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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本不该站在学业的对立面!

徐泽鑫 西北望看台 2021-08-01

“今天我想对我的妈妈和大伯说,请你们不要再阻止我的梦想了。”


“如果妈妈不同意(走职业道路),那我学习也搞不好”,14岁的贵州孩子陈昱帛站在看台上,向底下的母亲喊话。



“你是在威胁我,是吗?”陈妈妈反问道,孩子立马哭了。


这是湖南卫视《少年说》上周的一期节目,视频中母子二人为了“踢足球是否就得走职业道路”发生了争执。孩子哭诉,母亲拒绝,一时间成了中国足坛热议的话题。


一、教育意义




在谈论这个话题之前,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他个子又高踢得又好,长得还帅。”这是前日本国脚中村俊辅对于自己昔日初中同学富田学的评价。



小学和初中时期的富田学是横滨市最好的球员,在场上无所不能,帮助学校拿下许多冠军,场上的比赛胜负基本由他一人所决定。


用教练的话说,如果中村俊辅是秀才型球员,那么富田学就是天才级球员。


初中毕业后,中村俊辅考入桐光学园高中并加入校队,而富田学则去了青年高中,加入校队一年后就选择退出。


“我虽然喜欢足球,但是不想局限于此。”富田学果断停掉了一切的训练和比赛计划,将注意力全部放在学业上,目标直指东京大学。之后的全国统一考试中,富田学在满分800的卷子里,拿到了744分的成绩。


话说回来,看完《少年说》的视频后,包括于大宝张玉宁等人接连发声,鼓励像陈昱帛这样的足球少年,敢于说出自己的职业梦想并付诸于行动,但他们都认为足球不该局限于此。


2019年,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在接受我们的采访中,谈到了发展校园足球的作用。在他看来,足球的价值最应该看重的是它的教育功能。



这样的理论与日本教练栫裕保的观点不谋而合:足球教育不应该以成为职业球员为最高目标,更应该从足球运动中去塑造孩子健全的人格。


在泷川二中这所诞生过冈崎慎司的学校中,足球教练栫裕保始终给孩子们灌输一种观念:“学校不是为了孩子来踢球才开设足球俱乐部的,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你们还可以利用足球运动促进自己的成熟。”


场上的栫裕保是一位教练,一招一式教会学生各种踢球技能,场下则变成了学生们的“班主任”,帮忙协调各类足球部孩子的升学事宜和面试的礼仪要领。


参与其中的学生稻绩大乔也深有体会,参与足球的时候,他还能提高自理能力:“没有足球的话,我会感觉压力满满,什么都做不下去。自从踢了足球,自己学会更好地安排生活。”



足球部除了男生之外,泷川二中的男队一般还会配备2位女队员,尽管她们不能像男孩子一样跟着训练,比赛。但她们在队内的作用丝毫不亚于场上的任何一个人。


作为球队的后勤管理者,她们要负责球队的各类协调事情,期间所磨练出的团队责任感与公共服务意识,对于之后的就业也很有帮助。


二、体教结合




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份有关《父母对孩子踢球的态度及影响因素》,有效样本数856份,人群属性为特色足校的父母,包括孩子踢球的与不踢球的。



其中有91%的父母跟陈昱帛妈妈一样支持孩子踢球,帮助强身健体。在不支持孩子一直踢下去的理由中,学业压力依旧占据第一位。节目中的陈妈妈,也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


因为陈妈妈害怕足球会耽误学习,进而影响升学以及之后的就业。“他已经14岁了,而且一年多没练球了,教练对我说他不是很适合足球。如果到时足球也踢不好,学习也搞不好,那该怎么办啊?”


