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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5月27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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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气象学家洛伦兹1963年提出“蝴蝶效应”理论，大意为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
在十年内乱的革命狂飙运动中，北京钢铁学院大学生张建旗，就扮演了这么一个扇动翅膀的蝴蝶角色。他发起的“五一六红卫兵团”组织，不过二三十号人马，却阴差阳错被最高领袖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随之掀起全国性的抓“五一六”运动，绵延数年，涉及人数达一千万之多，成为文革中最大规模的迫害群众的运动。
张建旗何许人也？文革中命运如何？文革后去向何方？本号选编两篇电刊《昨天》旧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编者也期待更多知情者发声作证，以勾勒出张建旗与“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完整拼图。
（上）
张建旗： 从反周到反毛、拥林
作者：王学泰
现在知道张建旗这个名字的恐怕不多了，如果了解文革时期诸阶段中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可能知道他的人就会多一些。清查“五一六”，被史家认为是针对文革初期造反派的。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称作“五一六”的全国性的组织，可是在这段运动中却有超过一千万人因被怀疑参加了这个莫须有的组织而被整肃、甚至遭到严重的迫害。其起因，就在于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张建旗。
张建旗于1967年春夏之际组建了“五一六红卫兵团”，后来又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红卫兵联合起来，成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当时许多青年学生不觉得自己在这场文革运动中不过是木偶戏中的玩偶，他们不知天高地厚、甚至认为自己是能够主宰天下、引领潮流的“风流人物”。因此许多组织动辄“兵团”“纵队”“总司令部”，名目都很吓人，“五一六”也不例外。它上有总部，下有特务连、情报组等。还成立了所谓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以及农林口、财贸口、文教口、公交口、军事口、外事口、中学、全国通讯联络站等八个方面军，并推选了各部负责人，制定了各个阶段的“作战方案”。说得如此热闹红火，实际上其固定成员也不过二三十人而已。
最初因为提的问题尖锐，也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他们派出人员，在凌晨的时候，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繁华热闹之处大量散发、张贴反周恩来的传单，涂写反周恩来的标语。这些传单和标语的题目有《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当时毛正批“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将革命进行到底——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年》等。
