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深度剖析苏杰生：莫迪政府印度教民族主义外交政策代言人
作者 | Eram Agha
编译 | 毛绿萱 阿斯兰
审校 | 陈安澜 王泽媛 孔凌霄
内容提要
近日，印度著名杂志《The Caravan》刊文深度剖析印度外长苏杰生的宦海生涯。文章介绍到，为了让苏杰生上位，莫迪政府先是破天荒地让前任外交秘书辛哈提前退休，接着又修改规定，延长苏杰生外秘任期。2019年5月莫迪连任后，苏杰生被任命为外交部长，这是外交秘书首次接任外交部长这一职位。文章认为，苏杰生能获得莫迪政府的如此青睐原因是多方面的。苏杰生本人擅长与主流媒体打交道，也非常知道领导人想要什么，能够为莫迪及其印人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增加可信度。在国际层面，他长袖善舞，既能够给莫迪政府带来莫大助益和丰厚资产，还能用极富印人党特色的话语体系重塑印度对外政策。在国内层面，苏杰生适应了莫迪政府的要求，在民族主义方面大吹大打，几乎不让莫迪政府受到质疑和批评。即便如此，能够在职业生涯中的关键时间在一系列关键岗位仍是罕见的。除此之外，作为印度国际战略事务的元老，苏杰生之父为其产生了重要影响，苏杰生因此得以在成为外交官前就非常了解国际关系，赢在了起跑线上。文章指出，在莫迪的赏识下，苏杰生作为政治明星的崛起之路已经开启。作为回报，苏杰生帮助莫迪对外在全球舞台上脱颖而出，对内还帮助莫迪巩固了对外交政策运作的控制。然而，印度外交政策的基本假设没有改变。对苏杰生而言，他的政治前途并不明朗。未来，如何处理职业外交官对外应当表现出全国统一立场的职业信仰与作为处于事业上升期的政治家需要满足当局更加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之间的紧张关系，将是苏杰生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南亚研究小组特此编译本文，供各位读者参考。
2015年1月，当外交秘书苏嘉塔·辛格（Sujatha Singh）接到外交部长办公室的电话时，她知道大事不妙。苏什马·斯瓦拉杰（Sushma Swaraj）想在当月28日下午两点安排一次会议，但不愿透露会议的内容。这是不寻常的，足以让辛格警惕。会议开始后，她努力装出从容自若的样子，开始向部长汇报第二天的计划。但没过多久，斯瓦拉杰就传达了令人失望的消息：莫迪总理想让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取代辛格成为外交秘书。辛格的两年任期本应在六个月后结束，但现在她任期未满就需卸任。
当辛格向记者卡兰·塔帕尔（Karan Thapar）描述这些事情时，她的声音十分激动。她被去职的消息登上了新闻头条——这是印度外事服务部（Indian Foreign Service，以下简称IFS）历史上令人震惊和罕见的举动。上一次外交秘书被毫不客气地换掉是在1987年。当时的外交秘书A·P·文卡特斯瓦兰（AP Venkateswaran）以直率著称，不是个顺从的官僚：比如，众所周知，他与包括总理拉吉夫·甘地在内的多位官员在派遣印度维和部队进入斯里兰卡方面存在分歧。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拉吉夫·甘地终于投下了一颗炸弹：“很快你就会和一位新的外交秘书谈话。” 文卡特斯瓦兰在被正式解雇之前就辞职了。
辛格被解雇的消息对她来说并不像对文卡特斯瓦兰那么令人惊讶。她对塔帕尔说：“在本届政府宣誓就职之前，就有人打赌，我将是第一批离任的秘书之一。”她说，2014年12月，总理办公室的一名公务员曾暗示她或有另一份工作。辛格曾明确表示，她对任何其他工作都不感兴趣。在得知莫迪的决定后，辛格写了一封信，表示她正在“按照总理的指示”寻求提前退休。她告诉塔帕尔，她很快就接到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要求她删除有关莫迪指示的内容。她不同意，因为这不是一个自愿的决定。
媒体纷纷猜测总理为什么要让她下台，包括莫迪对她处理以色列事务的方式不满、她与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Sonia Gandhi）的密切关系以及她的工作风格。但她被迫退休的原因一直不清楚。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总理急于任命苏杰生接替她的位置。
苏杰生本打算在2015年的1月31日退休，IFS官员法定退休年龄是60岁。在退休前三天，莫迪让苏杰生的职业生涯重获活力。苏杰生不仅完成了他作为外交秘书到2017年的整个任期，还获得了一年任期延长。莫迪政府已修改任期规则，其中包括“对于外交秘书，中央政府在必要情况下可以延长任期不超过一年……”2019年5月，莫迪带领印度人民党以压倒性优势重新掌权后，苏杰生被任命为外交部长，这是外交秘书首次接任外交部长这一职位。一个多月后，他代表印人党在古吉拉特邦当选为联邦院议员。苏杰生称自己是“2019年以来的荣誉古吉拉特人”。
莫迪想提拔苏杰生担任外交秘书这一重要职位是有充分理由的。穆图库马尔（BR Muthu Kumar）是前外交官，也是苏杰生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室友，他表示有消息称，莫迪对向他推荐的2015年共和国日嘉宾名单感到不满，据说他有抱怨道，“没有特别嘉宾吗？”——当时，苏杰生是驻美国大使。根据记者西玛·西罗希（Seema Sirohi），苏杰生前往白宫并试图说服一位奥巴马总统的资深顾问，美国总统的访问将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他在手机上展示了共和国日游行的宣传视频，最终苏杰生成功了。库马尔说：“这位资深人士懂苏杰生的想法并向奥巴马转达，这样看来任何总理都希望拥有他。”与其他印度总理相比，让美国总统来访对莫迪来说可能是一件大事。
印度与美国的关系一直令人担忧。2005年，美国以“严重侵犯宗教自由”为由，对莫迪实施了为期九年的签证禁令，这是美国唯一一次这样做。2002年，当莫迪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发生了可怕的社群暴力事件，即使按照保守估计，也有超过1000人丧生，而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虽然禁令在莫迪成为总理后解除，并且他多次访问美国，但奥巴马出席共和国日将被视为莫迪在国际舞台上形象的进一步恢复。苏杰生与美国人相处融洽、与美国长期交往，这对莫迪来说无疑是一笔财富。
美国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他最近出版的书中明确表示，他更倾向于让苏杰生担任外交部长，而不是斯瓦拉杰。蓬佩奥写道：“在我们的第一次会面中，我用外交话语感叹，苏杰生的前任没有给予特别的帮助。”苏杰生并未客气委婉地回应。“蓬佩奥说他能理解为什么我和斯瓦拉杰有矛盾，斯瓦拉杰是个傻瓜、核心地区的‘政治黑客’。”苏杰生后来告诉媒体，蓬佩奥对斯瓦拉杰说这些话是“不尊重的”，尽管本篇文章的其余部分清楚表明是苏杰生说了这些话。
库马尔表示，主流媒体喜欢苏杰生。他口齿伶俐，精明能干，被视为一个正直的人。他是典型在外交服务中占主导地位的天选之子——说英语的精英、上层种姓和男性。作为部长，他已经适应了莫迪政府对他的要求。他在民族主义方面大张旗鼓，为印度文明价值观进行了令人振奋的辩护，几乎不让政府受到质疑和批评。库马尔说：“外交政策没有争议。苏杰生知道上面的人想要什么。”
外交部名义上是负责执行国家外交政策的机构。历史上，它一直与总理的办公室以及其他部门密切合作，如国防部和内政部。目前有员工1.1万多人，在世界各国设有202个办事处。外交秘书是外交部最高级别的外交官和行政主管，被认为是部长的主要顾问。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有许多方面，但主要任务之一是在全球秩序中维护国家利益。就这个意义而言，正如美国前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 Humphrey）所说：“外交政策实际上就是戴上帽子的国内政策。”外交部长、外交秘书和外交使团传达当下政府所倡导的国内理念和优先事项。
苏杰生在外交部门有40多年的辉煌生涯。他曾担任印度驻美国、中国和捷克大使，并被任命为驻新加坡高级专员。他参与了2008年印美核协议，据说在2017年化解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前印度驻塔吉克斯坦、纳米比亚和菲律宾大使约塞德·库马尔（Yogender Kumar）说：“你看苏杰生的职业生涯，他总是被安排担任关键职位，因为他有足够的能力。”然而，大多数人说这还是因为苏杰生在这条路上得到了一些重要的帮助。
