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新加坡大选，揭秘众反对党的发展历程
9月11日，新加坡举行第13次大选，本届大选被普遍认为是“独立以来最激烈的大选”，甚至“选情严峻”、“选情告急”。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执政了五十多年的人民行动党以69.86%得票率蝉联执政，比上一届大选得票率狂升了10个百分点，是自1980年以来的第二好成绩。《隆道观察》九月刊授权新加坡眼连续三天发布《执政党大胜及反对党落败原因解析》、《揭秘新加坡反对党的发展历程》、《新加坡政治及反对党的未来》三篇分析文章。
新加坡在册的政党有20多家，但是近年来活跃于政坛的只有工人党、民主党、人民党等。
为了对新加坡反对党阵营的现状有更好的了解，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五十多年反对党的发展历程。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所创立的人民行动党，就是以反对党身份赢得大选而上台执政的。1959年，新加坡从英国手中取得自治权，当时的首席部长是新加坡人民联盟（前劳工阵线）的林有福。由于林有福采取亲英立场，对激进学运和工运采取高压手段，失去基层民众的支持。同年5月30日，自治邦政府首次选举，人民行动党派出51名候选人，43人当选，人民联盟派出34人参选，却只有4人当选，包括林有福。6月5日，由李光耀领导的行动党政府内阁宣誓就职，新加坡遂步入全面自治的年代，人民行动党执政至今。
1963年，人民行动党分裂，左派议员脱党，成立了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同年9月21日立法议会大选，人民行动党获胜，赢得议会51席中的37席，社阵得13席，王永元的人民统一党得1席。
1965年，新加坡独立。1968年，举行第一次国会大选，角逐58个议席。反对党社阵杯葛大选，1957年立党的工人党角逐2个议席，独立人士（也就是无党派候选人）角逐5个议席，全军覆没。人民行动党取得所有58个议席。
自1968年始的四届大选，人民行动党都取得全胜，垄断国会。这个现象一直到1981年安顺区补选才发生改变。
1981年5月12日新加坡第二任总统薛尔思病逝，人民行动党安顺区国会议员蒂凡那受国会推举为新一任总统。安顺区因此空出，需要补选。安顺选区有相当多港务局职工，因受徙置计划影响，必须搬出所住的租赁组屋，当局没有及时妥善安排他们入住新的组屋，令他们十分失望。工人党以此做文章，加上当时一些选民认为虽然应该让人民行动党继续执政，但是国会里也要有不同的声音。在这样的背景下，时年55岁，出生于锡兰的律师惹耶勒南（J.B. Jeyaretna m）以工人党候选人身份参选，赢得51.9%选票，获得国会议席，打破了人民行动党自独立以来垄断国会的局面。
惹耶勒南继而在1984年大选中当选。1986年，被控伪造工人党帐目，罪名成立，被剥夺议员资格。1997年大选，惹耶勒南与邓亮洪等角逐静山集选区议席，以45%得票率落败， 但得以非选区议员身份进入国会。1998年，因大选诽谤案败诉，须赔偿名誉损失。2001年，因延迟赔偿而被宣告破产，又一次失去议员资格。
1980年9月8日，律师詹时中成立了新加坡民主党。早在1976年大选，詹时中就以独立人士身份参加大选，角逐金禧选区而落败。1979年波东巴西选区补选，詹时中参选， 但以33%落败。1980年大选，他再次角逐该区，这次虽仍落败，但得票率升为41%。
1984年大选，詹时中又一次角逐波东巴西选区，这次以60.3%得票率赢得该区议席。连同工人党的惹耶勒南，1984年的新加坡国会首次有了两位反对党议员。1986年，由于惹耶勒南丧失议员资格，国会中反对党议员只剩詹时中1人。1988年大选，他以63.1%得票率成功捍卫了波东巴西议席。1991年大选，詹时中领导民主党，有9名候选人参选，结果3人当选，除了他本人，还有蒋才正、林孝淳。同时，工人党的刘程强以该党副秘书长（二把手）身份竞选后港选区，以52.8%得票率获胜。
1991年大选之后，新加坡国会首次有4名当选的反对党议员，盛极一时。民主党成了最大反对党，詹时中也成了反对党领袖。九十年代，詹时中的外号为“暂时扛”（闽南语谐音），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跟惹耶勒南一样，他大概也扛不了多久。但是，事实证明，詹时中、刘程强在国会坚守反对党议席，在执政党和反对党实力悬殊的国会中屹立不倒，长达廿余载。这与两人的性格和路线很有关系，后文详议。
然而，民主党的国会第一大党地位并没能维持多久。1992年，詹时中引进新加坡国立大学心理学讲师徐顺全博士，代表民主党参加马林百列集选区补选，引起轰动。当时只有人民行动党才有实力号召到大学讲师、高级公务员、律师、医生等精英参政，因此徐的参选显得十分突出。次年，徐顺全因涉嫌以大学经费寄送妻子的博士论文而被开除，随后绝食抗议。詹时中反对徐顺全的做法，民主党中央委员又反对詹时中的意见，纷纷扰扰，最后以詹时中脱离民主党为结局。他在1996年底加入新加坡人民党。
