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和历史的困局，也谈香港的困境
从经济历史角度聊社会现实，讲金融故事，谈投资方法
恐怖的基尼系数
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国际通用指标叫基尼系数，数值通常在0~1之间。系数越小表示收入分配越平均，系数越大则收入分配越不平均。
国际通常把0.4作为警戒线，如果基尼系数大于这个数值就可能出现社会问题的潜在风险。
香港是个典型的例子。
1971年至2017年间，香港的基尼系数上涨了25%，从0.43升至0.539。
按照香港政府数据，2017年全港有137.7万人处在贫穷线，是九年来最高纪录，贫穷率是20.1%。
平均五个人有一个非常穷，这里面半数是30岁以下青年。
如果看看住笼屋的数据，你会发觉底层增长速度非常的快。
2012年香港人口约715万，住笼屋人口10万，约2.5%
2016年香港人口734万，住笼屋人口20万，约占5%
4年翻番。
不难预测，放任发展，穷人的增速会越来越快，也会越来越穷。
换句话说，香港每15个人就有一个是千万富翁。
如果把范围缩小到香港十大富豪，他们的总资产相当于香港GDP的35%，远超全球任何国家和地区。
一面是没有立锥之地的底层，一面是财富日益增长的超级富豪们。
贫富分化过大带来的麻烦是：经济好的时候大家相安无事，不好的时候各种破事接踵而来。
问题的根源
很多人把香港的经济问题归结于李超人这批大佬搞的超级地租和地产霸权，这么说也对也不对。
对的点在于，因为超级地租和地产霸权的存在大幅推高成本导致中低端产业全面转移，高端类似金融就业人口容纳不足，科技又发展不起来。现在随着中国全面开放，过去香港作为中西交流唯一窗口的红利褪去。香港想转型变得越加困难。这点我们在《香港人你为什么这么绝望》里提到过。
不对的点在于，李超人只是一个符号，代表了70年代崛起，80-90年代取代英资的华资势力。他扮演的不过是当年怡和和太古的角色，是香港现在问题的结果不是原因。
特定历史条件下管制真空带来的裙带资本主义和超级卡尔特才是导致问题的根本原因。
直到上世纪50年代，英资财团还是香港的主导力量，凭借特权和垄断，它们在金融地产公用事业领域占有绝对优势。港英当局则垄断了地皮生意，高价出让土地获取收入。汇丰，渣打，怡和，太古，和记黄埔都是当时重量级英资财团。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67年。
这一年，香港爆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殖民统治游行，史称“六七事件”。
权益都是斗争得来的。
为安抚港人，在港督麦理浩的操作下，一系列改善民生，提高华人权利的动作开始实施。
大家熟悉的廉政公署就是这个时候建立的。
在此之前九亿探长雷洛的故事不少人都知道。
那时候的香港是警察管黑社会，黑社会管治安，探长雷洛只手就可以遮天。
劳工署和劳工保护法也同时建立，调解劳资纠纷，制定解雇补偿。
因为港岛大量人员住在木屋，还总是失火，廉租房和居者有其屋计划也在这一年建立。
同年建立的还有九年免费的基础教育，这些都为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高速增长做了铺垫。
不过你要说英国人是狗改了吃屎那就错了。
做这些一方面因为六七事件香港需要安抚民众。
另一方面，殖民政府这些进步改革是一种精明的战略部署，目的是“为英国政府创造与中国政府谈判香港前途的筹码”。这一点在英国解密的档案里有过清晰描述。
英国人计划短时间内尽量提升香港发展和香港人的生活水平，以此突出香港社会和制度优势。
用这种方法影响中国处理香港问题的态度，既能凝聚香港各阶层力量，也能为英国创造和中国讨价还价的战略目标，操作十分高明。
英国人还放弃了之前的高压政策，在港大的创办人卢嘉爵士的倡议下实施了间接管治策略，把利益捆绑当做最有效的手段。。
殖民地政府输出经济利益（如土地）给本地有声望的太平绅士，要求他们和港英政府合作，协助管理香港。
香港的裙带资本主义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港英政府从这时起通过让渡部分经济利益获得本地豪绅的助力。
不过这时候的裙带关系只是小打小闹，毕竟是一个英国人说了算的时代，权力主要掌握在他们手里。
华资财团崛起以后裙带资本主义才在管制真空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达到顶峰，这个我们后面会说。
阴险的英国人