我采访的多位政治家和外交官表示，苏杰生的父亲K·苏布拉马尼亚姆（Subrahmanyam，译者注：被认为是印度国际战略事务的元老，尤其在印度的核战略方面影响力巨大）对他的职业生涯影响很大。在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与苏布拉马尼亚姆一起任职的巴拉特·卡纳德（Bharat Karnad）表示，苏杰生受其父亲影响巨大。当我怀疑苏布拉马尼亚姆对决定他儿子获得哪些职位的影响力大小时，卡纳德回答说：“哦，巨大的影响力！苏布拉马尼亚姆是印度政府的机构记忆……他是国防生产秘书、联合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将自己的职业生涯管理得很好。他参加了所有会议——外交部长听取他的意见，总理也不例外。”
现在，多亏了莫迪，苏杰生已经作为政治明星崛起，而苏杰生也承认这一事实。苏杰生在其《印度之路：不确定世界的战略》（The India Way: Strategies for an Uncertain World）一书的马拉地语版发布会上说：“成为外交秘书是我野心的极限，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外交部长。我不能保证除莫迪以外的其他任何总理都会让我担任部长。我有时也会问自己，如果他没有当过总理，我还有勇气从政吗？我不知道。”
作为回报，苏杰生为莫迪提供了很好的服务。莫迪一直期望在全球舞台上脱颖而出，苏杰生正在为此铺平道路，他正帮助莫迪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概念重塑印度的外交政策。这一点在他谈论外交和“印度战略文化”的建立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他的书中以及各种活动和演讲中，他认为大多数外交原则都可以从古代印度教文本和史诗中追根溯源，例如《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他最近表示，印度教神灵黑天（Krishna）和猴神哈努曼（Hanuman）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外交官”。他经常毫无保留地赞美莫迪。苏杰生在其书的古吉拉特语版发布会上说：“自2014年以来，印度的战略政策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你们都知道其中的原因。”在外交政策话语中有一种与过去的决裂的一致努力，与尼赫鲁有关的不结盟之类的词很少被使用。即便使用，对其的态度也是不屑一顾的。
许多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虽然外交辞令可能已经改变，但支撑印度外交政策的基本假设没有改变。伊恩·霍尔在其《莫迪与印度外交政策的重塑》（Modi and the Reinvention of Indian Foreign Policy）一书中写道：“莫迪和他的政治盟友经过深思熟虑和协调一致的努力，取代了人们对印度在世界上的政策及其运作方式的传统理解。莫迪政府在改变印度外交政策方向、基本假设和关键做法方面的所作所为远少于其所产生的所有戏剧性效果和暗示。”在过去的十年里，印度政府对智库的投资增加了，这反过来似乎在加强莫迪政府的外交政策观点。值得注意的是，苏杰生的儿子是其中一家智库的执行董事。
根据前外交官M·K·巴德拉库玛（M.K.Bhadrakumar）的说法，苏杰生如今是“统治圈层和部长中的杰出人物”，因为他的存在为莫迪政府披上了可信度的外衣。巴德拉库玛表示，苏杰生所在的政党在知识力量方面相当匮乏，现在不能说他本人是否对政党的意识形态有同样的信念，他的知识结构不断变化，他们缺乏一致性。”但理智上的信念或苏杰生作为一名部长的真正意识形态特征是无关紧要的。巴德拉库玛指出，苏杰生与前总理曼莫汉·辛格类似，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可以解读别人对他的期望，并且可以反复调整自己。
更重要的是，作为前任外交秘书、现任外交部长的苏杰生帮助莫迪巩固其对印度外交政策运作的控制。根据我采访过的多位外交官的说法，外交部很少制定外交政策。涉华问题的决策权属于中国研究小组（China Study Group），这是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非正式小组，通常由外交部长领导，但在过去几年中，一直由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召集和管理。印度与巴基斯坦、俄罗斯、阿富汗、缅甸的关系也主要由国家安全顾问负责。
在任命苏杰生为外交部长后不久，莫迪将国家安全顾问的职位提升为内阁部长。多瓦尔被重新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这一次在内阁安全委员会成员的班子里，有外交部长苏杰生、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和财政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当多瓦尔在幕后处理莫迪的外交政策任务时，苏杰生则是印度外交的代言人。
尼泊尔著名作家兼编辑卡纳克·马尼·迪克西特(Kanak Mani Dixit)告诉我:“在印度，苏杰生与其说是政策制定者，不如说是政策传递者，他领导外交部为总理办公室办事，而总理办公室的主要政策和运作是由莫迪、阿米特·沙阿和多瓦尔决定的。这就是我在加德满都对印度外交的看法。”
巴德拉库马说：“当今的情况是，印度外交部正在转变，这种转变极其微妙，但其系统程度如何还有待观察。问题是，传统上外交服务干部被赋予了高度的专业性。”在一篇探讨印度外交官如何适应印度教民族主义时代的文章中，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国际关系研究员基拉·胡朱（Kira Huju）认为，职业外交官陷入了两难境地，印度教民族主义代表着拒绝自1947年独立以来一直影响着印度外事服务部的基本教条和外交传统。然而，“藏红花化”（Saffronization）也带来了它自己的外交精英循环：曾经占主导地位的英语外交官阶层将被投资于印度教、印地语和更狭隘的民族主义自豪感的新印度精英所取代。
外交政策一直是中央集权的，很少有议会监督，但从未如此党派化。前外交部长萨尔曼·库尔希德（Salman Khurshid）说：“外交政策一直是大家共同的想法，每个人都为此做出贡献，我们曾经进行过各方磋商。不管你最终是否同意，一切都是从讨论开始的，不管是我们与巴基斯坦的关系还是核协议，所有的一切都是这样。这中间是存在共识的，或者至少是试图达成共识。”正如另一位前外交部长亚什旺特•辛哈（Yashwant Sinha）向我指出的那样，在前几届政府执政期间，代表团里包含了反对党成员。1994年，纳西姆哈•拉奥亲自挑选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率领印度代表团出席人权理事会，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派纳拉扬（JP Narayan）在东孟加拉危机期间为印度辩护。而俄乌冲突爆发时，莫迪没有这样做。
前外交官兼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主席拉加万（PS Raghavan）指出，外交政策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的。当被问及苏杰生和多瓦尔谁在决策中更重要时，他回答道：“实际上，只有一个人做最后的决定。这既不是苏杰生主义，也不是多瓦尔主义。这个人是莫迪。”但是，辛哈认为，国家安全顾问的存在进一步侵蚀了外交部的独立性。辛哈说：“印度的每一位总理都亲力亲为，直接指导外交政策。但是，现在国家安全顾问附属于总理办公室，情况变得更糟。国家安全顾问正在干涉外交政策。”
在印度外交方面，苏杰生是彰显作用的印人党发言人。他一当上外交部长就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自2019年以来，莫迪政府已经选择了对宪法的根本性转变，例如废除赋予查谟和克什米尔特殊地位的第370条，以及可能剥夺穆斯林公民权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这些问题以及其他各种经济和政治问题受到了世界各地的谴责。因此，相当多的精力都花在谴责那些质疑印度民主萎缩或质疑那些干涉印度“内政”的国际报道上。在过去的几年中,印度“拒绝”一系列国际舆论提出的问题，其中包括：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印度对待该国少数族群的问题、德国外交部提出的新闻自由问题、BBC纪录片涉及的莫迪在2002年古吉拉特邦暴力事件中的角色、印度在全球180个国家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第150位的、在全球饥饿指数排名中印度在121国中排名第107位、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印度COVID-19死亡人数、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人力资本指数（Human Capital Index）报告以健康和教育等各种参数衡量经济体、自由之家指数（Freedom House Index）将印度的民主地位降为“部分自由”、V-Dem的报告称印度类似于“选举专制”的问题。
