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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只眼丨史蒂芬·罗奇：如何重塑中美经济关系？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史蒂芬·罗奇，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高级研究员，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和首席经济学家，多次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并发表讲话。
本文是罗奇为2019年第二十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独家撰写的背景报告。提交时间是2019年3月。
原题
重塑中美经济关系
作者：史蒂芬·罗奇
原载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很少会有人否认美中关系是全球最为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也很少会有人否认中美经济关系目前正深陷危机之中。
尽管两国近期有望达成新的贸易协定，但业已形成的关税战仍可能将两国关系拖入更为糟糕的境地。两国关税之战的导火索是什么？我们应采取哪些措施方能避免一场更为严重且持久的争端？为了寻求这些关键问题的答案，这里有必要对中美双边经济关系之特点加以剖析。
从本质来看，中美双边经济关系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依存关系，二者之间不可分离。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由来已久，后者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外需来源——对其出口导向的经济奇迹起到了关键作用。
同时，储蓄短缺的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也很明显。中国是美国储蓄盈余的重要来源国，是美国政府债券的最大国外债权人，同时还是美国第三大以及增长最为迅猛的重要出口市场。
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一样，美中关系如今也步入了第40个年头——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当时两国都面临着巨大的经济难题。
当时，美国正深陷“滞涨”泥潭而无法自拔。而中国在经历了二十年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动荡之后，经济发展也几近停滞。因此，美中都极度渴望找到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认识到彼此之间互为依存的经济关系蕴含着有利于彼此的巨大机遇。从多方面来看，这在当时是权衡利弊后的最佳手段。
不幸的是，同人际关系一样，这种相互依存并没有帮助美中两国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在合作过程中，面对某些随之而来的问题，合作的一方通常会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开始谋求改变。而这种发展趋势正在美中两国的经济领域上演。
中国正在经历调整，意欲实现经济的再平衡，改变其自身经济结构，即从出口转向国内个人消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从储蓄盈余转向储蓄吸收，以及从引进技术转向自主创新。
然而，相互依存又是一种高度敏感的关系。当合作的一方做出改变，而另一方未做调整时——尤其是当美国经济无法改善国内过低的储蓄水平之时——未调整的一方往往会产生一种遭到蔑视的感觉，而冲突也将随之产生。实际上，美中之间的贸易和关税战标志着两国已经进入相互依存关系当中典型的“冲突阶段”。
1，一场错误的贸易战
美中贸易战是一场错误的战争——战争的矛头指向的是两国之间巨大的双边贸易失衡，而对美中造成极大困扰的却是巨额储蓄失衡所造成的多边贸易问题。
长期存在国内储蓄短缺问题的美国，2018年同102个国家存在商品贸易逆差。而作为全球最大的储蓄盈余国，中国在2017年同169个国家存在贸易顺差。
因此，采用双边的修复办法是无法解决多边问题的——任何企图通过关税或其他限制措施来解决此类问题的尝试只能改变国家之间的逆差（或顺差）现状，而无法缓解整体的失衡状态。
尽管面临当前的宏观经济对立形势，中国仍试图在贸易层面，通过相关手段协商解决同美国贸易层面的经济冲突，包括同意多年大规模购买美国农产品（大豆）、能源（液化天然气），可能还包括电子产品（半导体）和机械产品（飞机）。
然而，中国的这种非常典型的应对方案无法帮其化解来自美国的压力。
对于中国而言，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将美国多边逆差当中中国所占据的部分转移到美国的另一个逆差国上——最有可能转移到能够给美国造成更高成本的逆差国上。
从实际作用来看，这相当于将高企的关税转嫁到最终消费者身上，而对于中美贸易而言，这里的最终消费者就是美国消费者。
对于国际经济问题来说，双边解决方案和多边解决方案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1930年5月，1028位美国主要理论经济学家向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撰写了一份公开信，呼吁总统否决待定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bill）。
