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学术集刊）第八辑出版（附稿约）|【学术动态】

主编的话

《斯文》第八期耗时甚长，终于与大家见面，颇感无奈。时下风声渐紧，寒意逼人，大家小心为是。但有些基本和常识性的表达仍是允许的，尤其在学术研究中，我们不能将已经有结论的问题重新封闭起来。本期刊发的谢琰《论郭预衡先生“散文”观念的生成与贯彻》一文，是一篇见地颇深的文章。文中有一段话，是纯粹学术的探讨，但编辑坚持要删，几个回合下来，居然不再言语，偷偷就删了。现补录如下：

由此我们亦可推想：他始终将鲁迅与马列共同视作“指路人”，事实上起到彼此对冲的平衡效果：马列原理有可能引发“庸俗社会学”倾向，而鲁迅不仅“对古代社会政治习俗了解深刻，对作家的内心和行为观察也透彻，于是他所下的结论也便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之外，而能够得出正确的史的评价”，也就是说，鲁迅对“人”之心灵的重视，弥补了马列对“人”主要进行社会学解读之不足。尽管从理论接受角度来看，郭先生肯定承认马列高于鲁迅，但就实际影响来看，鲁迅却比马列更能激荡郭先生的思想世界，更便于他构造自己的散文史大厦。郭先生的夫子自道可以用来说明他对于鲁迅、马列两种思想资源的最终取舍结果：“我们说的时代背景，就是鲁迅说的社会状态。不过，鲁迅讲的社会状态，可能比一般文学史中写的时代背景要广阔一些。试看他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他是把某些风俗世态都包括在内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把时代特点、作家特点以及文学的发展变化等等叙述得水乳交融，使人读了，毫无拼凑之感。”其中，“时代背景”是马列的产品，而“风俗世态”是鲁迅的特供；郭先生终究更亲近鲁迅，所以郭史也就更近于“人性史”，而相对疏远于“社会史”。

请大家看看，有问题吗？

新旧交替之际，正是北京最寒冷的天气，疫情似有反扑之势，独坐室中，将来稿一一读来，虽无围炉之煖，亦得益友相勖之助。《斯文》杂志已到第四年末尾，这一期算是第一阶段终止的一个标志吧。近年来，散文研究十分兴盛，应该说进入了与散文应有文学史地位相当的正常地步，不论是历史、文献的挖掘与阐释，还是新理论、新方法的引入和运用，都提供和支撑了独特研究视角，以清醒的问题意识进入散文研究。但不可否认，散文研究中也存着大量模式化，潮流式的研究，无形中限制了研究的开展。这都需要在研究中不断突破。

特约专稿一栏推出林晓光《不彻底的历史主义文学观——从古典文学研究视角看章学诚》一文。近年来，关于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的研究颇为兴盛，与民国以来的论述相呼应，给予章学诚很高的学术史地位。但学术研究的诱惑正在于在不断的视角转换中揭示出隐秘的精神世界，从而为研究投入一股强光，照亮历史。论文以古今对话的从容，站在“古典文学研究”的立场上，重新审视章学诚，提供了独到的见解。论文主要谈了三个话题：一是上古文学生态论，通过其思想的表述，借助近年研究成果，作者指出，章学诚的意义足以促使“我们有可能重新书写中国文学史中一些被长期忽略的根本性问题”。但并不止于此，而是转而讨论其讲述中的两种“言公”，发现其思想逻辑的破绽，在肯定章学诚洞见的同时，能够指出这一点，并且引发再思考，是极有价值的。二是甄别名实的思想与中世文体学。论文由章氏关于《文选》的批评切入，发现他对于史学和文学持完全相反的两种态度，执于源而强调内容于文学的重要性，以本质性规定否认文学形式的价值，恰形成古今截然相反的对照，与我们今天的研究视野和方法是对立的。三是文本论和文学文化史观。同样，作者选择的切入角度非常独特，以关于苏轼《表忠观碑》书写方式的讨论开始，指出其观点的重要启发：文本的二手转录、文体不全、文本阅读中的误读。当然，本节行文比较仓促，限于篇幅未能充分展开，文学文化史观的讨论也略感遗憾，只是展开了一个侧面。学术研究的魅力并不完全在于圆满和全面，而更在于见识，洞见历史的隐秘之处，发现历史的闪光点，挖掘其价值与意义，甚至是批判才是核心，并由此提出新问题，做出新解读。显然，章学诚的逻辑破绽正是由于他的乌托邦设计和思想系统中的古今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造成的，但这都不妨碍他做出深刻的洞见。