文革初，聂元梓等北大造反派发迹于反北京旧市委；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发迹于反刘少奇；张建旗等人没有想到北大、清华那些人并非是偶然赌赢，他们背后都有能够决定或知道运动走向者的支使，而张建旗等却是盲人瞎马，不了解中央部署，揪人专拣大的来（当时有“公安六条”规定凡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都是反革命，对于其他人没有特别规定），最后成为人人喊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这一年９月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中，点出“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毛泽东还加了一段话：“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于是“五一六”便定格为现行“反革命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随之掀起抓“五一六”的大规模运动，绵延数年，涉及人数达一千万之多，成为文革中最大规模的迫害群众的运动。 作为始作俑者的张建旗，于1967年8月被逮捕，这些学生都押在Ｋ字楼，他们既不是拘留，也不是逮捕，只是说是“办学习班”。那时有毛主席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因此张建旗被“抓进”的是“学习班”，当然，学习班也就是名声好听些，其实也与监狱差不多。
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在《我家》中写到张建旗，他说张建旗也在Ｋ字楼关押过，后来毛主席倡导办学习班，他们一起被拉到北京北郊的“第一少年管教所”去参加“学习班”：“最让我难忘的是‘五一六’头目张建旗，钢铁学院大学生。在半步桥关押时，据说受尽折磨。关押一年多，始终戴着镣铐，背铐半年，后来转为前铐。到学习班时，已患上肺结核、肝炎、肾炎等多种疾病，瘦弱不堪。为了得到较好的营养和治疗，他假装承认自己做错了，军代表十分高兴，大会上对他进行了表扬。待他身体稍有好转，立刻声明，承认错误是为了活命的权宜之计，坚决不承认以前有什么错。前期学习班释放了张建旗以下的几个‘五一六’头目，军代表又把他们之中的几个人请回来，劝张认错，张把他们痛骂一顿还是不认错。后来虽然他也被释放了，可惜听说不久就因病去世了。”（《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155—156页）
“学习班”结束后，干部子弟绝大部分都释放了。遇罗文认为张建旗放了以后故去。其实不然。 此时抓“五一六”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在全国展开，陈伯达是主抓这个运动的小组长，组员包括公安部长谢富治、空军司令吴法宪等。清查和批判“五一六”已经升格为中央的战略部署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张建旗又不肯认错，因此被北京市公安局释放的张建旗又被公安部逮捕送到秦城监狱了。 许多研究文革的文章都说张建旗1970年被枪毙，其根据皆是师东兵的《吴法宪访谈录》中的一段话：“五一六就是有个叫张建旗的学生组织的一个反总理的红卫兵组织。他们到处拉关系，和《红旗》杂志的林杰这些人勾结上了，最后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张建旗在1970年被枪毙了。后来的抓五一六完全是胡闹了，什么人也挂上了五一六，就和现在的反革命帽子一样。”可是在吴法宪本人写的回忆录中，虽然也谈到了“五一六”问题，就没有说到张建旗被枪毙这件事。这段故事看来是师东兵向壁虚构的。
张建旗没有死，1976底（或1977年初），他被判20年有期徒刑，送到一监三中队服刑。
张建旗刚到三中队时披着棉大衣，拖着几只大箱子，箱子里装着许多衣服（包括有将校呢军装）与书籍。一看就知道他的家不在北京，家在北京的犯人一般把平常用不着的东西送回家了。后来知道，他确实不是北京人，家在黑龙江哈尔滨，父亲早年去过延安，后来牺牲了，算是革命烈士子弟；他母亲本身也是延安干部，文革前是黑龙江省厅局级干部，丈夫死后又嫁的丈夫、也就是张建旗的继父，是个省部级的干部。
张建旗有点自命不凡，个子很高大，约在1米8以上，身体的宽度、厚度都能与身高相匹配。他腰板挺直，脸有些黑，四四方方，一副目下无尘光景，只是脸稍有浮肿、鼻子尖有点红，好像被冻的一样，显得有些可笑。他很少与人说话，收了工也只是一个人在筒道里背着手走来走去，像电影里千篇一律描写大人物思考重大问题时的情状。后来时间长了，才知道他就是文革中享大名的张建旗，他也逐渐透露出自1967年以后的经历。
