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是实行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最佳、也是最后的时间窗口，现在已是加紧制定具体方案、筹备实施的关键期。然而，中国目前各级政府事权、财权不够清晰将会制约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实施和推进。建议在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中加强中央事权、减少并规范央地共同事权。养老保险央地事权划分体制在筹资规范、待遇规范方面存在问题。这些体制缺陷可能导致一方面地区间差别政策引发群众相互攀比，造成社会不稳定；另一方面，在中央补助和调剂背景下，有的地方故意“低进高出”增加了基金收支不平衡的风险等。因此，无论采用何种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立方案，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都须强化政治、组织、技术三方面措施。一是加强党的领导，规范各级政府事权，包括统一思想，落实决策，知人善任，政绩考核，奖罚严明。二是加强组织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效率，重点加强央、省两级经办机构建设，统一定名、定编、定岗、定员、定责、定经费，骨干人员参公管理；基层实行网格式一体化运行，其工作人员实行柜员制 和劳动合同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外包非核心业务。三是自上而下，建设高水平的全国社保信息系统。在具体的中央和省级地方的事权上，孙洁在提案中表示，需要坚持和强化的中央事权主要有：设计统一制度，制定基本政策标准，编制全国基金预算，征收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对省调配、补助资金并监督运行，规范全国经办流程并指导落实，办理跨省转续社保关系及相应基金。与此同时，省级地方的事权主要有：执行全国统一制度、政策、标准、流程，编制本省基金预算，按规定向中央上划基金，向下级分配资金并监督运行，办理省内地区转续社保关系及相应基金，指导下级经办管理服务。减少地方政府的政策、标准制定权，重点强化其执行力。为老年综合症提供“一站式服务”；建设友善老龄化社区
黄改荣——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作为一个老年科的科主任，我有这种感觉，一个老年患者有10种、8种病，老年综合症的管理特别困难。”结合工作经验，黄改荣认为，应该探索成立一个老年门诊的门诊群，包含心血管、脑血管等各方专家，患者在老年门诊群里就得到了救治，不需要楼上楼下跑很多地方，给老年人提供“一站式服务”。“老年科要求知识是综合全面的，人员素质要求也比较高。”黄改荣解释说，最终目的就是一个门诊解决老年人“一体多病”多处求医问药难题。“现在我们是鼓励二级以上医院，包括中医院都要建立老年科。”黄改荣认为，建立老年科不仅是对民间养老的有效补充，还有望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难题。我国老年人口超过2.5亿，其中90%以上的老人选择社区居家养老，为此，黄改荣委员建议国家建设友善老龄化社区，这样可以满足老人选择居家社区养老的需求，社区内提供助餐、助浴、助乐、助学等老年友善服务场所和服务，老年人不出社区就可以享受到养老服务。国家正在进行旧老小区的改造，在改造的过程中建议将嵌入式的养老（设施）包括房屋、通讯服务、建立一个智能化的信息平台，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给老人购买一些服务。如果政府把这个硬件提供了，民间资本参与，然后商业运作，这样可能会持久一些。社区小方寸 做好养老大文章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河东区副区长丁梅建议：“彻底改变政府‘包办’养老的传统思维，政府可以尝试将社区养老机构“打捆”对外招标，吸引有规模的企业参与，一旦形成集团化，企业的成本就能下降，政府予以房租免除和床位补贴，以及刚刚实施的长期护理保险做支撑，为企业让利，为老服务价格就会降低，最终受惠的是老人。”政府让位，并不等于缺位，丁梅通过调研发现，政府部门应该做好另外一件事：整合信息化平台，给为老服务企业、社区、政府部门进行数据共享，为居家老人提供个性化精准化服务搭建起智慧平台。杨蓉——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三桥派出所副所长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三桥派出所副所长兼金刚里社区民警杨蓉建议借力“互联网+”，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发展智慧健康养老新业态。她提出，围绕健康养老服务需求，建立健康养老数据标准体系，将健康数据与养老数据融合互通，形成统一信息资源库。既便于医生诊断的准确性，利用大数据追踪、统计用药情况，也便于养老机构了解、掌握老年人的健康信息，并做出针对性的养护计划，实现对健康养老数据资源的共享利用，进一步推动康养服务的落地。“通过为老年人佩戴智能穿戴设备、安装居家健康及安全监测设备，实现实时监护、历史活动轨迹查询、健康档案管理、SOS紧急求救、越界报警等应用，确保老人生命安全。”杨蓉表示，建立智能化养老服务平台，以智能可穿戴设备为终端、以社会养老服务资源为保障，为老年人提供一站式养老科技服务。李潞——全国人大代表、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围绕医养结合的实施运行，全国人大代表、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李潞已经进行了为时三年的调研和基层走访。