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孩子进了精神科，谁病了？
3岁，小男孩的行为表现和其他孩子越发不同。听歌曲，总是听个开头，急着点“下一首”；在不感兴趣的事情上，他坐不住，像游戏里满屏幕乱跳的淘气精灵；在幼儿园，所有小朋友往前跑，他转身，朝后跑；如果把他从早到晚说的话打印出来，很快就能垒到天花板。
上了小学，情势更激烈了。老师让翻开书，他顶嘴，“不翻书”；挨老师批评时，他在课堂上发出怪叫，老师提醒不要叫，他不服气，一股劲儿上来，索性跑出教室，一个人去楼梯间看书了。
陈锦一度觉得，这是性格问题。她和丈夫学习了正面管教的课程，还在旁人的建议下，反思自己“规矩立得不够多”。于是，家里出现了一根棍子——白天在学校少上的课时，晚上在家罚站补回来，“动一下，打一下”。
越打越没用。直到一个老师提醒陈锦，带孩子去医院查查吧。
这只是陈锦一家故事的开始。过去两年间，这位母亲投石问路一般，带儿子穿梭于北京的多家医院。在儿童精神科，陈锦看到了生活晦涩的另一面。
她不禁产生了一个困惑：究竟是孩子病了，还是家长和社会病了？
早晨7点半，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的诊室门口，已经排起许多人了。陈锦是其中的一位。
气氛是沉寂的。家长们很少互相交流，大多紧紧看着孩子，听从命运发落一般，等待医生叫号。陈锦第一眼看过去，人群里的孩子就像任何普通的学生，有的还穿着校服。只是，其中的一些怎么也不说话，似乎和外界有一层隔膜。她也能从家长的身上感受到压抑的气场，“没有光彩”。
陈锦记得一个孩子，候诊时突然缩在地上，蜷着身子，头不停地撞向桌子腿。孩子爸爸训练有素地拉进怀里，不停地安慰，没关系、没关系。
另一位从东北过来的母亲，牵着还在读幼儿园的儿子，主动和陈锦攀谈。听起来，这是她第一次带孩子来看精神科。这样的新手家长会有一种缥缈的惶恐状，不确定接下来要面对什么。
无论如何，能挂上儿童精神科的家长总归是幸运的。这里诊位稀缺，线上抢号每次都是“秒没”，有人求助黄牛，有人天没亮就来医院继续抢号了。
这种情况不只在北京。张桦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精神科主治医师。据她回忆，四五年前起，每到9月1日开学第一天，儿少精神科的发条就拧紧了。这天一过，孩子们从四面八方送来，她和同事们忙得“连午饭都没空吃”。
如今，开学和期末没有区别了。儿少精神科的每一天都人满为患。专家号提前一个月便一抢而空；张桦在门诊一坐就是10个小时，“每天都很难吃上午饭”。
起初，徐汇院区有20张儿童病床，前年闵行院区又增加了30张，依然“一床难求”。据统计，2022年，上海精卫儿少精神科的年门诊量超过5万人次。
小小病人们还在不断溢出。倪晓东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门诊部行政主治医师，他日常接诊的患者不限年龄段——即便如此，16岁以下患者占到了1/3，有时甚至达到1/2。
据张桦和倪晓东介绍，前来就诊的孩子可以归为三类：低龄幼童大多是分离焦虑、孤独症；学龄期主要是多动症和适应问题；到了初中之后，以焦虑症、抑郁症为主。
2019年，倪晓东的同事统计过医院方圆1公里内的心理咨询室，约有32家。于是医生们总能见到一种特殊现象：心理咨询师们陪着家长和孩子来医院挂号——有些孩子已经达到精神疾病的程度，甚至需要药物治疗，然而家长不愿意主动求医，宁愿先找心理咨询师，过渡一下。
郑州一位小学教师有类似的观察：如果学生厌学，父母们宁愿带去检查智力，也不去看医生——“小小年纪，怎么可能抑郁？”
即便走进了精神科的诊室，家长也未必真的理解，孩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的父母希望这就像治疗一场感冒，立竿见影。一位在外地打工的母亲带着厌学的孩子来到上海，找到张桦。诉求很明确：快给孩子做做思想工作，他不能懒惰到不想上学，还总是哭哭啼啼的。