张建旗在秦城关了几年，到了林彪出事以后，1972年，中央专案组找他谈话，说他没问题（张建旗他们当年反周，直接原因是当时的所谓“二月逆流”，林死后这个问题一风吹了），便放回到北京钢铁学院，并答应给他分配工作。回到学校后，因为校方还追问他过去的问题，张建旗坚持反周立场不变，但因为林彪事件的出现，他又增加了反毛（他父亲是烈士，母亲是革干，可能原来是“四野”系统的）的新主张，而且公开同情林彪，因此就没有分配工作，由北京市公安局送去茶淀农场劳动教养了。
1976年地震时茶淀因靠近唐山是重灾区，事后对犯人和准犯人（或称二劳改，指劳教人员和劳改、劳教释放后在当地的就业人员）管束很严。此时中央专案组又来找张建旗谈话，张建旗批判他们言而无信，双方先是语言冲突，后来竟扭打起来，张建旗被打情急，呼喊了反毛口号，于是便从劳教升级为逮捕判刑了。1976年底判处有期徒刑20年。20年属于重刑犯，这样他就不能在茶淀农场服刑了，被送到了一监。
张建旗真是一个怪人，不知道他本来性格如此，还是被关押得久了和一门心思学马列、坚决要做革命者的走火入魔而导致的极度偏执。他似乎把“彻底革命”四个字贴到了自己的脑门上，处处要表现出与其他犯人的不同。平时，他很少与别人说话，其说话的对象只局限在三五个人内，大多是属于纯政治问题的学生，如下面要谈到的胡智、彭灼南等。他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学生，或刚刚走入社会的年轻人，他觉得这些人单纯些。
胡智对我说，建旗刚到一监不久就跟他说：“别信他们的，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不是林彪，林彪还活着，他在阿尔巴尼亚。”这倒是个独特的说法，近来林彪一案又引起网民的关注，关于林彪的死仍是众说纷纭，但我还没有见到持张建旗这种说法的。
张建旗有时也跟我聊聊，多是问些事情，问问监狱的情况。从不主动与狱警、看守说话。前面说到监狱的伙食还是可以的，定期有细粮米面和鱼肉。每逢改善，他都坚持吃窝头、咸菜，把细粮鱼肉给彭灼南等人吃。他有时就干啃窝头，一手拿一个，在筒道里走步时咬一口左手中的窝头，走几步，待口中窝头咽下了，再咬一口右手的窝头，如此左右交替直到两个窝头吃完为止。他走来走去，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张建旗独来独往、也不违反监规，看守人员一般也不愿意找他的麻烦，因为弄不好，可能还碰一鼻子灰，何苦来。
可是中队有个指导员姓罗，因为他个子矮，又好装腔作势，大家暗地叫他“萝卜头儿”。他自觉担负着改造犯人的使命，特别注重犯人的思想改造。1976年下半年以后本来接见送书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了，哪个队长也不管，可是萝卜头儿非要管，因为他知道书是会影响思想的，千万不能放松。然而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弄不清什么书对于改造犯人思想有利，什么不利，因此很好糊弄。
那时家里给我送的《左传》《范注文心雕龙》都拿了进来，都是跟他说这是“法家著作”（当时搞“评法批儒”运动的余威尚在，法家著作的革命性仅次于毛主席著作）。他就会笑着说：“带进去好好学学，别让家里白送一趟。”可是鲁迅著作决不让送。
有一次中队开会时，他还煞有介事地教诲大家：“有个事儿这里说一说。接见的时候，有的犯人的家属送鲁迅的书，我们没有让拿进来，但没有讲道理。今天我讲讲道理，为什么不叫大家读鲁迅著作。鲁迅的书是揭露旧社会的，你们是揭露新社会才犯罪的，如果你们看了鲁迅的书，更要揭露新社会了。怎么认罪服法啊？这次我把道理讲清楚了，你们口服心也服了。”
他有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遇到死心眼儿的张建旗便出现了尴尬和可笑的局面。1977年初发行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后来被停止发行）。监狱要大家学习，大多数犯人不是家里送了，就是在监狱买了，只有张建旗若无其事。
其实，张建旗平常也不看什么书，连监狱里发的《人民日报》也不看，收工了没事就是在筒道里走步。萝卜头儿这天披着棉大衣对走过来的张建旗说话，张建旗脚不停步，罗追上两步，仰着头跟他说：“张建旗！你这是怎么回事儿，既不让家里寄‘五卷’（指《毛选》五卷），也不买，你怎么学啊？”走在前面的张建旗回过头来给他甩出一句：“你不知道我是反毛泽东的？”他声音很大，萝卜头儿呆了，筒道里的其他犯人也呆了。罗竟一句话没说，讪讪地走了。张建旗仍然脚不停步。
1978年我平反出狱，就不知道张建旗的信息了。最近听与他一起直至1979年末最后一拨平反的胡智说。从1978下半年开始的平反运动里，中央专案组又到监狱找过张建旗几次。胡智与张建旗放在最后，张向政府表明坚持自己的观点，反毛，反周、拥林，决不改变。北京市委讨论过他与胡智的平反问题，最后还是把他们放了。释放后再也没有张建旗的消息了，听说有人在地安门一带见过他，他还滞留在北京？
