。在这种一意孤行的做法中，印巴贸易仍然受制于克什米尔问题能否按巴基斯坦的条件解决。我们看不到这个国家关于未来二三十年的规划，没有人把国家的计划委员会当一回事。
第三，韦伯会确信强烈的工作规范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后者是经济增长的支柱。尽管他当时还只知道新教加尔文派的工人和资本家，但勤勉、约束、责任、守时、诚信等熟练工业生产力的品质已经扩散至中国、日本、越南、韩国等社会。
相比之下，巴基斯坦的劳动生产率惊人地低，还不足中国的一半。许多经济学家和商人已经指出，在高报酬的中国生产一件产品远比在低收入的巴基斯坦便宜。低生产率归咎于工人技能不足和普遍的不满足感。剥削成性的雇主只给工人最低工资，根本不在意公平原则，排斥申诉机制。但同时，工人的职业道德也比较低。很少有人享受工作、兢兢业业，也很少有人积极主动工作。就像我们的议员和教授一样，大多数工人需要时刻督促，否则就会偷奸耍滑。
这些坏习惯在学校就已养成，巴基斯坦的学生被迫专注于考试技巧，所学的知识只够应试。作弊行为大行其道。一些父母，包括那些强调宗教仪式的父母，都鼓励他们的孩子通过作弊出人头地。但从更深层次来说，在极端贫富差距背景下，面向所有人的高质量教育难如登天。
毛时代的中国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种不均衡。尽管文化大革命产生了过激行为，但教育得到了普及，辛勤工作得到了颂扬。如今的中国正在收割革命时代的红利，而巴基斯坦人的这一天还遥遥无期。包括真纳（Jinnah）和阿拉玛·伊克巴尔（1930年后的伊克巴尔）在内的巴基斯坦运动领导人都极端反共。一些领导人还是大地主，他们生怕教育农奴会给自己带来危险。1947年的巴基斯坦，教育就不受重视，今天仍然如此。
令人好奇的是，中国是除俄罗斯外让巴基斯坦的创立者最为“恐惧”的国家，如今却成为巴基斯坦最亲密的伙伴。中国有许多东西值得巴基斯坦学习，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培养有技能的劳动力、给予工人尊严、合理地再分配财富和公共资源、控制生育率、鼓励培养面向未来而非过去的思维方式。如果巴基斯坦想要打破对外国的依赖，向中国学习值得尝试。
作者简介：佩尔韦兹·胡德博伊（Pervez Hoodbhoy），巴基斯坦的核物理学家和活动家
本文编译自《The Dawn》2021年7月10日文章，原标题为What to learn from China?原文链接为https://www.dawn.com/news/1634259/what-to-learn-from-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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