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近照
何清福,1949年出生,重庆市人。文革爆发时为重庆市第四十三中初中毕业生,共青团支部书记。文革中参加造反,属反到底派。后当过下乡知青,1972年“顶替”退休的父亲招工到长江电工厂当工人,1973年推荐到重庆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回厂技术科任职,后为高级工程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热处理分会第三届感应热处理技术委员会委员。1982年获国家发明四等奖。
原题
作者:何清福
原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长篇回忆录《我的文革路》。作者当时是重庆市第四十三中学学生。四十三中学的前身是民国时期以招收国民政府兵工署第二十工厂(即后来的长江电工厂)职工子弟为主的“川益中学”,该校学生95%以上都是长江电工厂职工子弟和该厂所在的铜元局地区平民子弟。统称八一五派的重庆造反派因对革联会是“保”还是“砸”的对立态度分裂成“保派”和“砸派”两大派后,两派打起了口水仗,其有力武器就是广播站,而且广播站往往是成双成对地出现。在城里闹市区,只要有可能,你“砸派”有一个大喇叭,我八一五必在附近也建一个大喇叭唱对台戏,反之亦然。如果只有一方有广播站的,这个广播站就会遭到不断攻击。5月,长江电工厂所在的南岸铜元局地区“砸派”也建立起一个名为“红旗街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广播站”(红旗街是铜元局文革“破四旧”时起的新名称)。广播站设在长江厂东大门不远的老君庙街口一座两层楼房的楼上,楼面对铜元局工矿贸易商店,中间隔着一条街道公路,是铜元局的中心区域。这座楼房属铜元局商店所有,每层楼只有一间屋,一楼是小面馆。铜元局商贸系统是“砸派”掌权,造反派负责人王兴忠(外号王麻子)提供广播器材和这间房子作为广播站。广播站开播后在铜元局影响很大,被八一五派视为眼中钉。6月5日凌晨2时,八一五派的四十三中“11·27”的“钢鞭”战斗组首次对联合广播站进行了攻击。此后对广播站的攻击不断。19日晚至20日晨,重大八一五、长江厂八一兵团唆使王杰小学(川益小学)的“王杰兵团”(小学生)围攻广播站,用弹弓击伤我校“五七部队”勤务员简光辉眼部,后送往市三院医治。20日晚,“11·27”、“王杰兵团”再次围攻广播站,他们扔石块、砖头,用弹弓射击,直到早晨6点钟左右才离去。为了维护铜元局地区的稳定,6月21日长江厂红旗街地区由长江电工厂军事代表室(简称军代室)出面成立了一个“红旗街地区制止武斗小组”,由驻厂军代表周筛任组长,我作为四十三中“五七部队”代表参加小组工作,但由于重庆武斗已成燎原之势,这个小组对维持地区稳定已无能为力。6月23日晚7时许,长江厂八一兵团近百人冲入长江电工厂职工医院一门诊室,抓走七医大(代号后字245部队)“105”战士3名,重庆市三中“冲锋号”战士4名,并抢走衣物被盖等物品。天黑后,八一五派又向我们广播站发动攻击。他们在广播站对面商场的石台上架起长条凳做成的巨型弹弓,以鸡蛋大的鹅卵石向广播站射击。凌晨3点30分左右,“11·27”作主力发动进攻,我用广播向“11·27”提出强烈抗议,此时一颗小弹弓弹丸穿过窗户上复铜片孔(冲压弹壳料后带圆孔的钢片)击中我颧骨,险些击中眼睛,这是我文革中唯一的一次受伤。凌晨4时许,八一五派的弹弓击伤了“五七部队”贺保全的左眼,致使其左眼完全失明。6月24日,人们传说长江八一兵团若攻不下“砸派”广播站,就准备罢工,一时工厂人心惶惶。傍晚,八一五派在职工三食堂附近搬运锄把、扁担、木棒等武斗凶器,来助战的重庆石油学校大庆公社武斗人员也来到了铜元局。