（下） 一个特殊学生的工作安排
我是1982年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市人事局做大学生分配工作的。
1985年，市人事局将负责大学生工作的技术干部处调整成大学生分配处和职称处。大学生分配处的处长是高云厚，副处长薛立萍，工作人员有董燕、杨凤云、邢新忠、张宇泉、张强生、张新、张明德和我。
每年大学生分配，都会有一些人因为健康状况或其他原因，找不到接收单位，或被接收单位退回而分配不出去。尤其是一些患有精神类疾病的毕业生更是很难安排工作。这些就成为我们大学生分配处的工作难题。这些难题，一般都是由时任处长的高云厚同志直接办理，特殊解决。我就曾随同高处长将一名有些精神疾病的女大学生安排到北京氧气厂工作。我知道这是高处长在教我如何去解决这类难题。
1985年3月，高云厚同志将历史遗留难题，张建旗的分配难题交给我处理。
张建旗是“文革”前入学的老大学生。1966年到1970年毕业的大学生因为“文化大革命”延迟了工作分配。但在70年代也大都安排了工作，极个别的学生未分配工作，成为历史遗留问题，张建旗在“文革”中因反对中央领导人被定为“五一六”的头子在公安部关押了很多年，“文革”之后被释放，人事关系在北京钢铁学院，由北京市人事局安排工作。
张建旗被释放后，身体极度虚弱，走几步路就满头大汗，双腿肿得厉害，还有腹水。在家调养几年，身体开始恢复，他自创了一套饮食疗法，即一周只吃大米，不吃任何其他主食，下一周只吃白面，再一周只吃玉米面。这样周而复始。这套饮食疗法由于他的坚持及其他锻炼，几年下来身体大有改善。
到我接手他的分配时，他已经能每天骑自行车由三元桥到八一湖游泳，春夏秋冬从不间断，每星期他骑自行车到香山爬一次山，同时到钢铁学院还书并借新书回家看。每月由钢铁学院学生处给他发生活费。
我接受这个任务，首先调来他的材料。张建旗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对所有中央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公安部在释放他时有一个决定，列举他反对中央领导人的情况，并说因为他精神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就不算数，释放，重新分配工作。
那个年代，虽然毕业生均由国家计划分配，各单位都极缺大学毕业生，但如果档案中有这么一份公安部的文件，说此人有精神问题，任何单位都不会接收这样的学生。为此，我进行了调查、分析，我到张建旗家中，与他本人沟通交流。从表面上看，他没有任何精神方面的问题，他思维敏捷，头脑清楚。我又找到钢铁学院学生处赵文政，赵处长也反映，张建旗没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我们国家由于“文化大革命”，高等教育停顿了十年，到“文化大革命”后，1977年恢复高考，1982年春季，才有本科大学毕业生按计划分配，各单位人才断档严重，都极缺大学毕业生。当时没有一个单位的毕业生需求能得到满足，北京市属单位的人才缺口更大，尤其是一些困难单位更是很难得到大学毕业生。分析了市属单位，我找到市建材局干部处的段建国同志。
建材局当时是市里安排大学毕业生的重点支持单位，每当做毕业生分配计划时，我们人事局都是重点保护，分配计划不少，但由于建材局的单位条件比较艰苦，真正落实的大学毕业生很少。段建国与我们的关系也很好，经常向我们汇报建材局在北京市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建材局人才需求很大。所以，我就找到段建国，请他给我推荐几个好一点的单位。
经过反复比较，我选中了建材实验厂。这个厂在三元桥，是建材局的重点单位，担负为建材局研发新产品的重任，国家为此减免税费，是个很有竞争力的单位，但属于建材系统，每年大学毕业生都分配不去，给了计划，也落实不下来。我请段建国带我到该厂实地考察，了解了生产情况、规模及厂房等情况，并听了厂长及相关人员的汇报，我对建材实验厂比较满意。我告诉厂长，有一个老大学生，准备分配给他们厂，并简单介绍了张建旗的情况。
我还给了厂长一个特殊条件，他们可以先试用张建旗六个月，如果发现身体有问题，可以随时退给我们市人事局，如果半年期满他们仍愿意用张建旗，则要像所有正式职工一样，负责张建旗的生老病死。当然我还给了他一个条件，如果半年后，他们正式接收了张建旗，从1985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计划给建材实验厂两名工科大学毕业生。为了保证每年的两名毕业生能留住，我们市人事局选派两名外地生源中的党员学生干部给实验厂，这样可以保证每年的两个毕业生能留在建材实验厂长期工作。
