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印度对华经济脱得了钩吗？这篇文章算清楚了…
内容提要
本文的主要论点是，印度政府自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后采取的“对华经济脱钩”政策并未达到印在边界管控、贸易、投资等方面的目的。在中印边境方面，印度的经济胁迫不但未能使边境地区“恢复原状”，还使相关问题解决更加棘手。在贸易方面，中印贸易仍在蓬勃发展，印度对华贸易逆差仍不断扩大。在投资方面，限制中国投资不但减少了印度可获得的外国资本，也严重不利于印产业升级。“对华经济脱钩”在监管方面的需要也将带来巨大的成本，几乎不可能落实。基于此，作者提出，在边界方面，印度应寻求双方保持接触，增进信任，寻求和平解决；经济方面，印度应当通过扩大对华出口、改善市场准入、加强投资监管以及推进经济改革等措施以求逐渐降低对华依赖，实现自力更生。本文揭示了印度当下处理对华关系时，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在经济方面，中国在当下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网络中拥有强大的结构性权力，同样依赖该网络的印度也不得不受制于这一现实；在政治方面，印度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两个方面都已经形成了反华的路径依赖。印度认为，其在当前的全球相互依赖网络中处于日益不利的地位，却又无法承受切断该网络的政治经济代价。如何在“脱钩断链”的同时转嫁政治代价也成了印的一大诉求。这也提醒我们在审视对印斗争时要抱有全局视野，注重“斗而不破”，挫败其“断链”又要转嫁责任的图谋，综合利用经济、军事、政治手段，注重维持既有经济相互依赖网络基本稳定。在既有格局下，印度方面政治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也将会持续对其构成损耗，其中或许就蕴含着两国关系转圜的契机。南亚研究小组特编译此文，供读者批判参考。关键词：中印关系 经济脱钩 加勒万河谷 印度制造 自力更生印度计划
本文架构
第一部分简要讨论2020年6月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前的中印竞争和双边关系。
第二部分悉数莫迪政府为用印度制成品替代中国商品和限制中国企业投资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包括取消中央政府和邦政府的合同以及禁止使用中国APP。
第三部分强调尽管政府采取措施以减少贸易和商业往来，但印度迄今未能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并强调经济脱钩无法实现战略目标，例如迫使中国恢复实控线原状。
第四部分讨论同中国实现经济脱钩的局限性与不可行性。
摘要
本文认为，就印度而言，2020年中印双方在加勒万河谷冲突中造成人员伤亡后，在中短期内与中国经济脱钩是困难的，且对印度经济不利。
主要论点
相对于2019年和2020年，2021年中印双边贸易保持增长，这表明截至目前，印度通过减少对中国经济依赖以实现经济脱钩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在中短期内，与中国经济脱钩并非可行之计，因为中印经济紧密相连。要取代中国成为经济价值链的供应商，代价高昂，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此外，减少从中国进口或限制中国投资并不会极大地损害中国利益或惩罚中国，因为中国在印度的出口和投资只占其全球出口和投资的极小部分。相反，限制中国对印度的投资对印度的损害要远远大于对中国的损害。根据印政府的“自力更生印度计划”(Atmanirbhar Bharat Abhiyan)，中国在印度的投资可以创造就业、加强制造业、改善基础设施和增加出口，能在后疫情时期为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
政策意涵
1.经济脱钩不会让有争议的边境恢复原状。
2.印度应专注于增加出口，改善中国市场准入，以减少贸易逆差。
3.因为中国企业仍然打算留在印度，而中国在印度的投资就印度而言就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印度必须制定透明且合理的协议，以明智又安全的方式增加中国对印投资。
4.印政府应意识到，保护主义不是解决印度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办法，相反，应采取进一步的经济改革，以促进国家经济增长。
2020年5月，中印两军在拉达克东部有争议边界沿线暴发冲突，20名印度士兵丧生，这导致印度民情激愤，反华情绪加剧。愤怒的民众和行业协会呼吁与中国脱钩，抵制中国商品，让中国为其在未划定的中印实控线（LAC）上的军事交战行为付出经济代价。媒体、宝莱坞明星、体育明星和其他著名人士也主张避免中国进口。