通常来自苏杰生自己的回应是热烈的和可预测的。2022年4月，在一次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苏杰生在场时说道：“我们经常与印度合作伙伴在这些共同的价值观上进行接触，为此我们监测到一些最近关于印度令人担忧的事态，包括政府、警察和监狱侵犯人权。”随后，苏杰生把美国的批评归因于游说团体和攫取选票，并说印度同样在担忧美国侵犯人权的状况。
苏杰生将大多数事情描述为“叙事之战”。在最近记者斯米塔·普拉卡什（Smita Prakash）的播客采访中，他说：“将会有旨在伤害我们的叙述，我们必须发布旨在向人们揭露这些的故事。”他应对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随机应变、声东击西和转移视线。在谈到印度新冠死亡人数时，他问其他国家是否没有人死亡。当被问及与中国的边界危机时，他谈到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在这场战争中，印度在国大党政府的领导下失去了领土。对于BBC关于莫迪的纪录片，他问为什么没有制作一部关于1984年反锡克教大屠杀的纪录片。事实上，BBC曾播放过一部关于这个主题的纪录片。苏杰生将其称为恶意攻击意识形态的“警示”，他对普拉卡什说：“向莫迪政府提出的大多数问题都是通过其他方式提出的政治问题，有时印度的政治并非起源于其边界，而是来自外部，想法来自外部，议程来自外部。”
巴德拉古玛说：“苏杰生的性格相当复杂。他可以在辩论中比你聪明，但后来他忘记了他不再是在尼赫鲁大学中的辩手。你必须带着别人，尤其是外国人。再说一次，外交手段通常意味着把想法藏在心里，苏杰生倾向面向‘市场需求’和掩饰个人想法。”
2023年是印度外交的关键一年。印度担任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20国集团是一个政府间平台，由19个国家和欧盟组成。主席职位每年在成员国之间轮流担任，但莫迪政府将其宣传为国家的“历史性机遇”，并在预算中为其拨款99亿卢比——不包括外交部的拨款，会议将在全国56个地点举行。会议的标志是一朵莲花内的世界（这是印度人民党的选举标志），上面写着“天下一家（vasudhaiva kutumbakam）”。
苏杰生一直在尽力谈论这一话题，他说：“有时候有人会反问我，‘从一定程度上说，反正印度担任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是注定的，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但这是一件大事。因为，在我们的外交史上，我们从未有过这么多强大的国家——世界前20大经济体，他们今天占据了全球GDP的大部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来到印度，这是‘向世界推销印度’的一个机会。”正如辛哈在《印度快报》上所写的那样，这也是在选举年向印度展示莫迪的另一个机会。
1947年，当印度获得独立时，世界正处于动荡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经过长期动荡，许多国家正在从废墟和破坏中重建。联合国的成立是为了促进国际和平与合作。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中，美国和苏联正在崛起为权力集团，并通过外交、宣传、太空战和军备竞赛等方式争夺全球主导地位，冷战在20世纪余下的大部分时间里继续塑造全球政治格局。
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作为一个边缘国家，印度没有预先的剧本可以依赖以建立国际关系。印度政府希望摆脱殖民制度下的关系，不在冷战中站队。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制定了一个新的方向，为印度制定了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在1948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尼赫鲁阐述了他的愿景。他说：“世界比欧洲更大，如果你认为世界的问题主要是欧洲的问题，你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在过去的几代人的时间里，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可能没有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太多的作用。但是他们是清醒的，他们的人民在行动，他们根本不想被忽视或被忽略。他谈到了种族平等、印度对世界其他地区反对帝国主义统治斗争的支持，以及优先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饥饿和经济问题。
尼赫鲁成为通过第三种方式不结盟运动与世界交往的主要人物之一。不结盟运动的指导原则是独立自主、不侵略、不干涉内政、平等与和平共处，它在今天经常被错误地认为是被动或独立的，但它使印度拥有了一系列积极和独立的双边关系，正如尼赫鲁所说的“与所有国家的友谊”并与这些国家一起倡导人权和民主原则。尼赫鲁被誉为一个有远见的人，因为他创建了一个既充满道德责任，又以国家利益为现实基础的外交政策框架。他在1947年说：“无论我们制定什么政策，处理一个国家的外交事务的艺术在于找出什么对这个国家最有利。”
1955年的万隆会议奠定了不结盟运动的基础。万隆会议与会国由29个非洲和亚洲国家组成，其中很多是新兴独立国家。那一年在泰米尔纳德邦，在苏布拉曼亚姆（Subrahmanyam）和苏洛奇纳（Sulochna）的家中，苏杰生出生了。苏杰生的父亲苏布拉曼亚姆在他职业生涯开始时是马德拉斯行政干部的一员。他后来的文章表明，他认为不结盟运动是务实的，不结盟运动远非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印度的大战略。
尼赫鲁政府的支持率最终有所下降，尤其因为对华政策。最初印度对其邻国的政策特点是寻求友谊与合作，并在冷战背景下从外交层面推动该地区的安全利益。因此印度成为首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并于1954年与中国签署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Panchsheel Agreement）（译者注：“潘查希拉”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出自《中印关于西藏与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协定》序言）。尼赫鲁因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地位而受到批评，西藏被印度人视为中印两大国间的缓冲区。到20世纪末，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1956年，藏区局势不稳，期间印度和中国两国士兵发生了冲突。中国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争端，而印度为大和尚提供庇护，这引发了中国对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立场的怀疑。1962年，印度在中印自卫反击战中战败，这场战争被印度被视为国耻。尼赫鲁的批评者认为，不结盟运动存在结构性缺陷，因为很明显，不结盟政策不能保证其他国家会在战争期间向印度提供援助。1965年尼赫鲁去世的一年后，印度与巴基斯坦爆发战争，对于印度而言对安全的需求极具增加。由国防部资助的 “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IDSA) 智库作为一个独立机构也于同年成立。
当年苏杰生之父、印度著名战略专家苏布拉马尼亚姆刚从伦敦回来，三年后他出任IDSA的所长，并一直担任这一职务至1975年。不结盟运动的许多原则和早期理想在这一时期开始得到修订。印度加强了军事力量的建设，推进了核武器研制计划。1974年，英迪拉·甘地政府在拉贾斯坦邦进行了一次核弹试验。虽然这为她在国内赢得了人气，却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高度警惕，致使美国对印度实施制裁，并成立了核供应国集团以遏制国际核扩散。