对于我的意见，段建国和建材实验厂厂长都非常高兴。几年大学生分配工作，建材局都几乎得不到重点院校的外地党员毕业生，现在一定三年，将有六名高才生落到建材系统，这是多么大的照顾。
与各方谈妥之后，我带张建旗到了建材实验厂，工厂就在张建旗家旁边，骑自行车要不了十分钟，工厂的情况，张建旗很满意。他的同学已工作多年，而他一直闲着，这回总算有了归宿。他向我表态，一定努力工作，绝不辜负市人事局的期望。
这些安排妥当之后，我带段建国到了钢铁学院，在赵文政处长办公室，我让赵处长将张建旗的档案拿出来，我告诉赵处长，请他将张建旗档案中的公安部决定取出来之后，将档案交给段建国，回建材局向党委汇报。
赵处长一听我让他抽出公安部的决定，汗一下就冒了出来，对我说：“老王，这可不能抽啊！咱们搞人事工作的，这是有纪律的。”我告诉赵处长：“这是决定，必须抽出来，这是我的决定，如果出了问题由我负责，咱们现在是三个人，你不用怕。”
在我再三坚持下，赵处长按我的要求办理了档案移交。段建国问我回去怎么汇报，我告诉他，这是市人事局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直接给建材实验厂。段又问我，党委问起档案中是否还有其他材料怎么说。我告诉他，回答没有其他材料了。这就是完整的档案。
这之后，我向赵文政处长说：你们钢铁学院不是因公安部的决定无法安排张建旗的工作，而向公安部写了报告，要求撤销这份决定吗？那么我们抽出这份决定就没有任何不妥，而且我们都考察了张建旗，他没有任何精神方面的问题。这份决定暂存你处，待公安部有了正式答复，你再告诉我。同时我向赵文政布置，从今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从钢铁学院的毕业生中选两名工科学生党员分配给建材实验厂，计划单列，外地生源留京指标，计划外划拨。请他将市人事局的意见向钢铁学院党委、市高教局、冶金部汇报。
一年之后，赵处长告诉我：公安部同意了钢铁学院党委的意见，撤销了原来的决定。并按我们的要求每年给建材实验厂分配了两名外地生源党员毕业生。
1986年，张建旗在建材实验厂试用半年期满后，段建国和建材实验厂厂长来向我汇报，对张建旗基本满意，厂长只是提出因张建旗的饮食疗法，出差外地有点影响。我听后，认为这根本不是问题，第一建材实验厂出差的机会本来不多，完全可以换人出差，实在需要张建旗出差，他也可以自带干粮，而且他的饮食疗法完全是因为原来身体虚弱，现在有了工作，一切正规了，他也会改变自己的。
看厂长不再提新的问题，我告诉段建国和厂长，这样张建旗就正式确定分配给建材实验厂，以后你们要对张建旗负责到底，有关问题我们会发文给你们，我们也会保证承诺每年分配给你们两个留得住的大学生。
所有手续办妥之后，人事局为张建旗正式发文：张建旗的工龄如何计算，工资级别如何确定，参加工作时间怎么定，一切与张建旗同班同学一样，享受相同待遇。从此，拖了多年而难以解决的张建旗工作安排问题全部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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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丨张建旗：最大的“5.16分子”而今安在？
（摘自王学泰《文革狱中三个案情特别的干部子弟》，原载电刊《昨天》第5期；收录入作者著《监狱琐记》，三联书店2013年出版）
作者：王文嘉
《昨天》编者按：本刊第5期发表的王学泰《文革狱中三个案情特别的干部子弟》一文中，讲到了著名的“五一六”发起人张建旗在狱中的独特表现，澄清了有关张建旗已经死于狱中的不实传言。但作者对其出狱后的情况仍不了解。该期发出后，读者陈建新即来信提供了他从网上找到的有关张建旗出狱后情况的文章，是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编的《大学生就业足迹》（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一书中的一篇，专门讲到给张建旗分配工作的周折。本刊现按陈建新先生提供的下载原文图片转录成文，以供关心此事的读者了解。
文章转载电刊《昨天》第5、6期
本号获许可分享，图片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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