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多是位中学的美术老师，他选择的对象是他自己的父亲。浩多的父亲有着严重的家暴与赌博的行为，这是浩多的痛苦与困惑。面对这样的一种关系真正展开工作时，浩多感觉超出了自己的承受力。浩多几次在电话里跟我说太难了，好些东西无法说出口，因为过于残酷。在这个项目中，浩多是身处其中的人，我无法真切体验到他的感受，任何劝诫或者建议都似乎是不合时宜的，只是反复说：这个无法让你接受的父亲，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暴孽的形象，总是让我也联想到他的痛苦。事情似乎停滞了，我的担心一直在，包括分析家也一直在提醒我。直到一次浩多跟我说，他父亲在医院，跟他说（浩多有两个女儿）没有生儿子会造成很多问题时，突然开始失声痛哭。我知道事情不会轻易结束了。后来浩多开始由此及彼，进入到学校调查家庭暴力的事情，慢慢发展出了家庭会议工作坊——聊社，这个项目得以让浩多通过观察并介入其他的家庭，迂回来面对自身的问题，非常的不容易。杂货铺、无墙幼儿园、聊社三个持续性的项目，共同构成了浩多目前的工作内容。（补记：在原来约定交稿时间的第二天，浩多的父亲在凌晨过世了。虽然之前知道浩多的父亲生病住院，但仍然感到突然，这个突然让我处于失语中，只是他在当地节日中尝试跳舞的笑容却不时闪现，那个笑容在项目中很难见到。我做不了什么，只是惟愿浩多的这次工作能够成为礼物，不仅仅是给他过世的父亲，也是给在这里还活着的人。……）
多年以来父亲使我为之感到痛苦、无奈和愤懑，这些感受是他和我之间缠绕着乡村宗法、家庭伦理和社会体系根植出来的。一方面，我们六兄妹和母亲长期受到他的花样百出的家庭暴力而身心俱损；另一方面，父亲以及宗法伦理对我的思想观念、行为、生活、工作和婚姻有着直接的影响。从择学、择业、婚姻和生育等，父亲对我也是干扰不断。而且这种干扰不止于我，连同我孩子也遭受过他的家庭暴力。更加引起我恐慌的是我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竟然也无意识的拿起了衣架，这让我深刻认识到这些症结的代际传递的存在性。在我决定选择父亲作为“一个人的社会”项目的合作对象时，他对母亲的家暴仍然持续，直到他去年病卧在床都还没能停止。 我作为一个从小亲历父母的情感危机和来自父亲的家庭暴力的人，某些精神创伤或许是永远无法抹掉的。对“和睦家庭”的美好愿望和父母的家庭争端，如同两股决力在我的内心里撕扯。我想尽量去缝合却不能，我心身焦脆得整个人没了自己。我害怕不完美，希望他们没有争吵，彼此相爱；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当时没人告诉我婚姻生活也有不完美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该如何去接纳这种不完美。我当时非常痛苦，为了逃避而常常不回家。我大学毕业后，父亲希望我去当一名教师，经过反复考虑后，我妥协了。工作没几年，他又开始操心我的婚姻，几年之后我终于结了婚。而现在他又操心着男孙的事，这次我没有任何顾虑地选择了不合作。三十几年来，父亲像一个手里拿着鞭子的幽灵，时时跟随着我。
而作为项目合作的对象，一方面，我们作为父子关系，有难以切割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父亲作为家庭暴力的施暴者而我作为受害者，曾经的创伤也还未愈合。我试图搁置成见和痛苦，尝试以第三方的视角去和他对话。当不同的身份在我的身体里切换，一度让我无从适手而陷入泥泞。在满宇和徐雅珺的建议下，我做了“自我言说”的录音和艰难挣扎，虽然最终逐渐突破了困局，但此时我依然还是无法坦荡的面对一切。在我看来那是一道道被我故意掩盖的伤口，每揭开一次就是每一次阵痛。