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野、董立、王雨 | 林东《求实若狂：社会调查与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1900-1949》讨论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1949
求实若狂：社会调查与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1900-1949
Tong Lam 林东
王雨（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林东的《求实若狂》描写的是一段“四万万同胞”这个不精确的数字意象让位于科学的人口普查的历史，一段中国人试图摆脱被当成“差不多”先生这个污点的历史。本书关乎民族生存的欲望、现代国家构建和社会调查方法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展之间勾连的历史。
英文里的统计学一词（statistics）19世纪后期才出现，来源于德语中的statistik, 指十七、八世纪在政治中运用科学的实践。英国的统计专家在被称为statistician之前被称为statists。由此看出量化调研概念的诞生与现代国家治理之间休戚相关的道理。林东的《求实若狂》描写的是一段“四万万同胞”这个不精确的数字意象让位于科学的人口普查的历史，一段中国人试图摆脱被当成“差不多”先生这个污点的历史。本书关乎民族生存的欲望、现代国家构建和社会调查方法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展之间勾连的历史。
我们在这里提出几个问题作为引导，但大家讨论的范围不必囿于此：
1）非传统的历史书写：至1940年代的历史打通了起来说，分几个侧面（国家普查，民间反抗，对西方社会调查方法的本土化过程，调研者自身素质的培养等）对史料进行综合，不严格遵循编年体的格式。科学观在清末民初中国的建立似乎没有被作为背景引入本书。科学与玄学的争论等事关重要，但书中提及不多。
2）激情（passion）与事实（fact）的生产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明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档案的政治学的认识以及了解民族国家在建造自身合法性的某些特点？
3）了解社会学史对社会学研究本身有没有帮助？ 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鸿沟大于人文学科和基础科学之间的鸿沟，有没有任何沟通的可能？作者提到的科学与情感的纠葛（社会概念的建构及社会调研方法的建立本来就与国家主义情愫有关，更何况培养社会科学家的过程也包括对研究人员情感世界的塑造）对这种沟通有什么意义呢？
董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
作者在该书的论证中非常值得肯定的一点是，不仅从国家和精英的角度去考查社会科学兴起与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关系，而且从民间、从社会底层和边缘的角度做了一些逆向的审视。
A Passion for Facts（2011）是作者Tong Lam（林东）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一本新作。该书主要从文化和政治两个维度研究了发轫于清末及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运动”（social survey movement）。作者一方面考查了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对于社会“事实”（facts）的认知方式是如何兴起的，另一方面则重点揭示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现代国家的建立以及与中国在世界殖民体系中的地位是如何关联的。
在第一章中，作者首先指出中国和西方历史上对于何为“事实”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和政治精英感受到一种来自西方的“认识暴力”（epistemic violence）：由于缺乏准确的经验数据，国人对于自身社会事实的无知（甚至缺乏“社会”这个概念）不仅是西方人眼中的笑柄，也成了中国自强与发展的障碍。因此，这些精英希图通过引入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来测量并让国人了解实际的国情，同时借此启发民众的国族认同感。相比于西方的殖民属国，作者认为中国的本土精英反而更容易倾向于全盘西化。
接下来作者主要介绍并分析了1909-11年期间晚清政府进行的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第二章对比了新的人口统计方式与以往的不同：之前的人口统计往往针对汉人、旗人、边疆地区采用不同的方法，其数据的准确性也存在很大问题；而这次人口普查则首次以个人为单位，对各民族一视同仁。这不仅反映了晚清新政所面临的人口控制形势，也体现了近代民族国家以平等的国民为主体的政治特点。第三章从民间的角度考查了晚清人口普查所遇到的抵制，主要包括农村地区的骚乱以及边疆地区的不合作。作者意图表明，尽管新的社会科学调查能够更准确更全面地反映社会事实，它也同时意味着国家对于社会的更深介入。政府及精英在处理民间抵制时，往往将其一概视为落后愚昧。这不仅反映了他们自身所持有的现代世俗民族国家的线性历史发展观，忽视了民间抵制的政治涵义，同时也表明社会科学的引入逐渐排除了其他理解社会事实的方式。
