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论丨陈志武：幼儿园为何不该由营利性公司办？
陈志武，生于1962年7月。1979年考入中南矿冶学院。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华人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金融学教授，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曾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早年专业领域为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后专注于经济史与中国经济研究。现为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冯氏基金讲席教授。
幼儿园为何不该由营利性公司办？
作者：陈志武
摘要
教育离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父母和子女的生活很近，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理解框架可以很有帮助，至少让我们看到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教育不宜完全市场化，而且一般的公费办学可能使问题更加严重，使付钱的一方离教育者、受教育者更远，信息更加不对称。
生活的逻辑其实就是经济学的逻辑，这即是为什么经济学话题近年那么流行。只是经济学的表述要系统些，至少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希望对生活中的逻辑做提炼，找出规律，以便我们更好理解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让生活由被动朝主动迈进。其实，社会科学各领域大凡如此，目的在于更多更深了解我们所生活的生活，减少生活中的莫明其妙。
就说子女教育吧，这是多年的热门话题。在中国历史上，私塾曾经是主流，到民国时期，特别是1950年之后，才是公立学校当道。一直到改革开放中期，学校全由政府办，最近十几年慢慢有了民办学校，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和研究生院，都有民办；虽然法律禁止营利性公司办学，但事实上有不少大中小学都以营利为目的。
那么，学校到底该不该民办？如果可以民办，到底是否只能由非营利性机构办？为什么办学不能以营利为目的？如果可以以营利为目的，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对于着急的家长来说，到底该选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甚至营利性私立学校？
许多朋友说：教育之所以不能由以营利为目的之商人办，是因为教育决定人的一辈子，太重要了，所以，只能由非营利性机构或者由政府办。
当然，“重要性”不是关键因素，粮食也重要甚至更重要，但是我们没说粮食只能以非营利性方式生产；衣服也很重要，但我们能接收商业公司制作衣服，欢迎服装业的市场化，等等。
教育因为是无形无色的服务，既看不见又摸不着，使教育的“好坏”难以评估测度，而任何人际交换“市场化”的先决条件，又偏偏是交易内容是买卖双方能够度量的，否则，市场化交易之后就容易出现问题，甚至崩盘使市场倒闭。
以托儿所为例，这也是教育机构。张三和夫人李四白天都要上班，只好把一岁半的女儿张丽放在托儿所。这时，我们看到的局面是：提供教育服务的是托儿所老师，得到服务的是张丽，而付钱交学费的是张三夫妻。
本来，市场交易是一方交钱一方交货，条件是买卖双方都能“识货”，能评估货物到底有多少、值多少。可是，张三夫妇白天上班，不在托儿所，没法亲自观察、监督、判断托儿所老师到底好不好，他们当然可以问女儿，要张丽回家后评价老师的好坏，但张丽才一岁半，话都说不清，怎么能告诉父母她在学校的感受、所得到的教育如何呢？
所以，就出现了提供教育的、得到教育的、为教育付钱的是完全不同的三方，而三方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并且难以互相信任或沟通！做父母的无法知道付的学费到底值不值，而老师又觉得做得再好也没人知道，反正学生没法判断、也没法给父母讲清楚！
于是，由营利性公司经营托儿所、靠纯粹的市场化来组建托儿所教育，挑战大，因为服务提供方与付费父母之间会难以互信。
所以，托儿所、幼儿园等只能是非营利性机构，托儿所通过宣布自己是非营利性机构，等于向付费的家长承诺：自己不是为利润最大化而办托儿所的！以这种承诺换取家长的部分信任，使托儿所持续办下去的概率增加。
除了选择“非营利”之外，在美国和中国，私立幼儿园尽量多安排家长会，给家长们经常来幼儿园交流的机会，通过沟通降低家长与老师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尽量帮助付钱的家长“识货”。由于私立幼儿园收费比公办的高，私立幼儿园尤其会经常与家长沟通、频繁召集家长会，而公办幼儿园的家长会相对要少。