在这2年的工作过程中，父亲的人生经历和个体遭遇渐渐清晰，当他在病床上哭泣着对我说“一定要生个男孩！”这句早已让我听出茧的话再次从他干涩的嘴角里说出，我第一次不觉得反感，并且多了几分理解。我仿佛穿越时空陪同父亲重走了他生命的旅程。这是2005年，王元明老师组织去我老家考察神庙木雕和地方文化时，李锐给我们拍的一张合影。第一排是父亲、三妹，二排是我、四妹父亲的原生家庭是当地小镇的名门，清朝时其曾祖父是一名七品校尉、祖父是一名百总，民国时其大伯是一名小学校长、二伯是一名黄埔军校的国军上尉、其父亲则考取了华南师范大学。那时他家里还拥有近百亩土地，如果没有后来的战争和动乱，这家子的生活应该是安稳幸福的。可造化弄人，民国初期因长期的阶层矛盾激化，小镇被12个村庄农民围攻施行了杀、烧、抢，其曾祖父当家时也未能幸免；在国共内战时，他二伯在上海被特务暗杀；内战结束后，其祖父上交了近百亩土地给政府；接着50年代末其父亲被撤掉公职。从此这个家族走向了贫穷、落寞和政治羁绊。父亲的大哥和二哥在读书时出类拔萃（二哥曾考到县里第二），但都因为贫穷和政审等因素，而被迫弃学。父亲是在59年出生（排名老七），当时正遇大饥荒，其母亲患了严重的水肿，最终被迫把他寄养给附近的村庄。在那三年里，与父亲遭遇同样命运的婴儿有100多名。其生母本想，寄养到农村里至少还有土地可依赖；可她哪曾想到农民连播种的种子都没有。后来，养母家里不仅没有足够的粮食，而且还饿死了两个女儿（父亲的姐姐）。父亲能够在那样的情况下存活下来，用养母的话说就是，天意。
父亲与原始家庭来往无间 图为父亲和其大哥和二姐（右起）
父亲出生时不足2斤，养母抱不上手，就放在一个小竹箩筐里，所以父亲有了第一个外号叫“箩筐侬”（箩筐孩）。由于营养严重不足，发育缓慢，到4-5岁才真正学会走路。因为身份特殊，自他在襁褓里时就已经引来了异样的目光。“鸡生鸭孵”、“薯生芋”、“天生禾”、“杂种仔”等等，是父亲从小听到大的外号。这些来自集体的带有歧视和排外的外号萦绕在父亲的耳边，直至今日。有一次父亲在村集体会议时被一村民调侃他为“杂种仔”要放在“除邪盘”里除出村子，他顿时暴怒三丈，跑回家中拿出他的自制“三叉戟”要干掉那人，虽然后来被好友们强硬制止，但也可窥见他对这种类语言的敏感和反应。父亲人生中最感到最恐惧的第一次经历大概是在7岁那年。当时他跟玩伴打架把对方打哭了，对方的父亲就拿着一把匕首架到他脖子上，这次经历成为他一生难忘的回忆。距此30多年后，父亲与这家子又爆发了冲突。发生口角后，他们父子3人提着刀闯入我家门找父亲算账，当时父亲没在家里。父亲回来得知此事后提着刀子要去报复，被母亲拼死抱住不放，意外才算避免。父亲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有许许多多，直至今日父亲还在认为全村都以他为敌。父亲的性格敏感、 易怒、多疑，似乎时时刻刻都在防范着他人。父亲被领入唐家后，成为了家中唯一的男孩；加上他来之不易的生命，父母姐妹对他万分宠爱。在同伴们都要为家里分担家务的时候，他仍然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这种“贫穷少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他19岁结婚为止。成家的重担与他稚嫩的肩膀形成极大反差，在同伴都投入到家庭奋斗时，他却常常耍脾气甩掉锄头闷声大睡。父亲对于婚姻和家庭在行动和心理上似乎都没做好准备，过去的习惯还没扭转就马上步入婚姻家庭的生活。稚嫩的身体和意志无法应付刚性的生活。这种无力感使得他更加消极的生活，他常常喜于接受他人对他的接济，甚至不羞于向亲人讨钱过生活，特别是跟生母相认之后。“人生得几久？不要做太苦！”是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话。