文体研究栏目一共七篇论文，可分两类，一类是文体研究，一类是文体学研究。蔡平《先秦之“箴”与“官箴”之源》是一篇考订兼疏理文体源流的文章，首先，疏理了“箴”的四种语义，其次，对先秦箴辞文献做了细致分疏，最后，对“箴”作为文体之源进行讨论。先秦是古代文体的源头，对我们理解古代文体有着重要意义。近年来，关于先秦文体的研究论文不断出现，本文对“箴”体的考订疏理便是其中之一。郭英德先生指出：“人们在特定的交际场合中，为了达到某种社会功能而采取了特定的言说行为，这种特定的言说行为派生出相应的言辞样式，于是人们就用这种言说行为（动词）指称相应的言辞样式（名词），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地生成了特定的文体。”本文即由行为、语义变化入手，分析箴体的形成。更进一步指出：“后世则须观照以下诸要素：一是形式上的，诸如体制、句式、是否用韵的一致性；二是内容上的，诸如诗之缘情、赋之体物；三是有无造成一定的写作影响并形成规模式的拟作或续作。”便将由行为转换上升为文体的基本要素提炼出来了，是很重要的观点。作者视野广阔，将古今各种有关箴体的讨论一一道来，并随文订正，行文清简。

多年来，以制度与文学关系为主旨的研究成果不在少数，已是一个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但仍需要细化的研究以充实人们的认识。金璐璐《班固职官身份与其创作之关系》从制度角度研究班固职官身份与其创作及文体选择的关系。论文从班固职官身份谈他的颂美观念、宗经立义思想、礼制内容在文章中的表现，理清了职官与观念、思想和文学表现之间的关系。再进一步，论文又疏理了职官与班固创作及文体选择的关系，表现为在班固的创作中出现了大量与职官相关的文体和文体题材的拓展。在班固的史官身份影响着他的创作中的文体形态，如实录精神、宏大审美意识。

《文心雕龙》的研究文章可谓多矣，通过转换研究视角切入论题是当今学界流行的方法，但并不是说传统的研究方法就没有价值。颜婧《试释〈文心雕龙·总术〉篇首段——兼论〈文心雕龙〉的文笔、言笔观》是一篇由理论文本细读而起的论文，从《总术》异文说起，发现各家说法的矛盾。颜婧发现诸家解释之中有一个自近代以来受西方影响掺入的“文”，属于第一位的文的定义，而这个义项在刘勰原文中是没有的，形成了文的焦虑，构造出一个典型的困局。论文指出：刘勰“文”“笔”之分看似是文体的分类，但其论述往往蕴含着超越文体，追求更高层次的文学特质的意识。当时存在言笔、文笔两套系统，各家有不同的解读，刘勰亦有两种观念，二者的交叉点是笔，有实指和泛指两种含义，其实质是要用文来破除人们对言笔的误解，否定了文笔对立的思维方式，强调言笔文都具有文的性质。

曾繁靖《〈文心雕龙〉“序”体观探析》专门讨论了《文心雕龙》中的序体。对序体的关注始于《文章缘起》和《文选》，但刘勰却是将序与论放在一起讨论的，展开并不充分。论文由此出发，通过《文心雕龙》与《文选》序体观的比较，发现二者有很大不同，一者以《易》为源，一者以《毛诗序》为源；一者以论为序之特点，一者论述记并重。第二部分详细讨论了刘勰序源于《易》的观念，通过分析，解释了刘勰文源五经的观念和经学传统中传、序同源的问题，从而理解刘勰以《易》为序体之源认识的根本原因。在对《序志》篇的分析中，论文详尽解读了此篇的文本结构方式，《序志》之“志”与刘勰对序体的观念是一致，仍重在“研精一理”。又从《序志》篇置于全书之末与《易传》相同之处引申到取法《易传》，从而说清了刘勰序体观的渊源所自，解释了其观念的形成与展开。论文不仅从经学对文体的直接渊源关系上审视序体观念，而且注意到经学的解释行为逐渐“文本化”而产生出了新的文体，“‘序’与解经的‘传’‘注’一样，本是源自于经学解释环境下的文体，只是后来由于汉人‘著述’意识的兴起，‘序’的运用便开始溢出于经学之外，并逐渐发展出了不同于解经之文的写法，后人便难以体会到‘序’体与经学之间的关系了。”将序体观念与经学传统、传注解经方式关联在一起，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有助于我们认识文体的生成与流变。