胡佛对这一呼吁置若罔闻，而随之而来的全球贸易战使得一场原本普通的经济萧条现象演变成了经济“大萧条”。
为了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其所采用的手段提出了与此类似的粉饰性说辞。
长久以来，政客们喜欢以双边的视角来处理此类争端，因为这样做可以让矛头有明确指向：这样，你便可以将某个特定国家作为一个臭名昭著的恶棍，并以此来“解决”问题。相比之下，大多数经济学家更青睐多边解决方案，原因在于，它更强调因储蓄和投资之间的错配而产生的国际收支扭曲。
这种简单和复杂方案之间的对比是导致经济学家经常丧失公开讨论机会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重要原因。因为晦涩的科学道理从来都不以简单易懂而著称。
对美中关系的讨论完全符合上述特点。
中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政治目标。因为在美国2018年高达8910亿美元的商品贸易逆差中，中国一国便占据了47%的份额。此外，中国还被指责严重违反国际规则，包括强制技术转让、黑客入侵，到早期的货币操纵以及以国家补贴对过剩产能进行倾销的各类指控。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还在舆论战中败下阵来——包括政策制定者和部分知名学者在内的西方人士指责中国未遵守其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所达成的“大谈判”（grand bargain）的相关要求。
由两名奥巴马政府的前高级官员在《外交季刊》所发表的一篇最新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未能像所期望的那样有效引导或约束中国”。同对待朝鲜、叙利亚和伊朗一样，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不再进行“战略忍耐”，而是变得毫无耐心。奉行国家主义的特朗普政府牵头对中国进行指责便说明了这一切。
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政治环境下，从多边的角度看待该问题的经济学家（包括本人）的观点就显得空洞不切实际。
将巨额往来账户逆差和贸易逆差归因于美国国内储蓄的一般性短缺——2018年仅占国家收入的3%，相比之下，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的平均储蓄水平为6.3%——这种观点完全得不到公众的重视。同样，这种观点也无助于让人们更加认清这样一个现实，即：中国仅仅是美国所面临的一整个复杂多边问题当中的一个占比较大的双边部分。
此外，它也无法帮助我们说明：若对供应链扭曲加以校正，真正反映出其他国家向中国装配平台提供的输入要素，那么美中双边贸易失衡的比例将会减少35-40%。
相反，政客们完全无视对存有缺陷的双边修复方案进行多边性评估的关键意义：对美国低成本供应商（中国）施加关税和供应链惩戒手段，将直接对美国消费者和企业造成新的沉重负担——该分析结论得到了最新实证研究的有力支持。
尽管双边的观点在理论和实际方面都存在瑕疵，但它却在美国拥有大片市场。因为处境不佳的美国中产阶级所表现的焦虑情绪，让当今美国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持双边观点的人认为，是贸易逆差导致了失业和工资下降。此外，由于2018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达到了GDP的4.3%，使得这种政治压力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进一步加剧。
因此，瞄准中国变成了他们理所当然的政治诉求。
我们该如何解读可能会达成的包含为了减少美中双边贸易逆差的共同承诺的协定？考虑到美国多边问题的严重程度，该协定将基本于事无补。
此外，2017年末不合时宜的巨额减税将会导致未来数年内预算赤字大幅增加，美国储蓄短缺问题将进一步加剧。这将造成国际收支逆差和多边贸易逆差的不断加剧，而这些都无法通过针对某一国家的定向双边措施加以解决。
不幸的是，财大气粗的中国居然希望就此同美国达成一份协议，这让美国政客们的说辞显得理由更加充分，即中国是在主动认罪。
2，不可靠的证据
尽管可能试图寻求一种双边修复方案来解决一个多边问题，美国还是以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由对其采取了强硬态度。
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2018年3月22日公布的“301条款”报告（下称《301报告》）为揭露中国的这一野蛮做法提供了有力证据。该报告长达182页，包含1139个脚注和五个附录，是一份足够让任何律师团都感到底气十足的报告。
《301报告》并非凭空捏造，它是基于近年来所收集到的大量信息制定而成的，似乎有力证明了中国的技术窃取行为，令人几乎难以辩驳。
但这里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它所依据的都是不可靠的证据，在美国的任何一家法庭都站不住脚。
《知识产权委员会报告》（IP Commission Report）的调查结果为上述指控提供了基础，也为《301报告》提供了根据。
该委员会由两位知名的美国公务员担任联合主席，包括前美国国家情报局总监海军上将丹尼斯·布莱尔（Dennis Blair）和前犹他州州长及前美国驻华大使和现任美国驻俄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 Jr.）。