那么，小学呢？小学生的表达力和对教育“好坏”的判断能力，当然比幼儿园的小孩强，所以，如果实在要市场化经营，小学比幼儿园、托儿所的市场化可行性要高些。但是，由于小学生还是没有足够知识与经验去判断教育的“好坏”，而付钱但不会亲自得到教育的家长又难以替代小孩去“识货”，所以，严格讲，小学和中学还是不能由营利性公司经办。
由于多数大学生已经成年，“识货”能力已经比较高，他们跟付钱的家长基本能一致地沟通，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体，不再是服务提供方、受益方与付钱方三方严重相隔的局面。因此，大学的市场化可行性处于中间地带，既可由政府、非营利机构办，也可以由营利性商业公司办。
与幼儿园相对应的极端是EMBA教育，其次是MBA等研究生职业教育。特别是EMBA，完全能市场化，因为，读EMBA的都是有多年工作经验并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知识的资深人士，他们自己付钱、自己受教育、自己判断好坏，也就是说，付钱人跟受益人不再是两组不同的人，这样教育交易只涉及两方，而不是三方或更多方。
因此，大致的规律是：受教育的年龄与工作阅历越高，市场化的可行性越高，由营利性公司经营的不可靠度就越低。反之亦然。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理论解释如此，现实也基本如此。在中国，EMBA教育、电脑职业教育、英语教育、会计职业教育、成年人教育，等等，都已经高度商业化，而中学、小学、幼儿园教育即使有民办，也是由非营利机构办的。在职业教育方面，新东方、北大青鸟IT教育等，不仅是营利性公司，而且也做到在纽约证交所上市，规模相当大。这些现实很合理，也说明研究生、职业学位与非学位教育，市场化程度还可进一步放开。
按照上面的三方分析框架，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现在中国的教育体系失败了，因为提供教育经费的主要是教育部，受益的是学生，提供教育的是老师，而教育部又跟学生之间基本没有沟通，两者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还远高于家长跟托儿所小孩间的信息不对称，因为家长至少会在下班后问自己的孩子在托儿所如何如何，但教育部官员不见得这样。
如何让市场化的原则更多介入公办教育呢？一个办法是前几年讨论到的教育券，政府经费以教育券形式发给家长即学生们，让家长和学生一起对各公办学校做评估判断，然后把手中的教育券投向他们选择的学校。如果能这样做，就当然能减少因付费方是政府但得到教育的是学生所带来的问题。
在美国，联邦政府最近要起诉大学教育公司——The Education Management Corporation （EDMC），该公司成立于1962年，其股票在纳斯达克上市（高盛拥有40%的股权），市值和年销售均为28亿美元，净利润2.4亿美元。该公司有四所大学，92所分校分布在28个州，有各类专业的学位项目，也有非学位的职业培训项目，学位从学士到博士都有，在校学生15万人。EDMC只是以营利为目的大学上市公司之一，其它还有阿波罗集团等等。
而之所以EDMC被起诉，是因为它付费雇用一些营销公司，帮助它到处招收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然后由这些学生以最大限度地从银行借学生贷款。由于低收入学生的贷款由政府担保，这些大学教育公司尤其喜欢多收低收入的学生，变相利用政府补贴和担保赚钱。
据《纽约时报》统计，营利性大学教育公司招收的学生占美国大学生群体的12%，却占了联邦政府大学生补贴总额的25%，并且它们毕业生的学生贷款坏账占了全美大学生贷款坏账总额的一半。总体而言，这些营利性大学的收入有80%来自联邦政府的学生补贴经费。这次起诉的指控是EDMC欺诈联邦政府的教育救济费。
由此，我们看到，当教育费用由政府或者无法判断“好坏”的家长支付时，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不仅会带来道德风险，让学校和老师没有做好的激励，让他们变得越来越不称职，而且也鼓励这些营利性教育公司把精力放在如何圈钱、如何欺诈，而不是办好教育。
教育离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父母和子女的生活很近，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理解框架可以很有帮助，至少让我们看到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教育不宜完全市场化，而且一般的公费办学可能使问题更加严重，使付钱的一方离教育者、受教育者更远，信息更加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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