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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散木 原载《同舟共进》 2014年05期
陈修良其人
极具传奇色彩的老革命家陈修良，晚年又是一位不寻常的党史专家——1988年她离休之后，于耄耋之年，笔耕不辍，先后抱病写下了近百万字的党史回忆文章，其中不乏珍贵的史家洞见。此外，唐宝林先生也以《拒绝奴性——中共秘密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传》为题，根据陈的口述和文献等，为其撰写了首部翔实的传记。 陈修良（1907~1998），浙江宁波人。早年在宁波女子师范读书，时值大革命运动高潮，因领导学潮被校方作为“赤色分子”开除，随即考入杭州的浙江省立女子中学。不久，在加入共青团后，任中共第一位妇女部长向警予的秘书，并由向介绍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陈修良1930年毕业于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随后回国从事地下工作，历任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秘书、江苏省委妇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报》总编辑、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女市委书记）。
1947年初，陈修良领导发动了解放战争期间国统区著名的“五二O”运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三反”游行示威。这场运动迅速由南京席卷全国，最终形成了曾被毛泽东高度赞誉的继人民解放军军事战线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第二条战线”。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后，由她领导的中共南京市委地下党先后策动了国民党心脏地带的空军、海军、首都警卫部队、江宁要塞、南京大校场机场塔台、431电台等众多国民党军队起义事件，这些起义和倒戈事件由于发生在国民党当局全面崩溃之际，因而具有特殊的军事和政治意义，也因此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陈修良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全国妇联华东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妇联第二届执委、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等，其间不幸受左倾错误对待，成为“极右”分子。1977年陈修良摘去“右派”帽子后，先后任浙江省、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党委顾问、研究员、学术委员会顾问等职。
在陈修良传奇的一生中，有许多惊心动魄的经历，也有许多让人喟叹的历史情景。而她一生中的三次婚姻，更是宏大中国革命历史画卷中的几段插曲，其中有的尚不为更多人所知晓，却无一不是跌宕起伏，大开大阖，览之足以让人进入革命者的内心世界，去眺望那色彩斑斓的风景。
第一次婚姻：革命路上劳燕分飞
陈修良的第一次婚姻，夫君是党史上著名的上海“东方旅社案”的牺牲者之一李求实。
李求实（1903~1931），原名李国玮，笔名李伟森，湖北人。李早年参加革命，曾与恽代英、萧楚女、林育南等湖北最早的共产党人成立“共存社”，又在武汉主办《日日新闻》等，是较早在武汉地区开展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李后任团中央委员、团中央宣传部长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奉命潜赴上海开展地下工作。
1930年3月，李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负责培训工农通讯员和业余作者。其时李与恽代英、林育南等对党内甚嚣尘上的左倾错误忧心忡忡，并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反对冒险主义的路线。
1930年春夏，中共在上海秘密召开“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李是这次大会的“准备委员会”上海办事处负责人。这期间，仍在上海秘密活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并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标志着“立三路线”实际占据了党的统治地位。
李和何孟雄、林育南等坚持真理，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并要求改选中央领导机构，而当时在上海地下党组织中强烈主张反对“立三路线”的人主要集中在“全总”“苏准会”以及中共江苏省委中，“苏准会”的代表就是李求实，他还是团中央以及左翼文化团体的代表。
然而，同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立三路线”虽被纠正，何孟雄等却未得到平反，反而被加以“取消派的暗探”的口实。（其时在苏联学成回国的王明先在中宣部任职，其间因违反纪律受到处分，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也致力于反对“立三路线”，并欲联合李求实等群起攻之，但李求实等不愿成为王明夺取中央权力的工具，加以拒绝，由此与王明宗派小团体结下了“梁子”，在王明担任中共江南省委书记之后，便被攻讦为“右倾”“极端民主化”“违反国际路线”等种种罪名。）