与此同时，印度也在加深与苏联的关系，印度可以依靠苏联获得廉价的武器装备。苏杰生大概在这个时期进入IFS，并于1979年至1981年期间在莫斯科担任印度驻苏联大使馆的三秘和二秘，随后四年回到印度在外交部美洲司担任次秘。他在书中写道：“我这一代人和以前的人在职业生涯中艰难地背负着与美国、中国、巴基斯坦的沉重包袱。我外交生涯的前半部分被两个地缘政治现实所支配：冷战和伊斯兰政治的崛起。”
与苏杰生同时代的约根德·库马尔（Yogender Kumar）评论道，苏杰生罕见地作为年轻外交官被派驻并深度参与到如此重要的地区。他告诉我，苏杰生因他的才智而出类拔萃。在加入IFS之前，他在尼赫鲁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和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库马尔称，从一开始，他就因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备受推崇。甚至在他成为外交官之前他就对国际社会有了深刻的理解，而其他人则是在工作的过程中才进行学习的。前辈们发现有天赋的人并开始培养他们，这并不罕见，但苏杰生是在关键时期被任命到这一重要国家。很多人告诉我这要归功于苏杰生的父亲。
“苏布拉马尼亚姆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卡纳德告诉我。他表现出了抵抗政治压力的能力，特别是当英迪拉·甘地在1975年至1977年期间宣布全国实施严厉的紧急状态时。“紧急情况发生时，苏布拉马尼亚姆正在泰米尔纳德邦。作为泰米尔纳德邦的内务秘书，他拒绝监禁印度政府要求他监禁的人。他说他没有权利这么做，这让印政府部门人员很不爽。”在与普拉卡什的播客中，苏杰生说，1980年英迪拉·甘地重新掌权后，他的父亲被解除了印国防部下属的国防生产局秘书一职。
1991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冷战已经结束，苏联解体，全球政治从两极分化转向以美国为主导。印度经济对外开放，迅速进入私有化的新阶段，并重新调整了外交关系。拉奥政府在其所谓的“东望”政策中寻求新的外交伙伴。其他国家的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2014年，莫迪政府将其更名为“向东行动”政策。)后来，古杰拉尔（IK Gujral）政府主张推行基于信任和相互尊重主权的睦邻政策，即“古杰拉尔主义”。
在政治层面，这是一个联合政治和地区政党崛起的时代。国大党正在失去其领先地位，印度教右翼在这十年间作为一股政治力量迅速崛起，尤其是在1992年巴布里清真寺被拆除之后。由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 (Atal Bihari Vajpayee) 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在这十年间三次组建政府。
瓦杰帕伊第二个和第三个任期爆发了骚乱。1998年，印度人民党上台不到两个月就进行了核试验，向世界宣布印度是一个事实上的拥核国家。尽管这给与美国的关系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瓦杰帕伊还是成功地促成了与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一次广为宣传的访问。1999年IC-814航班劫机事件和2001年印度议会大楼袭击事件加剧了印国内对恐怖主义的讨论，并与美国的反恐战争相配合。
在2002年古吉拉特邦爆发反穆斯林暴乱事件后，苏布拉马尼亚姆写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文章，标题为“杀害无辜者违背佛法的人不能尊崇罗摩”。他写道：“今天的道德是由宪法制定，是世俗主义。违反它的人不能被视为印度教徒，他们只能被视为印度教生活方式的敌人……达摩真理在古吉拉特邦惨遭抹杀。未能保护无辜公民的行政人员实施了违法行为，如果罗摩还活着，他会用弓箭对付古吉拉特邦的‘阿修罗’统治者。”
2004年，纳特瓦尔·辛格 (Natwar Singh) 被任命为曼莫汉·辛格 (Manmohan Singh) 政府的外交部长时，苏布拉马尼亚姆来拜访他。当时，苏杰生担任印度驻美国大使馆的联合秘书。负责领导分配给他们的部门，属于印度外交部的中层管理人员。“请照顾好我的儿子，”纳特瓦尔·辛格回忆起苏布拉马尼亚姆对他说的话。“你看，有那么多联席秘书在人群中迷路了，”辛格告诉我。“他从事的是那种工作。作为外交秘书，我们更经常与外交部长打交道。”他向苏布拉马尼亚姆保证苏杰生会得到照顾。“不用担心！我很了解苏杰生的父亲。”
曼莫汉·辛格政府的两届任期见证了印度经济持续增长，推动了印度经济与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辛格强调印度的经济和发展优先事项是开展对外关系的基础。曼莫汉政府与包括阿富汗、中国、澳大利亚在内的多个国家签署了几项与贸易和投资有关的协议。但最具历史意义的协议是2008年签署的的印美核协议。
这一事件是印度外交关系的分水岭。2005年，曼莫汉·辛格与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协议，印度同意将其民用和军用核设施分开，并将其民用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下。该协议允许印度从美国进口铀，并与其他国家签署多项民用核合作协议。在政治上，该协议遭到印人党和左派激烈的反对，后者撤回了对曼莫汉·辛格政府的支持。许多人认为这是印度战略自主权的丧失和对美国的依赖增加。
对于苏布拉马尼亚姆来说，这项协议的签署是印度“向世界其他地区开放”的象征。对他来说，这不仅仅是推进两国关系的问题。他在2006年12 月《今日印度》(India Today) 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通过这项协议，美国带领整个工业界和一些主要发展中国家将印度从过去三十年来一直遭受的技术种族隔离中解放出来。”当时担任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尼古拉斯·伯恩斯的高级顾问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Tellis）告诉我，苏布拉马尼亚姆凭直觉认为，这项协议是印度跨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鸿沟的巨大机会，印度从一个受全球制裁的国家，成为拥核国家。
这项协议是苏杰生职业生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泰利斯称，“在外交层面，苏杰生和希亚姆·萨兰对于谈判达成协议都是不可或缺的。”萨兰是外交秘书并负责与伯恩斯的谈判。斯洛基在她的书中写道：“苏杰生是尼赫鲁大学核扩散政治学博士，对内是‘实操者’，对外是‘叙事人’。他向美国和印度的主要记者提供‘独家’信息，让每个人都觉得只有他们知道这个故事。”尽管大多数人认为苏杰生的贡献是巨大的，但像主流媒体经常做的那样，声称他是这项协议的“设计师”未免有些夸张。纳特瓦尔·辛格告诉我：“他是一位杰出的联合秘书，他不是决策者。上层有人在做这件事。苏杰生当时做的是基础性的工作，告诉我们美国可能提出的重要事项，并准备简报。”
“苏杰生是参与者之一，当然不是主要参与者，”国际原子能机构前印度理事TP·斯里尼瓦桑（TP Sreenivasan）告诉我。“他的职责是说服美国人并继续前进......那次与美国人打交道后，他知道自己是美国的朋友。这是一个有利的位置——他们理解他，他也理解他们。”
曼莫汉·辛格政府的第二任期恰逢全球经济衰退。印度相对来说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在那时已被公认为主要经济体，这使印度得以在国际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后，辛格是第一批受邀拜访他的世界领导人之一。白宫宣布：“此次访问将是本届政府的首次国事访问，将突显美国和印度之间牢固且不断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美国和印度人民之间的友谊。”然而，两国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乐观。美国对印度与伊朗和俄罗斯的关系感到不满，印度对美国支持巴基斯坦也不高兴。