后面的几章由晚清转向民国。第四章描述了中国学界由国学到社会科学的转变：以傅斯年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家，一方面提倡科学的普适性以挑战传统国学，另一方面又依靠政府的支持以捍卫中国的学术主权。在此，科学调查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是微妙的：前者通过社会历史地理知识来建构后者，而后者则向前者提供权威性和合法性支持。与此同时，作者也指出，社会科学虽然强调客观理性，但其合法性同样依赖于诸如调查过程中的吃苦耐劳等非理性因素。第五章进一步考查了科学调查与国家建设之间的联系。民国政府在1928年开展的人口普查是一次通过科学调查来掌握民情并进而将国民转变成行政对象的尝试。相比于晚清，这次普查更注重科学性，更强调在统一时点上统计全国人口的存量，这在客观上有助于塑造对于时空同质的现代国家的认同感。而与此同时，政府和精英试图通过科学调查来改造迷信群体和凸显民族平等，这实际上又肯定了现代国家与落后地区之间的非共时关系，强化了民族国家的功能和合法性。
最后一章概述了现代社会科学由美国学者引入中国到进一步本土化的过程，调查研究的中心也随之由城市转向乡村。这不仅与欧美经验不同，也与民国政府的“科学改造工程”（scientific engineering）相异，因此逐渐出现了众多政府以外的民间研究。此时的中国俨然成了一个“社会实验室”（social laboratory）：各种社会科学派别与各种政治路线互相关联，提供了不同的社会想象和解决方案，以及与之相应的权力诉求。以左派社会学者及毛泽东本人的社会调查为代表的共产党的农民调查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
因研究方向所限，我无法全面评论该书在有关“帝国/国家”、“知识/政治”、“殖民/认同”等学术理论体系中的价值，对此感兴趣的国内读者可以参考本书《序言》最后列出的参考书目及其它相关著述。对社会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感兴趣的读者还可以参考阎明《中国社会学史》、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等相关材料。以下仅对A Passion for Facts一书具体的论证过程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该书论述的主线是晚清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调查的兴起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之间的共生关系。仅就这条主线而言，论述基本是到位的。但是作者对于这条主线的重要侧面，即知识精英与国家（或与政治精英）的关系，却着墨不足。例如，在第一部分中，作者由晚清精英所感受到的认知暴力而述及清末第一次现代人口普查。在这个过渡中，作者并未提供充分的材料来说明前者是如何实际影响到后者的。具体而言，作者并未详细提及知识精英（或政治精英）在这次人口普查的发起、组织、策划等方面的工作，甚至可能存在的争议，而是直接进入了对调查过程和结果的分析。在第二部分中，作者提到随着社会科学家逐渐意识到中国的社会问题更在于乡村而非城市，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包括左派和右派）脱离民国政府以城市为中心的科学改造工程，投入到官方之外的民间调查和社会实验中。在这里，作者仅以民国时期分裂的政治生态来解释这种社会实验室产生的背景，而并未对知识精英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变化做进一步阐述，略显遗憾。
作者在该书的论证中非常值得肯定的一点是，不仅从国家和精英的角度去考查社会科学兴起与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关系，而且从民间、从社会底层和边缘的角度做了一些逆向的审视。例如，作者在第三章探讨了乡村和边疆地区广泛存在的对新式人口普查的抵制。然而，如果作者能够在此通过进一步的比较方法来分析这种抵制（譬如将其与中国以往历史上人口统计方法发生变化时或国家介入社会的程度/方式改变时做比较，也可将其与其他特别是东亚国家相比较），那么其结果将更具有说服力。而作者对于除了迷信群体和边疆之外的民间反应，其论述也略显不足。另一方面，或许是材料所限，作者在对民国时期人口普查的分析中，虽大量借鉴了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中对于同一时空下统一民族国家想象的论点，却并未从民间的角度提供充分的经验材料支持。
最后还有两点。第一，作者在讨论社会科学合法性中的非理性因素时，特别强调了调查人员在实际工作中的吃苦耐劳，并进一步将其解释为学科自身规训力量（disciplinary power）的表现。但如何将这种因素放置到更大的社会变迁或学科发展的背景中去考查，如何将其与知识生产和现代国家这条主线相关联，是作者并未完全处理好的一个问题。第二，作者在讨论美国社会学家对于中国早期社会调查的影响时，涉及了却并未深入讨论一个重要的相关议题，即美国社会学在二十世纪早期的发展和进步运动以来美国政府的社会改造计划，与中国社会科学的萌芽和民国政府的社会改造工程，两者之间是否具有比较的意义？是否能够在现代性话语或殖民主义话语之外，找到另一种新的理论视角？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知识/政治”和比较学科史的问题。
宇野（多伦多大学东亚系博士候选人）：
实际上Lam在这本书里谈的重点不是代表现代性的各种事实，而是这些事实在社会调查的过程中是被搜集，筛选，整合的过程，以达到符合福柯所说的社会治理的标准。另外必须注意的是，这种现代性需要和中国的半殖民地背景相联系，以考察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民族国家被建构这一宏阔的过程。
