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丨黄肇炎：我亲见的“一打三反”运动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黄肇炎，1943年生，籍贯上海，出生地四川合川（今重庆市合川区）。1967年毕业重庆大学机械系（五年制)。长期在云南三线国防企业工作，曾任总工程师。1987年进入昆明市自来水总公司，退休前任昆明市给水工程设计院书记、副院长、高级工程师。著有长篇回忆录《嘉陵旧梦》（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有文章在《老照片》发表等。

原题

我亲见的"一打三反"运动

作者：黄肇炎 

1973年在工厂的照片

1970年，在全国开展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叫做“一打三反”。当年的1～2月，下发了3份中共中央文件：《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指示》。文件的额头是毛主席批发：“照办”，上部是红色的标题“毛主席语录”，语录分别为：“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巩固地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我所在的云南燃料一厂，是一家三线国防厂，当时是由军代表组全权领导一切工作。军代表组闻风而动，按照中央的部署，迅即在厂开展了这场来势凶猛的政治运动。

军代表组共5人，来自不同的部队。组长常祯祥兼任厂革委会主任，负责全盘工作，事情多，忙得很。所以由分管负责政工的军代表孙某某全权领导“一打三反”运动。在整个运动中，几乎全厂的人都认为，“一打三反”就是孙代表，孙代表就是“一打三反”。

孙代表，年龄40岁上下，个子不高，人偏瘦，皮肤白，大眼睛。我见到的他始终都是一付似笑非笑的表情，还有那双任何时候都带着警惕的眼睛，流露出这个世界除他之外任何人都是可疑分子的神色。孙来自省某重点监狱的保卫执勤部队（原为武警，文革前合并到解放军）。这种态度就不奇怪了，他是出自无产阶级专政的职业习惯，把职工当作劳改犯看待。

职工本来不打听军代表的来历。但刚好该部队有一位战士转业在我厂，据说在监狱时犯下重大过失，来厂后分配当了工人。这下子原部队的老首长到了厂，就去找老首长哭诉委屈。孙代表就安排他到保卫科当干事，大家就知道了孙代表来自某监狱的保卫部队。

那时的运动，都有一套基本固定的程序：成立领导小组、运动办公室。召开全厂大会，传达中央文件，进行思想动员，作出战斗部署。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大批判。办“学习班”（关押“问题”人员），整理材料，组织处理等。

厂里的“一打三反”要打击谁呢？那就要广泛地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同时进行内查外调。

检举揭发，实际上就是让群众互相拱、互相咬，大告密、大出卖。有四种方式：一是开会进行揭发，于是分车间开了许多次会，动员和听取人们揭发。但这种形式效果不太好，大多数人不愿撕破脸面对面地揭老底；二是设立接谈室，听取人们个别揭发检举，安排有政工人员值班，做记录，还说“保证为揭发人保密”；三是挂检举箱，在厂的人群集中处挂了20多个木箱子。箱的上方开有一个指头长宽的口，箱门有锁。钥匙由“一打三反”领导小组安排专人负责管理，只有他才能打开箱子取出揭发材料。据史书记载，唐朝武则天发明了铜匦，广泛号召人们告密。她没有想到的是，在1300多年后，她的这项发明竟然用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上来；四是贴大字报，但厂里的人们文化水平普遍不太高，大字报的数量不多，效果不那么显著。

内查是翻档案。不是每个人都有档案吗？那就从档案里查，查祖宗三代有没有问题？查本人有没有历史问题？外调是根据查出来的和群众揭发的问题，派人到事发地进行调查，找对方革委会开出有关情况的证明。

经过以上程序，哪些人有问题？有什么问题？领导小组大体上掌握以后，就开始了运动最关键的程序——办“一打三反”学习班。学习班，顾名思义，应该是一个学习的场所，但实际上是把人关押起来，隔离起来，限制人身自由。被关押的人们自嘲是“犯人”，说起码是“犯了错误的人”。我姑且借用这个名词。

于是，在厂生产区腾出一大一小两间仓库，和旁边的几间房子。大库房住男“犯人”，小库房住女“犯人”，另外的房子作运动办公室和监管人员住宿。“犯人”都是打地铺，在地上铺一块塑料布，自带被褥，男监房睡了几大排。大库房还留有一块地方作为开会用，摆了几排木桁条（做檩用的方木条）供“犯人”坐，前面有一张桌子，当讲台用。

我们每天可以看到监管人员背着枪，押着几十个“犯人”沿着厂里的主要大道，从山上的生产区下来到生活区食堂打饭，打开水。那段时间，我们都胆战心惊，小心翼翼，少说话多做事，生怕出点什么毛病，也被弄进学习班去。