此后六届四中全会继之召开，代之而起的却是更加左倾的王明宗派小集团，李求实等大失所望，决定采取党内民主的方式予以解决，即要求召开类似“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以解决党内纠纷，并在得到采纳后准备分两处召开会议商讨解决。不料翌年1月17日，当李和何孟雄等分别在上海汉口路东方旅社和天津路中山旅社集会时，却几乎同时被国民党特务所逮捕，后来有信息证明，这是王明在知晓国民党特务已在东方旅社等布网后故意纵容的结果。
当李求实等人被捕的消息传来时，王明甚至幸灾乐祸地说：“这是他们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是咎由自取。”
1931年1月18日，“东方旅社案”的一些被捕者被押送至龙华警备司令部。2月7日，在此案被捕的36人中，有23人被集体杀害于龙华监狱刑场，其中包括何孟雄、林育南以及李求实等“左联五烈士”。（除李求实之外，还有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一说李求实是被秘密活埋。）
陈修良和李求实的婚姻，要从1926年说起。当时19岁的陈修良从上海国民大学到了革命中心广州，随即参加了广东团省委的工作。李求实时任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两人有了工作上的联系，关系不断加深，后来确定为恋人。
彼时李求实是党内较早从事工人运动的资深革命家，在团中央二大当选为候补委员，系《中国青年》的编辑，据说当年李还有留学苏联的“美少年”之美名，后出任过中共河南地委书记、两广团区委宣传部长、湖南团省委书记等。
李求实
陈修良与李求实这一对革命夫妻可谓“门当户对”，但因忙于工作，结婚后被迫分居两地。所谓乱世男女，在当年出生入死的许多革命者当中，常常有革命超出感情生活的例子，陈修良与李求实上演了让人遗憾的一幕。
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继“马日事变”后，又有了“宁汉合流”，原来的“红都”武汉瞬间成为屠场，于是中共主要负责人之一张太雷便安排了一些非武汉当地的党内干部急速转移，有的则通过上海远赴莫斯科。陈修良当时是小组长，她奉命抵达吴淞口，假扮成去苏联打工的人，乘上苏联的一只商船，辗转到了莫斯科，随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她和李求实就此天各一方了。
彼时，李曾写信给远在苏联的陈修良，表示可由翻译俄国文学入手，介绍苏联，以期推进中国的普罗文学，这是他最后成为左联作家的原因之一。（李后来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的作品。）
李求实在王明左倾中央统治时饱受打击，转眼到了国共严重对峙的1928年，中共六大后取消了对李求实的处分，李重新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又得以在中共中央和党报委员会工作。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在组织的安排下，未与陈修良协商，与一个女工出身的同乡同志秦怡君（陈凤仙）结为夫妇。当时李求实还将此告诉远在苏联的陈修良，两人也就从此宣告仳离。
陈修良与李求实的短暂婚姻生活中，两人的感情是服从于革命安排的，加之李求实将全部精力投入革命，一向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两人的日常生活可谓平淡如水，彼此又聚少离多，以致陈修良之于李求实，其状正如向警予之于蔡和森。
这些情状，后来“过来人”郑超麟在其晚年回忆中多有追述，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视角。
第二次婚姻：丈夫成了叛徒特务
陈修良赴莫斯科学习，不料婚姻发生问题、感情受到挫折，一位“有妇之夫”得以乘虚而入，骗取了她的感情。于是陈修良有了第二次婚姻，这个人就是当时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余飞。
余飞（1902~1956），又名余茂怀，安徽黟县人，电车工人出身，上海工运领袖之一。余飞是在中共成立后涌现的著名工人运动领袖，于1923年后由团转党，并参加过“五卅”、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等一系列在上海发生的革命，先后任中共上海法电支部书记，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党团书记，湖北省委常委等职。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他与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又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等。
显然，由于工人出身和不俗的表现，余飞得到了共产国际领导层的青睐，同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迅速上升。他于1930年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总行委”委员、苏维埃中央局委员、“全总”代委员长兼组织部部长、太平洋职工联合会主席等。
不过，在王明等回国以米夫为后台强行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时，余飞倒是参与了以罗章龙为首的反四中全会的行动，好在他是工人出身，立场转变也快，此后依然出任“全总”代理委员长。
