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的话本期继续推出文体研究栏目，近些年来，文体研究已成显学，原因正在于文体研究能够不断挖掘出新角度，在不同时代和领域，结合相关文史研究话题，呈现出学术活力。孙玲玲《汉魏晋之际《左传》日月时例的发展》探讨《左传》日月时例的发展，属于义例之学的研究，本刊在此置于文体研究栏目，盖由义例关系书写问题，仍可以算是广义的文体学研究，故有此权变。汉魏晋以来，公、谷之学影响到《左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日月时例上，本文采用最朴实的方式，逐例列出其影响之处，又以杜预的批评转入到对这一解经体系变化的讨论中，认为这代表着由义例之学转向史例之学的转变，反映出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兴起。《文选》不录子部之文，自真德秀《文章正宗》始以子部入集，子部之文遂为散文研究对象。《风俗通义》虽意在“辨风正俗”，非有意为小说，但却包含大量的文学因素，陈凡《〈风俗通义〉的文学价值》正是分析其作为小说文体的文学因素，包括讲述道理时用完整的故事叙事，夸张、想象、烘托等手法的运用。但应邵对小说家言持批评态度，那么《风俗通义》的文学意义究竟何在呢？小说记载者虽为史官，但却不是真实地讲述历史，而借历史人物虚构小说文本，此为小说不同于史传的特点。《风俗通义》一方面对“俗说”“传说”进行纠谬，另一方面将民间传闻整理归纳到书中，对其进行文学加工，客观上引发小说的成熟发展。论文尚有疏理不够清晰之处，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小说成型过程的角度，有启发意义。中国古代散文的载体形式多种多样，与我们今天多数情况下所看到纸质载体不同，历史上，金石碑刻是十分重要的载体形式。在文本分析方法流行的今天，如何面对纸质载体之外的文本，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现象。文师华《北魏摩崖〈郑文公碑〉解读》正是这样一篇论文，文章以介绍性文字将我们引入《郑文公碑》的讨论中，从历史的角度谈了上下碑及铭文的刻意作伪，从散文的角度简谈了碑文的写作特征，从书法的角度称之为“北碑之冕”。文学与史学关系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盖因自六经时代，文史自然交融在一起，自魏晋文史分裂，文史渐行渐远，但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层面上，文史仍然是密不可分的。薛芸秀《刘知几〈史通〉对《左传》的文学批评》一文以《史通》为例，通过刘知几对《左传》的批评，揭示了在史学理论家眼中《左传》是如何成为文学经典的。刘知几一方面严文史之界，一方面却又大肆褒美《左传》，尤其强调文学性的一面，作者主要针对后一现象展开。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借鉴西方史学界关于文史相融的理论，没有对“文学性”概念进行必要的界定，但借助细致的疏理，为我们展示了刘知几在《史通》中对《左传》辞令、口语之美、叙事语言之文质兼备，传人叙事，参差变幻，言事兼收，烦省合理的褒赞。结合晚清以来诸大家之评说，将分析建立更合理深入的层面上。文章指出，刘知几《史通》的批评是《左传》接受史上的转折点，与真德秀《文章正宗》选史传入集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一论点还需要系统的论述。张兴武《北宋散体制诏关涉古文变革的内在逻辑》一文建立在作者多年对唐五代两宋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古文变革，对古文制诏的深入研讨。将古文制诏置于古文变革中加讨论，扩大了研究视野，并不斤斤于制诏文体本身，显示了独到了眼光。论文道德从体制沿革、经典转易、创作群体三个方面理清了制诏骈散转换的历史过程，在讨论二者关系时，提炼出古文变革的精神核心，指出其中“以反思治乱得失的历史规律，励臣节而正人心，以期实现立言、立德、以文章取信后世的崇高理想。其制诰文字不仅包涵‘革弊复古’的文章变革理念，更彰显着以“革新政令”和“创通经义”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期于有用”，不仅是古文家的精神所在，更直接体现在古文制诏的写作中，而这正是造就古文制诏在体制、文法、修辞等方面成就的主要原因。中国古代文章学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如何以现代意识进行解读则是我们理解这一体系和挖掘其价值的出发点。王永《试论〈文章精义〉的“文本生态”批评意识》拈出“文本生态”这一概念，从而在古今之间建立了一个切入点，这一转换可以使我们以新的思路系统地观察古代文章学体系。