Tong Lam的书在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内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尝试，即如何处理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被纳入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化潮流这个问题。实际上，就这个问题本身而言，由于中西方学者自上世纪就开始对此进行深入的探讨，它已经不是一个富有新意的话题。不管是以前的“冲击—回应”(impact-response)模式强调中国被纳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被动性，还是后来以Cohen为代表提倡的从中国内部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契机中寻找现代性在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内源性，它们都忽略了一点，即如果将有关现代性的话语视为一种塑造中国在世界历史框架下的权力来源，那么这种权力不是一种预先设定(presupposed)的存在；相反，必须要在中国和世界的交往中去把握权力与现代性结合的过程。确切的说，就是在殖民的语境下看中国如何由一个帝国的身份裂变成一个近代国家的，以及国家权力在这一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这种研究方法新在何处，我认为这本书巧妙的选择了一个突破口，将一个抽象的现代性的概念形象地展现在了被权力所塑造的场域里。这个场域就是中国的半殖民地背景，而这里的突破口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即透过社会调查看调查的对象是如何被转化为权力进行训诫和规范的现代主体的。实际上Lam在这本书里谈的重点不是代表现代性的各种事实，而是这些事实在社会调查的过程中是被搜集，筛选，整合的过程，以达到符合福柯所说的社会治理的标准。另外必须注意的是，这种现代性需要和中国的半殖民地背景相联系，以考察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民族国家被建构这一宏阔的过程。在引言部分，Lam提到了一个殖民地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概念。这个概念指的并不是对殖民者强行将制度和思维模式移植于殖民地的相关描述，相反，它强调的是一种推测式的框架，这种框架服务于与资本主义密切相联的各种公共权力的研究和建构行为 (Tani Barlow 1997)。因此，殖民地现代性不仅仅是一种由帝国主义向殖民地所传送的各种与现代性及资本主义相关联的理性、概念这一过程，更是殖民地对自身在现代世界与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重新建构，是一种去除和改造传统社会中与资本主义发展不相匹配的糟粕因素，并且反思如何在已经由资本主义造成既成事实的二元对立——殖民地/殖民者——中完成现代化变革的复杂过程。
不仅如此，Lam将这一过程放在历史的复杂背景中去，试图证明这种现代性所体现出的复杂性。这里不得不对前文提出但没有细究的半殖民这个概念做一个深入的思考。在这本书中，Lam刻意回避了对于半殖民的常规解释，即中国没有完全被殖民化并且还保留一部分主权的这个状态；相反，他注意到了，正是由于多种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并存造成中国不会完全被某一势力所塑造，从而导致中国的社会精英可以按照自己的模式和方法去改造中国并且引领社会运动。当然，这里的自己的模式仍然是受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影响，只不过这些可以引领现代化趋势的方法或模式为中国的社会精英灵活和自由的完成本土化改造创造了条件。本书的题目就间接的反映了这种形势：passion强调了一种热情与渴望。这种热情源于一种焦虑anxiety,即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国家落后，民族涣散的急迫的改变心理。在书中，Lam描述了民国期间负责社会调查的中国精英是如何为了获取相关事实而表现出一种令人惊异的，与科学精神所强调的理性完全不一致的热情与激烈的态度。这一现象一方面证明了上面谈到的社会治理与收集事实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的精英们是如何积极的参与建构民族国家的这一符合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潮流。
当然，Lam的这一有关半殖民地概念的思考也有他回避但是必须正视的问题。江勇振在批评这本书对于材料和理论的关系的处理时，提到了福柯理论中社会治理必须是在资本主义的前提下才能做进一步探索的观点，并且据此批评这本书缺少资本主义这样一个理论大前提。（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9期）我不是很同意这个论调，因为从资本主义视角进行的解读可以是来自很多不同的方面，比如这本书中论述的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本身即是对于资本主义与现代性之间复杂关系的反映。但是江至少提出了一个思考的角度，那就是有关资本全球化时期对民族国家研究的视角问题。Lam在这本书中暗示多种殖民势力在中国的共存这一现象（其他学者也谈到过这一点，例如Rogaski）造成反对殖民主义的文化和政治运动或情绪被暂时转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殖民地精英塑造现代国家以实现现代化的深深的紧迫感。这一话题是否需要放到资本在全球扩张的大的框架中来谈。如果对资本与殖民地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避而不谈的话，是否会忽视在资本的逻辑中，资本本身的投机行为对殖民地造成的深刻而又复杂的影响？Lam 在本书中论述了在半殖民地的环境下，中国精英们如何迫切的推动社会调查活动的过程。但是如果不提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如何理解精英们力推中国近代化进程所体现的主体性心态(subjectivity)?
王雨 | 如何走下去：Pluralist Universalism 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