夜十时左右,八一五派开始断断续续用石头、砖块向广播站发起攻击。27日下午,八一五派又到日杂商店抬了两捆锄把、扁担到老君庙街尽头的王杰小学。当晚11点40分左右“王杰兵团”等又断断续续向广播站扔石头砖块。6月28日深夜1点50分,铜元局八一五派突然向广播站发起猛烈攻击,大块的石头、砖块向广播站砸来。凌晨3点左右,铜元局八一五派封锁了各个路口,调来“11·27”几十人,头戴藤帽、手持钢钎木棒参与了对广播站的攻击。4点左右他们开始了大规模攻击,从老君庙街民房顶爬到我们广播站房顶上,打碎房瓦,从木条椽子缝隙向下扔石头、砖块、瓦片,高叫“看你龟儿子投不投降”。后来他们弄断了几根椽子,一个“11·27”成员率先钻过缝隙跳下来,立即遭到我方劈头一阵乱棒打翻在地,房顶上的人见状不敢再下来了。5点半左右,进攻者看天快亮了,才陆续撤退。此时广播站内一片狼藉,头上房瓦几乎无存,地板上堆满碎瓦片。在1967年时塑料凉鞋才上市不久,还比较金贵,父亲勤俭节约给我买的一双圆包头黑塑料凉鞋也在这次武斗中丢掉了。武斗结束,我方重伤三人,轻伤二三十人。对方伤者中“11·27”进入广播站内那个被打得最重,头部满是污血块,送到军医大抢救才捡回一条命,否则他将是铜元局武斗死的第一人,事后得知他是我校初一年级的小同学石俊林。那天上午十时左右,铜元局制止武斗小组叫长江厂派了一辆解放牌卡车送我们的伤员到市第三人民医院医治,在南坪厂区(长江电工厂分铜元局老厂区和南坪新厂区两部分)被八一兵团设路障拦住,在惠工机床厂又被拦阻一次。车到李家沱,重庆水轮机厂八一五派从楼房顶上扔砖头又砸伤四五人……当时重庆最有名的是解放碑“砸派”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它名字来源于林彪的一段话:“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解放碑坐落在重庆最繁华的市中心区十字街口正中,解放碑是原国民政府为抗战胜利建的纪念碑,时称“抗战胜利记功碑”,1949年后改为人民解放纪念碑。“完蛋就完蛋”广播站所在的交电大楼,就在离解放碑不远的邹容路大马路旁边,该大楼建于1950年代初,是一栋砖木结构的四层大楼,夹在三八商店(重庆百货大楼)与大众游艺园之间。
解放碑地区当时主要建筑分布示意图。图片下方马路邹容路两边的东方红电影院与交电大楼分别设有八一五和反到底派的广播站
广播站播音室设在四楼,几个8瓦高音大喇叭安装在房顶上。只要一广播,交电大楼前的马路就被成百上千的听众塞满。为与砸派抗衡,八一五派在交电大楼对面的东方红电影院(原和平电影院)也建立了个东方红广播站,对“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进行干扰。和平电影院前身为抗战时期的国泰影剧院,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等曾在这里上演,周恩来也常在剧院出入。“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开播后,我校砸派“五七部队”派成员陈川元到广播站工作,广播站播出的重要最新内容我们可在最短的时间内得知。在陈川元的带领下,我和几个勤务组成员曾进入广播站参观过一次。那时重庆武斗已进入“杀钢钎”阶段,为防八一五来端(攻占)广播站,交电大楼被建成了一座抗击武斗的堡垒,进出广播站的人都要严格盘问。交电大楼的底层是商场,楼上都是木地板木楼梯,上边三四楼原来的木楼梯已被拆除,要临时搭木梯才能爬上去。四楼通往播音室等重要房间的走廊地板和房间地板都已被拆除,只剩下一些空梁架,房间之间必须临时将木板搭在梁架上才能通行。楼上准备了大量砖头石块,钢钎藤帽,即或八一五攻进了大楼也难以上楼,居高临下的石块攻势,长长的钢钎长矛,进攻者没便宜可占。