2017年，根据该委员会的估算，美国经济因知识产权窃取而遭受的损失在2250亿美元至6000亿美元之间，范围之大令人生疑。商业机密窃取占知识产权窃取案件总数的80-90%，其余的是假冒或盗版软硬件。
然而，涉及到商业机密窃取具体数额时，这里却出现了一个严重问题，因为没有任何确凿数据能够支持上述声明。
这里便是令人值得寻味的地方。
知识产权委员会的调查参考的是另一项研究，即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和责任企业与贸易中心于2014年共同开展的一项研究。
事实证明，该调查所依赖的是不可靠的“代理模型”——从本质来看，相当于企图在统计方面通过制造与犯罪行为数据有关的联系来解读商业机密窃取，包括贩毒、腐败、职业欺诈和非法资金流动。
尽管对任何国家而言，这些都是在所难免的问题，但将此解读为美国遭受了相当于其GDP总量的1%-3%的损失（即知识产权委员会所声称的因知识产权窃取而使美国遭受的损失）则显得非常牵强，令人难以想象。
在知识产权委员会的估算中，关于中国在这些损失中的占比结果则更加令人生疑。
这些结果来自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根据该局的报告，2015年起获的假冒和盗版商品价值总计13.5亿美元。实际上，这里采用了另外一个模型——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人员构建的模型——该模型将此全部归为美国的损失。按此计算，中国占据了其中的87%——其中52%来自中国大陆，35%来自中国香港。对于盗版软件，另外一个“模型”在没有直接可用记录的情况下，将61%的总体损失归咎于亚太地区。
与此同时，美国未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来量化中国在商业机密窃取中的占比，如上所述，商业机密窃取在美国总体知识产权损失估算结果中占据了很高份额。
总结：目前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能够证明中国大规模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即使这种论断得到了广泛认可。这些指控只是得到了并不足信的证据的支持，而这些证据则源于那些相关性和可信度都很低的模型。
3，愚蠢的301条款
301条款这个背景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提出了类似的不可靠论断。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正是利用这些论断指责中国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方面涉嫌采用不公平贸易行为。
发表于一年前的《301报告》如今已迅速成为不容辩驳的证据，为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发起的关税和其他惩罚性贸易措施提供了基础。在目前的贸易战中，该报告已成为美方有力的进攻武器。
然而，千万不要被该报告所迷惑了。同知识产权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一样，《301报告》在一些关键方面同样不足信。
首先，在其提出的大量指控中，该报告声称中国存在“强制性技术转让”行为，并指出美国企业为了在中国运营，必须转让其专利技术蓝图和运营系统。据称，这种转让是在合资企业制度框架内发生的。
合资企业制度是一种外企与国内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中国和其他国家长期以来赖以发展和扩张新行业的模型。目前，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成立的合资企业和战略联盟则超过了110000家，在中国就有超过8000家合资企业运营。
值得注意的是，出于商业上的考量，美国和其他多边企业希望进入这些经过合法协商的制度之内——不仅可以在中国迅速壮大的国内市场去的立足点，还可以将高成本的国内生产过程转移到低成本的海外中国平台。
相比之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却将美国公司描绘成迫于中国压力的无辜受害者——这与高度精密的多边企业所具备的出众战略能力极不匹配。
讽刺的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实际上承认了其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这种技术共享是强制性的——是否具有强制性是控告的核心所在。
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长达182页的报告当中，第19页掩藏着这样一段带有承认意味的内容，即“转让政策和措施变得愈加隐蔽，往往以口头命令的形式‘秘密’传达。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此调用了知识产权委员会报告中的一页内容，并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所开展的调查作为其指控的依据。
这些调查显示，19%的调查对象声称其曾被迫向中国合作伙伴进行技术转让。有趣的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18年开展的最新调查显示，99%的调查对象认为，他们在过去的一年中并未发现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存在变坏的趋势。
第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301报告》将中国注重对外投资的战略（即“走出去”战略）刻画成一种国家主导的特别计划，旨在快速吞并美国新兴企业及其专利技术。