在辛格的第二个任期，苏杰生在2009年至2013年任印度驻华大使。在此期间，莫迪多次访问中国。根据辛哈（Yashwant Sinha）的说法，两人形成了一个互惠互利的联盟。辛哈说：“外交官作为大使要做一些事情，但总有一些额外的事情你可以做。如果你是个世故的人，你就会多做一点来讨好自己。”
一位当时在北京工作的印度新闻机构的记者回忆说，苏杰生在他的住所与莫迪举行了一次印度记者非正式会晤。苏杰生帮助莫迪组建了重要的商业协会。2011年 11月访问中国时，莫迪向中国著名的投资者推介“古吉拉特邦品牌”，呼吁他们投资该邦的电力项目和基础设施。莫迪邀请他们参加将于2013年举行的古吉拉特邦全球投资者峰会。苏杰生和其他大使馆官员陪同他参加了这些会议。
古吉拉特邦工商会现任主席帕提克·帕特瓦里（Pathik Patwari）告诉我，苏杰生在中国的故事是如何渗透到商界的。“让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传统竞争对手保持友好关系。他总是热情、足智多谋，可以为想要扩大与中国贸易的实业家提供帮助。”
莫迪和苏杰生给对方留下了印象，显然赢得了对方的信任。
苏杰生后来描述说他与莫迪的首次会见是“与众不同的”，苏杰生称：“首席部长关心印度与中国的安全与经济利益,他还关心三名被关押在邻国的古吉拉特公民,这些都令他脱颖而出。今天，当我审视他所带来的改变时，我发现他的外交政策确实更加注重安全，他的外交实践更加注重发展。他在外交政策上制定了以人为本的政策。”
苏杰生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外交政策的代言人。很难说苏杰生是否认为莫迪会成为未来的总理,但“这并不重要,”辛哈说。“他肯定将他视为印度的政治领袖，并希望与他建立桥梁。为什么不呢？当你被派往国外时，你会得到很多这样的机会。重要的印度人来了，你请他们喝酒、吃饭，和他们交朋友。”
库马尔说：“莫迪永远不会忘记那位推动古吉拉特邦商业代表团议程的大使。”苏杰生帮助莫迪和古吉拉特邦的商界对他有利。我问帕特瓦里，其他外交官与苏杰生相比如何。他说：‘从外交官职位晋升为外交部长，已经足以回答这个问题。’”
2014年，莫迪在一场激烈的媒体宣传活动的支持下上台，这场活动将他宣传为一个追求发展的“发展引领者”（vikas purush）。为了转移人们对他不光彩过去的注意力，这项运动是必要的。有关2002年古特邦暴力事件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他与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的深厚关系也不断受到关注。RSS是印人党的母体组织，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印度教特性”（Hindutva）。它的最终目标一直是创造印度教国家（Hindu Rashtra）。莫迪政府推进这一目标的速度超出了RSS的想象。
莫迪政府努力的一个关键部分是“认知管理”（perception management）。在国内，莫迪展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印度教自豪感。在国际，莫迪是“天下一家”理念的代言人。RSS和印人党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改写历史，其中一部分涉及对尼赫鲁和与他有关联的机构的一贯诋毁、RSS同情者对大学的接管以及对著名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的诋毁。与此同时，人们齐心协力复兴和恢复建立“印度教特性”领袖的万神殿，包括曾具有法西斯倾向的前RSS首领戈瓦尔卡尔（MS Golwalkar）和K·B·海德格瓦（KB Hedgewar），以及印度教特性的创始人萨瓦尔卡（VD Savarkar）。通过不断强调印度辉煌的文明历史，并通过重新融入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来得以加强。
印人党2014年竞选口号中有一小部分是关于其外交政策愿景的。它对印度的“软实力潜力”和“古老的智慧和遗产”进行了模糊的概括，莫迪政府最终将其纳入其印度教外交政策。竞选口号称，“印度将继续是受迫害的印度教徒的天然家园，欢迎他们来这里寻求庇护。”莫迪开始了一连串的全球旅行，并发起了一场呼声颇高的“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运动，以吸引海外投资。2015年莫迪政府将苏杰生纳入其外交政策团队，莫迪政府的品牌再造运动正式开始。
在2015年的全国执行会议之后，印人党提出了其外交政策决议：“我们的国家抱负是让印度成为一个崛起的、强大的、受人尊敬的世界大国。”莫迪政府将其外交政策描述为“5S原则”，即尊重 (samman)、对话 ( samvad)、繁荣 (samriddhi)、安全 (suraksha)和文化和文明 (sabhyata)。决议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莫迪如何改变了外交政策。
印度今天的外交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深刻地反映了印度历来珍视的文化和文明价值观。虽然印度的做法是由全球化世界的需要决定的，但它也植根于印度对通过和平共处进行智力和经济接触的永恒传统的继承。莫迪恢复了对“婆罗多文明身份”（Bharat’s civilizational identity）和文化传统的自豪感，并以世界上最古老文明的方式吸引了全球的关注。
格里菲斯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伊恩·霍尔(Ian Hall)告诉我：“尤其是对印国内受众，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印度外交政策的呈现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对政策本身的影响要小得多。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萨瓦尔卡、戈瓦尔卡尔、乌帕德亚雅和其他主要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家除了坚持印度应该建立自己的力量，并承诺印度终有一天会完成自己作为‘世界导师’的使命，但他们对印外交政策几乎没有涉及。”
实际上，莫迪领导下的大部分外交政策原则都是前任政府的延续。但苏杰生大力推广莫迪所希望的语言，使旧概念看起来像新思想。霍尔说：“苏杰生非常擅长用吸引印度国内外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以及更广泛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的语言来解释这一战略，而不会过度关注印度在西亚和东亚的主要伙伴。他通过使用《摩诃婆罗多》和其他文本中的概念来做到这一点，围绕本质上是务实的外交政策的方法编织印度教民族主义叙事。”
莫迪2016年和2019年缺席了不结盟运动峰会，成为除了1979年就任不到半年的查兰·辛格总理之外的首位二度缺席的印度总理，媒体质疑这是否标志着印度对外政策的转变。2019年苏杰生表示：“植根于殖民主义遗产和冷战意识形态的结盟正在为新的格局伙伴关系让路。印度仍然致力于不结盟运动的原则和目标，包括对巴勒斯坦长期的声援和支持。”
虽然苏杰生在他的书中并没有完全否定不结盟运动，但他似乎暗示在追求它的过程中失去了一些东西。他写道：“地缘政治和均势是国际关系的基础， 印度本身就有考底利耶政治传统，重视地缘政治和均势。如果说近期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没有给予它们应有的重视。1950 年代亚非团结的万隆时代提醒我们忽视硬实力的代价。但除了缺乏对能力的关注，它们还反映了一种潜在的思维。在我们的联盟中，保护我们利益的能力是一种假设，而不仅是一种选择。”
莫迪确实参加了2020年的不结盟运动线上峰会，但政府智库成员警告说，不要乐观地解读他对任何尼赫鲁政策的支持。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负责研究和外交政策的副总裁哈什·潘特(Harsh Pant)告诉我:“推动许多外交政策讨论的想法是，印度是一个领导大国，而不仅仅是一个平衡大国。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不结盟运动的逻辑，即远离主要大国集团。我们的想法是超越这种平衡角色，开始把印度塑造成一个有能力、有意愿为关键的全球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领导者，无论是在技术、气候还是更广泛的全球治理领域，而不仅仅是说这是别人的问题。”
