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此文，回顾新加坡三年抗疫历程，别有感慨
这篇文章写在新加坡新冠抗疫初期，在“新加坡眼”上发表近三年了。现在翻出来重新读读，林林总总，竟像是昨天刚写的，别有一番领悟和感慨。重新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几年在前线救火救灾
让我懂了这些道理
作者：许振义
（“新加坡眼“2020年2月16日原载）
这两三周观察新加坡和外国疫情和抗疫措施，不禁想起当年在消防队的经历。
1994年，大学毕业之后不久，我进了新加坡民防部队，成了尉官学员。
1994年，在新加坡民防学校学消防滑杆。
从尉官课程毕业之后，我在民防部队任职了四五年时间，历任前线消防队的小队长、中队长（新马称为“XX消防局局长“）、新闻主任兼发言人。
这四五年的时间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在前线救火救灾的时候，看在眼里的灾情，浮现在脑里的甲方案乙方案，分秒必争，决策就在几秒钟内，肾上腺素飙升，异常兴奋，不知疲惫。
1996年，以前线指挥的身份参加某消防演习，背景是区级指挥所。
在火场和灾场，我们看到的、经历的很多事，是一般人没机会经历，也因此没机会在现实中认真思考过的。如果我没有那段经历，我肯定也没有那种体会。
在开始谈经历之前，先提一个根本的概念——资源有限。
无论做什么事，资源一定是有限的。小队长有小队的资源，搞不定了，响应升级，局长接手指挥。局长有局长的资源，搞不定了，响应升级，消防区长接手指挥。区长有区长的资源，搞不定了，响应升级，民防总部接手指挥。民防总部有整个民防部队的资源，搞不定了，内政部接手指挥。内政部有国家资源，搞不定了，就搞不定了。即便外国给你派特遣拯救队什么的，也终究不是无限资源。
所以，任何指挥官第一个要存在心里的概念是，资源有限。
资源有限，但仍要救火救灾，因此，就要分轻重缓急。
重的、急的，优先做。轻的，缓的，最后做。至于重的、缓的，和轻的、急的，哪个优先哪个押后，要看当时手头上的资源和战术。能与手头上的资源和战术匹配的就先做。
然后进入现实问题：一栋普通住宅楼着火了，一户房里有两个人，另一户有五个人，你先救谁？
别告诉我“我所有人全都救”。这个答案三岁小孩都给得出来。
先救五个人的，因为人多。是吗？
可是现实偏偏不会那么简单。现实会存在很多变量——这些变量逼你只能选择先救谁。而且，由于掌握的信息有限而且瞬息万变，很可能这分钟做出的正确决定，五分钟后出现了新情况，使得你的决定变得很SB。
例如，你决定先救五个人，你架好梯子，刚爬到八人的那一户，刚要救人时，它爆炸了，原来它存有危化品。五个人全没了，爬上去的两个消防员摔死，梯子摔坏。你手中再也没有人力物力去救那两个人。于是，响应升级。但是，在新的资源抵达之前，那两个人在你面前烧死了。
本来是可以两全的方案，到头来一败涂地。
你“先救五个人“的决策有错吗？
错，因为你当时不知道五个人的那户有危化品。
没错，因为你当时无从知道普通住宅楼存有危化品。
但是，键盘侠不会放过你。幸好我在消防前线那会儿还没键盘侠。
当年民防部队的一个指导思想是：在任何时间可以处理两个重大灾难。这个指导思想有两层意思：1. 所有资源必须按“同时处理两个重大灾难“来配置，2. 在处理一个重大灾难的同时，必须时刻记住你手头上的资源不能“不惜一切代价”投入。
当然，如果情况恶化到连第一个重大灾难都无法应付的时候，你的第二套资源也得拿出来。
当你把决定动用第二套资源时，你已经知道手中没有牌了，连张烂牌都不剩了。
因此，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孤注一掷。
知易行难。
什么是“万不得已”？你怎么知道已经万不得已？你又怎么知道还没到万不得已？