“为家族续后，为家庭建房，为儿子成婚”是当地男子的三大人生目标，这个来自古老的农耕文明的宗法观念至今依然占据着主流。“毛主席语录”是当年父亲与其他红小兵人人必读的内容；几年前老家的正厅墙壁上还保留着当时父亲用毛笔书写的简笔字——“毛主席万岁！”传统的宗族观念和政治意识形态相结合的特殊教育环境，“培养”出一代代具有父权意识的崇拜官僚的狂妄者，我父亲亦然。父亲对求学没有远大目标，小学没毕业就辍学游荡于乡野间。规则、责任、理想、道德和文明等，这些话题都不曾在他孩提时涉猎过。“逃学最爽，自由！”这是父亲在当年求学最直接的感受。 当父亲结婚生子提着犁头的时候，他的同伴有的考取了大学而脱离了农村生活。此时父亲开始发现，要想脱离农村唯有读书。父亲与生母相认后，了解到他的身世和家族史，对身份又有了另一个自我认同。这些因素导致父亲开始深刻反思命运和读书之间的关系。结果是，他把希望投射到我们身上。我读小学时，他为了我能更好的读书曾“择塾三地”。我被迫离开父母寄读于离家几十公里远的姑姑家里，成为了一名“流学儿童”，那年我7岁。这段经历给我留下了许多的症状，如今还无法与父母亲昵，有时候我特别羡慕那些能与父母亲密无间的人。直到不久前父亲病卧在床，为了协助父亲上厕所，我才被迫第一次触摸到父亲那陌生尴尬的手。
当地的男女恋爱大多通过一种叫“调声”的群体歌舞形式作为媒介来建立关系。男女十几岁开始就远离家庭，来到众筹自建的集体大宿舍生活，男宿舍叫“后生哥窿”，女宿舍叫“女窿”，分域而居。大宿舍是男女青年自由奔放的生活和成长之地。他们互相交流和学习，窿成为他们认知社会、生活、爱情和性的地方，它弥补了家庭和学校在这方面的缺陷。青年男女通过集体邀约（叫捎大窿），由一村的男方邀请另一村的女方到本村来举行集体的“调声”篝火歌舞会，会后男女便开始自由活动，大多在后半夜就是尽男女之事了。偶有对不上眼的女子，有的趁夜浅赶路回村，有的则被几个青年男子合力扛进独屋里，被迫与心仪她的男子共渡不测之夜，按现在把每一个画面定格下来都可作为性侵证物。村子重建的“后生哥窿”，如今的青年人已不再群居于此 唐浩江 摄贞操在这里是不存在的概念，青年男女旺盛的情欲在这里得到极好的宣泄和放纵。另一个方面，这种恋爱方式成为对“父母主婚”现实的抵抗，也是面对传统父权体系压迫下的短暂的逃逸方式。 父亲和母亲在婚前都有自己心仪的对象，但是在那个“父母主婚”观念严重固化的年代，他们都被迫回到这个“轨道”上。男娶女嫁，选择的对象皆由父母或者长辈做主，不可反抗。偶有一些勇敢的情侣违抗父命，也是等于是宣告断绝了父女关系（一般是女方跑往男方家里）。父亲曾向其养父母反对这场婚姻，当养母掷出一句“我领你来养是让你来捉弄我的吗？”父亲从此不敢再提，也注定了他不断挣扎的一生。
“首个孩子，众人生”是当地流传的一句话，它是“自由恋爱”和“父母主婚”两种矛盾关系的“后遗症结”。迫于父母之命，双方虽然各自结婚，但彼此仍会保持个人的私密来往关系。这个特殊过渡期的存在，一是由于彼此还很陌生，需要一个磨合期；二是由于各自的恋人还有割不断的恋情纠缠。所以，双方结婚后并没有立马同居，而是有1-3年的过渡期。这断特殊的过渡期成为了个别女子婚外孕的直接成因。据说，有些女子还特别纵情，怀的时候也分不清楚谁才是孩子的父亲，所以说是“众人生”。那位婚外之子，虽然名义上还是被接纳的，但是家庭的芥蒂之心还是无可避免，所以“首个孩子”往往也不受家庭疼爱。父亲和母亲结婚后，第三年才正式同居，第四个年头才生了我。父亲是个有极强父权意识的人，他为母亲对他的情感猜疑了一辈子，曾经多次的家庭争端也都因此而起。父亲曾对我说：“一开始我也怀疑你不是我的小孩，但是你长大后越来越像我，我觉得不可能不是。”