面临东方红电影院的窗口设有可关可开的防护板,窗后是用长条凳脚做成的巨型弹弓,弹弓射击时,把窗户防护板打开,大弹弓可把半块砖头射往对面, 八一五用同样的弹弓在电影院房顶向广播站射击时,这边就将防护板关上。四楼四周所有的外墙窗户都采取了防护措施,整个广播站形如一个大箱子。需要撤退时可撬开楼后面封闭窗户的木板,用木板作桥搭上紧邻交电大楼的民房窗户即可迅速撤离。但是“完蛋就完蛋”广播站的这些防御手段只能应付钢钎长矛冷兵器。到了两派武斗升级为动枪动炮的热兵器阶段后,1967年8月13日凌晨,在八一五的持续进攻下,“完蛋就完蛋”很快就“完蛋”了,从东方红电影院齐射过来的枪弹打燃了四楼房间里的易燃物,整个交电大楼及周边房屋燃成一片火海,全部化为废墟。重庆1967年6、7月份武斗的特点是紧紧围绕兵工厂展开。6月18日,重庆嘉陵机器厂(大型大口径枪弹兵工厂)八一兵团战士陈国寿在厂里为贴大字报与军工战士发生冲突,陈国寿被杀死,随后嘉陵厂八一兵团被军工赶出嘉陵厂。八一兵团野战司令部即派出专业武斗队200余人,以“武装护送群众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为名,与嘉陵厂八一兵团武斗人员一道,占领了嘉陵厂家属区和厂职工医院。6月底,军工系统的重庆建设机床厂(大型枪械兵工厂)“砸派”军工井冈山与“保派”八一兵团6657团为争夺枪械总装车间发生武斗,八一兵团 6657团失败。八一兵团野战司令部派出武斗队200多人前去增援,结果也未获胜。本来建设厂是八一五派八一兵团掌权,但在武斗中斗不过“砸派”建设厂军工井冈山的“红大刀”,结果建设厂的重要部门逐步被砸派控制……重庆两派围绕争夺兵工厂的武斗使重庆武斗急剧升级,人们强烈希望中央能解决重庆问题。7月中旬,重庆上空盘旋着直升机,听说是派来解决重庆问题的中央代表团,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说有直升机飞来重庆。直升机在鹅岭下五十四军军部营地起落,搅起的大团黄土尘烟在隔江的长江电工厂区清晰可见。长江电工厂是个老厂,长江厂的前身是国民兵工署第二十工厂。1905年时由地方当局在此地建厂铸造钱币铜元,故厂区一带以铜元局为地名。1930年军阀刘湘在铜元局制造枪弹,改名为四川第一兵工厂,抗战时成为国民政府兵工署第二十工厂,建设机床厂、嘉陵机器厂的前身都是在抗战时由第二十兵工厂分出去的枪械分厂和大口径枪弹分厂。几十年人口的相对稳定,拿四川话说形成了“竹根亲”,低头不见抬头见,关门不见开门见,人际关系既密切又复杂。因此重庆的武斗搞得再凶,铜元局相对还是稳定的,虽然晚上可能相互扔砖块、石头,背后可能“塞冷锤”,但当面对面时还不至于拳头相见。因此铜元局的武斗,不借助外来力量是搞不起来的。一支枪如果没有子弹,还不如一根钢钎。长江厂生产产品的特殊性,注定成为两派争夺的重点。1966年9月首先来铜元局搞文革串联的是重大八一五牟礼富、文光智。1967年初为革联会造反派分裂成“保派”“砸派”后,“保派”后字242部队“文筹”、总字421“红总”,“砸派”七医大“105”战斗队、重庆市三中“冲锋号”陆续来到铜元局,这些都不是武斗队伍。进入1967年6月下旬,“保派”的专业武斗队陆续进入铜元局地区,石油学校“大庆公社”、六中“32111”、红农八一五等,这些武斗队伍的进入,铜元局的武斗也随之升级。7月中旬末,重庆空气压缩机厂(简称空压厂)、建设厂八一兵团武斗队潜来长江厂,造成重庆“七二○”事件,由于这次事件使72万发56式枪弹流向社会,使重庆的武斗由冷兵器武斗一步跨入了大规模热兵器战争,在武斗中不出名的长江厂、铜元局,一下子成为热点,八一兵团主要头目、八一五学生领袖都先后聚集到长江厂。与往常一样,晚饭后我与吴纪白、何钊祥都要到铜元局联合广播站去走一趟。长江厂疏散区的广东山(与建设厂仅隔长江)到铜元局街上大约有2公里路程。7月20日晚由于我有其它事,故同吴纪白、何钊祥走到二所弯弯我就回来了。“所”为原兵工署二十工厂编制,“二所”在广东山厂职工医院山梁下长溪沟的尾部,沟壑里藏着抗战时建造的枪弹合装(装配)和工具制造工房。谁也想不到近段时间“保派”的武斗挑衅,竟是今晚大规模武斗的预演。夏日的7月,天亮得早,人也起得早,昨晚的武斗很快就传遍全厂。下面是我1967年7月21日日记(当时的派性语言保持原样,括号中是为后加的解释):昨晚,长江厂发生了反革命的“七·二○”事件,长江厂八一兵团勾结外厂八一兵团来厂盗窃军火,乘军工长江兵团开会之际,武力围住了长江兵团,同时在黄葛湾码头抢窃军火——子弹。
