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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论丨中美关系”新常态“析论
学者档案
林利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林东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原题
中美关系”新常态“析论
作者：林利民、林利民
原载《国际论坛》2019年第3期
【内容提要】
以2010年中国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起点，中美关系开始向所谓“新常态”过渡。
中美关系“新常态”之新，一是新在结构：中美之间“老大”与“老二”的关系规定了双方看对方时，将相对“平视”而非昔日的一俯一仰；二是新在战略模式：双方在处理与对方关系时，将更多地以如何处理与对方关系为政策目标而不眼于将之视为战略手段，即是说，对双方而言，中美关系的工具性下降、目标性上升，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对于中美双方都越来越成为相对独立的最高外交目标；三是新在内容：中美之间竞争面与合作面同时扩大，更加无所不包，且在目前结构性调整及相互探索如何调适阶段，两国关系将有一个烈度较大的震荡期，竞争性更引人注目；四是新在其国际影响力。
中美关系如何发展演变，将对国际局势产生更直接、更全局性的影响、甚至更加直接决定世界发展模式、前景及战争与和平等全局性问题。如果说在奥巴马笫二任期，中美关系还处在由“常态”向“新常态”的过渡阶段，双方均面临如何进行政策选择的问题，则特朗普上任后，中美关系就真正进入了“新常态”。
一、尼克松访华以来中美关系的轨迹与“常态”
自 1972 年 2 月美国总统 尼克松首途访华以来，中美关系大体 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从尼克松首途访华到1989 年”政治风波”爆发的第 一 阶段 ；从 1989 年“政治风波” 爆发到2001 年 " 9 • 11" 事件爆发的第二阶段；从 2001 年 " 9 • 11" 事件爆发到 2010 年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老二”的第三阶段；以及从 2010 年迄今的第四阶段。
从尼克松首途访华到 1989 年”政治 风波”爆发 ，中美联合抗 苏是“ 主旋律”。在这一阶段，中美关系的基本特点是：中美在联合对抗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背景下， 逐步化解历史积怨及各类矛盾，走向”和解”。在此期间，中美排除重重阻力，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并在化解矛盾的过程中，先后签订了在当时有助于保证两国关系平稳发展的《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八一七公报》 等三个联合公报；两国经贸关系快速发展；在联合反霸的前提下，中美积极开展军事及科技合作，美方向中方提供了若干军事及科技援助，包括向中方提供若干较先进的军事装备等。总之，在这一阶段，中美之间虽然在湖广债券案、美售台武器、人权等问题上时有摩擦，但中美关系总体上是沿上升路线与“和解”方向发展的。
从 1989 年”政治风波”到 " 9 • 11" 事件爆发 ，中美关系经历了一个较为动荡的新时段，其直接背景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低潮，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并谋求单极霸权，中美之间联合反霸这一曾驱动两国合作的战略基础不复存在。不仅如此，美国战略界不少人相信所谓“历史终结论”，认 为社会主义中国也会像前苏联一样”垮台”或“解体”。一些美国政要甚至主张像冷战时期对付苏联那样，重点”遏制”中国，”和平演变”中国，使中国屈服于美国及西方、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搞西方民主与自由市场经济那一套。
而中国方面，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并在国际上高举“多极化”大旗，以“多极化”主张牵制美国单极霸权。在此期间，中美关系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大、甚至出现局部倒退，包括美国投票反对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违约向台湾大规模售武、像冷战时期一样出动航母战斗群到台湾海峡公开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甚至在科索沃战争期间不惜”误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以及对中国玩“人权牌”“民主牌”“台湾牌”“香港牌”“西藏牌”“最惠国待遇牌”等等。对此，基辛格甚至认为，1989年春夏之交中美关系“几乎又回到了起点”。