莫迪政府采取多管齐下的战略，通过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和战略试图说服中国恢复实控线现状。印政府已逐渐摆脱不结盟政策，并在战略上与美国及其盟友更加亲密。印度在重启四方会谈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认为四方会谈是一个旨在遏制中国的“民主包围圈”。莫迪政府在拉达克集结军队，以应对中国的军事部署，并向中国明确表示，边境争端的紧张局势将影响整体双边关系，中国有义务首先采取行动恢复到2020年4月以前的实控线状况并改善双边关系。
印政府还利用经济脱钩来表达对中国军事交战行为的愤怒并对中国施压，要求中方从实控线撤军。经济脱钩有各种不同的定义和解释。根据其中一种定义，“经济脱钩”阻止进口以回流或保障国内就业机会，并确保军用和民用基础设施的安全和保障。美国试图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就是这种情况。就中国而言，经济脱钩是一种战略转变，将重点从经济增长转向经济控制，比如“双循环战略”。一些分析人士将中国的双循环略称作“中国自己的对冲一体化”，即在全球经济不确定的时代下，中国退出全球化并展现出其经济弹性。这也可以被视为一项计划，即中国按照自身条件与发达经济体脱钩并增强本土的、由国家驱动的创新能力。在本文中，经济脱钩是指通过减少进口、提高关税和进口税，限制该国在关键经济部门的投资，以及对数据和与其他国家进行的技术相关的合作进行额外审查，从而理解一个国家的经济或减少该国对另一国家原材料、半成品、最终消费者和生产资料的依赖。
一些人认为，印度目前正在与中国脱钩。另一些人认为，由于中印的贸易逆差不断增加，印度于2019年11月决定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而此后这种经济脱钩就已在进行之中。为进一步推进“脱钩”，印度在2020-21财年预算中提高关税和进口税以减少中国进口。无论印度与中国的经济脱钩开始于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前还是之后，这一冲突都加速了脱钩进程。
一些分析人士和学者还声称，与中国脱钩对印度有利。一些人强调地缘政治优先于地缘经济，并认为削弱中国综合国力的最佳方式是减少印度对中国的经济依赖。随着印度的四方合作伙伴(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与其他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试图与中国脱钩或减少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他们认为，虽然印度和其他四方国家将在中短期内遭受损失，但由于经济边缘化，中国将在长期内遭受更大的损失。还有人认为，印度与中国脱钩将使印度经济受益。这些学者主张，印度应通过限制进口和支持印企生产的产品取代中国产品以拥护保护主义。政府从而将激励初创企业以引领创新并减少印度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加强制造业、创造就业机会、增加税收、扩大需求、增长GDP。按照这种思路，如果印度能够达到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并实现更加强的经济发展势头，那么与中国脱钩的政治支持也将加强。
本文认为，在中短期内，与中国经济脱钩是不可行的，因为中印经济紧密相连。脱钩代价高昂，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印度不可能取代中国成为经济价值链中的供应商。相对于2019年和2020年，2021年中印双边贸易保持增长，这表明截至目前，印度减少依赖中国经济的尝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以失败告终。此外，减少从中国进口或限制中国投资并不会重创中国，因为中国在印度的出口和投资只占其全球出口和投资的极小部分。相反，限制中国投资不利于印度经济，对印度的伤害将大于中国。根据印政府的“自力更生印度计划”，中国投资在后疫情时期可以通过创造就业、加强制造业和增加出口推动印度经济增长。中国的投资，尤其是在基础设施领域，将刺激印度经济。
一、中印双边关系和旷日位势竞争
中印双边紧张关系局势在中印成为现代国家之前就已初显端倪：英殖民时期的印度和中华民国已经是竞争对手。无论是自治领时期（1947年8月15日)还是共和国时期的印度(1950年1月26日)，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印双方在西藏问题和边界划分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但中印竞争的理由一直是寻求在亚太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大国地位。在1947年3月至4月于新德里举行的亚洲区域会议(Asian Regional Conference)上，这种竞争表现在对亚太地区战略空间的寻求（尤其是印度洋、南亚和东亚地区）、西藏问题和大和尚的角色、边界争端以及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1962年，印度和中国在边境开战，印度战败。这为两国的敌对关系埋下了种子。后来在1967年、1975年和1987年，中印均发生边境冲突。