这场反革命事件中,我校“11·27”充当了血腥镇压军工长江兵团,围攻、冲击国防厂矿的得力帮凶。“七·二○”晚,以11·27头目王懋、唐永健等带领战士黄贵银等三四十人,手持大刀、木棒、长矛,对军工战士大肆屠杀,直到21日早晨9.30左右才回学校。
早晨,到了街上(铜元局),看见长江厂东大门、南大门戒备森严,都用石头、镪水坛(硫酸、盐酸)筑起了街垒,大门有手持钢钎、大刀,头戴藤帽,腰系马达皮带的武斗人员把守着。军工长江兵团已被赶出了长江厂,被俘军工战士几百人。东大门,我校11·27正组织了慰问队在慰问,他们瞧见我,都用惊奇、不怀好意的眼光瞧着我。街上(厂消防队、理发店处)正碰着八一兵团抓郭栓柱(长江厂原武装部长,军工战士),他牵着两个小孩在街上走,八一兵团武装人员去捉他,他看见后只身逃跑,八一兵团就追,他两个小孩嘶声叫着:“爸爸!爸爸!”街上的人不少落下了同情的眼泪。最后郭栓柱在后花园锻工房大门处被抓住。
晚上,厂广播开始作舆论工作,高呼:“长江军工砸匪被我赶出长江厂,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注意,砸匪几百人要在苏家坝渡河攻长江,希望大家作好战斗准备!”刹时,一群群“亡命徒”,拐着小脚,拿着火钩、火铲、叉棍(晾衣用具)、木棒······奔赴战场。原来这是长江八一兵团所属7738部队的一群不要脸、不要命的泼妇们兼勇士们。
以上是我21日当天所看到听到的实况。“11·27”看见我之所以感到惊奇,原因为我是砸派“五七部队”头头之一,竟然此时还敢在街上露面。他们没立即点水(背后使坏)的原因为,即或夜晚“11·27”与“五七部队”可以石块棍棒相见,但我们毕竟是“11·27”的元老,或者说,此时他们还根本没有抓我的思想准备,同时“五七部队”也从没对“11·27”做过出格的事,在感觉上还不是那样你死我活。长江电工厂“七二〇”事件已过去几十年,有当年参与过此事件的人相继从自己所知的角度为历史作证:发生在长江电工厂的“七二〇”事件所导致72万发枪弹流失社会,促成重庆大规模热兵器战争,这是不可抹煞的事实。自铜元局地区军工长江兵团、四十三中“五七部队”这两支“砸派”主要力量被赶走后,铜元局就成了八一兵团的天下,也成了八一五派武斗难民的收容所。外单位的八一五派武斗人员,被“砸派”赶出单位的武斗人员也纷纷来到长江厂参加了护厂队(武斗队),厂区公路上载满武斗人员的解放牌卡车穿梭不断。食堂为这些人员提供饭食也忙得不可开交,远离铜元局的广东山职工二食堂(我们称二饭堂)也为这些武斗人员奔忙,不时有戴着藤帽手持钢钎的武斗人员押着卡车到二饭堂运馒头稀饭。我家就在离二饭堂不远的广东山小学旁,看见这些凶神恶煞般的武斗人员,不免心惊胆战,一听到家属区有汽车喇叭响就会心惊肉跳。在战战兢兢中苦熬了几天,7月25日,八一五攻打重庆市工业学校,首次动用了机枪等制式武器,虽说工业校与长江厂仅隔一条江一座山,长江地区却没听到什么枪炮声,但传来的消息足以使人害怕了。7月26日,军工井冈山总部作出了一个动用建设厂库存枪支武装反到底派的决定,该决定由军工井冈山总部常委邓长春、李木森、周应古等签署,因“七二〇”事件撤往重医的军工井冈山长江兵团勤务员刘锡邦也在决定上签了字。