却说余飞1927年赴苏联时，遇见了陈修良，便有所心动，他隐瞒了自己已婚的事实，开始追求正陷入离婚之痛的陈修良。当时陈修良刚刚20岁，感情的伤痛以及党内的纠纷让她失去了察人之明，加之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正在反省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因为受到苏联某些左倾错误理论的影响，把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简单地理解为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层不可靠（如陈独秀、瞿秋白等），相反，工人出身的领导层则相对可靠和正宗，陈修良当然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或许，李求实在她眼中也是不可靠的“知识分子”的一个例子。
1928年11月，陈修良与余飞结婚。陈修良与余飞走到一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曾反对过王明，又都遭受过王明的打击，同病相怜。
陈修良奉组织之命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她富有组织能力，能说会写（任墙报委员），在世界无产阶级的中心学习正是得其所宜，不料不久就碰上了一出荒唐的“苏浙同乡会”事件。
彼时斯大林以“肃反”的手段清除党内反对派（如托洛茨基等），而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则是两派激烈相争的问题，陈修良懵懂于此，不愿跟风写批判托洛茨基的文章，也不愿去盯梢同学中的“托派”，这被认为不识好歹。王明宗派小集团在中山大学叫作“支部派”，另一派则是“教务派”，前者打击后者，就出现了一出匪夷所思的“苏浙同乡会”事件——以江苏、浙江人为主要打击对象，而陈修良正是浙江人（还有蒋经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陈修良就此受到嫌疑。
至1930年7月，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陈修良随中共代表团一行从莫斯科返回上海，翌年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上台，当年的反对派以及新的反对派（何孟雄等）全部受到清洗，陈修良其时在陈郁主持的全国海员总工会担任秘书，陈郁以及余飞等反对六届四中全会，由陈修良归纳大家的意见，起草了一篇文章反馈给党中央，当然也就被视为“反党”行为了。陈随即被停止工作，此后她只能通过余飞单独与中央联系。
陈修良回国后，余飞不久也回国并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安庆，与他的发妻和孩子团聚了，后又将妻子秘密接到上海另居。这一切，当然都对陈修良隐瞒着。再后，由于向忠发和顾顺章等的叛变，中共地下组织大量被破坏，上海的中共中央无法生存，只好迁往苏区，王明则返回苏联实行遥控指挥。当时陈修良也要去苏区，并希望与余飞同往，岂料余飞在安庆偶然遇到了一个留苏的叛徒王晴白，随即“落网”。
不久，受刑后的余飞效仿同样是工人身份的中共领袖向忠发等，向国民党特务机关交代了自己的身份，又出卖了党组织和自己的同志（据说他第一个供出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就是沙文汉）。随即，又效仿同样是工人身份的中共领袖顾顺章，在叛变后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接着按照国民党特务的要求，去监狱识别和劝降自己的被捕同志。当时邓中夏被捕后身陷牢狱，余飞被派去劝降，结果被邓中夏骂了个狗血喷头。
余飞叛变之前，陈修良已于1931年11月生下一子。翌年，余飞回安徽养病，将孩子送回老家，从此两人不曾再见面。当时陈修良曾写信寄钱给余飞，让其设法联系去江西苏区，因他们是单线联系，组织关系只有余飞知道，余飞没有回信。余飞叛变后，供出了陈修良在上海的地址，据说他还曾在上海、宁波一带寻找陈修良，企图劝说陈投降叛变。
余飞叛变后，中华苏维埃政府曾对其发出过通缉令。余飞从此淡出江湖，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余飞藏匿于上海一家工厂之内，再至1955年全国“肃反”时被查出。翌年，余飞死于狱中。
陈修良与余飞还有一女，1929年出生于莫斯科。父母奉命回国后，她被留在共产国际开办的索科尼基区的孤儿院，并取名“于飞”，后被苏联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收养。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年仅12岁的她目睹并经历了严酷的莫斯科保卫战，后来考取了莫斯科戏剧学院，当时她的同学有孙维世（周总理的养女），以及东方大学的同学毛岸青（毛泽东的儿子）、刘允斌（刘少奇的儿子）等。新中国成立时，她已经成为苏联一级甲等朗诵演员和优秀翻译家（曾参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俄文版的翻译）。
“于飞”在1955年26岁时，被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张闻天、刘晓告知其母亲和养父——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陈修良、浙江省省长沙文汉的消息。同时，她又被告知，父母要求她改名为沙安之（意思是让她回国定居——“既来之，则安之”）。沙安之回国后被安排在中国广播事业局苏联东欧广播部工作，后赴杭州浙江大学开办俄语进修班。