这些人有什么问题呢？我所在的冲压车间的情况是，某老转（厂里对转业军人的俗称）采草药给附近龙潭村的农民治了病，收了一点钱，属于“投机倒把”。某人在上下班队列行进唱歌时唱了“我们走在大路上，汽车来了都不让”，是思想反动。此外，在全厂范围内有收听敌台的，家庭出身有问题的，本人历史有问题的，小偷小摸的，吵嘴打架的，爱喋二话的（云南方言，意为发牢骚，讲怪话），所管库房丢了材料器材的，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在厂驻昆办男女混居的。一位工人闲聊时说老婆是在恋爱时用了“特殊手段”得到的等等。反正只要被认为有问题，或看起来不顺眼，就要进学习班。

进班的以自装半导体收音机的最多。那时候收音机价格高还不容易买到，有人就买来元器件自己学装，这本来是热爱科学技术的好事情。但运动中就被认为是要收听敌台。一间宿舍只要有一人装机，同宿舍的六七人都有嫌疑，不容分说，统统关进班。

学习班每天的日程，是学文件报纸，听训话，逼迫交待问题，写检查，开批判会、斗争会等。据那时的“犯人”告诉我，逼供的手段主要是：押进审讯室，“动辄以严肃处理相威胁，拍桌子，打板凳，声振屋瓦。”“多人围攻，言语凶狠，声色俱厉，压力山大。”“不停地反复让你交代‘罪行’，然后从中找出不一致之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令你惶惶不可终日。”

“犯人”进学习班的时间不等，有的几天，有的呆了一两个月。随时有人出来，随时又有人因新的问题被弄进去。学习班经常保持着50来人的规模。

厂区远眺

学习班搞了一个多月，看看查不出什么严重问题，运动深入不下去，更不要说取得重大成就，主持者可能感到有压力。这时，就发生了“张晓静事件”。

张晓静，20来岁，是从曲靖东山煤矿招来的青工，初中文化，矿工儿子，“红五类”，在厂机加车间当磨（床）工。因同宿舍的一个青工装收音机，被牵连进了学习班。他认为自己没有装，有什么问题？所以不大在乎，有点抵触情绪，被监管人员认为是个刺头。

有一天中午，孙代表在训话。时间已过12点，大家正是肌肠辘辘，但孙代表好像谈锋正健，没有结束的意思。张晓静这天坐在前排的木桁条上，他面前有一个监管人员坐在椅子上。一下子，这位监管因有事起身出去了。张见椅子上有一张垫坐的报纸，就拿出钢笔在报上画起来。人在无聊的时候，喜欢写写画画，本来是很寻常的习惯。他画了一小会，因为肚子饿，就随手在报纸的白边上写了一些字，其中有6个字，张后来反复声明他写的是“腹中肌来上餐”。

云南由于农业不发达，粮食比较匮乏，许多人有只吃两餐的习惯。在县及以下的地方更是普遍，甚至连党政机关都是如此，这个现象直到1980年代初才开始逐步改变。我们厂里是开三餐的，但许多人不吃早餐。学习班的监管人员图省事，就只押着“犯人”打两次饭。大家没吃早餐，这时确实很饿了。

孙代表看见自己训话还有“犯人”不专心听，胆敢乱写乱画。又是张这样的刺头，心中大光其火，便大步走上前去，抓起那张报纸就准备撕。他本想就此教训一下张，结果拿起报纸一看，还写有字。孙代表注意到三个字，“餐”字写得很潦草，他看成了“蒋”字。张的文化程度不高，“腹”字没有写偏旁，成了“复”。这就有了“蒋”“复”“来”。

好！这下抓到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公然想要蒋介石反攻大陆，恢复蒋家王朝的统治。这还了得，马上叫人把张扣在一间小房子里，突击审问，张当然不承认，说写的是是肚子饿了想早点吃饭。但孙代表发了话，定了性，张的辩解有谁听呢？

孙代表怎么会想到是蒋介石反攻大陆呢？因为文革中的一段时间，国民党台湾当局曾经派飞机到大陆撒传单。云南地处边疆，中缅边境有国民党残余部队活动，所以是撒传单的重点地区。当时在陆良和好几个县境内，都有发现大量传单的。有人看见过传单，说是用道林纸印的，文和图都印得非常精美。其内容可想而知。还有农民在山林里见到飞机抛下的副油箱，那薄铝板光灿灿的，既轻又结实，找人抬回家用来存储粮食。当然后来被公安机关派人来收缴了。为此，公安部门向辖区单位下发过内部通报，所以孙代表一下子就想到这一点。

于是，对张进行专门处理，大会小会批判、斗争、逼供。还把他捆起来，开了全厂的批判大会。七斗八斗，大斗小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攻心”。张的意志崩溃了，只得按照批斗会的口径，承认自己是希望蒋介石反攻大陆，是为蒋介石招魂。

有了张的“认罪”，孙代表便安排向县公检法革命领导小组报案，递送材料，要求予以逮捕判刑。

为什么又有了一个公检法革命领导小组呢？那是因为在文革中，认为公、检、法三家互相制约，互相牵制，协同办案，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利于党的一元化领导。所以把三家合并，成立革命领导小组，一元化领导进行一条龙办案。