在长江电工厂发生“七二〇”事件的同时,湖北武汉爆发了“百万雄师”与支持他们的独立师官兵围攻中央代表团谢富治、王力的“七二〇”事件,直接威胁到正在武汉的毛泽东的安全,被中央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报道全国各地驻军与造反派声讨武汉“七二〇”事件的抗议游行,这无疑为重庆已成燎原之势的武斗烈火再浇上一瓢油。此时重庆两派已无法对是非对错进行冷静思考,狂热使双方都认为有中央文革肯定的“文攻武卫”撑腰,自己的“武卫”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暴力血腥代替了理智文明。7月30日晚十点左右,像是大战役的统一行动,噼噼啪啪的枪声突然响彻长江两岸,“哒哒哒”的机枪声,“咔嘣咔嘣”的步枪声,像热锅炒着的豆子响个不停。这到底是武卫还是战争?!怎样文攻?怎样武卫?枪炮下还有文攻吗?枪炮声吓得人们不知所措,一下子所有民居的灯光就自然地熄灭了,人们生怕亮光会带来灾难,沿着长江边的广东山一带被黑暗笼罩,不时的枪声令人心惊胆战。老人讲,就是解放重庆也不曾有这样激烈的枪炮声。1949年11月解放重庆时我刚出生半月余,为躲避战乱,母亲抱着我到哑巴洞(九龙坡火车站所对长江南岸江边)孃孃处避难,而今枪声四起,黑灯瞎火的,嫂嫂生产正在月子头里,到哪里去躲!对这次吓人的枪炮声,我后来在重庆有关武斗历史的记载中看到,原来是望江厂派改装炮艇望江101号到建设厂领枪,途中与长江电工厂八一兵团对战。自7月30日以来,重庆天天枪炮声不停。白天稍微好一点,晚上可真要命。每天天刚一黑,广东山及四周一片寂静,灯光再也没有了。路上没行人,偶尔开过的车子,满载的都是荷枪实弹的武斗人员,听见汽车发动机的声音,简直比秋天灶鸡(蟋蟀)的低鸣还要阴森恐怖,还要凄惨。人们改变了生活习惯,晚上不是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床脚”(床的下面),让床也成为“掩体”。无情的子弹带着凄厉的呼啸从头顶上飞过,人们自觉地感到床脚比床上要安全得多。八一兵团这几天晚上持枪到家属区抓人,更增添了恐怖的气氛。环境的恐怖,人为的恐怖,使人透不过气来,明天是否会抓到我头上来呢?这环境不能再待下去了。如果让他们抓去打一顿,我这“排骨”肯定经不起几枪托。经打听,知道“五七部队”被赶出铜元局后已到建设厂去了,同学吴纪白的妈妈也想知道儿子的安危,我和吴妈妈决定冒险也要到建设厂去一趟。要去杨家坪建设厂,最近的路是由大石盘(四十三中西北面长江边)过河,上去就是建设厂地盘,但洪水天已停渡。由铜元局坐轮渡过河,然后在两路口乘电车去谢家湾也近,但铜元局被八一五派霸占,不敢去冒这个险。最后只好选由李家沱过河到黄葛坪,再见机到建设厂。8月8日一大早,我就同吴妈妈一起从广东山出发去建设厂。为防碰到八一五派武斗人员,我们选择走广东山职工医院旁的僻静公路,横穿过长江电工厂靶场前的公路即进入瓦厂湾、康家湾。靶场这段路是长江厂从东到西的主公路,武斗车辆不时出现在路上,危险最大,但只需几分钟就进入了康家湾安全区。爬过康家湾山坡就到了南坪公社罗家湾,这里是农村,八一五武斗队不会在这里出现。我们快速由罗家湾经九龙寺到了长江边,长江边有一条小路,可以走到李家沱渡口。在李家沱过河后,我们由九龙坡火车站沿成渝铁路向重庆站方向走到三孔桥处,经到鹅公岩电厂的公路走到岩坎上的建设厂厂区,下午1点钟左右到了建设厂第三栋宿舍,经打听,四十三中“五七部队”的人驻守在长江边一个山头上。那里是建设厂的一个居民点,大概有四五户人家形成一个带院坝的小院。可能那几家是八一五派的吧,都逃难走了,只有一陈姓妇女和她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留守看护小院。在长江厂“七二○”事件中,部分“五七部队”成员随逃出的长江军工井冈山成员一道撤到了重庆医学院,因为军工井冈山总部设在重医。