“孩子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家长的想象，他不是懒，也不是不努力，而是的确遇到了困难。”张桦说。
也有的家长跟着“哭得像个小孩”，将情绪问题视作“不懂事”——“我该做的都做了，小孩怎么还能这么对我？”
去年11月，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生徐海军发了一条微博：“凌晨，女孩，抑郁症，大量服药，洗完胃。母亲问，明天能上学吗？”
武汉协和医院医生林鸣转发了这条微博，又写道，他的同事去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会诊，一个抑郁症的孩子正在住院，孩子的母亲在病房门口拦住医生——
能不能帮忙把作业送进去？
“做一个好孩子的压力是很大的。”张桦说道。
她接诊过一个小学高年级的学生。从一年级起，他每天早上走到校门口，一定会犯个恶心，呕吐一下。时间久了，查不出病灶，家长也就接受了这事。直到四五年级，他的洁癖行为越发严重。这样脏，那样也很脏，他指挥每一个回到家的人换衣服、洗手、消毒。来医院那天，他戴着手套——地铁很脏。
经过评估，医生们认为孩子属于易焦虑的体质。张桦回忆道：“他从一年级就表现出来焦虑的情绪，‘我要上学了，我不能出错，我要做个好学生’。但是他紧张得很难受，才会呕吐。”
从医生的角度而言，要判定一个孩子为什么生病，需要评估多方面的信息。“孩子表现出来情绪问题，可能是单纯的生物学问题（和基因遗传有关），也可能跟他的生长环境、受教育环境有关系。”张桦强调成因复杂，家庭因素是其中之一。
一旦医生诊断认为某个孩子的情况和家庭有关系，会邀请父母一起来做家庭联合治疗。往往，困难也会出现在父母这一环节。
张桦就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个孩子生病后，不上学了，医生诊断完建议父母配合完成心理咨询。那位父亲不能理解，明明是孩子不上学，咨询我做什么？
“现在已经不知道谁是病人了。”纪闵馨说。她是一位心理咨询师，生活在沈阳。
日常工作中，纪闵馨接触了大量由于心理问题而休学的孩子。而现在，坐在她对面、需要解决问题的，是她8岁的儿子。
这学期伊始，这位8岁的小男孩开始频繁生病。先是发烧，嗓子不适，接着是结膜炎——眼睛通红、发痒，症状总在放学时加重。直到去年10月的一个晚上，他写作业时，头不自觉往左侧甩动，一下接着一下。
纪闵馨怀疑儿子可能得了抽动症。这是低龄儿童中常见的一种病症，表现为某种快速、反复出现的运动或发声。环境压力是诱发因素之一。
纪闵馨是“放手型”的母亲，她的两个孩子都是在独立自主的氛围里“散养”大的。这学期，儿子的班级换了老师，学习上抓得紧。小男孩放学时经常耷拉着脑袋，一到家就喊困，没电了一样。
职业敏感提示纪闵馨，抽动症只是症状，背后应该有别的原因——上海精卫的两位医生也提到，如果孩子出现了心理问题，经常呈现为躯体性症状。
那天晚上，纪闵馨先是安慰儿子最近很辛苦，又提起他被老师撕作业的事情。“是不是这些事对你很重要？你觉得自己在其中很受伤？”她主动询问他的情绪。
小男孩听罢开始抽泣，问道：“妈妈，我是不是差生？”
后来，这个小男孩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当时挺在乎老师评价的。纪闵馨判断，应该是心理压力让他连续出现躯体性症状。和儿子商量后，她联系了班主任，请了一周病假，“否则他所有的力量和灵气都消耗没了”。
一周后，孩子不见好转，假期继续延长，一直持续了两个月。小男孩在家上网课，写作业，其他时间滑雪、听《三国演义》、学围棋、遛狗。他偶尔跟同学打听老师的教学进度，发现自己并不慢。
期间，不时有前来做心理咨询的家长关切道：纪老师，你家娃还没上学吗？你真的不着急、不焦虑吗？
纪闵馨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家长。孩子病了，担心的不是身体如何，而是少上了多少节课，害自己操了多少的心。
