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贵州实践》即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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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透明的意义认知，经历了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历程。从十多年前学者对阳光政府、知情权的鼓与呼，到有法可依以及上级年年要点三令五申，政府机关也知道了不公开不行，做不好可能要面临复议诉讼，再到现在政府机关也希望群众知道，通过公开畅通政民互动、打造良性政民关系。一步一步走来，一点一滴推进，积少成多而集腋成裘，政务公开的进步在不知不觉间已翻天覆地。公开是个好东西，已逐步成为政府、群众、司法机关的普遍共识。
贵州是全国各地推进政务公开的缩影。虽处于西南腹地，政务公开近年来着力甚巨而一以贯之，全面推进、创新和探索，其勇气值得嘉许、其做法值得总结、其经验值得总结。新时代背景下，中央对政务公开的定位前所未有之高。中办、国办2016年《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提出“公开透明是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国务院办公厅《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提出，“要把公开透明作为政府工作的基本要求”。以公开促法治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等，更在中央文件中不厌其烦地反复提及。更进一步，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需要空前高涨，贵州“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均离不开高质量政务公开的支撑。
2020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一方面，修改后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正式实施，《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进入收官之年。诸此种种，标志着中国阳光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突如其来的疫情，把世界各国都打了个措手不及。各国、各地的疫情防控表明，越是遮遮掩掩，越容易谣言满天飞，各种捕风捉影、揣测猜疑，严重损害国家公信力和社会安定和谐；而越是公开做得好，越有利于遏制疫情发展，越有助于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共渡难关的氛围，越有助于化解谣言稳定民心于无形。
“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为政”。虽然“以公开为常态、以不公开为例外”已入中央文件、入修改后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长期以来，政务公开“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关于公开的标准、深度，规定得较为笼统，申请人振振有词而行政机关左右为难，主动公开的边界、方式难以操作；一些政务新媒体或过于“正襟危坐”言语乏味，或成为“转发狂魔”，或不回应、慢回应“僵尸化”，或动辄得咎各种“神回复、乱回应”不一而足。对此，贵州全面推进政务公开不是说说而已，加强组织领导高位推动，制度建设先行推进强化刚性约束，探索“双目录管理”源头管理，突出互动交流，着力保障体系建设…一轮轮“组合拳”打下来，贵州政务公开面貌焕然一新，公开效果全面开花。《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贵州实践》立足一线实践经验，使用一手数据材料，对近年来贵州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做法和探索，经验和创新进行了客观梳理和客观总结。在内容上较为全面、丰富和立体：既有各领域的做法，也有市州、县区的探索；既有经验创新的提炼总结，也有问题挑战的清醒剖析；既关注公开的内容、深度和边界，也研讨制度建设、平台管理、效果发挥、保障体系的完善，进而增强公开的可持续、高质量，避免人走茶凉，且不断增强传播力、影响力、公信力，服务大局。具体内容不再更多剧透，各位看官可自行搜寻。
还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杀青之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指数”的商标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注册商标，受到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本书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冠以该注册商标的大作！相信今后此类实证研究主导、联结中央政策与地方操作，法学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成果，必将越来越丰富。
真心希望《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贵州实践》帮助世界关注中国，帮助各界关注贵州，或来投资、或来旅游，或来看看政务公开的做法经验、探索创新，都想必是极好的。通过本书和后续推出的“透明度”系列成果，期望帮助理论研究者找到研究素材，帮助各地政府找到推进工作的方向，凝固更多公开共识，推广更多公开做法，形成各地、各领域政务公开你追我赶的良性互动格局。
现定于9月16日（周三）召开“中国政府透明度及政务公开研讨会（2020）”，发布2019年政务公开第三方评估结果，同步发布反映地方政务公开工作进展与成效的《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贵州实践》《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越秀实践》两本报告，并邀请部分地方、部门、司法机关代表交流政务公开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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