现在孤注一掷，万一再冒出灾难怎么应付？现在不孤注一掷，将来连孤注一掷的机会都没有。
各种天人交战。
所以科学决策很重要。但是，还是绕不过这个怪圈——凭什么甲方案就是科学决策？乙方案为何不是科学决策？
专家，各有看法，有些看法还不相容；各层参谋和领导，也各有主张，有些主张还不相容。围观群众和灾民更有各种看法和主张，更互相不相容。
所以，最后还是落到一个点上——对决策者的信任。
任何方案都有风险，都有得失。世间不存在万全的方案。所以，决策者必须预测、评估风险，权衡利弊后，勇敢承担起值得承担的风险。如果有万全的方案，事态不会恶化如此。既然有风险，有得失，如何衡量风险，如何判定得失，因人而异。既然因人而异，肯定就有争议。越大的事，争议越大。连请客去吃宽窄巷子还是味耕蜀味都能有争议，何况灾难应急？
缺乏对决策者的信任，或决策者威望不足，或决策者宽严皆失，指挥无力，战役必定一塌糊涂。
1961年新加坡贫民窟河水山大火，就有村民从消防员手中抢过水龙，去扑快烧到自己锌板屋的火头。更有村民急着抢救自己家里本来就不多的财产，堵住了消防车进场施救的小路。为什么？因为不信任消防队。
紧急时刻，有多少人能让消防员在自己身边灌救邻居的房子，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房屋被焚毁？有多少人会听“要钱不要命啊“的劝，不冲进焚烧的房子里取回自己的终身积蓄？
不是他们“要钱不要命”，而是他们认为自己冲得进去，也冲得出来；也有可能是他们认为失去一切还不如被火烧死，比如冲进去救父母、救孩子，甚至是救一个对自己来说意义极其重大的东西，哪怕这东西对外人来说是渺小得不可思议。
救火还有一个万不得已的办法，就是隔离带灭火，也有人叫“防火障“。以棚区为例，一大片棚区失火，火势蔓延，消防队完全无力直接扑灭。一个壮士断腕的办法就是在火场前方或周围把一部分棚区紧急拆除，让火烧不过来，形成防火线，那么后面的棚区就安全了。
这个做法当然可以灭火。但….. 如果你家不巧就在被选中的紧急拆除棚区中，你会怎样？
有些人会跟消防队拼命。
因此火场和灾场才需要警察维持秩序。
因此消防法才赋予消防队在救灾时有移除、征用、破坏财产的权力。
救灾，从来都是考虑大局。
我们在民防学校学习灭火时，都是模拟工业厂房、住宅、酒店大火。负责指挥的学员一下车就是命令：“这里给我两条水龙，那里给我架起5米梯子，跟我冲！”
然后就是红红火火的大干起来。
毕业之后，派到前线。有一次，一个老队长跟我们聊天，他说，年轻的时候，有家香烛店（也就是储存、摆卖各种蜡烛、香、金银纸、各种纸扎的祭品的店铺）着火。火头不小，他带队灭火，照样命令带着两条水龙往里冲。
大火灭了之后，为了防止死灰复燃，留下一条水龙继续喷水。四处喷水。包括还没被火直接烧到，但是被辐射烤得炙热随时能起火的各种纸品。
事后，店主哭丧着脸跟他说，店里毁于火烧的损失，大概也就跟毁于水泡差不多。消防术语把这个叫water damage，中文好像叫“水损“。
（示意图。来源：网络）
火烧成灰的，他没办法，但眼睁睁看着水泡成糊的，心更疼。
过，犹不及。有时你是要救灾没错，但救灾中产生的次生灾害，更让人痛彻心扉。
所以，在消防队，我们很注意是否反应过度。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消防队存在的目的不是灭火，目的是减少损失，灭火只是手段。不要本末倒置。
但消防队很容易过度反应，尤其是新人指挥官。因为火场众目睽睽，前线人员有种压力，好像非得大干一场不可，否则会被骂不作为或少作为。
曾经有老队长说过，住宅楼三楼单位着火，专业消防人员都知道得带水龙冲进去扑，在地面用水龙往窗口里射作用甚微。但还是得做。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围观，包括屋主。围观的人需要看到你在用力干活。