她也观察到，前来咨询的孩子里，小学生的自我评价大多“挺不错”，他们认知里的“我”，和父母、老师描述的常有出入。随着他们在负面评价中长大，初中之后，他们的社会化更强了，生命力却消沉下去了。
有的哪怕多睡半个小时，也会产生羞耻感——“我明明应该早点起床写一张卷子的，我真该死。”
“如果一个孩子的生命活力都完全丧失了，我们到底要培养孩子去往哪里？”纪闵馨反问道。
在儿少精神科的诊室里，张桦询问一位母亲，孩子小时候遇到某些问题会有什么反应。那个常年在外出差的母亲“讲不出来”，只能苍白地重复说，老师都夸孩子很聪明。她孩子过去的确省心，积攒的问题却在六年级暴露，缺席的母亲根本招架不住。
但她的“不在场”，又是难免的。为了养活家庭，很多家长不得不加班、出差，疲于奔命。“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很多父母必须要离家工作，没办法很理想化地陪在孩子的身边，一部分孩子就会出现问题，父母也根本不了解他们。”张桦说。
另一对从外地来上海打拼的夫妻，有体面的工作，在市中心买了房子，孩子考进重点高中读书。或许是这对费了千辛万苦终于落脚上海的中产父母，太知道出人头地的不易，不断地给孩子灌输一种想法：我们家庭条件很差，不好好读书的话，以后只好给你弄一间小店铺。
言听计从的孩子开始惶恐于每一次考试的失败。他在表达中不时比较着“有钱”“没钱”——经济条件好的同学尚有退路，我呢？
张桦观察到，很多家长会把生存压力传递给孩子。“有的孩子没有办法调整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会陷入灾难化的状态。”
最常见的灾难预警是：“考不上好学校，我的人生就没有了。”
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母亲也曾坦率地向纪闵馨自我剖析，她知道孩子的坏情绪源于自己，她整日担心失业，孩子一有风吹草动她就“爆炸”了。
成功的父母害怕孩子掉下去，没成功的父母想让孩子搏一搏。人们把孩子塞在约定俗成的评价体系里，人生竞赛，延绵不断。
张桦有次安抚一个就诊的学生，“你不要怪爸爸妈妈，他们也不想这样的，这个时代对大家的要求都很高，所以你会觉得很累。”
听到这些话，孩子和陪诊的妈妈都哭了。
而在陈锦一家的故事中，真正的考验也在小学二年级降临了。
新学期，儿子班里换了老师。忐忑之中，陈锦给每位新老师发信息，讲述孩子的情况，请多关照。半个月后，老师的投诉以每天至少一次的频率出现在陈锦的手机里：上课离开座位，还把书扔到楼下；另一天，在发生了诸多事情后，情绪崩溃的孩子在教室地上打滚，重复着：“我不想上课，我要回家。”
恰在这几日，陈锦拿到了北大六院的诊断报告：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
这解释了陈锦儿子的特别之处。据《儿童注意力缺陷障碍家长指南》，ADHD是儿童行为发育过程中最常见的疾病，也就是其间“出现和年龄不匹配的注意力不集中和（或）多动、冲动的行为，并且这些行为持续时间长”。
陈锦打了个比方，法拉利的脑子，自行车的刹车。“孩子知道我应该好好听讲，我不应该说这个话，但是他刹不住自己。”
由于有时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这样的孩子常被贴上“坏孩子”或“行为古怪”的标签。
某个晚上，班级的家长群爆发了集体“讨伐”，对象是几个不守纪律的学生，陈锦的儿子位列其中。信息弹射出来的速度和陈锦的心跳一样快。最后，家长们接龙，要求学校整治班级纪律。
“这是我们家庭的至暗时刻。我内心是很羞愧的。因为我的儿子影响了课堂，打扰了同学。我有一种无力还击，也无法还击的感觉。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被给予这么大的恶意，可是那种羞耻感让我不知道要怎么做，也痛恨带来ADHD基因。”那天，陈锦躲在儿子看不见的地方，擦掉眼泪。
她和先生在群里向其他家长郑重道歉。漫长的治疗之路也就此展开。