沙安之回国时持苏联护照，是以苏联援华专家的身份回国的。沙文汉、陈修良被打成右派后，她和回国后结合的丈夫受到了牵连。不久中苏关系全面恶化，当时大量苏联专家离开中国，沙安之却毅然留了下来，后来又宣布脱离苏联国籍（成了一个无国籍的人）。
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后，她被解雇（因没有中国国籍，不能下放），丈夫被下放，她追随丈夫来到长沙，暂被安排在湖南师范学院外语系任教。1966年“文革”爆发，由于父母的关系以及她在苏联成长的历史背景，虽幸免于难，却也落了一身病痛。
1978年春节，她用法文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自己的情况，后来湖南省公安厅接到邓小平办公室的通知，在重新审查后对过去强加给她的一切不实之词宣告无效，随即又给她发放国籍证，使她结束了14年没有国籍的生活。沙安之曾编译有《汉俄翻译词典》《毛泽东诗词（俄文版）》等。
第三次婚姻：大变革中相依为命
陈修良的第三次婚姻，丈夫是沙文汉。陈修良和沙文汉是宁波同乡，而宁波“沙氏五兄弟”更是著名的传奇家族。所谓“沙氏五杰”，即沙文若（沙孟海）、沙文求（史永）、沙文汉（沙文舒）、沙文威（后为纪念二兄改名为史永）、沙文度（沙季同）。
老大沙孟海曾是蒋介石的文书、朱家骅的秘书，后以书法家著称于世，被尊为当代书法泰斗；老二沙文求则是革命烈士，曾任中山大学团支部书记、广州团市委秘书长，1928年牺牲于广州起义（时为赤卫队中队长）；老三沙文汉是新中国第一任浙江省省长，后在“反右”运动中成为党内的“大右派”；老四沙文威是红色间谍出身的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老五沙季同则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油画家徐悲鸿的学生，一位杰出的青年艺术家，后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意外失踪（一说病故）。可以想见，这“沙氏五兄弟”的身上会有多少故事！
1926年，沙孟海（前）、沙文求、陈修良在上海若榴书屋
沙文汉（1908~1964），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受到通缉，避往上海，又潜回宁波，职任中共奉化区委书记，与中共浙江省委特派员卓兰芳等组织奉化武装暴动未遂，复避居于上海，其间考入东亚同文书院，任共青团法租界南市区委书记、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党团委员等。继而受派赴柏林参加世界反帝大会，在途经莫斯科时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挽留，入共产国际马列学院学习。
沙文汉与陈修良一样，都是职业革命家。沙文汉1930年学成回国，当时他在安庆教育局秘书处以科员的身份为掩护，正好余飞叛变，告发了沙文汉，所幸沙文汉的两个同乡及时告知警察局正在查询他的消息，因而得以逃脱。当时他还不知道是余飞告密，后来是余飞的妹妹告诉他余飞招供，沙随即用电报暗语通报在上海的陈修良，陈闻讯火速转移，随即沙文汉也潜往上海，最后总算找到了组织，即找到了交通员张文秋（毛泽东的亲家），然后联系上潘汉年。
当时潘汉年突发奇想，认为陈修良是非常可靠和忠诚的女同志，想让她在特科中充当“反间谍”的角色，即假装追随余飞叛变，与余飞一起打入国民党内部从事情报工作，不过后来潘汉年自己觉得不妥，没让陈这么做，否则的话，以后的事情真让人不寒而栗了。
沙文汉与陈修良早就相识，通过余飞叛变、两人亡命天涯这一段经历，有了感情，又加上陈修良母亲陈馥（著名的“革命母亲”，人称“众家姆妈”）的意愿，两人结为连理。
1933年，沙文汉和陈修良奉母之命，在双双遭到国民党通缉的状况下潜往日本东京，在那里他们又投入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不久奉命回国。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秘密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翌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两刘”即刘晓、刘长胜请求成立中共上海市委，以陈修良为书记，结果遭到博古的反对，博古还要求陈修良赴延安接受审查。即使是在抗战中的新四军根据地，由于受到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的影响，陈修良因为前述原因，一直没有受到信任。当时还有人劝说沙文汉与陈修良离婚，但两人不离不弃，同甘共苦。
沙文汉与陈修良结合后，沙相继任共青团上海法南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工人部长及组织干事、全国救亡协会组织干事等，又在上海参加了文化界的救亡运动；抗战爆发后历任中共上海临时工委宣传部长、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等职。
解放战争临近尾声，沙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进行策反工作，曾参与策动国民党“重庆号”巡洋舰、长江第二舰队及张权中将起义，屡建功勋。陈修良则于抗战胜利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在新中国的黎明之际，她与沙文汉一道，领导地下党组织，不惧危险，打入敌营，获取情报，策动争取了国民党军队的海陆空大起义，有效地策应了解放军的渡江作战。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陈修良随即出任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长兼妇委主任。然而，就在沧海桑田、新中国如初阳升起之时，隐隐约约有了些许不和谐的声调。突出的，如由于某种特殊的历史原因，资历是白区地下党背景的干部开始逐渐受到冷遇，而革命胜利，农民革命背景的一些军人和干部在南京城里表现不佳。