文体研究近些年来十分兴盛，但也隐含着一些问题，如将文体研究的客观化放大，忽略作家的主观创造性，以体制的规约限定取代心灵、精神价值，重视历史流变的纵线而忽略了横截面的研究。车祎《明代尺牍总集的编纂方式及其文体学意义》采用大量总集文献，是对尺牍文体最有效解读方式。论文从明代杨慎和王世贞所选两部代表性尺牍总集入手，从范围、编排、风格上的变化，结合编选者的知识结构、文体观念和编选目的，对尺牍文体的源流、体制、题材、风格诸面向做了细致疏理。总集编选是尺牍经典化历史的建构过程，从杨慎的崇古兼容到王世贞的复古主张，再到晚明的日常化、趣味化与隽奇之风，由此一体亦可观察到明代文学的种种新变。

贺玉洁《论明代辨体学视野下的骈文批评—以〈文章辨体〉与〈文体明辨〉为中心》是对明代两部重要的文体学专书中骈文批评的研究。明体制是明代文体学最突出的一个方面，但在其发生及演化却有着较大差异，结合政治、文学运动，作者对吴讷《文章辨体》和徐师曾《文体明辨》做细致的疏理，在辨析二书观念差异的同时，借以深入骈文名称的演变，并辅以相关背景文献，为我们勾勒出“俳体”“四六”“俪语”诸体的区别与演化。二书对骈文诸体源流演变有着相当丰富的辨析，表现为文体分类更趋细致，对文体价值的界定与推进，部分文体出现由散而骈的变化。

散文文本的传世方式有钞本、刻本之别，亦有稿本、法书之异，总体上都属于散文文本研究的范围，如果我们不刻意限定研究模式的话，则历代散文文本的书法稿本、摹本、写刻都可以纳入。陈岸峰《岂不痛哉：论王羲之〈兰亭集序〉的艺术与思想》是一篇专门研究王羲之《兰亭集序》书法艺术的论文，详细疏理了王羲之书法师承、书法媚态与骨力并在的艺术境界。谈到王羲之的书法理论与《序》所体现的生死之思。论文主要分析了其结字、布局的书法艺术之美，称“在这个博大的体系内，既有肃穆庄严的气象，复有飘逸出尘的气韵，既对立，复和谐，情感与理智并存，法则中见自由。”《兰亭集序》实际上存在于两个世界中，一个是作为散文文本的世界，另一个是书法艺术世界，本文试图以书法艺术的分析对其进行清晰阐释，打破了以往研究中文学、思想、情感与书法研究的隔阂，是一个有趣的尝试。

大视野栏目推出曲利丽《〈史记〉“大一统”析论》一文，关于大一统的研究在各个领域已有不少，但作为一个重大论题，仍有讨论的空间。论文将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分为两个层面：帝国视域中的“大一统”和文化视域中的“大一统”，这样的既分离又统合的分析模块正是是对宏大历史一次宏观审视。历史无法还原，所谓真实其实是不存在的，历史是建构出来的，这已是史学界的共识，但并非是要解构历史，而是要揭示出历史建构的方式，关注历史建构的原则、方式及其精神价值。《史记》的伟大之处正在于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建构出帝国视域下的“大一统”，但如果仅止于此，还不足称之为伟大，司马迁再一次站在知识综合的基础上，以“仁政民本”为本，以“社会公平与正义”为目标，以对“倜傥非常之人”的推重为中心，以理想之光照耀现实，构建出一个文化谱系。这两个视域的“大一统”谱系不求和谐，而是充满了张力，并且能够达成平衡，这正是《史记》的伟大之处。