张桦告诉我，多动症的确是很多低龄家庭和老师最关心的问题。许多老师头疼于这些不遵守纪律的孩子，甚至会采取非常不科学的方法，比如之前有老师告诉一位母亲，你这孩子不可能再好了，赶紧给他办转学。
“孩子什么都不知道，就给戴了个帽子，”张桦说，“我们后来评估下来，那个孩子也是多动症，那么药物结合行为干预，以及父母的教育，慢慢会有改善的。”
这指向了新的问题——面对生病的孩子，环境能为他们提供什么？
在张桦的讲述中，有个幸运的孩子。他患了抑郁症，初中阶段，他喜欢坐在垃圾桶前面的位置，躲在教室的角落里。高中班主任得知他的情况后，友善地提出，如果你坐在前排感觉不舒服，我帮你换位置。
“孩子觉得老师很真诚，他说不需要，我想挑战一下自己。”张桦说。每次他需要请假，老师和学校从没有为难过他。许多病情严重的孩子，因为和环境持续发生摩擦，最后都离开了校园。但是他一直坚持上学。
如果老师、校园、社会都是包容、支持、友好的态度，对孩子的接受度很高，那么生病的孩子也会慢慢地适应、调整，张桦这么总结道。
陈锦也在期待这一切的发生。
起初，她只向老师说明了孩子的病情。她每天和老师交流孩子的表现，行为训练课次次不落。夫妻俩参加了家长课堂、跟着书单学习，给孩子做心理辅导，尝试药物营养素治疗，等等。然而，一年后，他们一家再次经历了一场校园危机。
那天，她的儿子帮别的同学出头，骂了脏话。不知情的老师批评了他，委屈又生气的孩子随口骂了老师。家长群又沸腾了，有人说要闹到教委去。
陈锦夫妇和其他家长代表在学校面对面会谈了一次。陈锦提出，她先生来学校陪读，保证不影响课堂纪律。
她的想法遭到了反对。有的家长说，学生们好不容易建立了专注力，这样会影响课堂。有的说，之前你们就陪读过，我家孩子问是不是搞特殊化。还有人建议，应该想想孩子适合什么样的学校。也有一些家长在得知情况后，表达了善意。
最后，风波以几位纪律差的孩子单独上小班而得以平息。
也不是没有令人欣慰的插曲。一些同学在父母面前替陈锦的儿子说话：他很好，不要说他的坏话，不要让他不能来上学。
局部温暖并不足以抵御继续恶化的整体。被儿童心理问题装满的家庭还有很多。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3年初发布的国民心理健康报告，参加调查的青少年中有14.8%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前不久，陈锦进过一个互助家长群，群里有200多位家长。他们的孩子都生病了。
但陈锦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生病的大孩子也在其中。他常在群里分享日记，谁谁在学校里欺负自己，你为什么不转学，谁谁又骂自己，你去死。
一回，一个家长在群里求助，因为孩子的病情给家庭带来的张力，自己也快得抑郁症，坚持不下去了。很多家长在下面安慰她。
那个痛苦的大孩子却写道，我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妈妈的身上。
这些字像一把刀，一笔一划地刻在陈锦的心里。她感到无力。疾病本身带来的挑战不至于让大家这么悲观，紧张的环境加速了恶化。“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
另一次，陈锦看到一篇帖子，也是一位家长写自己多么难熬。她在底下盖楼道，宽容的教育环境可以容纳特殊的孩子，但是现在的环境太严苛了，他们只是“非标准教育生产线上的孩子”，老师也没有精力照顾每一个学生的心理健康。我们的孩子在这个环境中遇到的挑战太大了。
结果，她收到许多反对的评论。有人说她站着说话不腰疼，有人质问，老师不就是来教书的吗？
新年的第二天，我来到位于北京昌平的日日新学堂，一所诞生于2006年的创新教育学校。在一间位于平房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创办者之一张冬青。她穿着红色毛衣，笑容和煦。
之所以来见她，因为我听说这里收纳过一些“厌学儿童”。我想知道，面对生病的孩子，我们的教育还能做些什么，怎么才能打破陈锦正在经历的“无解”。