自21世纪初以来，中印在未划定的实控线沿线多次发生冲突。2013年4月，在李克强总理2013年5月访问印度的前一个月，德普桑危机持续了20天。2014年，在中国领导人访问印度前夕，楚玛尔对峙持续了16天。事发后，莫迪总理努力改善双边关系、解决边界问题。2015年，莫迪访问中国，同中方等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在二十国集团等峰会上中国领导人与莫迪会晤，这些举动增进互信，也改善了双边关系，但边界问题仍未解决。
2017年6月至8月，两国军队在中国-不丹-印度交界处的洞朗对峙73天，中印双边关系遭遇重大挫折。不丹和中国之间的争端始于洞朗修路问题，印度代表不丹进行干预阻止建设。这一僵局导致两个亚洲巨人之间局势紧张并加剧双边不信任，甚至有人预测这将升级为核战争。
2018年4月，为改善和加强洞朗对峙后中印双边关系，莫迪和中国领导人在中国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经过10小时的会谈，双方就改善沟通、加强现有建立信任措施达成一致。2017-18财年，中印贸易额达957亿美元，较2016-17财年的844亿美元增长约14%。2019年8月，莫迪政府修改印度宪法第370条，将印占克什米尔（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划分为两个联邦属地（union territory），即拉达克与印占克什米尔（查谟和克什米尔），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双边关系因此受到冲击。然而，2019年10月，莫迪与中国领导人在印度金奈召开非正式会晤，恢复并加强双边关系。对印度而言，该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增加中国在印投资，促进印对华出口和市场准入，以缓解其主要担忧贸易逆差。人们相信，以加强经济和文化联系助推双边关系，能够防止两国之间的分歧加剧。中国领导人邀请莫迪2020年来华进行第三次会晤，莫迪也接受了邀请。
然而，2020年5月初，中印两军在实控线沿线不同地点爆发一系列对峙、斗殴和争吵。印外交部称，中国军队的这一行为表明其企图“单方面改变现状”。2020年6月15至16日，印度和中国士兵在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导致20名印度士兵和若干中国军人死亡，中印双方都将此次暴力事件归咎于对方。
二、印度经济与中国脱钩
加勒万河谷冲突后，政府加强相关措施减以少对华经济依赖。莫迪政府虽然并未直接主张抵制中国进口商品，但据其2020年5月发起的“自力更生印度”，印度正在采取措施，以本土产品替代中国产品。
为建立一个“自力更生的印度”，印已要求政府电子市场(GeM,Government e- Marketplace，印度政府电子商务平台)卖家标明其产品的原产国和本地原材料含量。印商工部(MoCI,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警告卖家，若不遵守政府指令，商品将被撤下。此外，印商工部还指示所有政府机构和部门从该平台购买常用商品和服务，以配合推动印度向制造业大国转型的“印度制造”计划。总之，印政府旨在大幅减少印度卖家购买中国产品，阻止不同政府部门从中国采购。
莫迪政府还要求私营线上零售商，包括亚马逊印度、沃尔玛旗下 Flipkart 和元数据支持的 Jio 平台(信实工业的电子商务、电信和技术子公司)，标明商品原产国并添加“中国制造”标签，以确保印消费者了解自己购买的是中国商品。全印贸易商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All India Traders)敦促印商工部要求所有电子商务平台提供原产国标签，莫迪政府也正在考虑强制要求所有电子商务平台和零售商提供这种分类，这将进一步遏制印度卖家和消费者购买和销售中国商品。
印度联邦政府和一些邦政府取消与中国企业签订的合同，据估计给企业造成5100亿卢比的损失。例如，2016年，印度铁路公司终止与北京国家铁路信号通信研究设计院签订的价值47亿卢比的东部专用货运走廊项目合同，该公司表示将自行出资。哈里亚纳邦政府已终止两项价值113亿卢比的烟气脱硫系统安装招标，并宣布将取消与中国企业的更多合同。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暂停与三家中国企业的三个项目，总价值500亿卢比。印度国营电信公司 (Bharat Sanchar Nigam Limited)已决定不使用中国企业的产品升级其4G网络。
印政府还决定禁止中国企业以个人身份和合资企业的形式存在，阻止印度公营企业、私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和外国企业对印项目投标。针对中国，2020年7月23日，莫迪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修改《2017年财政总则》(General Financial Rules 2017)，限制从所有与印陆地接壤的国家购买包括公私合营在内的大型公共项目。