不久按军工井冈山总部安排,“五七部队”勤务组简光辉、彭家荣、吴纪白、徐德明即将30多名五七部队成员组成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独立排,就驻扎在这个院子里。这里隔江就是长江电工厂疏散区,长江厂的旁街子到黄葛湾一带就连在公路上走动的人影都可看见。为防长江厂方向的八一五派渡江偷袭,独立排还在院子旁岩坎边上修筑了战壕,昼夜都有独立排战士持枪站岗。下午我和吴纪白沿上午我们来时的路送走纪白妈,回到驻地已是七、八点钟。突然对岸沿长江边一带枪炮声骤起,隔江远望,长江下游黄沙溪方向一只拖轮在前,一艘登陆艇在后向上游驶来,长江厂岸上的枪炮一齐朝船上打,船上的枪炮也向岸上还击。由于事先没接到建设军工井冈山指挥部的通知,对这突发的战斗,独立排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既然长江八一五要打它们,那么这就应该是我们的船了。枪声就是命令,很快在简光辉、彭家荣的指挥下,独立排人员和12.7高射机枪就进入了阵地,一齐向对岸射击。我因刚到,还没熟悉这里的情况,外号“敢子”的简光辉就给了我一支半自动步枪和一些子弹,糊里糊涂就上了战场。在兵工厂长大的孩子,再加上从小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看战争电影,只要稍一示范,也就能摆弄枪支了。我蹲缩在战壕里不敢伸出头,好像每一颗子弹都是朝自己打来的。后来胆子稍大了一些,才敢将头伸出一点点,让眼睛刚好能从战壕边缘望出,心里还是“咚咚”地跳个不停。第一枪是怎样打响的已记不得了,总之开始只是胡乱地开枪壮胆。天已麻黑,江上一边航行一边还击的船已快抵达山头下长江北岸的建设厂码头,昏暗中长江厂枪炮射击点的火光隐约可见,我们的12.7机枪和步枪一齐向这些闪光点射击,船上的炮也向这些点射击,长江厂岸边的枪炮声渐渐没有了。这一仗直到天黑尽才结束。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是望江厂邓长春指挥的“金猴”给我们送物资来了。这就是重庆的“八八海战”!当时我同班同学吴文忠就在船上,但是他在登陆艇船舱里,外边发生的事他无法看到,提供不了详细的回忆。被赶到建设厂的南岸铜元局这三十几个人,来源于好几个单位:洪永福(老农民)、黄朝富(傻班长)来自南坪农民造反军,文忠兴(文驼背)来自铜元局财贸九二一,梁春生(豆腐脑)、张世元(缺牙巴)来自铜元局红旗民中,四十三中“五七部队”人最多,没有一个军工井冈山长江兵团的人,只是在武斗快结束时,一个长江军工的余志和因受伤后在重医治疗,伤好后来过独立排,但很快就离开了。简光辉、彭家荣、吴纪白、徐德明他们来到建设厂后,组建了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独立排,组成人员为:简光辉、彭家荣、吴纪白、徐德明(女)、石孝殊(四十三中老师)、杜德裕、何钊祥、文忠兴、黄朝富、洪永福、蒋珍秀(女)、简功桂(女)、庞德秀(女)、李章惠(女)、黄翠莲(女)、何树清、何清福、龙腾祥、麦志荣、李金生、赖思放、梁春生、张世元、毛长富、张国平等,还有两个不记得姓名只记得外号的女生“大肥”、“二肥”。
独立排虽只有三十多个人,但军工井冈山建设兵团给独立排配置的武器却令人羡慕:12.7高射机枪(使用弹丸直径为12.7mm的防低空飞机机枪,可仰射亦可平射,有效射程3000米,简称高机)一挺,五七式重机枪(带双轮和防护钢板机枪)一挺,“三无”冲锋枪一支,全自动步枪一支(全称56式全自动步枪),每人一支半自动步枪(101步枪,全称56式半自动步枪)。12.7高机射手是杜德裕、梁春生、张世元,五七重机枪射手是吴纪白、何钊祥。“三无”式冲锋枪由简光辉使用,这是特种部队配置的新式武器,射击时无声、无光、无烟,该枪种文革前由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送给周总理,文革初才刚由建设厂仿制成功。