尽管如此，中国方面根据邓小平同志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等指示精神，见招拆招，与美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斗争求合作，促使美方最终选择了“接触＋遏制”、以“接触”为主的相对灵活的对华战略、而不是僵死的对华纯“遏制”战略，有效制止了中美关系“滑坡”，促成中美”又一次和解”。两国甚至建立起“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在此期间，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两国经贸合作大幅跃升。从冷战结束到20 世纪90年代末的 10年间 ，中美贸易额“翻了两番 ，中国对美出口额增加了 6 倍”。
2001年突发的"9 • 11"事件，给中美之间提供了新的战略合作契机，尼克松访华以来的中美关系进入到以继续推进战略合作为基调的第三阶段。在此阶段，美国因突然遭遇"9 • 11" 事件恐怖袭击，损失惨重，产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强烈的安全危机，因而把反恐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组织最广泛的国际反恐统一战线作为其最高国际目标，其单极图谋一度有所收敛。不过此时美国对其实力及国际影响力仍然信心满满，仍然不放弃追求世界”领导”地位，并在反扩散、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维持世界经济增长及维护现存国际秩序和地区稳定等问题上继续承担“领导”责任。而在所有这些方面，包括反恐、反扩散、应对全球变暖、维持世界经济增长及维护现存国际秩序及地区稳定等方面，美国都需要实力不断上升、影响力日增的中国的帮助。在日欧俄实力与影响力相对下滑的情形下，尤其如此。
中国抓住机遇，在这些方面注意与小布什及奥巴马两任政府合作，尤其在国际反恐、反扩散、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及维护地区稳定等方面与美国积极合作，做出了应有贡献，其间最大的亮点是中国主导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六方会谈”。
在2008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采取措施阻击世界经济“滑坡”，承担了应负的“大国责任”，以至美方开始视中国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利益攸关方”。美国不但接受中国以较宽松的条件”入世”、 接受中国主导朝核”六方会谈"，小布什政府甚至在台湾陈水扁集团挑战大陆“一中“ 底线、两岸关系出现“麻烦”时，主动出手帮助中国“管控“陈水扁集团。
美国还对中国参与大多数国际机制采取了开放态度。此间中美两国高层互动频繁、层级升高， 两国展开了多轮包括双方政府大部分主要职能部门和政要在内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两国领导人多次发表涉及“管控”全球方方面面问题的《中美联合声明》。这种情形，较之二战时期美英苏三大国时常就二战中的重大国际问题发表一系列联合声明有过之而无不及。
综合自尼克松首途访华到 2010 年前后的中美关系三阶段发展变化，其间所表现出的中美关系”常态”有四点需要特别强调。第一，当时中美关系是一种建立在实力不对等基础上的关系。中美两国，一方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在经济、军事、科技及国际影响力方面尤其拥有全面优势；另一方虽然综合实力待续上升，并不断缩小与另一方的差距，在“追赶”另一方，但综合实力依然较弱，经济、军力、科技尤其如此。
例如，尼克松首途访华时，中国经济总量、贸易总量和军费开支只及美国的零头，科技水平和制造业能力更是大大低于美国。"9 • 11"事件发生时 ，中国经济总量及军费开支也只及美1/ 9 左右。这种情形决定了美国常以居高临下姿态俯视中国，而中国则不能不长期坚持｀韬光养晦”。直到 2010 年为止，美国战略界普遍抱定一个固有的看法，即“不相信如此贫穷和不发达的中国会对美构成威胁”，更不相信中国陆海军有能力威胁美国。美国战略界还认为“一个虚弱的中国较一个强盛的中国对美国威胁更大”。
因对华长期怀有强烈的优越感，美虽然做不到“强者为其所欲"，但确实在中美关系中不时搞霸权主义，如里根时期、老布什时期违约对台搞大规模军售、克林顿时期”误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美国侦察机长期压着中国海岸线搞”抵近“侦察等。美国战略界即使提出中美是“利益攸关方”概念，并提出 G2 主张，其立意也是要求中国服从美国的战略利益，最多愿意”授予“中国以美国的“副手”地位。美国且长期怀有“塑造”中国的战略企图。
第二，中美关系长期处于既合作又斗争状态。中美战略合作的动力主要是外部因素驱动，即所谓国际战略合作需求。冷战时期双方需要联合对付苏联霸权主义；冷战后双方需要合作反恐、反扩散，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由于国际形势动荡不定，中美战略合作需求因而时大时小，时急时缓，中美关系中的合作面千是就呈现不稳定状态，且有明显的“工具性”特征。
中美斗争的驱动力则源于中美之间的内在矛盾，既植根于两国意识形态和民主观、人权观、价值观冲突，又植根于两国具体的国家利益冲突，还植根于中美实力对比的不对等及美国霸权主义行为模式和不时浮现的对华优越感，因而是内生的，是中美关系中的瘤疾。其结局必然是中美关系在这数十年间 ”三年一大事，一年几小事”。