在莫迪的第一个任期结束时，他对外交政策施加了更多的控制，并更加注重在世界舞台上塑造印度的某种形象。辛哈称苏杰生已经开始像一个代理外交部长而不是外交秘书。他向我回忆了他所说的2019年莫迪内阁就职时“最悲惨的一幕”。苏什玛·斯瓦拉杰没有参加竞选，她以为自己会当选为联邦院议员。人们猜测她是否会进入内阁。在宣誓就职的那天，她一定是带着一些期待去了印度总统府。那里有一个供内阁部长就座的地方。“我听说她进去是希望有人会带她到座位区。但是，她进去之后就看到苏杰生坐着，” 辛哈说。“她明白了，静静地坐了下来。”
“技术官僚成为部长就像一把双刃剑，”辛哈告诉我。“但政策需要政治领导，否则我们也可以让内阁秘书担任印度总理。”1984年，他自己从印度行政服务局(Indian Administrative Service)辞职，以人民党(Janata Party)成员的身份投身政坛。辛哈经历了政治的磨炼，用他的话来说是“四处碰壁”（jisse dhakke khana kehte hai）。当他成为部长时，“我敢说我获得了一些政治意愿。”相比之下,他补充说,苏杰生没有这样的背景,没有经历过的“政治”的本质。正因如此，根据辛哈的说法，当他鹦鹉学舌地模仿印人党的语言时，这并没有“增加他的信誉，反而像是在阿谀奉承。从他口中说出的政治话语听起来不可信” 。
一位隶属于国民志愿服务团背景的智库的右翼知识分子告诉我，苏杰生在社交媒体上的姿态受到党内同事的密切关注。他说，苏杰生的社交媒体有时会成为他同事们的谈资，因为在苏杰生的社交媒体上，那些在党内崭露头角、野心勃勃的人与那些会说英语，能把印度叙事传递给世界的官僚是互相对立的。这位知识分子并不认为苏杰生能走得很远。“总有一天，他也将迎来告别的时刻。”
然而，关于苏杰生的野心以及他未来是否能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讨论仍在讨论中。这位右翼知识分子回忆道，“国民志愿服务团—印人党的一位高级领导人说，‘苏杰生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大人物，他可能会成为总理。’”而当有人问：“为什么？苏杰生是局外人。”他回答道：“这就是苏杰生对自己的看法。就好比多瓦尔和沙阿影响莫迪一样，苏杰生已经开始在外交政策方面这样做。”对于许多人来说，苏杰生的表现并不能保证 2024 年大选的任何前景，但他们可以看到他对莫迪政府的用处。“这位泰米尔婆罗门无处不在，他已经与莫迪建立了亲近关系，”这位右翼知识分子说。“苏杰生思考世界舞台上的一切，他能够为莫迪政府提供很多东西。”
苏杰生没有回应我的采访请求,以及一系列的问题。
莫迪的第二任期对苏杰生提出了巨大挑战。废除宪法第370条震惊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莫迪政府向已经高度军事化的地区增派了数万名士兵，实施了通讯管制，并将政治领导人和其他几人置于“预防性拘留”之下。事先已在克什米尔各地作出安排，以平息抗议。2019年12月，印度裔美国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Pramila Jayapal)在众议院提出了一项两党决议，敦促印度政府遵守国际人权法，解除对克什米尔的通讯限制。
同月，苏杰生访美，与美方官员进行“2+2”对话，召开会议讨论克什米尔的局势，其中有几位著名的国会领导人，包括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艾略特·恩格尔、迈克尔·麦考尔和贾亚帕尔。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苏杰生要求美国立法者将贾亚帕尔排除在会议之外——他们拒绝了这一要求。苏杰生取消了会议，贾亚帕尔称这是一次“错失的机会”。在一次媒体互动中，苏杰生说：“我有兴趣结识客观且乐于讨论的人，而不是那些固执己见的人。”将任何质疑政府的人拒之门外的策略虽然不是很外交，但符合莫迪政府领导下的印度国内政策。
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副主席潘特将苏杰生此举解读为向大国挺进。“这不仅仅事关个人贾亚帕尔，必须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待，”他说。“很多时候，苏杰生回应的语气和基调都是强有力的。他正在反击，部分原因是，作为外交部长，这是在发出政治回应。他就一系列事件发表了讲话。在被认为是与印度有关的关键问题上，印度当权派也在反击。”他认为这不会以任何重大方式危及与美国的关系。“贾亚帕尔不是决定印美关系的政客，”潘特说。“苏杰生非常了解美国……在官方层面，印美关系继续保持强劲。”
在苏杰生访问美国的几个月前，他的儿子德鲁瓦成为了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在美国的执行董事。2016 年至 2019 年，他在德里的布鲁金斯学会印度和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担任外交政策研究研究员。在《大篷车》杂志（The Caravan）的一篇文章中，独立记者乌尔瓦西·萨卡（Urvashi Sarkar）探讨了利益冲突。她告诉我，“有强烈的迹象表明，观察家基金会美国董事职位是为德鲁瓦而设立的。”
在过去几年中，政府资助的智库在倡导政府外交政策方面的作用显着增加。“'外国'智库，如卡内基和布鲁金斯学会，都在印度开设了办事处并吸引印度企业的大量资金，它们不再超出外交政策制定的'罗什曼那界线（lakshman rekha，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罗摩的弟弟罗什曼那为保护悉多用神力画的一条线，后来悉多受教唆走出界线结果被劫——译者注）'，”记者乔蒂·马尔霍特拉（Jyoti Malhotra）2017 年写道。“印度外交部新的智库政策的第二个好处是，资金将遵循‘与印度外交部决策相关’的政策简报。”
瑞辛纳对话（ Raisina Dialogue）是一个由观察家基金会与外交部合办的关于地缘政治的年度会议，始于2016年。2019 年和 2020 年，外交部在向观察家基金会拨款 1000 万卢比用于组织会议。潘特谈到瑞辛纳对话时说：“这是很自然的，随着印度在全球等级制度中的崛起，在世界上拥有更多的权力和影响力，它需要向世界传达自己的想法。瑞辛纳对话作为印度首屈一指的地缘政治会议，让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齐聚一堂，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它让印度能够以印度经典的对话（samvad）传统提供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
事实上，塑造叙事现在是外交部工作的关键部分。这并非易事，因为国内的事情如果处理不好会在国外引起非议。废除宪法第370条后，阿米特·沙阿在议会中的表述引起争议。中国随后警告印度 “避免采取使边界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行动”。随后，苏杰生被派往北京。苏杰生表示，“这对印度的外部边界或与中国的实际控制线没有任何影响。印度没有提出任何额外的领土要求。中国在这方面的担忧是错误的。” 苏杰生告诉媒体，当他被问及撤销第 370 条的决定以及与巴基斯坦的紧张局势加剧时，他告诉中国，“这两件事都是印度的内部事务。”
2020年，拉达克的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这是自 1962 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以来首次出现人员伤亡。由于拉达克危机以及莫迪政府选择的管理方式，中印边境仍存在大量有争议领土。《大篷车》 2022 年 10 月的封面故事详细说明了印度如何拒绝恢复危机前的现状。这给苏杰生带来了一个公关难题。脱离接触被视为问题的解决方案，而这对中国来说是有利的。当反对派质疑政府对中国举动漠不关心时，苏杰生重申了想法。“如果我们对中国漠不关心，谁派印度军队到边境？如果我们对中国无动于衷，那今天为什么要向中国施压，要求其缓和局势和脱离接触？为什么要公开说我们的关系不正常？”
苏杰生和莫迪政府声称他们一直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但与此同时，与中国的贸易也在蓬勃发展。拉达克危机发生一年后，两国贸易增长了 40% 以上，达到 1256.2 亿美元的高位。到 2022 年，这个数字上升到 1359.8 亿美元。自 2022 年 3 月危机以来，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首次访问德里。非常不寻常的是，外交部没有事先宣布。苏杰生事后解释：“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中方都不希望提前宣布王毅访问印度的行程。由于我们没有达成共同协议，我们没有发表声明。”在前往加德满都之前，王毅会见了多瓦尔和苏杰生。多瓦尔是解决与中国边界问题的特别代表。