“山药不吃叉叉烂”是当地男人间流行的一句鄙语，意思是说人往往会把想得到但得不到的东西（山药）毁坏掉（叉叉烂）。山药是比喻一种美好的东西，它映射当地的一种集体心理，暗示着一个人自己得不到的东西也不想他人得到。这是一种产生于极权思维下的观念，他呈现出人的自我毁灭的抵抗方式，也突显了人对某种事物的绝对控制。父亲曾有几次摔破罐子脾气爆发，点火要把我们家的房子烧了。如果没有邻居的阻拦，不知道现在的老宅还在不在。父亲必然是渴望一个美好家庭的人，可是他却做出很多举动是在毁灭这个家。我曾因为他的这些举动嚎啕大哭，下跪劝求。下跪的一瞬间我看见他的一丝善意掠过他凶煞的眼神，他准备抽打我的鞭子收了回去；我明白他的气不在我的身上。“我要是真的烧，谁也拦不住！”这句话给出了他的答案。
父亲15岁正式与生母相认，原生家庭给他恢复了“身份”，族谱上也正式写上他的钟姓名字。原生家庭“耀眼”的历史，使他多了几分自信。在村子里常常听到他跟别人讲述原生家庭那些可喜的家族史。对于过往的美好追忆和现实的境遇使得父亲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你一定要离开这里！”这是父亲常常跟我说的话。在一次采访中，他躺在病床上哀叹“我应该回去中和才对，是村爹村妈坏，不给我回去！” 父亲不是一个努力挣钱的人，在母亲和我们眼里他是一个“懒人”。“你爸是全西边村最懒的人！”这是许多村里人对他的评价。从我上中学开始，父亲就开始需要借款，到了大学也是靠亲戚筹资和银行贷款，那时连伙食费也常常寄不出来……而如今，我两个女儿开始读幼儿园时，我同样也凑不出报名费。我顿时感觉到我和父亲走在了同一条老路上，同一条贫穷的道路上，我成为“穷二代”。阶级固化在父亲和我身上得到验证，虽然我如今离开了村子，可是离不开贫穷。父亲身体弱小，从小就缺乏安全感，他学武术属于一种自我保护。17岁那年他偶然拾得一本武术书籍，便一发不可收拾，常常半夜三更起来练习。父亲不仅练就了一手武功，还会设计和制作兵武器。从小遭受排斥和讥讽，让父亲走向沮丧的深渊。但习武让父亲找回了自信，特别是在针对外村的群体斗殴中，表现得非常勇猛，总是冲锋上阵。当地农村民风彪悍，家族宗派观念浓厚，姓氏宗族的矛盾呈世仇化，现在的矛盾从明清甚至更久远的时代就已经形成，比如发生在1920年的“12村庄围攻中和镇”屠杀800人的事件可作佐证。矛盾双方会把仇恨延续几代人，所以这种紧急状态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出来。这种世仇的矛盾，村子想要保持战斗实力，必需要有勇士。父亲自制的武器"三叉戟" 一个人的社会展览现场，新造当代艺术中心/广州，2019
父亲总是喜欢在村集的利益上冲在前头，也一度因集体事件而被刑事拘留。父亲年轻时成为9个村庄的主要联络人之一。在那个缺少通讯的年代，联络人参与着极其重要的工作。在两族群之间发生武斗时，父亲需要负责联络各村成员来商讨对策和支援。当斗殴发生命案时，全族群人都要上缴一定费用给那些出生入死的人以安置，或用于潜逃或用于安抚家眷。父亲也会成为负责收集和管理财务的人员之一。为了提高村年轻队伍的战斗力，父亲还联系了武术教练，在村里开设武堂。当年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也亲自参加了那个武术团，习武的画面还历历在目。
上：父亲17岁时拾到的武术书籍 那个年代许多书籍都烙上“毛主席语录”父亲的胆量、武术、摔跤术和积极的公共参与，得到村子的认可和尊重，他在这个系统中找到了他些许的位置。父亲当初“习武是为了不受别人欺负”，最终却由防范变成了应用，并以此获得了存在感。