第三，中美关系虽然“三年一大事，一年几小事”，长期争执不断，但两国关系一直排除阻力、风雨兼程，呈现“螺旋上升“模式。
在经贸方面，中美之间年贸易额在两国建交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到2015年，按美方统计，已超过6000亿美元，中美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以单一国家为衡量标准），中国迅速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和贸易逆差来源，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两国间的相互投资也数额巨大，且在快速增长，以至美方针对中美关系搬出了一个商业用词：“利益攸关方” (stakeholder）用以解释中美关系的新特性。
在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时 ，中美也互为伙伴，两国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维护世界稳定、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如反恐、反扩散、反跨国犯罪、反全球变暖等方面存在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也展开了越来越广泛、深入的合作。所谓G2、“利益攸关方”等概念的出台，都表明双方既有合作需求， 合作意愿也在增强。中国领导人先后与小布什、奥巴马等美方领导人多次签署包含两国合作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对全球事务几乎无所不包的联合声明，恰恰表明经过前三阶段、长达数十年磨合，中美关系已经螺旋式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第四，中美关系在国际战略全局中的重要性也呈螺旋式上升态势，并在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前后，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最具战略性的双边关系。其中原因，主要是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一直呈上升态势 ，并在2001 年“入世“后一段时间尤其呈现质的升跃和“爆炸式增长"。中国经贸实力几年内陆续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与日本，到2010年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国以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中国在国防开支和军力方面也有相应提升。
结果，中国就由冷战时期的区域性大国初步成长为21 世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球性大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谋求 与中国搞G2，并抛开G7 , 力推由G20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突出显示了中国影响力的上升及中美关系巳经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首要大国关系。
二、中美关系新常态的内涵特点
最早论证中美关系进入“新常态”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袁鹏研究员。2016 年，袁鹏研究员发表《中国、美与国世界新秩序：四百年未有之变局》，系统地提出了中美关系“新常态”概念，并认为中美关系“新常态”包括四大方面：中美关系主要矛盾及两国关系的“背景和主题”有变化；中美关系的战略重要性上升；中美关系的深度与广度在“同步发展”；美国对华战略“正呈现某种新的框架或某种新的思维” 等，这是有思考深度的。
由此进而论之，中美关系何以从尼克松首途访华以来延续30 多年的“常态”进入所谓“新常态”？如何准确把握中美关系进入所谓“新常态”的时间点和原因？中美关系“新常态”有哪些具体内涵、特点，以及将如何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变化态势？在中美关系“新常态”下美国对华政策将有何变化？中国又该如何应对中美关系“新常态”？对于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有待于学界、战略界进 行更深入的探讨。
中美关系“新常态”的首要内涵与特点，在于中美实力对比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中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由冷战后落后千西方各主要大国到陆续超过意法英德日等西方主要大国，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再经过大约不到“一代人”的时段，超过美国而跃升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事实上，美国有学者在2011 年曾预测中国经济总量超美的时间点是2027 年。而在 2014 年，国际上已有机构按购买力平价评估中国经济总量，宣称中国已经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动态比较，冷战结束时，美国经济总量是中国的8倍，现在降至 1. 7 倍；1993 年，中国人均GDP只及美国的1/ 34, 而今则提升到美国的 1/ 7 。