1997年大选，詹时中在人民党旗帜下蝉联波东巴西区议员。由于詹徐事件的影响，民主党受到重挫，在本届大选中全军覆没。1991年的盛况终究昙花一现。
1997年、2001年、2006年的三届大选，无论反对党怎样努力，也只能维持詹时中（波东巴西区）和刘程强（后港区）两个议席，非选区议员不计。
新加坡独立以来，国会里的反对党当选议员就一直处于绝少数。这个情况维持了46年，一直到2011年大选才发生了变化，该届大选一共6名工人党员当选议员。后来，在2013年榜鹅东补选，工人党又1人当选，一共为7人。2011年大选人民行动党首次折损重量级部长，并丢失被认为是行动党堡垒的集选区，加上当时新媒体的作用突显，以及反对党首次吸引不少人才参选，因此许多人把2011年大选视为分水岭。
反对党为何长期委靡？为何在过去五十年步伐如此艰辛？发展为何如此坎坷？这要从外部、内部两方面因素来探讨。
先说反对党的内部因素。
一、反对党无法吸引足够人才是一个主要因素。本届大选，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吴佩松和律师陈立峰以工人党员身份参选；2011年，律师陈硕茂、前高级公务员陈如斯、潘群勤、陈礼添等以反对党人身份参选，远远不如当年大学讲师徐顺全参选引人注意。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出过去二三十年反对党是多么缺乏人才，因此徐当年才这么轰动。
在目前的反对党中，工人党在人才年龄梯队建设方面颇有建树。刘程强在上届大选坦言工人党还没准备好取代行动党执政，但他推动党内新陈代谢、扩大人才储备方面的长期策略早已展开，党主席林瑞莲更崛起成为该党另一位核心领袖。2006年大选工人党派出6名年轻候选人挑战李显龙总理领军的宏茂桥集选区，取得33.86% 的不俗成绩；其中饶欣龙在2011年刘程强破釜沉舟出击阿裕尼集选区时，成功守住后港单选区。不过一年后饶欣龙因婚外情而被开除党籍，工人党从上届大选角逐东海岸集选区小幅落败的候选人当中，挑选方荣发参加后港补选，方以62.09% 的得票率当选。在本届工人党五场新人介绍会中，有四场由林瑞莲和方荣发共同主持，显见刘程强对两人的器重。
2011年大选，工人党团队在东海岸竞选虽吃败仗，但有资格委任1人进入国会，出任非选区议员。工人党中委开会后决定派出当时33岁的严燕松，而非曾领军参加2006年和2011年大选的财政陈恩忠，导致后者宣布退出。陈恩忠当时曾向媒体诉说，自己感觉“被出卖”。本届大选，工人党推出16名新人，其中不乏像吴佩松、陈立峰这样高学历的专业人士。该党决定派陈立峰挑战凤山单选区，同时由严燕松和余振忠带领新人，分头挑战由人力部长林瑞生和社会发展部长陈川仁、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坐镇的东海岸和马林百列，而不是共组另一支“A队”主攻被视为最有可能突破的东海岸集选区，这样的布局如同2006年一样，志在练兵和让年轻候选人培养知名度。
二、反对党的另一个问题是策略和路线的问题。过去三十年，反对党的主要人物可以把惹耶勒南和徐顺全分为一类，詹时中和刘程强分为另一类。后者走的是理性、温和路线，批评政府毫不客气，但绝不踩法律底线。前者走近似街头抗争路线，如徐顺全当年的绝食抗议，故意不交罚款，选择以入狱替代，有合法的芳林公园可做街头演说却跑到国会外演说而被控非法聚会，甚至致函、发视频请美国领袖插手新加坡“踩踏人权问题”。
惹耶勒南和徐顺全也多次涉及诽谤官司。如2001年，徐顺全指控总理吴作栋和国务资政李光耀隐瞒国会，向印尼前总统苏哈多提供总值170亿新元贷款而被二人控告诽谤，败诉后被判赔偿50万新元。
新加坡选民一般较温和，不太接受惹耶勒南和徐顺全的激进路线。一直到本届大选，尽管徐顺全改变了路线，取得一些成效，仍然未能获得选民足够的信任。由此可见，风格和路线是否选择正确，至关紧要。
反观詹时中和刘程强，他们不采取激进抗争路线，而是主张温和制衡。詹时中甚至严辞批评过徐顺全走的是危险的路线。同样是面对人民行动党政府，詹时中曾经告过外交部长丹那巴南和国防部长侯永昌在竞选中诽谤自己，迫使他们在1981年的《商业时报》上刊登道歉启事，詹时中才撤销了控状。詹、刘二人从没有被人民行动党控以诽谤，也从未因违法而留以行动党把柄。刘程强八十年代出道时，受惹耶勒南影响较深，人称“潮州怒汉”，但是，近十多年来风格有所改变。他不象惹耶勒南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而是讲究策略，绵里藏针。詹、刘二人的风格显然比较适合新加坡的民风。