带水龙在楼里灭火，消防术语叫进攻（aggressive firefighting）或内攻，很有效，必须做，但没人看到。
（图片来自新加坡民防部队）
拿水龙从楼下射，消防术语叫防御性灭火（defensive firefighting），主要是防止火势蔓延的，在有限的住宅楼火灾中作用甚小，但围观群众认为有用，甚至会因为这条水龙的出水而欢呼鼓掌，为了避免“众怒“，所以也必须做。
防御性灭火（图片来自网络）
所以，不要过度反应。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概念是代价。
凡事皆有代价，不存在“不惜一切代价”。所谓“不惜一切代价”，其实往往已经把代价限定好了。“二营长，不惜一切代价，把这山头给老子拿下，部队打光了老子给你补充，恢复你番号”——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一切代价”等于你这个二营，如果二营打光了，是否继续投入别的代价那就另说了。
（来自网络）
救火救灾也一样。前面说了，救火救灾的目的是什么？是减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既然目的是减少损失，那么就得考虑投入的代价。
2004年11月，地铁环线尼诰大道站地下工地坍塌，管工王耀标本来有充足的时间逃出，但他却跑回隧道，大声喊叫其他人逃命。结果，自己被困30米深地底，坍塌的钢架狼藉，水淹数米。民防部队在地底深处搜寻三天之后，仍找不到王耀标。由于连日大雨，现场坍塌结构极其不稳，很可能进一步坍塌。如果进一步坍塌，不但搭上施救人员的性命，也要影响附近高楼的建筑结构安全，唯有迅速用混凝土填充，防止巨大窟洞再次坍塌。
为了人道主义施救，是否要冒这么大风险搭上更多人命？很残忍。但这就是现实。
防火也一样。人人都知道高楼有各种防火系统，包括自动警报系统、自动洒水系统、自动防火帘、防火门、逃生楼梯、逃生楼层、逃生灯、灭火器，还有每个房间不得超过xx的逃生距离，等等。
图片来自网络
防火系统是不是越多越好？从安全角度说，肯定是，恨不得每隔一米就设置个自动洒水淋头，恨不得每扇门都是1小时以上挡火规格，恨不得住宅楼也装自动洒水系统。但是，从建筑成本和维护成本考虑，就得平衡了。再说了，即便愿意为防火投下远超平常的巨资，每栋建筑的空间是有限的，把防火做到极致了，留给其他重要系统如通讯、空调、高低压电的空间就不足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平衡。
消防员的自我防护，也有代价。我们都知道，消防员要戴头盔，穿消防衣，手套、安全靴，还有呼吸配备，甚至有时还得全身防护服。但，防护讲究的是适度防护，不是最高防护。为什么呢？防护等级越高，行动和通讯越不方便。因此，消防员进入火场的核心区肯定要戴呼吸配备，否则一口高温空气吸进去，咽喉马上烧坏，马上肿胀，窒息而亡。如果是危化品处理，还得全身防护。
许振义
“新加坡眼”董事经理，本科至博士先后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京大学。他曾担任新加坡多个政府部门的新闻主任兼发言人、中国事务处长。
2002年至2010年常驻中国，历任新加坡驻上海商务领事、在华外资企业总经理、商会总监。2011年起，担任新加坡“通商中国”总经理、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事务处主任等职。曾任上海黄浦区、江苏南京市和连云港市招商顾问。
目前在新加坡多个团体担任义务职务，包括南洋学会会长以及几个社会团体的文教主任等。
编辑：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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