正是基于中国加速崛起并大大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美国有人宣称冷战后出现的美国“单极时刻” 已经永远终结。以此为背景，中美关系就由过去数十年、甚至由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一俯一仰”关系演变为相对平等、平衡的“老大”与“老二”的关系以及”崛起国” 与“守成国”的关系。
这种基于力量对比和发展水平的结构性变化，必然要引起中美 关系其它方面尤其是相互关系模式的变化，所谓中美关系“新常态”正是这一变化的必然结果。
鉴于2010 年是中国超过日本而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起点，因而这一年也就可以被认为是中美关系向“新常态”过渡的起点与里程碑。事实上，正是在2010年，美国高调宣布要“重返” 亚太，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在中国周边进行"9• 11"事件后最全面、最系统的布局，包括奥巴马出访印度、印尼及韩日等亚太四国，希拉里出访越柬马等七国，美航母进出黄海，与印韩日等频频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积极推进与印越蒙及印尼等国的战略关系，提出“阿一巴“新战略和“新丝绸之路计划”，干涉缅甸政局，高调介入南海问题及中日钓鱼岛争端，明确宣称《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中日钓鱼岛争端等。在此前后，美情报委员会还发表题为《转型的世界：全球趋势 2025 》的战略报告 ，美国务卿希拉里则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一文，皆把中国视为堪与前苏联等量齐观的战略对手。
中美关系“新常态”的第二重内涵与特点，涉及中美互动的战略模式。中国因长期处于较弱势地位，过去30多年间一 直把美国视为最主要的交往对象，因而对美外交的目的性高于工具性；美国则相反，因其长期居高临下，是强势一方，其对华战略的工具性长期高于目的性，不仅尼克松访华以来的40余年间如此 ，近代百余年来亦皆如此。对此，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曾提出过直言不讳的批评。
美国学者也承认， 自尼克松访华后，尽管美国谋求与中国搞战略合作、奉行“接触”政策，但其根本目标则是要按美国的需求”塑造”中国，并哀叹这种对华”塑造“战略已经全面”失败”。中美关系进入“新常态”后，美国对华战略的目的性将高于工具性，即是说，美国虽然依然不放弃其以中国为战略工具的战略“习性”以及其“塑造”中国的企图，但将越来越以如何应对中美关系本身为其直接战略目标，其他关系将越来越多地服从对华战略而不是相反，这正是中美关系“新常态”的另一重内涵与特点。对于中国，这一点是祸是福，既取决于美国的决策与政策表现，也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新常态”下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新常态”的第三重内涵与特点，涉及中美关系的内容与态势。进入“新常态”后，中美之间依然存在合作空间，并有新的拓展空间，但中美之间的竞争、斗争将更直接、更激烈，对于对方也更加命运攸关 。
自尼克松首途访华以后的 30 多年间， 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一直是一个世界超级大国与一个较弱的、多极之一的一般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新常态”下的中美竞争与合作则是世界”老大”与“老二”之间以及“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正是这后一点，规定了未来中美之间的竞争面与合作面不仅同时增大、深化，更将开始出现质的变化而不限于量的增大。
就竞争面而言，“新常态”下的中美竞争、斗争，具有崛起国与守成国竞争与斗争的内涵与特征，如果处置不当，就有可能由一般性的利益分歧、冲突及一般性国家间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演变为你死我活的竞争、斗争，即所谓“零和游戏”，甚至使中美关系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
如果出现这种情形，则中美间的一切分歧都将纳入竞争、斗争范畴，两国之间的合作即使不致完全中断，也可能像冷战时期的美苏之间那样停滞或缩小至最低限度。即是说，中美之间此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有可能演变为只讲竞争不讲合作的所谓“零和游戏”和“新冷战”。
时下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论”在美国主流媒体甚嚣尘上，并开始影响美国对华决策，正是对于中美关系“新常态”下这一新特征、新内涵的悲观主义反应，这一点值得中美双方的学界、战略界、尤其是决策者予以特别关注。