上述决定旨在阻止印私营企业、公共部门银行和金融机构与中国企业进行交易，并开展涉及中国企业的融资项目。这将阻止中国参与印电信、电力、煤炭和石油等战略行业。不仅对中国，印度还对柬埔寨、新加坡等其他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以确保中国商品不会通过第三国进入印度。此外，印度还禁止或限制从中国进口必需品和非必需品。例如，印约63%的药品进口是活性药物成分和中间体，其中70%来自中国。目前，印政府正采取措施从美国、意大利和新加坡等其他国家进口这些药品，并建立自己的药品生产园区，以发展国内基地。在轻工业方面，印最初禁止进口电视机，后来又禁止进口带制冷剂的空调，以促进在“自力更生印度”支持下、价值50-60亿美元的空调行业的国内生产。
印政府认为中国APP“损害印度主权、国防、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禁止包括抖音、微信和游戏“绝地求生”在内的多个APP。印政府称其应用禁令是对中国的“数字打击”，在五次所谓的数字打击中分别禁止了59、47、118、43和54款中国APP。据报道，TikTok和Helo应用程序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公司曾计划在印投资约10亿美元，由于上述禁令，字节跳动将在印市场损失至少60亿美元，多于比所有其他被禁应用程序的潜在损失之和。由于没有来自印度的数字广告收入，中国企业也将损失约37亿美元。
2020年6月，印度禁止国有电信公司(MTNL, Mahanagar Telephone Nigam Limited)及其母公司印度国营电信公司 (Bharat Sanchar Nigam Limited)使用中国华为和中兴的产品升级4G基础设施。2021年5月，印以国家安全为由将中兴和华为踢出5G试验，这或给中兴和华为带来数千万美元的损失。尽管政府并未全面禁止这些中国企业，但推出一项新政策，规定所有供应商都需遵守其安全标准。这一政策对印度企业有利，沃达丰、Bharti Airtel 和信实工业旗下Jio Infocomm 等企业在“自力更生印度计划”下与国有电信公司展开试验。由于加勒万河谷冲突后的中印双边关系恶化，这也被视为“无中国”政策的一部分。
三、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失败
虽然所有这些行动都表明，印企图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然而，迄今为止，莫迪政府的脱钩政策都以失败告终。尽管印贸易协会、社会公众和知名人士呼吁抵制中国产品，莫迪政府也采取诸多措施，中印贸易仍大幅增长。若目标是迫使中国恢复原状，与其经济脱钩未能实现这一目的。若目的是在经济上惩罚中国，该政策也已失败，因为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和投资只占中国贸易和投资总额的极小部分。
学术界有一个共识，即希望利用经济手段以实现政治或外交政策目标往往无用或适得其反。领士争端更是如此，各国愿意接受经济和财政上的痛苦，而不愿在领士和主权完整上妥协。诸多例子都能证明这一点。例如，2012年3月，在南海斯卡伯勒浅滩(Scarborough Shoal)附近发生冲突后，中国禁止从菲律宾进口香蕉，迫使菲律宾放弃索赔。然而，由于菲律宾没有放弃对争议水域的主权要求，经济制裁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为迫使俄将克里米亚归还乌克兰，并在俄国内增加反对普京政府的选民，美及其盟国对俄实施诸多制裁，包括对普京总统及相关人员的个人制裁。制裁严重影响俄罗斯经济，但俄并未将克里米亚归还乌克兰。2017年，美对俄实施进一步制裁，包括《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等，以惩罚克里姆林宫干预美总统选举的行为。然而，克里姆林宫认为，制裁并非以惩罚俄干涉美内政为目的，而是美试图制俄。这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达到苏联解体以来的最低点。然而，俄罗斯仍未归还克里米亚，并未停止进行网络攻击，也没有放弃在乌克兰的全面军事行动。
莫迪政府需要明白，贸易和投资不应与边界争端挂钩，领土、主权和战略问题应单独处理。下文将探讨印度的经济脱钩政策如何未能胁迫中国在边界争端中恢复原状。
四、尽管中国产品遭到抵制，但中印贸易仍在蓬勃发展
若中印经济脱钩的目的是通过惩罚中国经济以平息公众愤怒或回应公民呼吁，那么这一政策已经失败。尽管印国内因边境对峙出现反华情绪，印政府采取减少进口依赖和对华贸易的措施，中国仍在2020-21财年超过美国成为印最大贸易伙伴。根据表1，2021-22财年，中印双边贸易达约1256.2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长约43%。中国对印出口约为975.9亿美元，较2020年的667.8亿美元增长46%。印对华出口也增长约34%至约 280.3亿美元。根据印商工部数据，印进口8455种物品，包括纺织品、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和化学品等。印度还进口了一系列中间工业产品，因为本土生产数量不足，且无法轻易从其他国家采购。