我问前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古普塔(Arvind Gupta)，在对华外交中，国家安全因素在莫迪的外交政策中是否似乎变得越来越强。古普塔说:“当外交部协调时，它具有更强的外交方面。今天，安全方面变得更加强大。莫迪上台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变得更强大了。国家安全局现在拥有与外交部一样大的决策权。两者相辅相成。国防部、外交部、国家安全局和内政部是典型的印度安全部门，现在密切协调。苏杰生现在无处不在。他到处参与，他自己发推特。他正在效仿莫迪的做法。”
拉加万告诉我，在外交政策上“存在不同的观点”。“多瓦尔、苏杰生和莫迪都有自己的观点，但只有一种观点占上风——这是由总理决定的。” 拉加万描述了多瓦尔和苏杰生各自的角色。他说：“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废除第370条期间，多瓦尔的角色是确保安全占上风，”而苏杰生的角色是确保其他国家承认“印度的行动是印度的内政，不要干涉”。
2023年2月10日，在俄乌冲突爆发近一年后，多瓦尔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安全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局秘书会议上会面。据说，普京在清空了代表们的房间之后，与多瓦尔讨论双边会谈。这是普京除会见印度总理外第一次会见印度政治领导人。据报道，自2001年以来，普京没有会见过任何一位外交部长。战略事务分析师尼廷·A·戈卡莱(Nitin A Gokhale)写道:“这次会议表明了多瓦尔在全球国家安全专业人士中的崇高地位，以及莫迪总理对他能力的完全信任。众所周知，过去几年印俄关系主要是由多瓦尔和他的好朋友尼古拉·帕特鲁舍夫——普京的安全沙皇推动的。”
与此同时，苏杰生正在斐济出席由印度外交部和斐济政府共同主办的世界印地语大会。苏杰生说，这次会议的目标是让印地语成为一种世界语言，成为印地语爱好者的“大贡普节（Mahakumbh）”——通常指的是大型宗教聚会。
到 2022 年 2 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军事冲突急剧升级的迹象全部出现。几个月前，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武装部队在乌克兰边境附近大规模集结。俄罗斯曾要求美国和北约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由于北约实行扩张政策，该要求已被拒绝。
到 2022年2 月 10 日，美国发布了指导方针，警告其公民立即离开乌克兰。乔·拜登总统甚至在接受 NBC 预先录制的采访时表示，“美国公民现在应该离开了。” 2 月 15 日，印度驻基辅大使馆向其公民发出了警告，但不是最高级别的警告。“印度公民，特别是学生，除必要情况外可以考虑暂时离开。”据估计，在乌克兰留学的印度学生人数高达两万人。到 2 月 20 日，德国外交部与美国一样，也升级了安全警告，称“现在紧急要求德国国民离开该国”。其他几个国家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
KP·法比安（KP Fabian） 是一位前外交官，因在科威特危机期间撤离卡塔尔而闻名。他告诉我，在战时，不能让人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安全。“在冲突时期，建议的措辞必须非常明确，”他说。“我们不能说‘去想办法’，而是要用最直截了当的语言说明：‘尽早离开’。”
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对该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数十万人死亡。一名来自卡纳塔克邦的 21 岁医科学生在炮击中丧生。莫迪于 2 月 26 日致电乌克兰总统沃洛德米尔·泽连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要求为学生提供安全通道。一个多月后，苏杰生在议会发表讲话时称莫迪的干预令人惊叹。“他自己打了一个电话，与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交谈。我们的学生被困在两个城市。在那些地区，他让战争停止了。”其他印人党领导人和同情者声称，印度已经为撤离创造了临时停火。外交部后来不得不澄清，莫迪确实没有停止战争。
在回应一位议员时苏杰生说,“N·K·普雷马钱德兰（NK Premachandran）对比了印度的建议与西方国家的建议。现在，我想让尊敬的议员明白，西方国家有自己的政治方针和政治议程，他们的建议与我们的目的不同，即关心社会的福祉。他们在玩政治游戏，对我们来说，没有人比我们先撤离公民。”他没有解释让公民先发制人地摆脱不断升级的冲突局势的政治议程可能是什么，也没有解释让公民自己做出不确定决定的责任是如何实现他们的“福利”的。相反，他狡辩称：“我想说，如果我们的建议毫无影响，或者没有被认真对待，那么4000名公民是如何在冲突发生前离开的?他们离开是因为他们明白这个建议的重要性。我们并不是每天都发布警告，当任何大使馆说离开时，人们就会相信。”他说的充其量是在乌克兰五分之一的印度人。
苏杰生没有回答有关疏散过程中发生的严重失误的问题，而是就总理与俄乌领导人谈话的影响激烈地为莫迪辩护。苏杰生说，他亲眼目睹了莫迪给俄罗斯总统的电话。“当他和普京谈起这个问题时，我就在房间里，普京说我们的学生处于危险之中，发生了骚乱。那次谈话之后，我们有时间疏散学生。俄罗斯人告诉我们去没有警报的地方。”
2022年2月28日，莫迪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将四名部长——哈迪·普瑞（Hardeep Puri）、乔蒂拉蒂亚·辛迪亚（Jyotiraditya Scindia）、基伦·里吉朱（Kiren Rijiju）和V·K·辛格（VK Singh）——派往乌克兰周边国家，许多印度公民正在那里被遣返回国。该任务被称为“恒河行动”。它把危机变成了宣传噱头。许多观察家还指出，这场行动的名字取得很巧妙，以引起北方邦人民的共鸣，他们将在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投票。法比安说：“我认为将我们的部长派往乌克兰不是一个好主意。大使们可以胜任这项工作。而且，当部长到达时，大使馆工作人员还需承担额外的责任来照顾部长。我不认为仅仅通过派遣部长就能获得更好的合作。相反，这只是为了上头条。”在议会中，苏杰生称赞这些部长“通过访问这些地区大大减轻了他的工作量”。
乌克兰撤离一经决定，便按计划进行。当学生们着陆印度时，几位部长欢呼“向印度母亲致敬（Vande Mataram）”和“印度母亲万岁（Bharat Mata ki Jai）”来迎接他们。但大多数受战争创伤的学生都没有理会他们。苏杰生则没有出席欢迎会。
法比安告诉我，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使用“外交武库”中的工具。“这个决定来晚了，”他说。印度本应要求学生早点离开，应该借鉴过去成功的疏散经验。“在科威特和伊拉克撤离期间，我们不太在意宣传，”法比安说。“我们没有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行动。这一切都是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每个人都各司其职。”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有许多后勤工作要处理。责任落在大使馆身上，而大使馆则需要外交部的直接支持。这包括为成千上万寻求安全的公民安排食物和住所。通常，大使馆在资源耗尽时需要资金。法比安说:“在乌克兰，有一两家印度企业提供了一些帮助，但政府并没有认真思考或探索寻求企业帮助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积极的外交。”
取而代之的是积极的民族主义。撤离几个月后，即 2022年10月，苏杰生将外国大使带到巴罗达参加九夜节庆祝活动。他在活动中表示：“当我们的学生拿着印度护照离开乌克兰时，其他人就能意识到印度的学生正在获得帮助。的确，一些来自邻国的学生也加入了我们的撤离行动。现在想想，他们一定觉得，‘这个国家有某种东西……因为他们的国旗令人受益。