中美关系“新常态”的第四重内涵与特征，在于未来中美关系将更全面、更无所不包，更能对国际全局产生决定性影响。中美两国的 GDP之和在2010年约占世界GDP之和的40% , 进出口之和也约占同样的份额。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要么以中国为头号贸易伙伴，要么以美国为头号贸易伙伴。目前中国经济仍以大大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的态势继续向前发展，其经济总量每隔五六年就相当于新增加一个日本；而美国的经济增速则高于欧日以及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
在安全方面，中美两国的军费开支之和超过世界军费开支总和的60% 。美国仍然是发达国家的“领头羊"' 而中国在“第三世界”及亚太影响力极大。中国建立亚投行及推进”一带一路”所取得的成功，表明中国对国际事务越来越具有全局性影响，并开始具有“设置”议程的动力、能力与号召力，而这一领域在过去一向为美国及西方所独享。中美两国在规模与综合实力上已经开始把世界其它力量中心甩开并还将继续甩开。
2018 年特朗普政府的“退群”“毁约”表演，最终集中表现为其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而世界各国也更多地把关注点聚焦于中美贸易战，世界经济及安全前景也日益取决于中美贸易战如何落幕以及中美在其它领域的博弈，其它国家既在观望，也有在中美之间如何“选边站”的盘算。凡此种种，无不说明中美关系已经开始对国际全局产生影响。在未来一个历史时段，中美关系对国际全局的影响，只会继续增大而不会缩小。
最后，分析中美关系“新常态”的内涵与特征，不能不涉及世界相互依存问题。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古希腊各城邦小国寡民，其经济带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点，各城邦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不大，这些希腊城邦间的战争更像是部落械斗和掠夺财富，战争根源最多可以归结为所谓“安全困境”，无关“崛起国“及“守成国”之间的争斗。这正是“修昔底德陷阱说“对于当今中美关系和国际现实解释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战前全球化快速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度增大，英德之间在经贸方面也高度相互依赖，但这些也与21 世纪的全球化以及相互依存不可同日而语。当今世界已经形成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产业链、经济链，中美各自分别是这种全球产业链、 经济链的主要环节。全球化的这种新态势业已成为中美关系“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背景。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严重对立，却在经贸方面高度相互依存，以至有人用“中美国“和“利益攸关方”这种新概念来表述中美相互依存关系， 这是前所未有的。
这不但使得当今的中美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也不同于尼克松访华以后头二三十年的中美关系。这些，可以被认为是中美关系“新常 态”的另一重要内涵与特征，表明中美关系“新常态”与“全球化”突飞猛进及世界高度相互依存性这一新现象密不可分。中美间的高度相互依存进一步突出、加强了世界相互依存特性，而后者则反过来又深刻影响、制约中美关系的变化态势。
三、中国如何应对中美关系“新常态”
尽管驱动中美关系进入“新常态”的主要变量是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中之间形成世界”老大” 与“老二”、“守成国”与“ 崛起国”的竞争关系，2010通常被视为中美关系进入“新常态”的起点，但这仅仅是广义而论。美国真正找到如何应对中国成长为世界”老二”及中美关系“新常态”的因应之策，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实际上，"9 • 11"事件后10年间，中国发展速度超快，几乎是“爆炸性增长”，而美国则在" 9 • 11" 事件后 10 年间深陷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反恐及维持“单极霸权”的困境中，加快了相对衰落过程。两相对照，中美关系、大国关系、国际力量对比的“结构性”变化及中美关系进入“新常态”，对美国而言，具有很大的“突然性”，美国方面对此一变化是缺乏思想准备的。
因此，面对由中国突然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中美关系这一结构性变化，冷战后一直陷入“单极自恋”情结的美国战略界一时茫然无措。奥巴马2010年发表谈话，声称美国“欢迎崛起的中国成为世界上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国家并在世界事务中扮演负责任的角色“，并不表示美国已经接受中国成长为世界”老二"，更不表明美国政府已经找到了如何应对中国成长为世界“老二”的策略，而只是表明美国开始了艰难的政策选择过程。