三、反对党委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团结。反对党山头林立，每到大选临近时就召开临时会议，商讨分割地盘，避免三角战，避免互相抢夺票源。这类谈判涉及利益分配，十分费劲，而且不一定成功。在一些看似行动党占弱势的选区，往往人人争吃，有时为了争夺，甚至恫言你来动我看中的，我就去动你看中的，鱼死网破。三角战的结果往往是分散了反对党的得票，让强势的人民行动党继续从中渔利。2011年大选和2013年补选都出现了三角甚至四角战。本届大选也出现了三角战。
反对党也经常出现易帜或另立山头的情况。如前文所述之陈如斯和吴明盛。由于经常易帜或另立山头，反对党不容易凝聚，也不容易发展。
对于反对党阵营这种临近大选时谈判分配地盘的做法，刘程强多次表示“道不合不相为谋”，不愿参与谈判。工人党看准的选区，其他反对党要么避开，要么放马过来。这一方面是因为工人党有最大反对党的品牌效应，不怕三角战，另一方面恐怕也是认为这类“协商”表面上看是强强合作，实际上是弱弱妥协，根本无助于反对党的真正发展。
再说外部因素。人民行动党政府执政五十年来，瑕不掩瑜，人民经济生活获得很大提高，在安全、外交、卫生等方面也颇有建树，走出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动荡不安、朝不保夕的窘境，发展为今天的富裕中产社会。因此，新加坡选民大体上没有“推翻”人民行动党的意愿，更多的是希望它继续执政，同时希望能在国会里有制衡力量监督执政党，防止它变质。
李光耀时代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对反对党人毫不留情地打压，尤其是发现反对党人违法的时候，这也是反对党持续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情形在上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尤其明显，吴作栋接任之后也秉持了这个作风。无论是当年的社阵或是后来的惹耶勒南和徐顺全，只要违法，肯定受到严厉对付。
部分选民对“秋后算账”的恐惧也是一个因素。尽管新加坡建国后从未发生过因投反对党票而遭报复的事，而且反对党自己也不断强调投票的秘密性和保密制度的可靠性，但一直到最近，仍有一些民众对投票给反对党心存顾虑。这种担忧在老年选民群中尤其明显。
行动党政府也利用竞选制度对反对党形成牵制，如重划选区；打散反对党支持率高的地区以分散反对票；选区的公共设施和服务按照行动党的得票率作先后安排；落选的行动党候选人受委为人民协会的基层组织顾问并通过人协控制基层资源，而当选的反对党议员只能靠边站。这些制度和做法都对反对党不利。必须看到的是，行动党也知道这些做法有失民心，因此开始在一定范围内做出改变。在本届大选之后，东海岸集选区领军部长林瑞生对媒体说，自己“不会按得票率去制定未来的发展计划”。
另外，在1988年设立的集选区（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y）制度也对反对党不利。集选区制度是新加坡的创新，初衷是保证少数民族在国会里占有一定比例。在集选区制度下，几个单选区（和候选人）组成一个集选区，候选人当中必须至少有一人属于少数民族。无论对垒双方是什么政党，当选一方的团队里肯定有少数民族，这样就保证国会里有一定比例的议员可以代表少数民族权益。这个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后来在执行中发生了嬗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集选区规模越变越大，从最早的三人一组发展到后来的五、六人一组。集选区变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人丁单薄”的反对党无法物色到足够人才组成竞选团队，造成集选区长期成为行动党不沉的航空母舰。这是反对党抗议的政治课题之一。
二、人们对集选区的另一批评是它成了“捆绑销售”的工具。行动党往往让资深部长带领集选区团队，把青涩的新人放在团队中“捆绑销售”。时任国务资政、前总理吴作栋在2006年的一次媒体访谈中透露，集选区制度可以增加新人当选的几率，有助行动党说服有潜能的新人放弃高薪和稳定的工作，投身不可预测的政治。由于部长在过去几年曝光率高，选民对他们比较熟悉，因此相对愿意把选票投给“熟人”。在2011年之前，行动党的许多新人没有经过战火的洗礼，得以“直接”进入国会。反对党候选人由于缺乏知名度，能够借用的政治明星光环极度缺乏，在集选区制度下很吃亏。
不过，近年来由于反对党的成长，集选区不再成为软肋。以2011年和本届大选为例，大部分集选区的反对党挑战团队，也都是以一两个名将或老将领军，如工人党阿裕尼团队由刘程强领军，民主党荷兰—武吉知马团队由徐顺全领军，配搭其他知名度较弱的新人。这主要是2011年大选之前反对党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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