陈妈妈这样的担忧,能够代表一些家长的心声,而身处同一体系之下的青训教练也有感同身受,他也直接点出了体教结合的不完善:“孩子们走独木桥太难了,如何打通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这一通道,真的太重要了,我们需要的是实干,而不单单只是口号。”


中国足球的相关决策者也看到了类似的问题,在去年的采访中,王登峰也向外界介绍了教育部与中国足协的一些合作,比如竞赛体系方面:“像教育部组织的高中联赛,最优秀的2到4支队伍会有机会与同龄的职业梯队前10的球队进行过招。”


“同时我们也跟足协一同组织女乙联赛,大学生女足联赛的前10名能和职业俱乐部前几名再进行赛会制的比赛。”


石门实验-校园足球的代表


2019年青超U15组的总决赛,广州五中和石家庄石门实验便是校园足球队的代表。由于在协会杯(中国中学生足协杯)上发挥出色,两所学校得到了教育部的推荐,最终得以站上国内同年龄段最高的舞台,与恒大申花等梯队进行抗衡,而这也意味着校园里的足球少年有了更多被看到的可能。


然而,如果对比先进的发达足球国家,如英国和日本的校园联赛,当前的中国足球还可以做得更好。


毕竟如今教育部遴选出的特色足校已经超过2万4千所,但像广州五中和石门实验这样能登上总决赛的舞台,能跟顶级梯队过招有多少呢?而那些未能亮相总决赛的队伍,他们又在踢着什么样的比赛呢?当中又有多少像陈昱帛这样的孩子,害怕梦想被埋没而被迫做着足球学业二选一的选择题呢?


“2019年起,青超不允许校园队伍报名,我们只能参与教育部旗下的两大赛事,一个是过年前后的协会杯,一个是每年10月底11月左右的总决赛。其他就是一些邀请赛和热身赛,队伍之间的交流不是很多,质量不是很高。”一位常年拿过全省中学生冠军的足球教练说道。


三、上升之难




在湖南卫视《少年说》有关陈昱帛的视频播出之后,前国家和现役国脚徐阳、于大宝、张玉宁等人纷纷转发评论。



于大宝写道:这就是现在社会的大环境,不仅仅是中国足球。家长为孩子选择未来,孩子不能坚持自己的梦想,到最后只能半途而废。


张玉宁感同身受:成为职业球员很难,实现梦想更是鲜有人能做到。


这种难,既有大环境之下“体教结合”的不成熟,不完善,更有职业足球作为竞技体育本身的难。


比如激烈的竞争。


这是日本足协2019年公布的足球注册人口,分别涵盖了U12、U15、U18以及无年龄限制的四个组别,从表格中的注册人数不难发现,越往上走人数越少。成年之后,注册人口仅剩下143918人。



2019年,J联赛总注册球员人数1626人,如果用该数字除以无年龄限制的总注册人数,那么最终的结果是1.1%,也就是一百个会踢球的成年日本人中,能踢上职业的也就一个人。由于联赛还有183个外援,因而实际上该数值要更小。


中国呢?


以特色足校南京鼓楼一小为例,过去20多年已经培养了出了包括武磊、陶强龙、张卫等中超球员。据不完全统计,现如今已有近20人能走上职业道路,平均1年1人。


现在,每年在南京鼓楼一小参与足球培训的孩子共有120人,成材率还不到1%,这数据甚至低过2018年清北两所高校在北京地区的大学录取率。



南京鼓楼一小


因此能够最后走上职业道路,甚至踢上顶级联赛乃至国家队层面的,都是金字塔最顶尖的那部分。


对比视频中的主人公陈昱帛,在过去参加的贵阳蓓蕾杯的比赛中,作为队长的他率队杀进了16强,但最后没有成绩,无论是团体还是个人。


除了高淘汰率之外,在实现职业理想的过程中,伤病也是无法忽略的一大因素。


女足国脚唐佳丽的恩师钱慧在之前的采访中,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孩子的经历:


“07年的一个小孩,她是我们队里最好的一个,爆发力、大局观,进攻和防守都很好,学习也不错。她就是我们队里的标杆,教练都认为按正常以后是能踢出来的。有一次,她跟0506的孩子踢比赛,体检时发现心动过速、早搏,跑了上海的各大医院,一直查不出原因,爸妈特别担心,如今孩子已经半年多没训练了。