作者当然对这一比拟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注意到了两个否定性理论前题，但这一比拟式的思路仍然有着很高的价值。作者指出，在《文章精义》的评语中，构成了一个以文本为单元，存在着传承、交互、竞合的“文本生态群落系统”，揭示出文本之间“生机盎然的共生关系”。从渊源论、差异论、高下论三个方面论述了文本呈现出一个复杂而相互关联生发的“生态系统”，为古代文章学体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野。自魏晋以来，文集日盛，文体成为写作范式，著述是一种学术体式，在文学写作中日渐趋于衰落。当文体写作成为主导，就形成一种稳定的态势，文学就局限在文体的规定性中，只能以风格、结构、修辞为突破点，而无法撼动文体稳固大厦。雍繁星《〈苍筤侯世传〉的文体学考察》一文以王象晋《苍筤侯世传》为切入点，考察文体的稳定与突破现象，很有启发意义。作为“假传”（寓言），这篇文章分小序、正文、“竹名”三部分，作者努力将三者凝结为一个整体，但这个插入性知识却造成了“断裂”，不能形成一个浑融的整体。通过文章的细读，却发现“竹名”部分并不是简单罗列，作者实际上希望造成深层的内在联系，但这一点却容易被人们忽视。作者推测这样一种异质互融的体式与史传传统中的“世家”有着密切联系，在这种影响下，文章“近乎传和谱录的中间状态”，是一种混杂文体。而这样的“创新”实验却被自身所限制，清新雅致的叙写方式、知识性内容的凸显都造成了“内在统一性不强的、体貌不协调的文本”。这个非典型文本可以视为一个文体尝试，虽然不成功，但却给我们观察文体的历史变化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视角。丁一凡《明代试录序的写作模式及其“正文体”悖论》是对当今文体研究中对特殊边缘文体类型的关注。史学研究领域对乡会试录序多注重其史料价值，文学研究则普遍忽略其文学和文体价值，因而本文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具有开拓作用的。论文对这一特殊文体的基本结构模式和文本特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对不同时期试录序结构及内容要素的变化则提炼出“议论”增多现象来讨论。由此，转入“正文体”话题，疏理了自成化以来，正文体作为官方意志不断加强的过程。又转入到对正文体悖论的研究，分析了这一现象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及其在社会趋变，上下分离，文风尚奇显然与正文体的要求不符，但试录序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又出现了与主张不符的情形，因而不能完成其统一思想的目的。李金松《龚自珍的散文书写与阳湖文派》从龚自珍散文书写迥异于文坛主流及恢诡壮丽的文风出发，认为这与他的学术训练和学缘学脉关系密切，主要是与阳湖派渊源交往起了重要作用。在疏理与阳湖文派的交往过程中，借助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阳湖文派以学济文、不废词华、骈散合一的三个理论主张。龚自珍散文则是这些主张的实践，文中做了对应举例分析。先秦诸子之文做为文学和思想资源在阳湖派受到关注，并成为学习对象，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的重要现象，不同于明人学先秦史汉、唐宋六朝之文，这标志着一个重要转折，不仅是引发了晚清近代散文的新变，也成为思想转折的一个标志，值得高度关注。但论文在龚自珍散文新变的具体分析中尚嫌简单，需要进一步深入。文学史研究一栏收录三篇论文。刘子立《“孔子百觚”：先秦饮酒礼与“圣人善饮”故事的生成》从孔融《难曹公禁酒书》说起，引出“文王千钟，孔子百觚”之说，引据文献，说明自战国以来就有这个传闻。又详尽考述了“圣人善饮”故事的生成，指出“有时是正向的踵事增华，有时却遵循着某种‘正言若反’的奇妙逻辑”，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有助于我们生发开去，对儒家文化当中的“奇妙逻辑”作进一步研讨。进而，论文又研讨了魏晋时期饮酒形象的转变，作者以道家“形神相亲”思想的解读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使这种变化得到合理解释。饮酒是一种人类独有的现象，但饮者理想形象的变化却是社会和文化变化的一个表征，其背后有着更为重要的思想和观念因素。现象研究只有上升到社会、文化和思想层面才会更深入，本文正是这样一篇文章。在元代文学史研究中，诗文等传统文体研究相对滞后，文学史上也仅是简单列举几个代表作家。邱江宁《至正更化与元末馆阁文人的创作影响》一文不仅能够补足这一缺憾，而且更深入一步，将这一变化放在“至正更化”的政治变革基础上，包括恢复科举、开修三史及修正调整民族政策。在这一“更化”的背景下，馆阁文人起到了重要作用，引领了南北文化融合。