这时，正是运动的高潮阶段，公检法部门面临的压力非常大，那么多的地方，那么多的单位，报来了那么多的案子，他们正应接不暇。另外，可能也看出这个案子存在较多的问题，所有的证据，也只是那张报纸上的几个字，不太像是反动文字。照现在的说法，是“证据不足”，所以就压了下来。孙代表见公检法不批，便动用行政权力，以革委会的决定，开除了张晓静的厂籍。那时正是“政治挂帅”“政治可以压倒一切”的时代，孙代表分管政工，要开除一个“反动分子”，革委会很容易就通过了。

与张同时被开除厂籍的还有一个人，这人是昆明市技工学校的毕业生，在机加车间当车工。技校生懂得一定的加工理论，又有实践经验，技术是不错的。小伙子模样清俊，现在的说法是个“帅哥”。他和一个女青工谈恋爱，据揭发两人多次发生两性关系。被以“道德败坏，乱搞男女关系”的罪名予以开除。

燃料一厂的“一打三反”运动最后被组织处理的除这两个人以外，装收音机“收听敌台”的有9人，分别被处以留厂查看、行政记过、警告等处分。

几年后，适逢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以“收听敌台”被处分的人都按政策撤销了处分。这位技校生来到厂里，要求为其落实政策。这时军代表早已回了部队，厂领导也换了人。现任领导考虑到他在昆明的就业难度较大，对人还是要给出路，便取消了当时的处分，让他回来上了班。

这个小伙子再次谈上了恋爱，又犯了同样错误，且被人发现。那个年代，对这类事，看得比较严重。厂方根据当时的纪律规定，对男方再次予以除名，给女方也有行政处分。

几年后，我有一次到昆明出差，在街上偶然碰见这位“帅哥”，他说在一个园林绿化小公司搞管理。

奇怪的是，我没有见过张晓静回厂来要求平反，估计是回到煤矿找到比较好的出路吧！

运动进行了三个来月，实在揭不出更多的问题，孙代表也就没有多少心思来过问学习班了。班里还有20来个不痛不痒的人，把人放掉好像是运动不彻底，不放就在那里干耗着。

这时又有了一股新的风潮，那就是普及革命京剧样板戏。全国其它地方搞得怎么样我不清楚，反正在云南比较风行。众所周知，京剧样板戏是江青“旗手”在文革的“伟大创举”。只见昆明、曲靖的专业京剧团，陆良县革委办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都在排演样板戏。省国防工办有几家厂也在跃跃欲试，我厂政工组宣传组的干事赵安家（后来当了燃料一厂的厂长）就提出要排演《沙家浜》。鉴于形势，厂革委表示支持。

排戏就要有人，正好学习班剩下的这些人大多是各车间的文艺人才，唱歌、跳舞、器乐都比较在行。这样的人平时的作风比较稀拉，有点吊二郎当，所以要弄进学习班修理一下。赵安家提出要人，孙代表就顺势下了台阶，宣布学习班结束，除了参加排戏的以外，剩下几人回了各自的车间。

几十年后，我见到当年学习班最后的“犯人”，大家说起此事：“要不是赵安家，我们不知道还要在学习班关多长时间哟！”

燃料一厂的“一打三反”运动，实际上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一个缩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左”的错误的真实写照。现在看起来，这种运动，问题多多。我只把其中三个较大的问题，分析一下：

其一是任意扩大阶级斗争的打击面。据《9824厂志》（9824为第一厂名）记载：这场“‘一打三反’运动，先后进学习班的有256人”。“在‘划线站队’、‘一打三反’（原文未分开）中整有88人的材料，共1216份，5467页”。而当时我厂职工总数为521人。按这个人数计算，全厂职工中有49.1%的人进过学习班，也即是近一半的人可能是阶级敌人。我们这样的国防厂，进厂时都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家庭出身一般来说比较好，本人也不会有大的问题。结果还有这么多的人进学习班，难道还不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吗！

其二是随意限制人身自由。搞政治运动，单位都可以用组织的名义，成立类似监狱的小机构。不需出示任何书面通知，只要一个电话，打声招呼，就可以把人关押起来。关押的名称多种多样，如停职反省、隔离审查、监护、进“牛棚”、办学习班等等。这个机构可以私设公堂，对被认为有问题的人进行审讯，斗争，批判，整材料，装档案，直至送公检法，关监狱。充分反映了对人权的侵犯是何等的严重。

其三是肆意编造罪状，栽赃陷害。在政治运动中，可以不顾事实真相，捏造罪状，罗织罪名，构陷良民。而这一切都是以革命的名义，由组织来进行的。我们的确不能说所有的案件都在诬陷好人，但可以说有相当多的案件存在着严重问题。这类例子，太多太多，举不胜举。远的不讲，就拿建国后的历次运动来看，哪一次不是制造了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

那时大张旗鼓地宣传和贯彻过一段最高指示：要“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燃料一厂的“一打三反”运动，就是这段最高指示的最好注脚。

2011年与老厂长赵安家（左）在燃一厂新大门前合影

延伸阅读

原载电刊《昨天》第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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