约瑟夫·奈当时发表的有关中国与美国仍有很大差距的“宏论”，更像是给沮丧的美国战略界”打气”，也不是讨论应对之策。此后美国战略界一直在讨论有关如何应对中国崛起为世界“老 二”，即如何应对中美关系“新常态”的对策。到2015年前后，这场讨论才进入高潮， 而且美国战略界除对于尼克松访华以来40年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失败”这一点上有共识外，在其他方面仍没有形成共识。
根据何汉理的看法，在2015年前后，美国战略界在讨论对华决策时，依然是“现状派" ( Stay the Course) 、“大交易派" ( Strike a Deal) 、“强硬派" ( Tough en Up)三派并立。直到2016 年下半年美国举行总统大选，对华”强硬派”才开始占上风。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说”也一时成为美战略界的时髦话语。
特朗普之所以能当选美国总统， 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其适时提出“美国优先”论，以之为竞选口号，适应了中美关 系“新常态”。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在“美国优先”的旗号下，放大了对华竞争性因素， 奉行较奥巴马政府更“僵硬”、更突出对华政策的竞争性，把中国定位为美国在 21 世纪的“首要”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诬称中国在亚太谋求霸权并谋求“替代”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对外资“不公平”“窃取知识产权”等，并对华打贸易战、搞南海“自由航行”活动常态化等，表明美国已开始根据中美关系“新常态”因应中美关系。
就此而论，特朗普上台标志着中美关系真正进入了“新常态”，而从2010年中 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2017年特朗普上台的7年时间，则可以被认为是中美关系从“常态”向“新常态”的过渡期。
不仅美国方面对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和“新常态“缺乏准备，中国方面也是如此。中国方面正是基于尼克松访华以来三个阶段、约40年间中美关系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常态”来理解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因而对特朗普奉行较其前八任美国总统更“僵硬”的对华政策，而不是奉行其前八任所奉行的“合作性”较强的、亦即强调对华“接触、融合、扶助”等内涵的对华政策，明显准备不足。
现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既然巳经确立了中美关系“新常态”下的对华政策，依据中美关系“新常态”应对中美矛盾，中国也必然要照方抓药，按中美关系“新常态”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更长时段的中美关系变化。
首先，对中美关系“新常态”要进行深入研究，尤其要弄清其成因、内涵与特征， 其与尼克松访华后前30多年中美关系“常态”的联 系与区别 。
过去三四十年的中美关系“常态”是竞争与合作并存、并行以及竞争面与合作面同时增大，其中合作是主流，竞争不具有颠覆性，两国间即使时有斗争，也是“斗而不破”。“新常态”下的中美关系不会没有战略合作空间，美国战略界即使一些不断向特朗普进言，要求对华采取“僵硬”政策的谋士，也不否认中美之间依然存在合作空间。尽管如此，“新常态” 下中美间的合作内容、合作层次与方式会有较大的变化，尤其更需要挖掘两国间“内生的”合作空间，即相互间要更多地将与对方合作视为目的本身而不仅仅是手段。
由于中美两国关系已经转化为世界”老大”与“老二”的关系，且在未来一代人左右的时段内，中国将极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这一前景势必不时引起美国内从精英到大众的舆论和战略“反弹”，中美关系中的竞争面不可避免会扩大、加 剧，由美国挑起的中美争端将增多。
在性质上，美国“老大”与中国“老二”的矛盾确实具有“守成国”与“崛起国”矛盾的内涵，如应对不当，两国间在某些领域争端的烈度将会增加，甚至不排除“修昔底德陷阱说“成为可以“自我实现的预言”。而这后一点，则是中国在应对中美关系“新常态”时不能不需要加以特别关注的最高层级的战略性问题，中美双方都应将其纳入“大战略”范畴。
其次，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标志中美关系从“常态”到“新常态”过渡期的完结， 是美国对华政策正式进入“新常态”的起点。因而，对于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内容、特点以及其决策背景要有更全面、深入、更准确的把握，不应被其表象所迷惑，要根据中美关系已经进入“新常态”的新现实，研究特朗普对华政策并加以应对。
特朗普之所以能以房地产商的身份入主白宫，受益于其打出了“美国优先”的旗号。上台后的特朗普以促进美国经济增长为其施政的重中之重，所谓“领导世界”和地缘政治诉求等都必须从属于以促进经贸利益增长为核心的“美国优先”论。特朗普一系列“毁 约”“退群”、缩减其全球义务、对其盟国施压、诋毁欧洲一体化进程等活动，以及对中国及其欧日韩盟国打关税战、贸易战等行为，不但是对尼克松以来八任美国总统国际战略的“反动”，也是对罗斯福以来历任美国总统国际战略的“反动”，有其合理性、 必然性。