在《关于加快医养结合机构标准化建设的建议》中，李潞提出明确医养结合机构准入标准；加强医养结合机构标准化管理；提升医养结合机构的服务能力；鼓励创建医养结合联合体；推动医养结合标准化的落实。李潞说，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出台《医养结合机构管理规范》，加强医养结合机构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通过标准化管理，推动医养结合机构上档次，规范医养结合工作高质量发展。在提升医养结合机构的服务能力方面，李潞建议在医养结合结构中倡导智慧服务，鼓励医养结合结构在实践中总结智慧服务规范，进一步提高医养结合智慧服务能力。在调研和基层走访中，李潞发现一些小微型医养结合机构由于规模小、档次低、能力差，独立开展医养结合比较困难。因此，在建议中她提出，鼓励创建医养结合联合体，国家有关部门应制定《关于创建医养结合联合体的实施意见》。鼓励大型医养结合机构通过联合小微型医养结合机构，建立医养结合联盟或联合体，形成医养结合新兴业态。张国芬——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南充六合集团有限公司丝织公司挡车工 “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规模逐步扩大，加之人们寿命延长、出生率降低，空巢老人身心健康问题日益凸显。”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南充六合集团有限公司丝织公司挡车工张国芬建议，加强空巢老人身心健康工作，为每位空巢老人办一张“身份卡”，便于在紧急情况下实施救助。“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张国芬调研发现，在一些农村地区，老人看病、购物、打扫卫生、餐饮等日常生活存在一些困难，尤其是高龄老人最担心生病时没钱看病、看病后无人照顾和护理，有些地方甚至出现老人去世后若干天后才被他人发现的案例。在张国芬看来，空巢老人群体应该受到社会更多关注和帮助。“在经济上，他们有些人家庭贫困;在生活上，他们有些人不能自理;在精神上，他们无法享受天伦之乐，缺乏子女的关爱，内心孤单寂寞。关爱孤寡、空巢老人的身心健康很有必要。”为此，张国芬建议，由各地民政部门牵头，街道社区、乡镇村组共同参与，为空巢老人提供多方位服务，具体建议为：建立基本信息备案登记，登记空巢老人基本情况、身体状况、个性喜好、生活现状，落实专门班子或人员定期组织巡查走访，帮助解决生活困难。为每位空巢老人配备一张可随身携带的“身份卡”，包括他们的姓名、年龄、血型、病史、亲属的联系电话等，以便在出现紧急情况时，及时实施救助。经常联系空巢老人的单位、子女、亲友、邻居，鼓励他们通过电话、走访等多种方式，给予空巢老人精神关心和生活照顾。对老人进行定期心理疏导机制，落实机构定期为老人开展心理健康服务，组织老人参加集体活动，引导形成积极乐观的生活心态。为老年综合症提供“一站式服务”；建设友善老龄化社区
在护理院工作了八年，90后护理员李楠楠熟知院内每一个工作流程，知道护理人员的艰辛和不易，她关注到，目前我国专业护理人员的缺口和流失情况都比较严重，相对于全国1200万失能老人，护理员需要300万，而目前全国只有30万。这段时间，她所在的护理院又有六名护士要离开，去医院工作。有数据统计，全国养老服务类专业学生毕业后进入养老行业的比例，第一年流失率达到30%，第二年50%，第三年则会达到70%甚至更高。李楠楠建议，可以借鉴目前乡村医生从业政策，来缓解各大养老机构专业护理人员缺乏的窘境。除了鼓励医护人员到医养结合机构任职，李楠楠还提出，可以建立健全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和培训制度，通过订单培养、共建实训基地等方式，实现教学与就业无缝对接。建议制定长护险法，规范筹资模式、鉴定标准、公平等问题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一项保障失能人员基本生活的社会保险制度，被称作社保“第六险”，是老龄化时代一个特殊的缓冲垫。2016年我国在首批15个城市开展长护险制度试点，去年9月，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印发《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将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城市增至49个。在上海，去年6月长护险试点共服务失能老人39.1万人，其中社区居家照护32.4万人、养老机构照护6.7万人。“我们国家已经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群体对护理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所以长护险制度一直很受关注。”陈晶莹说，她在调研中发现，作为一项社会保险制度，长护险仍存在资金筹措方式不统一、评估等级标准不统一等诸多问题，“很多人对长护险的理解有偏差，把它当成了一项社会福利，受益的人很开心，没评上的会有质疑，所以急需通过一部专门法律来明确长护险的性质和具体内容。”在她看来，长护险作为一种社会保险，属法定的强制性保险，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将长护险的性质、筹资模式、标准规范、社会公平性等问题的规范加以固化。去年全国两会闭幕后，陈晶莹便开始对长护险制度进行专门调研，走访了多家承接长护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了解他们在开展业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对长护险制度的建议。此外，她还查阅了大量资料，尤其是德国关于长护险制度的改革发展及相关理论研究。“长护险制度最早起源于欧美国家，经过20多年发展，现在德国是各方面都做得比较完善的国家。”