而在创作研究方面，作者提炼出元末文坛的文章风气及其特点，切入到文学的研究之中。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从文风上看，表现为“援据精切、俯仰雍容”的变化，纪行诗文的写实性突出，通俗文体以理学为本，善于剖分具体问题，重风教彝伦，表现为“以史为据，情感平易”的文史融合之风。文章有详尽的文献支撑，充分的研讨，此处不再一一举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相对宏观却又不离具体的讨论方式，为元代文学史的建构提供了充足支持。诗僧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一环，成果众多，但遗民僧的整体研究却并不多见，盖由文献散落，疏理勾联不易。李瑄教授《清初遗民僧的法脉与地域分布》就是这样一篇专论，李瑄教授多年沉浸佛教研究，此文可见其一斑。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传记文献疏理出三百余人，用力之勤，无人能出其右。但论文又非逐一疏理排列，而是注意到三个特殊现象；一是遗民僧有着不同于儒者遗民的群体联系，被编织在佛教传法体系中；二是遗民僧地域法传网络，出现了南北差异，在地域上，清初遗民僧以江浙二省最为密集；三是以宗派论，禅宗临济、曹洞二宗遗民僧较多。拈出这三个现象，凝聚成一篇以此为中心以文献为基础的考辨文章，启学界颇多。散文研究文献考论推出两篇文章。选学是显学，这是因为《文选》问世以来，形成了丰富的议题。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高薇《潜在的文本：宋人笔记中的〈文选〉》从知识学的视角出发，研究文本研讨如何转化为学识的积累、论题的形成，涉及到版本、注本、来源及出处问题，属于传统版本学内容。但视角的变化带来了新话题，实际上借以考察了宋人的知识视野、认知塑造问题。其次，传统版本学关于版本有四种描述方式：存、佚、缺、未见，属于描述性质，作者提出“潜在的文本”这一概念，用以对笔记中涉及《文选》版本佚失文献的缺位进行分析。再次，笔记中涉及《文选》的考据、讨论是作者所关注的，借助这些文献信息，作者详尽考察姚宽《西溪丛语》、王观国《学林》使用《文选》版本问题，进而讨论宋人书籍获得的真实而复杂的状况。笔记在塑造人们知识认识的同时，造成了话题的“延续性”，相同的话题不断在笔记中出现。这给我们很大启发，笔记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载体，其知识的来源、认识、讨论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值得高度关注。明代文献存世甚多，已令人临河而叹，标点整理的仅是一小部分，更不用提辑佚了。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虽已展开，但文献或不足征，也仍然是一个问题。贾飞《新见〈凤洲文抄注释〉及其文本价值探赜》有补于一二，亦十分不易。此文是他在哈佛访学期间发现的李维桢的一个选本。论文在介绍版本后，分三类辑录了佚文，并对其文献价值作了简单分析。本刊新推出学述栏目，意在对著名学者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想做出简要评述。在某种程度上，遗忘是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抗这一过程，以期在学术史的历史记忆中留下学者的足迹，看到他们对学术的贡献和促进作用，是本栏目的初衷。谭家健先生六十余年专研古代散文，成果丰硕，兼古文与骈文，跨越古今，联通中外，是学界景仰的学术大家。对谭先生的学术成就、治学方法做出评述，是构建当代古代散文研究史的重要一环。本次刊载的文章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本科生李庚辰的访谈，谭先生以自己的学习经历和研究心得，对初入学习之门的学生指出了学习路径。当前，学术资源的获取途径更为便捷，但靠检索只是工具，读书才是正途，如何读书，如何学校，如何治学，仍有最基本的进路，不如此便易欹斜。李庚辰同学勤勉好学，但在学习阶段，尚不足以与谭先生对话，因此呈现给读者便是一个简单的访谈，缺少真正的学术对话。我们不能求全责备，可以此为一个引子，期望大家关注当代学术名家的古代散文研究。杨新勋教授《一位致力于中国学术多样化拓展的汉学家——田浩学术研究侧记》，是对著名汉学家田浩先生学术研究的全面回顾。论文回到当时的汉学研究情境之中，对他的学术特点、贡献做出了系统的评述。田浩对陈亮的研究颇多亮点，如对义利、公私观念的研究，在儒家思想历史发展上，陈亮做出了独到的解释，从而建立了功利主义思想。关于朱熹的研究，则超越了纯粹哲学式思辨，从更丰富的话语和历史环境中挖掘，有着深入的理论眼光。金元道学研究也是如此，解决思想传播的连续性问题。