陈修良看不惯这些情况，遂组织干部阅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其实这也是当年全党开展整风所要求阅读的，并且赶排了相应的戏剧。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有人便有了意见，以为陈是别有用心。
1949年后，沙文汉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兼省政府教育厅长，浙江省政府副主席、省长、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等。1955年受到潘汉年冤案的株连，于1957年12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并被开除党籍、撤职（省长改由周建人担任，周是以党外人士身份任省长的）。
知识分子出身的沙文汉，在出任故乡的领导人之后，便与有“山头”背景的领导人发生了摩擦和隔阂，以致后来沙文汉被称为“反右”运动中党内最大的右派，甚至导致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也提到了他的名字，即所谓“地方主义者，实际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而“现在省委的负责人，大部分是外地去的，对反对地方主义感到理不直、气不壮，应该采取列宁的办法:‘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毛还以浙江为例，他说：浙江“是江华独裁，还是沙文汉独裁”？
再后，在随即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在谈到“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时，毛又提到了浙江沙文汉、安徽李世农和广东、广西等省几位负责人的名字，当时他们都是“右派”或犯了严重右倾错误的领导人。“反右”运动中的浙江，省长沙文汉等四人被冠以“地方主义反党集团”。而所谓“地方主义”的事件，还包括云南的原地下党工委书记、滇桂黔边区党委及下属的滇桂黔边区纵队领导人郑伯克一案、四川地下党张文澄事件以及在此前后发生的广东和海南岛的方方、古大存、冯白驹等案。
上述案件，除了历史上的地下党问题外，相关者被划为右派的原因之一，只是由于他们对省委的第一把手提了一些意见，或者表示了一些不满而已。沙文汉就曾在会议上发言，认为省委内部民主生活不够，省委与省人民委员会之间缺乏明确的分工，造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问题，这些批评意见后来被认为是“反党”。
以上各地诸多案件中，浙江是领衔的，开了中共党内把省级领导人打成右派分子的先河。
那么，这一时期陈修良的情况如何呢？1955年，陈修良也调赴杭州，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及代理部长，负责理论工作。至1956年，中共八大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结束了，此后应该加强经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求。陈修良致力于宣传党的这个政治方针，并且主张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实行进一步的统战政策，结果却在党内受到批评，认为她是要搞“联合政府”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此后，她又对领导人的保卫工作和“肃反”等提出意见，甚至在1956年召开的一次党代会上对省委主要领导提了意见，认为他是“一言堂”。翌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召开，陈修良与会时就“反右”运动中的“引蛇出洞”问题向康生提出质询，凡此种种，她的命运也就注定了。不久，陈修良开会结束回到浙江，她的单位已铺天盖地都是她的大字报。
1958年3月，陈修良被划为“极右分子”，并下放嘉兴劳动。在随后的黯淡岁月中，沙文汉与陈修良相依为命。虽然处境恶劣，但他们仍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当时他们最想做的，就是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革命史。
在愤懑和病痛中，沙文汉费力撰写了《中国奴隶社会的探讨》一书，但他没有余力去完成整个巨大的工程了。沙病危弥留之际，有关方面始为其摘去“右派”帽子。沙文汉于1964年1月病逝，得以躲过两年后发生的“文革”。
至于陈修良，于岁月倥偬之中，一直进行着反思。她性格率真，又不愿说假话，在她的晚年，撰写了大量有真知灼见的回忆录和党史文章。1979年，陈修良得到平反，被恢复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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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散木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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