陈晶莹建议，通过立法规范，逐步形成个人、企业、政府三股力量共同分担长护险筹资责任的格局，其中，政府应发挥好托底作用。周燕芳——全国人大代表、太保寿险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是一种将“住房抵押”与“终身养老年金保险”相结合的创新型养老保险，即拥有房屋完全产权的老人，将其房产抵押给保险公司，继续拥有房屋占有、使用、收益和经抵押权人同意的处置权，并按照约定条件领取养老金直至身故；老年人身故后，保险公司获得抵押房产处置权，处置所得将优先用于偿付养老保险相关费用。该产品于2014年7月1日起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开始试点，功能上能满足“房产富裕、货币贫困”的老年人的增加养老收入、终身领取养老金的核心需求。但是，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发展极其缓慢，截至2019年9月，在北京、上海等8个城市累计承保仅138户（203人）。周燕芳认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发展面临诸多限制因素，表现为需求乏力、供给不足和制度交易环境不成熟。除了传统的长寿风险和利率风险外，还有房价波动风险、现金流动性风险等等，这些都给保险公司带来较大挑战。我国的房产自有率超过80%，大部分老年人终其一生住房只有一套，受传统观念影响，很少会出租或售卖，通常都自住并作为留给子女后代的遗产。因此，目前在我国“以房养老”很难成为一种大众养老的产品，更多体现为给老年人增加一个养老方式的选项。同时，目前对于目标老年群体，也缺少政府背书的正面宣传和引导，导致社会对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认知程度不高。对此，周燕芳建议，可以由行业协会或监管部门牵头，针对上海地区的“房产富裕、货币贫困”老年人，通过精算模型设计跨周期及多层级的统一房养老险产品，满足市场需求及降低市场风险。并以条款形式规定，可以根据当年的市场行情，对抵押房屋价值进行重新估值及养老年金的发放。她还建议，组建以房养老保险的专项监督管理小组以及以房养老保险咨询机构，为该业务的发展提供管理、担保和咨询支持；建议银保监会联合司法部门、民政部门、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共同建立支持业务发展的制度，对公证、抵押、继承、交易税费等事宜的流程进行简化对业务费用进行优惠。她认为，可以由银保监会、保险行业协会等部门牵头，与有意愿参加该类业务的相关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对以房养老保险进行系统化的正面宣传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广告宣传（电视、互联网媒体、报纸、交通工具等）、推广宣导活动（老年人福利中心、当地政府公共委员会等）。特别是政府应当利用其长期积累的公信力及非盈利性组织身份来进行参与政策的宣传推广，将逐渐改变市场对房养老险的认知。马清辉——全国人大代表“目前中国农村的养老保险还是以个人缴费为主，”马清辉建议，加强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障应先从加大各级财政投入入手，政府报告中提到了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也让马清辉看到了农村社会化养老的美好前景。加强农村养老保障的法治建设，是马清辉提出了另一个解决方案。鉴于中国农村养老保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她建议在立法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城乡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如何能适应农村老年人的需求。虽然社会化养老是今后发展的大趋势，但就目前中国的养老保障事业的发展程度来看，家庭养老保障不可或缺，而且现实中家庭养老保障能够有效弥补社会养老的不足。马清辉认为立足于农村实情，既不能单纯实行家庭养老，也不只倡导社会养老取代家庭养老，该走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之路。孙维——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西安广播电台播音部主任当前我国老龄人口规模巨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由此产生的新的民生需求和社会治理需求也迅速凸显。孙维建议，要完善老龄社会创新生态系统，政府部门要推动与金融、法律、中介服务等创新环境要素形成完整生态体系，公安机关应当积极参与老龄化社会生态系统的创新。孙维表示，要综合考量人口老龄化程度、科技创新能力、老龄产业集中度等因素，在重点地区建立适老化创新实验室，进行老龄社会需求分析、国家治理能力的适老化等研究，打造汇集基础研究、融合应用、成果转化和创新服务全过程的适老化创新链。孙维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积极参与这些适老化创新活动，开展老龄化社会治理、公共服务适老化水平评价、适老化技术应用等调查研究，做到有的放矢，精准改进公安机关服务老年人工作；要参与建立创新主体交流机制，推动与研究机构、企业等涉老创新主体横向联合，依托“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为我国老龄化社会创新发展形成合力的同时，推动公安公共服务更加便利。具体到实际服务层面，孙维认为，公安机关应深挖老年人群体中不同主体、不同层次的公共服务新需求，紧密结合推进公安大数据智能化建设、深化公安“放管服”改革，使老年人在智能化时代能够乐享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