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新航遇劫机恐怖袭击，时任新加坡总理的他却一夜安眠
本文出自由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登高望远·吴作栋传》一书中，原文标题《一夜安眠，漂亮出击》，本书入选在大众书局读者票选好书名单中。
一个安静的星期二夜晚，还差几分钟就是深夜11时了，电话突然响起。对多数家庭来说，这个时候接到来电算是晚了，可是吴作栋早已习惯。
大家都知道李光耀睡得晚，习惯在这个时间拨电给他的继任者交流几句。吴作栋的随扈接起了电话，但来电者出乎意料地并不是李光耀。电话另一端传来了一把陌生的声音，是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来电者，尤其鲜少会在这种深夜时分来电——那是国防部常任秘书林祥源。
随扈从执勤处望向吴作栋官邸，发现书房的灯还亮着。新总理一如既往还醒着。电话接过去了。这位上任不过区区四个月的新加坡领导人，即将面临他任内的第一场危机。
林祥源向总理报告了他当时所知的有限信息：新加坡航空公司一架往返新马的50分钟短程航班117号班机，在1991年3月26日从马来西亚梳邦机场起飞后不久遭骑劫；深夜10时24分在樟宜机场降落，四名劫机者挟持了机上的所有114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
（涉及劫机的飞机，新加坡樟宜机场，摄于1999年。图源：维基百科）
这个消息让吴作栋大吃一惊。他回忆起接到消息时的反应：“我非常震惊。客机遭骑劫——这种事只可能在其他国家发生，在新加坡是从没听说过的事。”可是他却是一点儿也不慌张。在林祥源的记忆中，这位总司令“非常冷静”：“我不记得他确切说了些什么，当时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好的，他明白了。他让我们继续，说我们会知道该怎么做。就是这样。”
接着，通话结束了。
吴作栋这时候有了一些不太符合常理的举动，对一些人来说甚至有点不可思议——他不是急匆匆地冲往机场，也并未在家中来回踱步坐立难安，而是直接回房休息。
“不一会儿，我就上床睡了。”他第一次对外披露自己对劫机事件的反应。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做决定的， 他们会让我知道。”他胸有成竹，很清楚自己不必为此事过度操心。
他的从容与自信，源自于他与同僚同侪在过去二十余载那高度隐秘的准备功夫。他之所以能高枕无忧，枕着的是两大组织:执行小组和特别行动部队。在这场劫机事件爆发以前，除了政府与武装部队内部最高层级的少数决策者之外，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两大单位的存在。林祥源说明，高度保密是刻意为之的。“人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威慑效应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新加坡武装部队向你展示了什么，它也必定还具备另一些不让你看到的更深层、更强大的实力。”他咧嘴笑着说。“这是整个防务概念不可或缺的一环。换言之，非到必要，绝不暴露。”
而那个晚上，新加坡的真正实力，赤裸裸地展露无遗。
“执行小组”这个平淡无奇的名称只不过是个幌子。新加坡自1974年在“拉裕号”渡轮骑劫事件首次遭遇恐怖主义袭击之后，政府就决定必须成立一个跨部门机制，以更有效地应对天灾人祸或恐怖袭击等灾难性事故。
自那次以后，政府就反复演练重大灾祸情境，确保军警部队、 民防部队、医疗护理团队，甚至公共关系团队在面临危机时能步伐一 致。早在“整体政府框架”这个名词盛行于民事服务领域以前，这一做法已然存在。林祥源当时正是以执行小组代主席身份致电吴作栋；时任执行小组主席的内政部常任秘书陈振忠在事发时正好出了国。
如果说执行小组是大脑，特别行动部队就是支撑着大脑的坚实肌肉和体力。这支精英作战部队在1985年成立，赋予反恐特别任务， 尤其是应对劫机危机。当年首次提出组建这么一支精锐部队的是前三军总长黄维彬。他透露，当年他争取到了上头批准，创建一支由一位 指挥官外加百名战士组成的101人单位。“新加坡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对抗恐怖主义的实力。我需要培养一支内心刚毅、攻击力强、枪法精准的精兵。我需要上头的批准才能展开训练，进行远超普通步兵团标 准、甚至会被视为艰苦严酷的魔鬼式军训。”
当年批准这个想法的长官，正是吴作栋——他自1982年起出任 国防部长长达九年，1990年当上总理之后仍继续掌管国防部。
黄维彬说：“是政治意志让我们最终得以培养出这么一支强悍的精锐部 队。单花钱购买武器是远远不足的。”特别行动部队成立以后的足足六年里，军士们秘密练兵，甚至对家人也不准透露部队的真正性质。为了模拟劫机实况，这支特种部队还动用了新加坡航空公司停飞维修的珍宝客机进行各种演练。一次演习中，突击队员强攻一架波音747 客机，交出了完美成绩单：蜡质子弹命中所有目标，无辜人质则毫发无损。在场观训的吴作栋彻底折服了。
“当我说我们的武装部队应付得了，我必须让我的长官相信我说的话。”黄维彬露出了心照不宣的笑容：“养兵千日，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只是，劫机者首领沙希德·侯赛因·苏姆罗显然毫不知情。
这名巴基斯坦人与其他三名同伙在控制了驾驶舱后，就马上威迫机长改道飞往澳大利亚悉尼;倘若不服从指令而让客机按原定行程在新加坡着陆，他就会立刻炸毁整艘客机，让百多人一起陪葬。不过，当沙希德被告知客机的燃油不够，无法飞往悉尼后，他允许机长在新加坡落地添油，再续程飞往悉尼。
飞机在樟宜机场降落之后，四名劫机者开始往机舱内泼洒烈酒，恫言放火烧毁客机。劫机者要求跟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姬对话，并要求释放当时正在服刑的贝娜姬丈夫阿锡夫和另几名政治犯。