总之，强调多样与正统之间，多元性与一元权威之间的张力，至今具有方法论意义。本期推出三篇散文研究专著的书评，以展示古代散文研究的进程和所取得的成果，并试图从阅读和批评的角度呈现对散文研究的思考。长期以来，学术评论不免沾染上过多的人情世故，或仅止于介绍，或只说不痛不痒的套话，于学术无益，于良好学风的建立无益。基于此，本刊推出学术书评栏目，倡导以平允公正的立场，在丰厚的学术修养基础上，提出具有学理性的意见，敢于以批评性对话推进学术研究。谢琰《断代文体学研究范式的新探索——评谷曙光〈贯通与驾驭：宋代文体学述论〉》是一篇有见识而又机智的评论文章，将全书概括为“概述”和“专论”两部分，“概述”既是常识，激活之后又能形成新知，“专论”则以“贯通”和“驾驭”为特点。这种总体的把握显示了作者整体和细密的论述框架，也显示了评论者的眼光和凝炼能力。书评写作往往需要两个层面的能力，一是对作者思路、观点的把握，二是由此深入，指出作者的缺失，这样才能公正而不失之于谀词，批评而不离本意，有所提升而不陷于偏见。文章既指出了书中多处建设性贡献，如看待宋代文体的“原生状态”，特别是对高层次和低层次文体破体的分析，对文体常态即本色的分析等，也指出书中的不足，此处不再列举。书评是理性的批评话语，自然应立场平允，但又需要高度，由对学术话题的思考引申出令人信服的批评。翁源、刘成国《制造经典：——评裴云龙〈北宋六家散文经典化研究：南宋金元时期（1127-1279）〉》一文就非常切合本刊的主张，指出该书最大的特点是采取了“回归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有效调和了西方理论与本土文学研究”，拈出了知识、文化、情感、表达这四个“经典化”维度，使全书论述建立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上。但文章也对经典化论题提出了不同见解，主要是士大夫身份问题。文中举出作者在分析欧阳修经典地位的形成过程中，陈亮、朱熹对欧阳修的认同与批评，各有不同的立场，指出裴书在身份分析的含糊之处。同时，对王安石经典化的分析也存在着不足，文中都有举例讨论。又从理论思考的角度，对经典化研究与接受史研究的差异出发，对书中缺憾有所指正。肯定与批评构成了文章的两个层面，肯定的方面充分而切实，批评的方面有理有据，但裴书确可称“中国古代散文研究领域的优秀之作”。龚宗杰的《明代文话研究》既是《历代文话》编纂活动的一个结果，也是近年来相应成果中较为突出的一种。诸雨辰在《文话研究的“近世性”视野——评龚宗杰〈明代文话研究〉》一文中既肯定了该书在文话研究中的贡献，也能够指出作者的视野盲区，尤为难能可贵。诸文先从文话的定义说起，意在指出文话作为一种批评形式的特殊性。那么，如何把握这种特殊性呢？除了要对宋明以来文话的内容、性质、特点的把握之外，实际上还需要对这一类批评文本在比较的视野中建立起其自身的身份标志，这就是龚著最重要的一个概念“近世性”。大家知道，这个概念显然源于日本学者的近世概念，但在书中有了明确的界定。如此一来，近世性就成为全书的一个理论支撑，面对正统力量的遮弊，这一概念提供了在下者的视角，能够切合文话编纂的世俗性与商业性及其作者的下层化特点，这就形成了本书的非精英化论述路径。但近世化的研究理路必然导向如何理解近世化的问题，特别是针对文话论述中的“意义缺失的焦虑”，如何实现对“近世性”的超越就成了一个重要命题。评论中还提到了几处龚著论述不够全面之处，亦并非单挑问题，而是以讨论的方式指出任何论述中都可能出现的盲区，正是对相关论述的一个补充。这样的讨论正我们提倡的态度和学术精神，学术正是在议论和争论中发展的。本刊持续推出年度散文研究评述，意在通过研究成果的疏理与评价，展示散文研究的进展与成果，为研究者提供切实的帮助。为此，我们每年都约请相关学者对不同时段的散文研究进行评述，由于疫情的影响，本期推出的评述文章都包括了两个年度。余丹《2019-2020年唐宋散文研究综览》有两个特点，一是细致地疏理了两年来唐宋散文研究成果，这其实不易做到，需要翻看大量的研究成果，更难的是需要做出取舍，选出有价值的成果；二是对已经相当成熟的唐宋散文而言，欲做出评价，需要一个整体框架，不能东拉西扯，将所有成果都纳入其中。本文设置了三个重要面向：整理与考论贯通的文献研究、内外视野交汇的文本研究、审美与应用并重的文体研究，既包括了文献整理与考论，也包括了文本研究和文体研究。各评述论题之下又加细分，完整而详尽地呈现了两个年度内唐宋散文研究的成果。限于篇幅，作者大多仅是点出了论文的主旨和学术贡献，无法做出深论，但其中已暗含着作者眼光，给研究者提供了可资查考参阅的文献。《斯文》第九辑目录文体研究汉魏晋之际《左传》日月时例的发展（孙玲玲）《风俗通义》的文学价值（陈凡）北魏摩崖《郑文公碑》解读（文师华）刘知几《史通》对《左传》的文学批评（薛芸秀）北宋散体制诏关涉古文变革的内在逻辑（张兴武）试论《文章精义》的“文本生态”批评意识（王永）《苍筤侯世传》的文体学考察（雍繁星）明代试录序的写作模式及其“正文体”悖论（丁一凡）龚自珍的散文书写与阳湖文派（李金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