2022年1月至8月，印度自华进口总额也增加至7875.8亿美元，同比增长33.9%，有望超过2021年的975.9亿美元。印度对华出口总额降至126.2亿美元，同比下降36.7%。由于中国对印出口增加，2022年1至8月的双边贸易额共增长16%。这些数据凸显印度对中国进口的依赖性，尽管印度民众与政府对此多有不满，但到目前为止，与中国脱钩的愿望还是被市场规律击败了。
由于中国已深度融入印度经济，而且中国身为制造业中间产品的供货者难以被取代，因此，要想在不给印度经济造成重大破坏的情況下，在中短期内降低从中国的进口将是一项艰巨挑战。从中国进口的总额不可能快速大幅下降(尽管莫迪政府已经采取了无数措施)，贸易平衡动态将继续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偏转，除非印度对华出口同期内也大幅增加。
在贸易和投资方面，中印投资关系并不对称。然而，印度抵制中国商品不会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对印出口只占中国全球出口总量的3%。同样，限制中国在印度各领域的投资也不会严重影响中国。2005至2019年期间，中国全球投资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其中印度只占1.87%，总额约374亿美元。然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对印报复性措施却能对印度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印度对华出口占印度全球出口的9%，商品出口占比高达18%。
五、脱钩未能恢复原状
莫迪政府在经济方面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未能迫使中国恢复边界实控线现状。尽管双方进行了多轮军长级会谈，并通过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举行了多次会议，但中国仍然不允许印军进入碟木绰克地区典角曲上游尼隆河和恰尔丁河汇流区域，以及印度道拉伯格玉尔地军事区域内德普桑平原的“Y型交界处”（或瓶颈地带）以外的地区。根据印度时任北方军区总是乔希中将(Y.K. Joshi，已退役)的说法，中国同意在班公湖实控线附近脱离接触，是因为印度在2020年8月29至30日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而并不是因为印度对中国商品、投资以及移动应用程序进行了打击。
贸易战和经济制裁对边界争端的解决无济于事。印度应该用贸易手段来解决贸易问题。2021年，中国将中印边界争端定性为“主权问题”。这是一个显著转变：此前中国公开的既定政策是，边界争端是一个“历史问题”，是中印被帝国主义殖民历史的残余。将边界争端定性为主权问题，使得中印边界争端变得更加困难。2013年，中国明确表示将维护主权与“中国梦”联系在一起，并宣称“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2018年，中国领导人与时任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会谈时表示，“老祖宗留下来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
印度应继续与中国进行双边接触，寻求和平解决边界对峙。印度应该继续在争议地区驻军，并向中国施压，以防止中国进一步“扩张”。然而，双方都应确保不发生暴力冲突，因为这将加剧关系对立，阻碍两国的大国雄心的实现;此外，冲突升级也不利于印太及其他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宁。中印双方都需要在争议边界地区建立信任，防止冲突进一步计划。沟通交流将有所帮助，两国应制定并实施新的信任建设举措。
六、同中国经济脱钩的局限性与不现实性
限制甚至禁止中国的货物进口与投资对印度十分不利。2019‑20年，印度4.2%的经济增速为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公共与私人投资不足是印经济放缓的主因。经历了新冠疫情，2020‑21年印度经济收缩了7.3%，系197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尽管印度已经从疫情打击中恢复，并在2021‑22年取得8.7%的增长，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估印度经济在2022‑23财年的增长率仅为5.7%，而在2023‑24财年的增长率只有4.7%。2023-24年，印度的经济增长轨迹尚不明朗（尤其是在尚未推进经济改革的情况下）。为实现到2029‑30年成为GDP总量突破5万亿美元的愿景，印度未来五年经济平均增速需达到9%的水平。如果印度期望成为世界强国并缩小与中国的物质能力差距，至少需要在十年内保持8%的增长率。