文学思想研究是散文研究的重点所在，本期推出三篇论文。散见的观点、主张成为话题，是古代文论思想生成、扩展以至弥散的重要方式，一旦切换至这个角度，可供考察的话题就会很多。周游《韩愈“唯陈言之务去”话题的清代解读》正是对“陈言”这一经典话题专门考察。在我们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对韩愈“唯陈言之务去”中之“陈言”似乎最易理解，但在作者疏理下，却呈现出意想之外精彩的一面。一个话题的展开，端赖于社会思想文化的语境，结合这个语境，话题的价值和意义得到深入挖掘和阐释。清初王学语境下，“陈言”的论析确有着鲜明的存在论色彩，是对这一话题独到贡献。而清中期则独尊一理的政治和理学背景下回归到文辞层面，突出的是不变的一面。而近代以来，则在“东西竞争和西学东渐的历史环境”下向着变的一面演进。这样一个跨时代的话题，由唐宋以至明清，又推至近现代，呈现出作为话题的“陈言”的丰富的理论和思想内涵。

苏轼其人其文是个说不尽的话题，应该说挖掘新义固然需要，但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发现妙义。本期推出刘石《论苏轼与佛教》一文，就是一篇很有深意的妙文。论文首先提出三教合一是文人思想构成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但一般的解决方案却是“并存”而不能解释“融合”，而佛道思想对一个人来说也不能用积极和消极来解释。这样的通达态度是我们理解这个复杂问题的一个出发点，也造就了全篇论文的通达见识与行文的从容自然，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真正贴近才能具有气度。题目非常平实，并不采取当前学术界流行的理论式概括式的术语化拟题模式，将见解融入行文当中，反倒增添读下去吸引力。论文分析了苏轼对佛道二教的立场与取舍，接下来，考释了苏轼与佛教关系中的三个问题，理清了他与接触佛教的时间点，又进一步在比较中，分析对佛道二教认识和接受的差异，在与当今学界的对话中，细微地解读苏轼与佛教的真正态度。此后，便转佛学思想与苏轼文学理论的关系研读，指出苏轼在接受佛学思想之后如何提炼出文学思想，一是理说，二是触发说，三是言意说，四是诗禅说，这四个思想都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在这里，文学思想与佛学关系得到深入解说，从而对我们理解这些思想提供新的资源与视角。再入一层，则谈创作与佛学关系问题。这一层最难言说，除了需要具备丰富的佛教禅宗知识之外，对苏轼诗文也要相当熟悉，更难处乃在二者关联点的发现。故论文又以大量的例证来谈苏轼受佛学影响之途径与方式，举出活法、翻案法、比喻法三大端，比喻法之下复分为复杂比喻、说明比喻、博喻三层。又觉意有不尽，再谈苏轼诗文中佛教典故、禅家用语以及所谓“禅意”的表现形式。平常之题却以层层转入，愈转愈深的笔法将苏轼与佛教思想的关系阐释得非常深刻，且又从容自在，清晰明了，这样的论文在当今学界是比较少见的。

近年来，海外汉学文献得到系统整理，相应的研究也不断展开，无疑有利于形成参照系，推进研究的深入。江户时代赖山阳《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与约八十年前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形成同一文本下跨时代跨国家对话，贾宏涛《论赖山阳的文章学思想及其价值》正是对一文章学现象的关注。论文对二人的评点文字做了系统和细致的疏理，分析赖山阳对文法与要诀的关注、探源溯流的批评方法、欲救文弊的现实指向，并对二人的合违异同做了比对分析，从而使我们能够体认赖山阳的文章学思想。评点文献是散杂零碎的，但经此细密疏理，从中亦可窥见系统的隐在的文章学思想，对这种隐在的思想分析理应是散文研究中重要的一环。                                           