这种指控被解读为，中国公然地掠夺攫取作为全球创新领军者的美国最为珍贵的资产。
这种论断自然也找不到确凿的数据支持。由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制作的一份关于中国对美国进行的海外并购活动年度统计显示，在2005-2017的13年内，科技领域仅仅发生了17桩并购案。
相比之下，房地产领域的并购交易却达到了52桩。实际上，中国对美国科技企业的并购交易量还落后于金融、能源、交通和娱乐领域的交易量。
尽管缺乏证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仍坚称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明显是该国为了获得关键行业的未来全球主导权，而采取的一项别有用心的社会主义阴谋。
这些行业包括：自动驾驶汽车、高铁、先进信息技术和机床、特殊新材料、生物制药和精密医疗产品以及新型电源和先进农业设备。
此外，对于力图通过从引进技术转为自主创新的方式来避免可怕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产业政策本身就是一种需要时间考验的战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责中国对一大批带有国家引导和大力补贴性质的特别行业政策提供支持——企图从以自由开放市场为主导的体系中抢夺竞争优势，而具备此类体系的美国会受到各类规则的制约。
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因长期依托其本国的产业政策而实现国家经济和竞争目标的。而这正是日本所谓的计划理性发展状态的核心。
它帮助日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取得了飞速发展。日本国际贸易和工业部巧妙运用了国家补贴信用分配和税收手段保护了日本的新兴行业。德国也取得了令人同样印象深刻的经济奇迹，德国对中小企业进行的大力支持加速了其经济腾飞。
1961年，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开始强调美国强大的军工联合体，将其作为美国以国家补贴和税收为支撑的创新的关键。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相关创新、互联网、GPS、半导体领域的突破、核能、成像技术、医药创新等都是美国独特工业政策的重要直观体现。美国直接通过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规划联邦国防预算来落实上述政策——美国今年的总体军费开支接近7000亿美元，超过了中国、俄国、英国、印度、法国、日本、沙特阿拉伯和德国这些国家的合计专项国防开支总额。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强调创新在塑造国家未来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完全正确的。也许，这正是特朗普总统前不久签署总统令提出“美国人工智能倡议”的原因所在。但是，声称中国以工业政策为工具并以一己之力来实现这一目的则完全是在天方夜谭。
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中国的指控中，第三点是网络间谍活动。
两国于2015年达成了一份美中联合网络协议。在此之后，绝大多数相关报告都报告了中国网络入侵行为的下降趋势。不幸的是，在与网络有关的贸易违规行为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引用的证据基本都早于2015年两国签署的网络协议。
总而言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看似令人印象深刻的《301报告》基本上是一份具有倾向性的政治文件，进一步点燃了美国的反华情绪。
、
因此，对于日益将自己视为受害者的美国来说，由中国支持的知识产权窃取如今已被其认定为一种已发生的事实。
实际上，同我们一样，中国人也是很难对付的竞争者，他们并不总是按规则行事。对于那些违规行为，中国必须负责。
但是，加征关税不仅有可能引发一场不断加剧的贸易战，还将在本已错误的基础上渐行渐远，因为加征关税不仅需要确凿无误的证据来证实这些指控，而且还需要继续对此加以判定。
相反，在不可靠的证据基础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所包装的指控以及与之同谋的美国政治团体给这场极为重要的讨论带来了巨大负面影响。
4，从交易的艺术到让步的智慧
在美中两国敌对情绪不断加深的这段时期，达成解决方案的紧迫性是不言而喻的。
谈判技巧对于评估这一建设性成果可能带来的前景具有关键意义。特朗普总统曾自诩自己为“交易的艺术”家。
相比之下更具耐心的让步的智慧来代替交易的艺术则会摒除咆哮和恐吓。
让步要求双方在关键分歧点上各自给对方让出空间——如此一来，就会形成共同让步的局面，为双方达成共同承诺创造机会，从而创造出具有建设意义的前行道路，而不是因一方迫使另一方屈服而造成根深蒂固的敌对状态。
重要的是双方都要抓住这一让步的机会。
尽管抵达应许之地的方法有很多，但以下四个议题对形成一个长久的解决方案更具关键意义：
市场准入
经过十年漫长而曲折的谈判，美中双边投资协定（BIT）已经到了取得重大突破的临界点。
这要求双方共同做出让步。
一份强有力的双边投资协定将使两国双双受益，减少跨国企业在中美进行的国外直接投资所遭遇的所有权限制，从而真正消除双方分歧。
美国在中国坚持采用的合资企业结构——在我看来是错误的——已经成为一种强制性技术转让机制。
双边投资协定将使中国对美国注册资产的所有权得到扩大——这将对最近出台的一项法规的反华目的形成挑战，该法规旨在扩大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在美国的监督权。