七、中国对部分行业的投资有利于印度经济增长
印度需要贸易和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印度应该鼓励而非限制中国对印投资。譬如，中国科技巨头小米计划在印度设立新工厂，生产该公司在印度销售的99%的智能手机和所有电视机，这将推动印度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此外，小米还希望加入印度政府的“生产挂钩激励计划”，并计划从印本土制造企业采购75%的设备装置，从而为印度创造就业机会，为印度的“自力更生”计划做出贡献。
此外，印度迫切需要投资改造本国老化严重的破旧基础设施。电力短缺在增加了生产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自身经济竞争力。同样，道路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亦增加了运输原材料和成品的时间和成本。一项经济调查显示，如果要在2032年实现10万亿美元经济体量的目标，印度每年需要花费2000亿美元建设或修缮完备且耐用的基础设施体系。
印度政府需意识到中国的资产能够帮助印度改善基础设施，对于印度经济增长和发展而言将有所裨益。改善基础设施将降低生产成本、提振国内经济、增加出口，此外还将帮助印度实现2025年出口额达1万亿美元的目标。如果中国企业被完全排除在印度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投资之外，高昂的项目成本可能将阻滞印度经济的发展。故此，同中国经济脱钩无疑是自找苦吃。
八、脱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在印度现有的监管机制之下，与中国经济脱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例如，尽管2020年印政府出台了对中国企业在印投资的限制措施，但中企仍然能够凭借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贷款机构的豁免，进入并投资印度的基础设施项目。为了阻止中国企业通过上述机制在印投资，印度政府将不得不违反这些国际机构的规定。
中国也早已在多个层面深度融入印度经济。在过去十年内，中国企业已成为印度社交媒体、医药、通信、手机以及初创企业等印度经济主要领域的重要参与者。中国企业占据印度手机市场的75%，电信行业的近33%，以及电力设备行业75%以上的份额。
中国还在印度经济所必需的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链中占有一席之地。举例而言，印度的制药业领先全球，生产了世界上20%的仿制药和60%的疫苗，但其所需原材料的68%都需依赖中国进口。如果中国原材料供应中断，将对这个总价值达390亿美元的行业造成毁灭性打击，届时印度在全球药物供应链中的领导地位也将动摇。即便继续经济改革与政府帮扶，印度制药业仍需大约八年时间才能实现进口多元化与自力更生。同样在电力行业，印度的太阳能项目中的78%设备来自中国。与中国的产品相比，印制设备存在20%至25%的成本劣势，而且还存在产能落后问题。表2突出展现了印度多个行业对中国原材料的依赖。
2020年6月加勒万河谷冲突所引发的情绪似乎蒙蔽了印度决策者的双眼。在中短期内显著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难度极大（即便存在这种可能），因为构建本土供应链将是一个耗时极长、极其复杂的过程，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很难找到其他替代性的国际供货源。业内专家认为，快速找到中国产品的替代品并非易事。拉杰夫·卡瓦尔，机器人初创公司Milagrow的负责人表示，“短期内找到中国产品的替代根本不可能。”法国兴业银行的印度经济学家库纳尔·昆都（Kunal Kundu）观察到，“减少对中国进口的依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必须经由中长期政策推动，并且辅以其他政策举措支持。
重要的是，对于印度制造的商品，包括在“印度制造”运动中生产的产品，目前至少有50%的材料（中间材料或原材料）来自中国。东南亚国家供应商也不能替代中国的供货地位，因为东南亚国家同样也需要从中国采购原料。例如，印度主要汽车制造商马鲁蒂(Maruti)一直积极尝试采购印度本土材料，但该公司的许多二级、三级供应商仍旧选择从中国进货。因此，印度强行更换供应源的尝试，很可能会对印度制造业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延滞莫迪政府的“印度制造”运动。