自古以来，文一直是一个统领一切的大概念，散文研究自然也不外于此，因而以思想史的眼光将散文研究纳入其中，或在散文研究中吸纳思想史的视野，是散文研究的应有之义。本期新设思想史研究专栏，就是为了扩大散文研究领域，提升研究层次。桂枭《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两处分——张九成学术探源》正是一篇这样的论文，论文虽专谈张九成的学术渊源，但指出苏学的影响，其与道学思维方式和思想理路差异，从而在思想史层面上讨论苏学的意义。论文从张九成从学杨时考辨入手，通过对他早年求学经历的追溯，发现虽有党禁严令在前，但苏学仍流行于世，苏门学问正是张九成研读的核心。由此，论文从三个方面解读影响所在：一是引史证经的策论笔法、二是好立新说的经解观念、三是纵横反复的文字技巧，这样就将苏学影响落到实处。更进一步，讨论程学与苏学的矛盾，这种矛盾亦存在于张九成身上，如题目所引张九成《论语绝句》所云：“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两处分。”论文借张九成指出了一条道学变化的路径和方式，为我们理解道学人物和思想提供新思路，文学与道学在某种意义上是相通的，可以达成交流互用，糅合为一家学说。

散文研究文献考述是每期固定栏目，近年来系统整理散文研究文献是一个持续的热点，评点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是题中应有之义。不同于理论形态的存在，评点借助文章而提供了可以对读的空间，从而获得某种情境感。评点话语虽然零散，但却具体细致，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潘务正《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与桐城派的韩愈古文研究》系统疏理了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中大量评点，其中大量引用前人评语，从中发现马氏对韩愈古文的重视，故做此专题研究。论文从渊源、风貌、文法、影响四个方面展开，文献虽琐细而不觉其繁，条理清晰，又能时时与桐城派诸问题关联起来讨论，遂颇深入。评论也拿捏到位，不拖带展开，亦有桐城文风的影子。

张莹洁、马茂军《清康熙时期古文选本考录》将康熙时期古文选本分为通代、断代、专题三类，本文是三类选本的考录，涉及初刻本的编者、卷数、刊刻时间、馆藏地点、文献版式、翻刻概况，其通代类15种，断代类6种，专题类10种，这些选本并不稀见，皆为常见书目所载，但做为选本研究的基础材料，系统考录仍是有价值的。

郭预衡先生一生以文学史和散文史研究为重点，特别是他的散文史研究，以一人之力完成煌煌巨著，至今仍影响着学界。今年是郭预衡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本刊推出三篇文章以纪念先生。三篇文章各有特点，既有对先生治学特点和贡献的评述，也有对先生治学方法的深入思考，值得一读。尚学峰老师亲炙先生多年，由他来谈郭豫衡先生的散文研究，自然有一种亲切感。《郭预衡先生和中国散文史研究》一文回顾和总结了先生散文研究的成就和特点，以十分平实的文字呈现出郭先生研治散文史的学术成就，如同亲聆先生缓缓道来。先生写散文史注重从汉语文章实际出发，并不只是抽象的理念，而是落实到散文史的写作中去，得出了至今读来仍感亲切的观点，有助于将散文研究从过于“近代化”和理论化的迷途中拉回来。从史的角度出发，郭先生以宏观视野与具体对象研究相结合，提出了很多宝贵见解，如突破一般讲先秦散文时只谈诸子散文和史传散文，提出“哲理之文”，就具有独到深刻的认识。先生在散文史写作中，尤注重时代与世情，特别是政治情势，这就关涉到中国古代散文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而这一切其实都源于先生的“史识”，即思想和见识，他一生最为“服膺鲁迅”，故往往能够独立思考，批判意识突出，而非书斋里的学问，因而在谈到历代文人、政治时常有刻骨之见。

阮忠《关于文学史撰述的作家作品问题——郭预衡先生文学史批评与文学史撰述》疏理了先生坚定的不因时势而改变的文学史思想。郭先生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便关注文学史撰写问题，一直强调历史、社会与文学的关系，时代特征和文学特征的结合才能完整全面地呈现文学历史，反对脱离历史而单论作品思想意义和艺术技巧，在有关“文学史发展规律的探索、作家作品的历史评价和文学史著作的体例”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如何撰写文学史是一个长期困扰着学界的问题，也有过讨论，但在撰写时仍然很难解决，涉及到作家作品如何入史？作者提炼出郭先生曾谈过的三个问题：一是撰史中的片断化问题，二是少而精入史标准，三是作家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特点如何揭示。在历史之流中看待作家作品，建构文学历史是撰写文学史最为重要的地方。不能否认，有不少文学史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孤立地欣赏和评价作家作品的问题。作者在文中举了郭先生散文史中的《史》《汉》与欧阳修散文两个典型例证，使我们看到郭预衡先生是如何在历史之流中抓住作家作品的创新之处，这也是郭预衡先生的文学史研究仍具有巨大学术魅力原因所在。