早期的港英政府英国人占据了政府部门所有高级职位，华人基本没啥位置。对普通华人百姓限制也很多，比如华人无通行证晚间不准出门，不得举行或参加公共集会，高级酒店和私人会所不许进入，山顶一带的鬼佬住宿区也不允许华人居住。
和解放前租界那个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也没啥区别。
在这方面麦理浩也做了改革。
放松管制，开放部分权利给港人，加快推进公务员本地化，以加强港人对殖民政权和本土化发展的认同。
1966年，在146个政府高层职位中(包括司法部门)，只有24个职位是由本地人士担任。
1977年，在政务官所谓首长级的337名官员中，本港人士已经占到35.2%，共142人
到了1982年在611名政务官中，本地人占45%，增幅达到81%之多。
不过英国人做这些只是为了安抚人心，并不是真心让渡权力，对华人他们是打心底不信任。
一份1974年香港布政司司长罗弼时(Roberts)送交英国外交部的保密文件就阐述过这个问题。
罗建议将现有的高级官员职位分为两部分。
甲部包括总督、布政司、保安司、政治部主任等，必须由英人出任，且大都需来自英国殖民地公务员队伍。乙部包括律政司、公务员事务司、财政司、副警务处司等，虽然不一定必须由英人出任，但都应该由英人出任才合适。
如果有华人出任高级职位，涉及到高级机密的文件，要提高阅读权限避免华人接触。
比起英国人最厉害一招分而治之，前面的策略都是小Case。
英帝传统是殖民不下去被迫撤退走之前一定会挖坑，让你们自己打自己。
导致中印战争的麦克马洪线就是英国人的把戏。后面在印度殖民搞不下去了，临走搞印巴分治，直接带来南亚大屠杀和三次印巴战争。巴勒斯坦问题又让犹太人与阿拉伯人陷入无休止的互斗。
离开香港时候自然也没意外。
1967年港英政府为制裁民众暴动制定了《公安条例》，规定示威游行必须香港警察批准。回归之前港英政府用这个条例镇压了无数次工人罢工。回归之前几个月，规矩突然改了，想暴动示威不用申请，“通知”当局即可。
以前英国政府还有个《社团条例》，只要香港总督怀疑某社团勾结境外势力，不需要证据就可以宣布违法取缔。到了92年港英政府突然转性了，宣布解除社团限制，谁都可以注册，也不再取缔任何社团。回归以后香港外国记者会就以修改的条例为依据，经常邀请藏独，台独分子演讲。
英国人统治期间，港督手握立法，行政，驻军权力，拥有无上权威。
到了临回归，却开始大发善心，把行政权放到政务司，立法权放到独立于港府的立法会，开始分散权力。
分散权力以后，安插在公务员系统的反对势力就可以起作用，现在特首想建立统一高效的管理，那是千难万难。
说起反对势力，公开解密文件讲英国人走前在香港搞了个5万人白名单，这批人都是效忠英国的香港社会精英，他们每人拿到一个密码，拿着密码可以在任一英领馆入籍。名单上很多人在香港公务员系统，他们是反对势力的重要力量。
大家都知道最近香港破事很多，黄尸上街，集会不断，港府不作为。除了过大的贫富差距这个诱因，很大程度得归咎于英国人走之前埋的雷。
华资财团崛起
我们前面说港英政府因为六七暴动实施了一系列改革，虽然出于私心，但结果还是不错的。
普通工薪收入待遇有了很大提高，当时的香港全社会弥漫着“星期一到星期七多劳多得”的积极气氛。
在这个过程中，一批实业起家的家族也随之崛起，代表人物是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等以实业起家的家族。
70年代是他们的转型和腾飞之年。
以李超人为例，如果说在六七事件后香港地价暴跌低价购入大批土地储备是他转型地产的起点。
那么70年代随着实业兴起的股市就是他转型地产道路上的助推器。
1972年，香港已经有香港证券交易所，远东证券交易所，金银证券交易所，九龙证券交易所四家（1986年合并成联交所）。
四家竞争使得上市门槛大大降低，大量华资地产旗舰公司都在这一年集中上市 (9月8日郭得胜的新鸿基，11月1日李嘉诚的长江实业，11月6日李兆基的永泰建业，11月23日郑裕彤的新世界)。
继霍英东开创了分层出售，分期付款卖楼花的销售革命以后，募资便利的股市给了华资地产商强大的资金支持。
在强大资金支持下，他们在香港开辟了“逆周期”的玩法。
在经济景气楼市高涨期间，抛售楼盘，兑现利润。同时在高利润刺激下拉高股价，利用高股价大量募集资金储备巨额现金。
等楼市低迷期的时候，一方面大量吃进土地，另一方面大量收购拥有大量便宜土地储备的非地产上市公司，这些公司在经济低迷期会变得异常便宜。
拿1972年上市的长江实业来说，它利用72-73年香港大牛市疯狂增发募资，单单73年就发新股募资了5次。
等1975年香港经济进入低迷期，开始大量收购土地。
1981年香港经济新一轮高潮又来了，长江实业在这一年兑现利润14亿，是1972年的32倍，要知道1972年长实利润仅仅是4375万。