自俄乌冲突以来，美俄之间的敌意加剧，印度一直受到西方要求断绝与俄罗斯关系的压力，这使印度处于尴尬的境地。潘特说:“我们与俄罗斯有防务关系，我们的地区安全利益也趋于一致。许多印度人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在关键时刻支持印度的国家。冷战后，印度正在使其国防供应多样化，尽管尽了最大努力，但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并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在乌克兰危机之后，随着大多数国家停止与俄罗斯的贸易，印度增加了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化肥和燃料。2022年4月至8月，印度与俄罗斯的双边贸易额达到182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使俄罗斯成为印度第七大贸易伙伴。
2022年9月，在撒马尔罕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上，莫迪告诉普京，这“不是一个战争时代”。普京回应说，他理解印度的担忧，但将持续的危机归咎于乌克兰。第二个月，也就是10月，联合国大会(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通过了一项谴责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决议。印度、中国、巴基斯坦和其他32个国家投了弃权票。143个国家投了赞成票。到2023年1月，俄罗斯已成为印度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同时,苏杰生已经说服美国接受印度的立场。据泰利斯称：苏杰生认为——印美双方正在适应“乌克兰危机的有害现实”。他告诉我，美国“明白印度与俄罗斯的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双方都在处理印度与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会有一个能令所有人满足的完美均衡。西方认识到印俄关系的遗产——印度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抛弃或重塑其关系。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泰利斯补充说,苏杰生“已经说服美国,印度追求战略自主不会削弱美国的国家利益。他已经能够以美国同行的方式将自主的含义概念化。
尽管莫迪政府和亲政府的智囊团与不结盟运动保持距离，但这事实上是解释印度在大多数事情上立场的有用工具。苏杰生的目标是让印度成为全球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声音，这也符合印度独立的外交政策历史。萨尔曼·库尔希德（Salman Khurshid）告诉我，不结盟运动很容易被驳回，因为它产生的背景截然不同。“不结盟运动所依赖的平衡已经消失，”他说。“但是，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我们突然觉得不结盟并不是一个坏主意，因为我们意识到不能在世界上偏袒任何一方，我们必须与双方保持等距。”在 2022 年 9 月的联合国大会上，苏杰生表示，“印度站在和平一边，并将坚定地站在那里。我们站在尊重《联合国宪章》及其基本原则的一边。
苏杰生演讲的开头更加令人不安。他谈到印度如何处于“复兴一个被几个世纪的外国袭击和殖民主义掠夺的社会”的过程中。莫迪政府的国内选民会立即将“外国袭击”的提法当作是指加兹尼的马哈茂德和穆罕默德古里的入侵——这些人被再度提起是为了强调穆斯林统治者的恐怖，并将穆斯林统治塑造为入侵一个本质上是印度教的国家。
前外交秘书维韦克·卡图 (Vivek Katju) 在《印度教徒报》(The Hindu) 中写道，“这也许是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对印度统治制度的历史做出基本解释，尽管是使用暗语。他称之为“这是一条危险路径，因为当国家立场必须扎根于宪法，并在国外以权威方式表达时，最好能避免国内争议。。根据印度的外交传统，印度总是在在国外表现出全国统一的立场，特别是在联合国和多边论坛上。苏杰生应该很清楚这一点。”
苏杰生进一步阐述了莫迪为印度公民做出的五项承诺，并宣称它可以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其中包括将“我们自己从殖民心态中解放出来”，并为“我们丰富的文明遗产”感到自豪。拥有“殖民心态”的指控在政治阶层中越来越流行，并被用来对付那些被塑造成讲英语的“反国民”的人，他们对政府提出质疑。前副总统温凯亚·奈杜（Venkaiah Naidu）在 2022 年 3 月表示：“我们应该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祖先感到自豪。我们必须追根溯源，必须放弃我们的殖民心态，教育我们的孩子为他们的印度身份感到自豪。”外交部发言人今年在提及 BBC 莫迪纪录片时使用了同样的措辞。
卡图对苏杰生在联合国使用这个词感到不安。“文字、短语、论据、规劝是外交的工具，”卡朱写道。“不能也不应该放弃它们以在外部环境中促进国内意识形态。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能会在国内赢得加分和声望——有时出于外交目的，它们无疑也是需要的；然而，作为指导的事实、理性和逻辑永远不应被忽视。”
与他过去的外交时代不同，苏杰生现在的姿态非常好战，而且他似乎随时准备提出殖民主义的幽灵。当美国亿万富翁投资者乔治·索罗斯今年 2 月表示，有关高塔姆·阿达尼 (Gautam Adani) 的不当行为及其与莫迪关系密切的报道动摇了国际投资者的信心时，苏杰生指责他散布谣言。苏杰生说他很担心，因为印度知道“外部干涉”政治的危险。他对索罗斯的话是人身攻击：“我可以认为，索罗斯先生是一个年长、富有、固执己见的人，坐在纽约，他仍然认为他的观点应该决定整个世界的运作方式。现在，如果我能止步于古老、富有和固执己见，我会把它收起来。但他又老又富，既固执又危险。”苏杰生称像索罗斯这样的人很危险，因为他们将资源投入“塑造叙事”。
随着印度进入2024年大选，印度人民党正在大力打造自己的叙事。G20峰会将于今年9月举行，莫迪政府希望向印度展示，在总理的领导下，印度已经成为世界领袖。辛哈说:“每一位总理都会立即意识到一件事。外交政策的成功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其他任何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印度的外交政策已成为其国内政策的延伸，而且没有任何时候比莫迪政府更明显。”
就苏杰生而言，他已经理解了自己的任务，并成功地为国际观众树立了尖锐而正义的语气，同时向国内观众传达了印度人民党的使命。尽管使用了新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语言，但处理印度国际关系的基本形式仍然大体相同。
但是，内容有所更改。霍尔告诉我：“与十年前相比，印度现在更倾向于西方，而且更加直言不讳地表达其对多极印太地区的愿景。”当斯米塔·普拉卡什向苏杰生询问印度与西方日益密切的关系时，他回答说：“是的，我们与美国，尤其是西方，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对此进行辩护。”
苏杰生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前途并不明朗。“他知道如何与时俱进，”巴德拉古玛告诉我。“他不是职业政治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很好，因为他可以像一个值得信赖的官僚一样行事，能够满足政治领导层的需要并高效地履行职责。”阿南德·库马尔 (Anand Kumar) 是他大学时代的老朋友兼学长，一直饶有兴趣地关注着苏杰生的转变。据他说，苏杰生“以他的经历提升了办公室里与他有着类似经历的职业官僚的尊严”。但这种转变也让库马尔感到担忧。“他是说印度教语言的政府的一部分，我祈祷他成为这种语言的糟糕学习者，”库马尔说。“如果他成为目光短浅的受害者，那将是糟糕的一天。我希望他在转型中失败。” 潘特（Pushpesh Pant）是尼赫鲁大学的前国际关系教授，曾教过苏杰生，他说这其中有“个人野心因素”在起作用。“他是一个明智、世俗和民主的人，”他告诉我。但是，他补充说，“如果你正处于职业生涯的顶峰，那么可能需要做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译者注：浮士德式交易，是一种心理障碍。主要是指，一个人对一种看似最有价值的物质的盲目崇拜太大，从而使他失去了理解人生中其他有价值东西或精神的理由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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