储蓄
两国需承诺进行负责任的宏观经济调整。
美国需要提高储蓄力度，扭转因为去年不合时宜的大规模减税而愈发脱离轨道的预算超支。恢复储蓄（而非税收）才是减少同中国或其他任何贸易伙伴之间贸易逆差的最有效策略。
与此同时，中国需要减少储蓄，利用其巨大的资金池对国家社会安全网提供资金支持，此举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可以减少居民因恐惧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并且还会加速由消费主导的经济再平衡。
网络安全
数字领域是“信息时代”的战场，2015年9月奥巴马总统和习主席达成的协议显然不足以平息由网络间谍、黑客和其他相关破坏行为引起的持续紧张局面。
同贸易失衡一样，网络安全也是一项全球性问题，同样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加以应对。同样地，双边解决方案无法解决全球性网络安全威胁。
美国和中国应发挥模范作用，携手制定全球性网络协议，包括网络入侵的集中应对、攻击削减目标以及一个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
对话
两国元首继马阿拉戈俱乐部、北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又将再次会晤，这将产生非凡意义。这些会晤促成了更多的正式合作，如“中国战略和经济对话”。
但这些举措都是不定期的随机事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设立一个永久性秘书处，参与两国的专门合作措施，来解决共同关切的关键性政策问题（包括数据共享、联合研究、公私对话以及一个中立地点），将远比上述举措更具实际意义。
截止本文撰稿时（2019年3月6日），外界不断传言，两国元首即将在三月底签署美中两国的一项待定协议。
为了表示对这种结果的诚意，特朗普总统宣布暂停此前在三月一日威胁要对中国进一步施加的关税。不幸的是，此项协议的轮廓并不十分乐观。
如上文所述，此举的重点在于缩小美中两国的贸易逆差——试图通过双边政治修复方案来解决一项针对多边经济问题。
传言称，两国有可能采取“框架性方法”来处理所谓的结构性问题——聚焦七大问题的单独协议：农业、服务、科技、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非关税壁垒和货币。
值得一提的是，该表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的讨论范围十分吻合，只有一项议题除外：该表出人意料地纳入了货币问题。
诚然，中国货币在最近数月内的确因经济下滑而略有贬值。但人民币广义贸易加权指数（按实际价值计算）自2018年5月以来仅仅3%的下降与2004年末以来51%的增长相比便显得微不足道了。
由于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在2007年达到其顶峰后（相当于GDP的9.9%）便几乎消失，因此货币操纵已是一种“过时指控”，对解决美中争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至于双方如今为何将该问题提到如此高度让人十分费解。
而这便来到了我对当前谈判目的的最大担忧。
双方似乎都可望达成一项引人瞩目的协议，两国都在关注非常简单的问题——双边贸易和货币——而不是将关注点放在它们之间真正棘手的实质性问题。
对任何一项协议的最终效果进行评估时，采用上述四个重要议题对进展情况加以衡量具有重要意义，即市场准入、储蓄、网络安全和对话。
一项无关痛痒的表面协议无法修复去年以来美中关系遭到的严重打击。
5，热战还是冷战？
然而，如果没有任何协议达成会怎样？
或者达成一项无实质意义的微弱协议，而无法对持续分裂中美关系的棘手结构性问题产生实质积极影响，又会产生什么结果？
首先，尽管两国在中国南海存在摩擦，并且台湾海峡也不断面临紧张局势，但我仍无法认同某些人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为根据对中美发生热战进行可怕预测。现代战争的毁灭力让这种可怕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变得低之又低。
同时，我不得不承认，中美两国发生“冷战”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因为两国的经济模式存在巨大差异，竞争策略也将陷入长期冲突。
如上所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301报告》发起的控告中，将中国列为美国未来经济面临的生存威胁。尽管我的分析表明这些指控背后的证据都不甚可靠，但美国似乎执意要在这些方面继续推进——其中的许多方面对中国自身的长期经济战略具有关键意义。
当中美关系偏离轨道，产生生存恐惧的国家绝不只限于美国。
长久以来，中国始终对美国所热衷的“遏制中国”战略感到担忧，在这种战略下，美国会尽其所能地为中国的下一个发展阶段设置障碍。
尽管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又一次引起了中国的强烈担忧，但此举只是奥巴马政府“转向亚洲”战略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TPP，该协定将中国从其初始的12国框架剔除了出去）的后续手段罢了。这些措施对遏制中国发挥了示范作用，为今天更加成熟的遏制中国措施提供了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中国不会在其核心经济战略上让步，中美两个制度非常有可能长期斗争下去，由此而引发经济“冷战”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这种冷战与上一次冷战存在显著区别，后者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角逐。