权力的交接
随着华商经济地位的提高，谋求政治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加上港英政府思路转变为间接管治政策，这给崛起的华商家族带来了巨大的红利。
金钱和权力是一对孪生兄弟。
在各方压力下，港英政府逐步放开了港人参政渠道，从一些行业选举推举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加入立法会和区议会。
在这个背景下，一直被打压的华商财团开始崛起，以资本化手段开始获得话语权。
华人财团开始挑战英资财团的垄断地位，最有代表性的是包玉刚和李嘉诚携手汇丰收购了怡和洋行旗下的九龙仓和英资四大洋行之一的和记黄埔。
当时这些华商和大陆关系也非常密切。
邓公复出的时候，李超人在港商中带头表示拥护。1978年国庆还受邀访问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观礼，后面的许多大陆投资也是这时候埋下的伏笔。
后面英国人耍阴招在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前吓得香港百姓大移民，也是通过这批华商安抚的。
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权力交接已是必然，声明确定交接时间以后，英资随着英国政府退出香港，华资趁势接管了香港，成为后面十几年香港经济社会的主旋律。
为了让香港人安心，回归的时候大陆有个承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交接的过渡时期是一个尴尬的时段。在这13年里，我们一方面不能派遣官员直接管理，另一方面不可能信任英国的官员，都知道英国人是全世界有名的搅屎棍。
选择“爱国华商”协助实现港岛的平稳过渡成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最优选择。
83到97的过渡期跨度很长，这种不得已的选择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在资本大鳄介入权力交接，交接过程中权力又分散的情况下，过渡期对资本力量的节制完全失效了。
大鳄们变成了掌握港岛经济命脉的实际控制人，也成了当时平稳接收香港的中坚力量。
港英政府时期就已经进入立法会和区议会的富商们开始越发的有影响力，真正成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
经济学人发布过一个裙带资本主义指数，香港位列第一，是第二名俄罗斯的三倍。
香港可谓是原教旨市场经济的标准样本，充分展现了无管制下自由竞争到豪门寡头绝对垄断的路径。
虽然自诩法律社会，但是港岛法律对劳动者和消费者的保护基本没有，比如标准工时，团体雇佣合约在发达地区都是标配，香港提也不提，消费者公平法案就更不用说了。
直到2010年11月，立法会才通过最低工资立法，确定香港的最低时薪为28港元，两年后，因民众不满才调至30港元。
最大的困难
回归前中英交手，最难的不是对付英国人挖坑埋雷，是经济战。
当时我们还一穷二白，外汇储备不过百亿美元，最怕的就是鬼佬引发香港经济动荡。
联合声明之前英国鬼子就搞过一次，偷偷散布中英谈判破裂的假消息，搞得当时香港汇率股市大跌经济动荡。（视频里讲的就是这段）
因为联合声明限制了卖地，港英政府推出了玫瑰园计划。
他们打算花2000亿港币大规模举债建设新机场和港口。
承建的自然是英资公司，赚钱的也是英国人。
计划会花光香港所有的财政储备。回归之后，特区财政储备只剩下50亿港币，英方计划 “走人”同时，留给香港一个烂摊子。
中方自然不同意，谈了几次以后，港英政府才修订了建设计划。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90年代初彭定康出任香港总督，从他出任总督以后，香港社会福利就以27%的速度增长，这也是英国人挖的坑。
1995年11月，中英财政专家小组第5次会议召开前夕，香港社会福利署的署长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说，“香港社会福利在近5年以来，每年都在以27%的速度增长，我们还要用这个速度再增长五年，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有人说福利增长不是好事嘛，可增长需要财政收入跟得上，当时香港的GDP增速不过5%，要支撑27%的社会福利增长不仅难度大，且一旦遭遇金融危机，马上就会翻车。