谢琰《论郭预衡先生“散文”观念的生成与贯彻》重新阅读郭预衡先生《中国散文史》，专谈先生散文观念的生成与贯彻。欲知先生散文观念之生成，不可不知先生研读鲁迅与马列思想的过程，将社会学分析与辩证分析结合在一起，强调“批判精神”和“精神解放”。两种思想资源实现了“彼此对冲的平衡”，而实际上，先生在精神气质上更亲近鲁迅，故他的散文史更近于“人性史”，而相对疏远于“社会史”。这个特点的挖掘使我们对郭先生学术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体认，这个理论话题在今天也仍具有重要意义。在散文史撰写过程中，先生持大散文观念，因而采取了“文法优先于文体”的策略，贯穿在整个散文史的写作之中，关注文章的个性，突出文章各体之间的关联和“破体”，不是在文体分类的意义上而是在文法运用意义上持一种杂文观念。另一方面，则采用“影响先于建构”阐释策略，将政治、“王纲”置于首要位置，这是非常贴合中国古代散文实际发生情境的，但与当代学者将政治、思想、创作放在一个系统中进行阐释的方式不同，是典型的“通史”观。除了教材式的文学史编撰之外，当代学者整合贯穿为一通史以达成统一解释的追求明显下降，“通史”实际上正在“瓦解”，是否重现亦未可知。这两个特点未易区分高下，是治学理念的产物，通过学术史建构，有利于我们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前辈学者的学术思想。

《斯文》第八辑目录

特约专稿

不彻底的历史主义文学观——从古典文学研究视角看章学诚（林晓光）

文体研究

先秦之“箴”与“官箴”之源（蔡平）

班固职官身份与其创作之关系（金璐璐）

试释《文心雕龙·总术》篇首段——兼论《文心雕龙》的文笔、言笔观（颜婧）

《文心雕龙》“序”体观探析（曾繁靖）

明代尺牍总集的编纂方式及其文体学意义（车祎）

论明代辨体学视野下的骈文批评——以《文章辨体》与《文体明辨》为中心（贺玉洁）

岂不痛哉：论王羲之《兰亭集序》的艺术与思想（陈岸峰）

大视野

《史记》“大一统”析论（曲利丽）

文学思想研究

韩愈“唯陈言之务去”话题的清代解读（周游）

论苏轼与佛教（刘石）

论赖山阳的文章学思想及其价值（贾宏涛）

思想史研究

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两处分——张九成学术探源（桂枭）

散文研究文献考述

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与桐城派的韩愈古文研究（潘务正）

清康熙时期古文选本考录（张莹洁 马茂军）

郭预衡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专栏

郭预衡先生和中国散文史研究（尚学峰）

关于文学史撰述的作家作品问题——郭预衡先生文学史批评与文学史撰述（阮忠）

论郭预衡先生“散文”观念的生成与贯彻（谢琰）

《斯文》稿约

一、本刊主要以中国古代散文为研究对象，因中国古代“文”之概念至广至大，故举凡与“文”相关之论题，除专研诗词、小说、戏曲者外，均可赐稿。

二、本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审稿期为三个月，审稿期内论文请勿投他处。

三、本刊择文，唯质是取，不论作者出身，不限文章篇幅。来稿一经刊出，即赠样刊二册，并致薄酬（含著作权使用费）。

四、为便于作者投稿，本刊欢迎以电子文本投稿，本刊唯一指定投稿邮箱：[e-mail]

五、稿件内容包括题目、署名、摘要（300字以内）、关键词（5个以内）、正文、注释，项目、基金资助论文请在首页以注释形式标注，说明项目名称、编号。文末请赐示个人简明信息（姓名、性别、出生年、供职机构、职称、学术职务、邮政编码、通讯地址、移动电话、电子邮箱等）。

六、请核实引文，规范注释。注释采用脚注、圈码（每页重新编号）的方式，具体格式如下（请注意缩进格式）：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第171页。

2﹝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38页。

七、本刊每年出版两期，第一期截稿日期为4月31日，预计6月出版；第二期截稿日期为10月31日，预计12月出版。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斯文》编辑部，邮编：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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