据张冬青回忆，日日新建立之初，凡是想从公立学校转过来的孩子，90%都是厌学——“否则不会说我在公立学校好好的，我要转出来，寻求一个新的道路”。但那时，张冬青还鲜见抑郁症的孩子。
如今，想转学过来的学生里，70%患有抑郁症、焦虑症或其他心理疾病，其中一半的孩子在接受药物治疗。他们在正常的校园里待不下去了。
其实日日新不是做融合教育的特殊学校，无法接收那些症状严重的孩子。但他们的确遇到过一些特别的小孩。
之前来过一个高敏感女孩。父母形容她，“就像一个没有皮肤的孩子”，对外界的一切都极度敏感——别人大声说话、不友善的眼神，都会刺激她的情绪。她换过5所幼儿园，一年级读不下去，父母送她去乡下，在那儿租了一间院子，养了猫、狗、鸡、鸭。
休学一年多之后，她爸爸打听到日日新，悄悄来学校门口观察过很多次。打动这位谨慎父亲的画面是，课间，一团孩子围着老师，亲密地拉着胳膊、抱着腿。他觉得有戏，送女儿来了。
那时班里种了蒜苗，长到茂盛时，孩子们剪下来拿回去吃。小女孩第一次看到剪蒜苗，哭了，“觉得是在伤害生命”。老师特意为她约定，班里的蒜苗不能吃，其他孩子也都很配合。
小女孩在日日新一直读到小学毕业，之后决定回公立学校读初中。离开前，她跟老师说：“我现在长成雄鹰了，我要飞出去了。”
后来，这个女孩去了一所世界排名前30的大学读书。
“要尊重不同孩子的特征，”张冬青说，“孩子是最不设防的，如果一个社会病了，会直接反应在孩子的身上。”
这是冬日午后，太阳像锁在透明的冰柜里。办公室外的一片土质操场上，一群小男孩正在热烈地踢足球，一两个同龄女孩参与其中。隆冬季节，土壤像是一块压缩饼干，冻得严严实实。
等到春夏，这里就热闹了。“长各种野花，不同年份长得野花还不一样。”张冬青冲着外面笑着说。远处，孩子们正在没有高楼和塑胶跑道的场地上玩耍，他们拥有15分钟的小课间和25分钟的大课间。
张冬青心疼那些整日被安放在书桌前的学生。没有生活、游戏和劳动，只需要从早坐到晚，完成面前的课业，像是“信息时代的童工”。
“他们脱离生活、脱离自然了，”张冬青说，“把孩子放在教室里，等于把他们放在一个绝缘的环境中。一个孩子的身体是绝缘的，心理能不出问题吗？”
那个绝缘的环境里，在北京，在上海，在很多城市，儿童精神科的门口依旧人来人往，新旧面孔在这里擦身而过。
在儿少精神科，张桦还在不时说服那些紧绷的家长，你先变成一个有趣的人。“有些孩子为什么没有办法去排解情绪？如果父母不有趣，每天回家也就是玩手机，想要让孩子变得很有趣，学会生活蛮难的。”
在沈阳，纪闵馨说起一个重度抑郁症的中学生，在她的建议下，转离了重点班。后来他上了职业高中，学习喜欢的动漫制作专业。虽然离开了“好学生”的评价体系，他回归了对生活的热情。
网络上，陈锦还在一点一滴，记录儿子的治疗干预过程。帖子的收藏点赞，总是集中出现在凌晨——孩子睡了，家长们开始焦虑了。她一遍一遍地强调着，“ADHD不是精神病”。她希望人们不要另眼看待这些孩子。
之前，一支德国合唱团来中国交流，在一位家长的引荐下，到日日新参观。一个德国人对张冬青说：“这些树就是教育。”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自然环境承担着教育的作用，另一层是说，那些不被人工过分修剪、干扰的野花和树木，就是一种教育的态度。
常有家长提问，好的教育是什么？
“尊重孩子，他慢慢就强大起来了。如果你不尊重他，他就越发包裹，在一个壳子里成长。当环境是开放和接纳的，他就会敞开自己，从内往外地生长。”张冬青认为，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可塑性，他应当成为他自己，唯一的样子。
说这话时，张冬青正坐在一张长桌前，身后是一座燃烧环保木块的暖炉，透过玻璃罩子，能看见瞬息变幻的火焰，在寒冬中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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