说起来彭定康是英国保守党主席，在英国一直反对高福利。
到了香港却变了脸，原因很简单，走之前拿香港人的钱收买人心，走后把挖的财政大坑抛给特区收场。
这两年有个奇怪的论调，说香港房价高是因为联合声明限制了英国人过渡期卖地。
这根本就是扯淡，过渡期限制土地出售是防备英国人的权宜之计，回归以后第一件事就是重启公屋计划。
97年董建华上台，即刻推出了85000计划，打算每年修85000套公屋解决港人的居住问题。
计划当然没有成功，富豪联合买房的中产用金融危机和负资产的借口让董建华下台滚蛋。
其实八万五很无辜，九八年大跌是因为港府打大鳄捍卫港币，息率急升（前因后果在《97年的那场大鳄狙击战》提到过），八万五当时只是个数字，根本没建好那么多楼，群众只是楼价跌了需要发泄情绪。
有了民意就好办了，既然人心思涨，立法会和区议会的富豪们必定不会让“民意”失望。
房屋局连续推出了一系列托市政策，先是宣布停建组屋和不定期拍卖土地政策，然后就是减少土地供应提升地价。
这些本是应对楼价下跌的临时政策，不过03年楼价开始回升也并没有取消，一直保留到现在。
可以看出2000年以后土地供应一直保持在超级低位，港岛的大地主除了特区政府，就是在70-90年代大批囤地的地产商们。
到今天为止，港岛已开发土地只占了土地总量的20%，其他都被以环保为名，限制开发。
通过人为控制供给和价格，土地越来越贵，手里有地的大地产商血赚，普通港人则要花掉一生收入的5-7成去供一套小房子。
我们看到李超人财富增长最快的时间也是97之后。
1995年他的公司市值是420亿港元，盈利30亿。2009年市值增长到1万亿港元，相当于港岛GDP的50%，盈利更高达2000亿港元，增长70倍，同期港岛的GDP增长不到一倍。大头都是千禧年以后赚的。
超级垄断的形成
伴随着裙带资本主义而来的还有超级卡尔特，记得有外国人曾经说过，香港是个遍地卡尔特的地方。
按照百度释义，卡尔特是少数大资本家联合起来控制某种商品的绝大部分的生产和销售。
香港的地产就是典型，前十大房企开发和出租收入占据了总营收的8成。
垄断之下，香港租金年年攀升，挺过2003年SARS的商家抵不过高涨的房租，纷纷倒闭。如今你在街头买一碗云吞面，6成是房租成本。
在地产业获得高额利润以后，卡尔特把触角伸向了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2013年1月，一个香港小学生的作文《李家的城》疯传网络，在这篇文章里，小学生历数完屈臣氏，百佳，7-11，惠康，和记电讯等香港街头随处可见的李氏家族产业以后发出了感慨，“看着一间间诚哥旗下的物业，我心中有无比的感动。香港内一切的商店，不论是哪种的类型，全是诚哥带给我们的欣赐。”
更有意思的是最后一段，“李嘉诚，名副其实，香港就是李家的城。他是我们的上帝，万物都是他所创造。香港传说中的三位一体就是他们：李嘉诚、李泽楷、李泽钜。他们的力量更远超人类，为香港建起力场、为打工仔遮风挡雨、是香港免受风球、暴雨的侵袭。他付出了那么多，只是希望我们可以准时上班，不准时下班。这都是诚哥的伟大。”
连小孩子都知道，卡尔特们控制着港人的衣食住行，地产、电力、交通、通讯、零售。以竞争最激烈的零售为例，李嘉诚的百佳和怡和的惠康超市共占本港超市73%市场份额。
电力交通这些公用事业更是卡尔特获取利润的对象。
仅有的两家电力公司由李超人和嘉道理家族控股，唯一的燃气公司由恒基地产控制，巴士和轮渡在新世界和会德丰旗下。
纵观历史，全世界任何地方公共事业一旦形成垄断，都是想怎么提价就怎么提价，政府是插不上话的。
拿电力公司来说，中电，港灯的垄断已经是人神共愤了。两家公司年年涨价，港府一边无奈默许提价，一边拿钱补贴百姓电费。
白花花的银子通过补贴流进大佬的腰包，这些钱哪儿来的，还不是卖地来的。
卖地的钱最后还是得港人买单。
想改变这种恶性局面，必须打破现有的死循环，但在目前的港人治港体系下绝无可能。只有未来中央全面介入香港事物才能改观。
这个过程需要时间，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这里面一方面有港人抵触心态问题，另一方面也有联合声明和基本法限制。
眼前香港的问题是红利褪去经济衰退才浮上水面的，当然英美情报机构的煽动也“功不可没”，最近黑衣废青集会几乎处处都有CIA的影子。
问题来自经济，解决肯定要着眼经济，也许近几年大陆国资开始逐步接手卡尔特们抛售的资产就是打破循环的开始。
原文链接的视频是讲回归前中英谈判的，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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