父亲还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特别喜欢与人聊天，所以她还有一个外号就是“宽口佬”，就是“话唠”的意思。从前，家里外厅总是坐满人，互相聊天消闲，话题大多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父亲性情爽朗热情、幽默风趣，说起笑话来，总惹得众人笑得脸仰脚翻。不仅成人喜欢跟他聊天，青少年也很喜欢过来，因此他的“聊友”不分男女老幼。父亲固然也是害怕孤独的，曾经有段他到海口住过一段时间，可是没几天就受不了跑回老家，他说“没人聊天，孤单！”父亲从小被排挤和歧视，他努力走到他们当中去。他不断地与他人聊天能掩盖内心的孤独，对方的回应能够让他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情绪也能得到很好的输泄。住院期间，家里十多位同伴兄弟组团过来看望他，他瞬间心情舒畅、眉飞嘴翘，爽朗的谈笑隔着几病房都能听到。“今天你们来，我的病好了很多，聊天真爽！”他高兴着说。
父亲除了武术，还嗜好赌博。从青年起，他对台球、扑克、骰子、骨牌、炸金花、三公和麻将等等平民竞技和博彩形式，样样皆通。后来海南“白小姐”开设彩票，父亲像疯了似的整夜“打码”研究，一头心思扎进了他的彩票梦。刚开的小饭馆了也全权交给了服务员管理，最后因经营不善被迫关闭。他极其痴迷赌博，即使我们汇给他的生活费在一场赌博中输光，他也豪不在意。甚至，有时候为了拿到赌资他还会偷母亲藏起的家用钱或变卖家禽、家电。
上：《背影》视频截图 父亲谈论他为什么去赌博
下：《背影》视频截图 父亲做的一首山歌，表达对母亲的不满
父亲所谓的“不舒服”指的就是他和母亲的婚姻，他很在意母亲有过的恋情，他希望娶一个纯情的女子。“我领你来养是让你来捉弄我的吗？”宣告父亲和母亲都成为了“父母主婚”的牺牲品。可是在这个父权体系中，母亲没有话语权，父亲则拥有特权，所以他可以公开的释放他的情绪，而不用承担舆论责任。母亲对于他的家庭暴力只能忍气吞声，在这个庞大的父权体系中她遭受着双重或多重的压迫。 可是暴力是危险和被谴责的，并不能让父亲完全宣泄他的情绪。而赌博中不间断的持续的刺激能转移了他的情绪和症状，父亲对此也产生了依赖。“赌一赌，心理舒服些！”成了父亲合理化赌瘾的理由。
一个被政治运动干扰的生命，一场被家长制决定的婚姻，一条半途而废的求学路和半生不如意的人生，除了用武术找到了在村集体系统的位置，父亲从来没有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家庭位置。由于赌博，家庭理财权和家庭经济地位让渡给了母亲，母亲扛起沉重的铁犁，从此担起家庭生计的重任。小到家庭卫生，大到一年的农作计划大多由母亲负责；因此在儿女眼中母亲的形象大多是充满力量和感动的。家庭地位的丧失使得父亲更加失落和焦虑，每当他和母亲有争执时，我们的态度一旦倒向母亲，他便大发雷霆。我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因为迟到几分钟，被老师用类似的棍子殴打 一个人的社会展览现场，新造当代艺术中心/广州 2019
“你们六个孩子，全部都相信你妈，不相信我！”父亲常常抱怨道父亲需要需找到他的家庭位置，而能够大显身手的便是在对子女的教育上，特别是把我们培养成大学生，成了他一生的炫耀。“她说我没什么用，可我培养多侬成了大学生！”这是父亲在一次殴打母亲之后说出的话。父亲渴望成功和认可，对子女的教育可以实现他的愿望；每当遇见我们犯错或失误，他便直接使用暴力。在他看来，暴力教育是最见效的方式。这种快速方式能够及时填补他的焦虑和失落。“你们几个儿女有今天，都是我打出来的！”父亲常常得意的说。
问及为什么他要用暴力来教育我们，他回答“我七岁的时候因偷了家里钱，后被我爹狠打一顿，从此我不敢偷家里半毛钱；我记住了这个事，所以用到你们身上。”父亲的家暴形式是花样百出的，他说“这样做你们才怕，才有效果”。但同时他也反对那种危及生命的暴力，他批评那位为教育孩子而用镰刀割孩子脖子的父亲。“这哪里是为了教育孩子，这是要害孩子的命！”
那位被其父亲割脖子的男孩考上了大学，他成为家暴的成功案例广为流传，父亲也曾极为推崇，每当他施暴过后常常拿来举例说明。
《家暴图谱》 父亲对我们施行的不同形式的暴力，最后一张为村民对其孩子的家暴