中国也在印度大量投资。表3和表4为2000年至2021年中国对印投资总额以及投资份额占比。根据印度政府的投资促进便利机构“投资印度”（Invest India），大约有800家中国企业在印度开展业务，尽管中印关系持续紧张，中国企业并未表现出撤出制造单位或业务的倾向。在过去三到四年里，中国向印度初创企业投资了40亿美元，印度30家“独角兽”企业中有18家获得了中国的资助。表5突出展示了中国对印度独角兽企业的投资。限制中国投资将对印度初创企业产生不利影响乃至扼杀国内创新。因此，印度不应盲目禁止中国投资印度企业。相反，应该敞开怀抱欢迎中国投资，同时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国家安全。与此同时，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亦使印度对中国的影响力有所增长。
九、结论
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损害了中印关系。该事件在印度引发强烈抗议和广泛的反华情绪，许多民众和公众人士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愤怒，呼吁印度同中国经济脱钩。为平息民愤、实现自身战略目标，莫迪政府出台同中国经济脱钩的政策，采取各种措施减少中国商品的进口，限制中国企业投资，并禁用超过250个中国APP。然而，印度无法在缺乏中国产品和投资的情况下于近期实现战略目标，且中印双边贸易持续增长，这些现状已充分表明中国在双边贸易和供应链上同印度经济的深厚联系，也足以预见脱钩对印度的不利影响。“自力更生印度”这一印度制造运动或许能够提供必要的监管和金融支持，以发展印度经济中的重要战略部门，但这不足以实现与中国经济完全脱钩。
加勒万河谷冲突后，与中国脱钩的呼声甚嚣尘上，但脱钩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印度担忧对华巨额贸易逆差。对印度而言，将贸易作为政治武器来损害或胁迫中国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不仅无效，且有害自身。限制从中国进口固然会减少贸易逆差，但增加出口和改善在中国的市场准入才是明智之选。据印商工部称，在中美双方进行贸易战、中国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的情况下，印度在中国商品市场占据的份额将有可能扩大。商工部重点列出小麦、棉花和杏仁等100种印度相对具有优势的产品。此外，印度在服务业也有比较优势。所以印度应灵活运用世贸组织规则，通过游说和谈判，赢得更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增加在中国商品和服务业市场的份额。
在国内方面，尽管中印关系出现裂痕，但由于许多中国企业仍打算留在印度，因此印度政府日后必须制定安全、透明、合理且符合全球标准的协议，因为印度始终对中国企业与军队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持有疑虑。有鉴于此，印度应考虑遵循欧盟互惠、透明的标准，迎接更多中国投资。印度还可以更明确地将经济划分为敏感和非敏感部门，如此，中国的投资便能为我所用，提振经济而不威胁安全。
近年来，莫迪政府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愈发强烈。尤其是在2019年后的第二个任期内，莫迪政府推出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和自力更生印度运动。然而，莫迪政府必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贸易保护主义不是解决印度经济和政治发展问题的办法。在1991年自由化和经济改革之前，保护主义导致了臭名昭著乃至民怨沸腾的“许可证制度”（License Raj），彼时腐败滋生，经济停滞。1991年之前印度的增长率一直低迷，仅达到3%至4%。印度要想提高综合国力，成为世界大国，缩小与中国的经济水平或硬实力差距；减少贫困，提高福利，提升国民生活水平，就应该摆脱保护主义和自力更生的桎梏。
此外，印度亟需进行经济改革，破除结构性瓶颈。经济改革将提高产品竞争力、扩大出口，推动印度更好地融入区域和全球供应链以实现经济增长。缺乏出口和投资的支撑，任何主要经济体都无法维持7%至8%的增长。同时，当务之急是投资改造公路、铁路、港口、数字和电信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并且应采取措施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包括来自中国的投资）进入这些领域。印度应优先考虑具有发展潜力的部门和行业，为这些企业提供必要的支持，使其不仅领先全国，更要领先全球。
作者简介：拉吉·维尔马（Raj Verma），为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广州智库海国图智研究院（Intellisia Institute）的研究主管以及马尼拉远东大学(Far Eastern University)的兼职教授。
本期编辑：邓慧玲 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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