以林祥源为首的新加坡官方代表继续与劫机者进行谈判，但是劫机者在谈判过程中却不满新方延误回应而开始袭击机长与乘务长。
深夜11时20分，劫机者犯下第一个错误。他们失去耐性，越来越浮躁，将空服员陈振全扔出A310空中巴士机舱。陈振全从4.5米高处重 重摔落在停机坪柏油路面上，他受尽折磨，满身瘀伤，却侥幸生还， 还能向执行小组提供有关劫机者的重要信息，包括他们所持的武器， 以及在机舱内的位置。约四个小时后，恐怖分子重蹈覆辙，再将乘务 长张益万推出机舱。乘务长同样给新加坡谈判代表提供了重要信息。
整个过程中，特别行动部队正在另一艘结构相似的空中巴士机舱内为突击行动进行模拟演习。黄维彬忆述当时的情景：“我还得来 一场终极演习——尽可能以最接近现实的状况为依据。”
清晨6时45 分，当劫机者发出最后通牒，恫言若无法获准在五分钟内离开，就会 先干掉副机长;精锐部队早已做好准备随时出击。黄维彬此时吁请林祥源以及内政部长贾古玛与交通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杨林丰这两位总指挥发出进攻指令。这位三军总长强调：“我们必须马上强攻。”
还差几分钟就破晓了，他急需借助转瞬即逝的夜幕作掩护，让特别行动部队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逼近机舱。
最终，明确指令发下来了。
贾古玛在自己的回忆录《座上宾或盘中餐》里形容，形势眼看就要失控，“我们没得选择。”他写道：“一旦劫机者开始倒数杀害机上乘客，我们的行动就刻不容缓了。”
（新加坡反恐演习，图源：新加坡国防部）
6时50分，突击队员以炸药轰开机舱门，往机舱内抛掷闪光弹。电光火石间，七年的慎密军训收获了一场精确的突击行动——30秒内将四名劫机者一举歼灭，机上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全数获救，且安然无恙。执行小组控制室欢声雷动，黄维彬形容，如同“足球场内即 兴响起的喝彩声”。
马上，一通电话又拨到了吴作栋官邸，向他通报危机已解除。没人知道在这之前他已安睡七小时。林祥源只说，总理没到现场，大家反而心存感激。“换作是其他人，很可能每小时来电话问你情况怎 么样了。但是他没那么做。这其实帮了我们很大、很大的忙。因为如果负责处理危机的总指挥，还得要每小时向上头汇报一切进展，不管从哪方面说都是非常干扰的。这意味着你根本没法专注应付眼前的危机。”
吴作栋再三强调，他绝对信任他的团队，无论是贾古玛、杨林丰，或是林祥源、黄维彬。“我有百分百信心。我知道我们有一支特别行动部队。所以没什么需要惊慌的。
一切都有可靠的人在看着—— 这才是最重要的。”他安然地克服了总理任内的第一场危机，在安稳地睡了一夜之后。
问：您当时可曾想过要到机场去?
答：我是刻意决定不去的，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在场，一定会让那些负责指挥的领导分心。在处理任何危机时，必须懂得什么 时候得出面干预，什么时候又该在现场出现。这很重要。如果我去了现场，各个负责人一定都不敢擅自做决定， 都会先问过我。贾古玛会忙着向我汇报进展，而我很自然地也会表达我的看法。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变得瞻前顾后。
贾古玛是当时担任总指挥的部长。我很清楚他完全有能力处理这个局面。贾古玛对林祥源大概也有同样的想法，那就是，放手授权他主持大局。只有当林祥源紧张起来了，贾 古玛才会出面说：“祥源，现在这么做，然后这么做。”
问:可是，即使您不在现场指挥大局，您待在家里难道不会担心焦虑吗?
答：没必要担心。我们已有充分准备；此外，更是关系到对自己团队的充分了解。这个团队的一个共同点是：大家都很冷静，全都展现了沉着自信的领导能力。根本没有人在慌。要 是你有个总理，总在上蹿下跳，不断追问:“贾古玛，事情怎么样了?有任何最新进展吗?祥源，你什么时候要采取行 动出击?”那整个局面就垮了。所以，身为政府的掌舵人， 非到必要时不要干预。既然已经万事俱备，你也相信有靠得 住的人在掌控局面，那就只需要从旁监督与观察就够了。
问：我想很多人大概都会坐立不安吧。
答：那你就当不成总理了，因为你没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至少 我不认为那是总理该有的样子。如果我是个紧张大师，遇到危机就坐立不安、上蹿下跳，那这种情绪肯定会一层一层地蔓延下去的。如果祥源在跟我通话时听出了我在紧张，他心 里一定会想，“噢！总理也慌了。”我告诉自己一切都不会出错，因为我信任他们，我信任新加坡武装部队的实力！可是，万一事情出了错，我就得承担责任。总理必须负起责任，面对问责。
问：所以，您当晚睡得可好?
答：我睡得挺安稳的。虽然起得比平时要早一些。
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我不相信说当上了总理，就必须对外展示我有多成功。你只需要把工作做好。一旦把工作做好了，你就成功了。工作做不好，那就等着下台吧。我完全没想过把这场劫机事件看作是当上新总理后闪亮登场的一次机会。要真是这么想或这么做的话，那就错了。
即便是那场最意想不到的新加坡历来第一起劫机事件，也以最好的方式收场。正如时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洪博培在致新加坡政府的信 函中所说:“从整个行动过程的效率来看”，这是他所见过“最好的案例”。
本文收录于《登高望远·吴作栋传》一书中，本书为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个人传记，由作家白胜晖撰写。通过情节铺设，将吴作栋描述得绘声绘色。
领导人造就国家，而不可预测的时势则造就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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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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