为了提高生活水平，父亲也尝试过很多努力，化工厂工人、缝纫师、厨师、水手、家畜养殖、彩票讲师、中药师、三车摩托司机、农场工人、城市农民工、开小饭馆、开沙场……样样都做了尝试，可是却都没有成效。有的是工厂倒闭、有的是身体不允许、有的是收益小、有的是自身坚持不住、有的是没有资本……唯一让他坚持一生的就是彩票和赌博，其实这两者是同一个东西，只不过一个是看得见的即时博弈，一个是看不见的长时投注。博彩可让人不用通过劳动和生产而一夜暴富，可见父亲想脱离困境及期待成功的心理是很急切的。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许多东西悄然发生了转变。2017年，他迷恋20多的彩票被他自行放弃了。他说，“这些东西都是骗人的，有些东西命中注定，你要是运气好不用猜（研究）也会中的。”他还曾说“抗日剧都是给文化低的人看的！”我听到这句话即惊喜又疑惑，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可是看着抗日剧长大的人。
当地流传着一首关于上族谱的俚语：“黑么是墨白是纸，黑墨不得上宗祠，黑墨不比红墨养，他人骂作杂种儿。”父亲被领养到村子后，由于不是唐氏血缘的后人，一开始是不能上族谱的，后来得到旁亲的许可方可把名字用红色正式写上族谱里。关于名字上族谱的事有俗定：一般来说，领养、带嫁和婚外孕等这些非亲缘关系的孩子是不允许上族谱的，即使允许上那也是黑色的名字。父亲能够用红色入谱，说明本家族对他及其养父是非常照顾的。虽然如此，但是父亲还是为我和弟弟担忧，因为我们两都还没有生男孩，而眼看就快到更新族谱的事了，可女孩是绝对不能入族谱的。这种延续千年的父权体系犹如钢铁浇筑的牢墙不可撼动。
2019年清明节，我们给父亲养父母扫墓，四妹调整了被风吹歪的红旗
《背影》纪录片片段 2018年，父亲在端午节祭祀中“祷告”
碑文（和灵牌）的书写也是极具父权意志和等级化的；除了入男不入女，在内容上也是如此。碑文的书写格式里中有名为“显”的书写内容，只允许本家学位或官位最高的一或两名学位，其他则不上“显”。父亲在病房里说起他那位因女儿被拒绝上碑而哭泣的病友，都略显激动：“晚了！哭？” 在家产方面也是传男传女。如果父母都过世后，其女儿并不能继承家产（主要包括土地和房产），而由旁亲的男丁来继承。虽然对此继承法早在民国就已经规定男女平权，但是现代法律相对于这千年顽疾是无能为力的。父亲对此也颇为焦虑，“你不生男孩，你有再多的钱，建多高的楼有什么用？还不是要给外人！” 《背影》纪录片片段 母亲谈男女在家产继承权上的不平等父亲的性情敏感、易怒、直白、多疑，也是一个爱哭的人，有几次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所见父亲的第一次哭泣是在我高三那年，收到大学通知书的当晚，他不顾我的反对买了一围特大的鞭炮，爆炸声响彻整个村子的夜晚。他意在向他人宣告他的成功，在灯光的映射下我看见他默默地擦拭着眼泪。我当时也并不明白，原来父亲背负着很重的包袱。父亲第二次嚎啕大哭是在他生母去世的那天，他趴在灵柩上泣涕丧哭了半个时辰之长，向生母诉说出他的委屈、感慨和思念。第三次是与同堂大伯争吵，当时因小事引发口角，双方情绪失控，大伯倒出了埋藏许久的怨水，并要断绝和父亲的关系。父亲听后当场泪崩，其大伯可是接纳他上族谱，小时候给他阿胶得以保命的恩人。最近看见他哭泣时他已是一个被诊断为尿毒症患者。有一次我带着女儿去病房看他，他望着两位孙女，操心起我的生活和婚姻，说着说着突然抽泣泪下。我当时也颇为尴尬，“我很少哭的，不是触及我内心我不哭。”父亲解释说。所见他最后一次哭泣时，他已病入膏肓，身上插着各种做血透、腹透和肺部引流的管子。他塞给我俩女儿200块钱，这是来看望他的人留给他的。我见状便坚决给他推了回去，可不一会，他身子颤抖起来哽咽着说“唔……要吧！去买件衣服穿！”他干瘪褶皱的皮肤贴着瘦骨头，伸手的动作缓慢而无力。我没再拒绝他，我知道他体谅到我窘迫的生活，也知道这或许是当下他最可能做到的事情了。他抓住小女的小手，久久不愿放下。此时，他的眼神已不再斜视，眼睛里透出自然原始而干净的目光，这次他没提男孙的事。