战后 70 多年来，美国历任总统为了追求世界”领导“地位，滥用其战时膨胀的国力，以地缘政治诉求牵引其国内外政策，打越南、打朝鲜、打伊拉克、打阿富汗，打了一仗又一仗，不但损耗了以万亿美元计数的巨额财富，还损失了成千上万的美军官兵，其相对国力优势和国际威望却呈直线下降态势，美国民众对这种追求地缘政治利益和“世界领导”地位、徒耗国力却没有前途的“世界领导型”和“全球干涉型”国际战略早就心生厌倦。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旗号正好迎合了美国民众的这一诉求。
就此而论，特朗普把美国带进了“新常态”，美国选择了特朗普！历史选择了特朗普！正因为如此，这位房地产商极有可能连选连任，中国要做好与特朗普打八年交道的准备。特朗普应对中美关系“新常态”的种种对策，其实是美国“新常态”及美国国际战略“新常态”的反映，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与其前任不同，特朗普是个商人总统而不是地缘政治总统，一心追求美国的最大经济收益和商贸利益而不是刻意寻求地缘政治“零和”。根据美国国际战略“新常态”和中美关系“新常态”的新现实，特朗普对华政策也主要以追求美国的商贸投资收益而不是追求地缘政治“零和” 为基础，其特点则是通过不断地讨价还价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这也正是中美关系“新常态”和美国对华战略“新常态”的本质和题中之义。
据此判断，在“新常态”下，中美经贸、投资和科技竞争将更趋集中、激烈，地缘政治竞争则居其次但随其后。未来美国将进一步收紧在经贸投资、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经济领域的对华局部“宽松”和“让利”，中美在这些领域的竞争、斗争将加剧，讨价还价增多，中国要想继续按发展中国家的标准与美国进行经贸投资交往及科技交流等将会更困难。2018 年以来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和科技交流等方面施加压力就是证明。
但在另一方面，其不再刻意”领导世界”、不再刻意追求地缘政治扩张，则有可能缓解中美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利益冲突，中美有机会扩大在全球事务方面的合作。中美在人权观、民主观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分歧与冲突也将有一定程度的缓解。
再次，在中美力量对比中，美强我弱、我仍面临诸多发展难题依然是一个基本事实和较长期的现象，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尽管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贸易总量、外汇储备、制造业皆排名世界第一，还有诸多其它世界第一，如钢铁、水泥产量等，但这都是谈总量。一旦涉及人均数，中国就排名靠后了。如中国的人均 GDP只及美国的 1/ 7, 人均贸易额也大大落后于美国。更重要的是经济质量与高端技术及产品，中国较美国仍有较大差距。中国的军费开支只及美国1/4，尖端军事装备，如远程核能力、远程投放能力、战略轰炸机、核航母技术、高端芯片、航空 航天等，较美差距更大。
此外，中国经济还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结构性痐疾，迄今中国的发展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不过是在东部”半条船”上的发展。如何解决东西部平衡发展、城乡平衡发展、老少边穷地区的贫困问题、以及解决未富先老和人口“红利”衰减问题，将是中国的一个长期任务。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国土面积虽与美国相当，可耕地与淡水量等较美国少很多。中国有约2/ 3 的国土堪称贫脊 ，不适宜人口聚居和发展现代经济。即使未来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一，中国人均产值及生活水平也很难赶上美国。
不论中美关系进入“新常态”是祸是福，美强我弱将长期存在的现实都应当是我们制定对美国政策的一个基本决策依据。此外，中美虽然已经形成经贸相互依存关系，但中国对美国依存度依然高于美国对华依存度；还要看到，中美商贸关系虽然总体上是互利关系，但中国在某些领域也确实搭了美国的“顺风车”，冷战后中国在中美贸易中长期保持巨额贸易顺差，显然是有助于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以及能积存巨额外汇储备的积极因素。
强调这些，有助于我们因应中美关系“新常态”、尤其是与斤斤计较的特朗普打交道时保持更理性、平和的姿态和一定的灵活性。在外交思路上，基于美强我弱依然是客观现实这一点，中国仍应长期保持谦虚谨慎姿态，做一个谦虚的大国。即使中国有一天跃升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应该谦虚谨慎，保持＂韬光养晦“美德，避免像冷战后的美国那样过度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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