不过，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在近期的公开讲话中明确表达了对“冷战2.0”的担忧，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ank Paulson）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
值得注意的是，对美国而言，其目前的经济形式要比冷战1.0时期差很多，更难发动一场冷战。
在冷战1.0时期，美国自1947年到1991年之间的年实际平均GDP增长率为3.5%；相比之下，在过去五年间，美国的实际增长已经下滑至2.2%。
与之类似的是，在第一次冷战期间，美国的生产率增长能够达到年均2.2%，而这一增速在过去五年间已经下滑至仅有0.8%的水平。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国内储蓄水平严重不足——净国民储蓄率在过去五年间只达到了3.3%，而冷战1.0时期的平均水平则高达8.8%。
储蓄水平的剧烈下滑将给美国筹资造成严重阻碍，使其难以对竞争力复苏所需要的物质或人力资本进行投资。
在二战后头四十年里，美国在与前苏联的竞争中拥有强大的经济优势。如今，如果美国选择发动一场同中国的类似斗争，那么它已不具备当时的那种经济优势了。
从许多方面来看，一场足以颠覆世界秩序的新冷战将会造成什么后果？答案在2017年1月时便已初现端倪。
当时，中美两国元首对各自国家在全球的定位提出了极具反差的观点。
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在其就职演讲中表示：“保护（主义）将给（美国）带来巨大繁荣和力量。”而仅仅三天前（即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中国“将适应并引领经济全球化。”
这些皆非空话。两国都根据这些声明朝着各自方向大力推进。
特朗普明确抵制多边主义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具体表现在，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并威胁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世贸组织。
中国的动作也十分明显，习近平通过以中国为中心的各项措施支持多边主义，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
唐纳德特朗普错误地认为，采取关税手段能够将制造业工作岗位带回美国从而“让美国再次伟大”。
然而，由于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份额已经从二战后的40%大幅下降至如今的8.5%——主要原因在于技术变革和生产率提高——因此，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相比之下，习近平的多边主义旨在充分利用贸易自由化、全球价值链和基于规则的全球治理新承诺（希望如此）所带来的效率提升。这些理念更强调为全球经济注入共同发展的动力。
全球经济最不愿看到的是二战后世界秩序的瓦解，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被碎片化、货币战争和贸易战所取代。总的来看，只有美国和中国有能力化解这种风险。但两国也只有在同时具备雄厚实力的情况下才能这么做。
相互依存的关系最终需要来自内部的力量和疗愈。
如果中美两国都致力于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和失衡问题，那么两国便有能力更好地解决彼此之间产生的问题。
对于中国而言，这意味着需要将巨大的储蓄盈余投入使用，帮助化解国内面临的挑战，从而继续聚焦再平衡和结构改革。
对于美国而言，这意味着需要解决国内储蓄的长期下滑，并将新增的储蓄投入到重建基础设施、制造能力和人力资本上。
6，没有赢家
贸易战不会产生赢家——对于像中美两国一样相互依存如此紧密的两个独立经济体更是如此。
特朗普总统错误地认为美国已在贸易战中占据优势，因为中国已经受挫。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
诚然，中国经济正在下滑并且可能在未来数月内继续放缓。然而，考虑到最近出台的政策刺激措施——包括货币和财政层面——这种下滑趋势将在2019年年中得以扭转。我们知道，正人先正己。
2018年12月美国股市在全球贸易大幅走弱的背景下出现剧烈下滑，这表明美国的经济韧性将在接下来的数月内经受严重考验。
鉴于中美两国之间日益明显的争端发展趋势，我们很难对两国短期内取得实质性突破持乐观态度。
真正的风险在于，中美关系正在遭受持续打击。尤其是当中美目前需要应对相互依存关系当中的冲突阶段时，这种风险便显得愈加紧迫，因为在冲突阶段，恢复信任面临极大难度，甚至可不能发生。
这需要两国元首采取大胆、果断和战略的眼光来重塑中美关系。
只有从内部巩固本国力量，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才能以更好的姿态来变革两国之间的关系，从而告别过去的那种支离破碎的依存关系，而走向一种更加具有建设性的相互依赖关系。
重塑中美经济关系将再次夯实两国各自的发展路径，而不是产生摩擦，严重阻碍两国共同的未来。
世界正瞩目与此，并翘首以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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