这个事情,我也跟他父母和孩子聊过,妈妈是硕士,从一开始参加足球锻炼,就特别担心孩子的学习,到后来逐渐慢慢看到了孩子在足球训练中的成长,变得不太抗拒了,如今却出现了这个事,我们真的也没想到。”


四、经济因素




中国有句古话:家有读书郎,全家跟着忙。这句话套用在学球的孩子身上也不违和,尤其是对陈昱帛这样渴望进入职业梯队的孩子,以下父母的经历或许能给这个家庭作为参考。



现如今,许多中国的足校依旧采取寄宿制的方式进行育才,鲁能足校也不例外。当你能够进入球探的视野,经过层层面试后进入到足球学校或者专业梯队时,此时才算真正上道了。


而对于心智未熟,还需照顾的孩子,不少父母会选择在孩子练球期间进行陪读,放弃自己的本职工作,在足校旁边或足球内驻扎下来,化身全职保姆陪伴孩子。


国少队长何小珂的母亲曾经也是其中的一员。


在儿子来到鲁能足校的第二个月,何妈妈便辞去北京的工作,只身一人来到潍坊足校,住进面积不到10平的招待所,全程陪读。做饭、接送孩子、帮忙补习功课,这样的生活独自过了5年。寂寞的时候,只能打开房间里的电视,调大声量。


何小珂与何妈妈


外出打比赛的时候,何爸何妈也会全程陪伴。为了省钱,多数时候夫妻二人会乘坐火车,最远一次是到昆明,足足坐了46小时的硬卧。珂爸此前因为常常请假,工作也变得不稳定。


在2019年的青超U15组总决赛中,何妈何爸也是抢在国庆黄金周前,乘着火车抵达了比赛的举办地宜昌。


跟他们远征的还有石家庄石门实验的家长,很多父母为了能看完孩子比赛,往往会跟单位调休请假。由于石门实验是校园队伍,外出打比赛时父母也会掏钱帮孩子找补习机构,进行补课。


当然,如果父母两人真的来不了,陪伴孩子的重任就要落到爷爷奶奶的身上。而这些花费在孩子身上的精力、金钱都是不可估量的。


对于那些无法被足校挑选上的非精英的孩子,学校一般会征收一年3万至5万不等的全额寄宿费。在此期间,如果孩子还想继续追逐职业的道路,就需要父母花费大量的金钱,去找球队、找教练。


五、如何抉择




节目的尾声,面对陈昱帛母子争执不下的局面,主持人陈铭用“认知”二字化解了彼此之间的矛盾。


对于陈昱帛,陈铭没有一味地鼓励,而是教会他要认清自己,了解自身的实力,丈量好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差距,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够得着。



对于陈妈妈,陈铭让母亲先站到孩子身边,从他的角度去想问题,去真正地了解孩子所说的情况,包括职业足球的途径、渠道,足球大学的录取率,就业情况乃至行业的工资收入。当自己了解清楚了,与孩子的沟通也能更加有效。


根据今年2月发布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2020年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技术调整结果的通知》,各高校已经要开始向足球等国家重点发展项目、校园普及性较强和增强体质效果较好的项目进行调整。



而这也印证了陈铭所说:足球行业也没那么绝望。


当然,实际的情况也没那么好。这一次因为媒体曝光了,一个陈昱帛的问题解决了,那还有多少像陈昱帛这样的孩子与家庭因为没有这样的机会,而失去了主宰人生,自由选择的权力呢。正如于大宝所说,孩子们要的不多,就是一个平台。一个能延续梦想,哪怕奔跑过后仍然失败的舞台。


现实却是,孩子们本不该被随意定义的人生轨迹,最后却卡在了一道足球与学业的选择题上。


做选择很容易,可谁又应该为选择后的结果负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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