2019年8月6日凌晨4点，父亲离世。虽然我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觉得很突然。入殓当晚，他的生前好伙伴（也曾是我儿时好友）过来吊丧，说起了我曾经很想了解但最终没敢问的关于“偷盗”的事件。当时这件事情在村子里传得比较广，村民对父亲也多有微词，但现在看来算是一个误会。事情经过是这样的：邻村有几个惯于在附近偷盗的少年偷了几个电视机，其中有一个是本村父亲好伙伴的，父亲在不知情下，参与“销赃”。正当他要搬走电视机的时候被本村人瞧到了，事情由此传开，大家都认为是他偷了电视机。事情传到我们耳中，顿时觉得羞愧难当，也难以理解。今天听到事情的真像，我稍感些许“欣慰”。同时，我也深深的感到愧疚，一是因为我再没机会向父亲了解更多的真实情况，二是过去对他的不信任（所有的猜想都是伤害）所造成的伤害也是无法弥补的。在对父亲进行奠礼的时候，我也深刻体会到父系特权的“优越感”，也看见了“男女不等”的千年痼疾。在这个坚固的父权系统中，不仅男性成为自认的享受者和维护者，更糟的情况是女性尽管作为受害者但她们却与男性共同维护这个体系。当这个系统的受害者和享受者共同维系它的时候，它已经坚不可催。事实就是，从民国开始试图使用的法律手段，至今对这个机器仍然无能为力。其实在这个机器里，男性和女性都是受害者，正如父亲一样，承受着父母的压迫但也焦虑的压迫着我们。这里没有一个是无辜的也没有一个是幸存的，父亲、母亲和我一样是共同的“受害者”父亲说，他是全村的仇人。确实，父亲生前口无遮拦，冒犯了不少人。可是他为什么想要成为全村的仇人呢？今天父亲走了，我想，“成为敌人”是他为了更彻底的“离开”吧！
一个人的社会展览现场，新造当代艺术中心/广州 2019
刘洋访谈 | 一个人的社会
时间：2019年6月23日-7月22日
开馆时间：周三至周日 13：00-20：00
地点：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海傍路4号 新造当代艺术中心
艺术家：
宁静+余秋呈 刘铁民+陈巧真 满宇+徐坦
李珂+徐然 姚鹤立 山河+徐琳瑜
梁广年+喻旭东 刘超+刘伟伟
石炳煌+谢剑波 李莉君+东启 唐昌旺+唐浩多
出品人：蓝海骐
项目发起人：李一凡、徐雅珺、刘洋、满宇
策展人：满宇
策展助理：翁欣欣
展览执行：李乐
热带病艺术研究所 由李一凡、蓝海骐、喻旭东和满宇共同发起。
艺术研究所首先立足于中国南方的现实场域，这不仅仅因为珠三角的特殊地理位置，处在热带与亚热带的交汇处，更因为珠三角做为最早进入改革开放的地区，在几十年极速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矛盾与现象，这些现象在未被具体的理解和行动时，仍处在未知中。但我们也深知言说之悖论，它既是发现，也是遮蔽。因此需要行动者的不断返回，始终让身体保持在场。热带病作为异质的隐喻，不仅意指在现代性过程中所遭遇的不适，同时我们也将它理解为制度化认知之外的现场。我们期待通过直面自身的处境，以一种创造性的感知方式，力图在真实的遭遇中形成思考，并尝试做出改变。我们相信知识是从现实的语境中生长，并且与每一个个体相关。由于广东与东南亚之间悠久的渊源，相似的发展处境与可以互为参考的实践经验，我们也将力图与东南亚实践者产生广泛的合作与链接，来尝试一种自下而上的“南南合作”，让无名的大多数联合起来，以回应结构性的原因所造成的不对等的流动与个体之间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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