全自动步枪也叫102步枪,既可以半自动点射,也可像冲锋枪一样连发,必要时将枪上刺刀打开插入地下就可像班用轻机枪一样扫射,由何钊祥使用。独立排的驻地叫黄葛树,驻地不远的坡下处是建设厂的子弟小学,我们吃饭就在离子弟小学不远的职工食堂。当时建设厂处在八一五包围之中:东南面是八一兵团占领的长江电工厂,隔着长江与建设厂对峙,西面是八一兵团占领的空压厂,北面是八一五的战略据点重庆工业学院,东面是八一五的钢杆武斗队重庆机械制造学校。被八一五包围的建设厂地区的反到底派生活十分艰难,外面物资运不进来,蔬菜基本没有。8月3日清晨,九一纵队红一连(由南温泉、土桥、李家沱一带中学生组建)去进攻建设厂弯弯大楼对面被八一五占领的一处军需仓库,占领并获得很多军用牛肉罐头,这就是食堂天天的下饭菜。在这次行动中,红一连付出了好几条生命,其中包括九一纵队司令、红一连连长王木全。望江厂“军工井冈山舰队”的到来,给建设地区的反到底送来大量生活物资:大米、猪肉、涪陵榨菜、泸州老窖酒、香烟等,大概“舰队”又在长江上拦得往城里运菜的冬瓜、南瓜船吧,自此建设地区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独立排也分到烟和酒,但我们学生都不抽烟,犒劳了农民造反军几个兄弟。酒大家想喝,“敢子”怕酒后出事不允许喝,有人偷着开了一瓶泸州大曲,几个刚喝了几口就因酒的奇香被发现而禁止。“敢子”干脆将酒瓶敞开放在住房的柜子上,让酒香四溢,我们睡在地铺上人人都能尽情享受,那半瓶酒搁在那里直到武斗结束。以后的年月,再也没有闻到这么香的曲酒了。我们吃饭的食堂在厂区的公路边,地势比较开阔。食堂西面一两千米外是空压厂的一座高高的山堡,山堡被红砖高墙围着,山堡上能俯视大半个建设厂和食堂,这里是空压厂的靶场,叫“天鹅宝蛋”。空压厂八一兵团居高临下,他们不时从砖墙上开出的枪孔向建设厂打冷枪,兵工厂转业军人多,其中不乏神枪手,建设厂军工不少人平白无故在公路上被空压厂射手击中。在一次吃饭时,独立排毛长贵肩挎的步枪枪托被冷枪击穿,若再偏一点就打着大腿了。我们恨透空压八一五,但拿他又没法,一来我们没有重武器,二来他们躲在墙后面看不到,要打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在8月初八一兵团多路人马攻打建设、空压厂时,建设厂的军工兵团及聚集在建设厂的反到底派进行了反击,一举将建设厂八一兵团、二十中、三十五中、机校(重庆机械制造学校)、卫校(重庆卫生学校)的八一五派从谢家湾地区赶出,占领了谢家湾的制高点清水池,威胁到石(桥铺)杨(家坪)公路边的八一五重要据点重庆工业学院。清水池在建设厂谢家湾两(路口)杨(家坪)公路旁建设厂职工宿舍北边的一道几十米高的山梁上,担负着供建设厂生产和生活用水的功能。在清水池,向南可俯视整个建设厂厂区,向北亦可直射西北面不远凹地处的重庆工业学院。八一五丢失清水池后,就集结兵力企图夺回这个制高点并一举拿下建设厂。8月4日晚,八一五动用了坦克,向清水池区域发起了攻击,占领了清水池周边的阵地。8月5日天刚亮,由南岸区十一中、十七中、南山中学等校中学生组成的九一纵队红二连就被派往清水池守卫。上午八一五向清水池发起了总攻,双方都进入殊死搏斗,危急时几乎是隔着池子石坎对射。在战斗的紧要关头,军工井冈山建设兵团动用了九一纵队独立排,由排长简光辉率领一个班的战士,与建设军工井冈山战士一道,冒着枪林弹雨将一辆四联14.5高射机枪硬由清水池南山坡菜地连推带拉运上了清水池。四联14.5高射机枪是安装在四轮车底盘上可牵引移动的防低空飞机武器,以口字型排列的四根枪管除能在车底盘上作360度旋转外,还能作上下移动,枪管放平后也能像机枪一样平射,使用的弹丸直径为14.5mm,故称为四联14.5高射机枪,有效射程在3000米以上,它是枪族中的重型武器。反到底将四联高射机枪投入清水池保卫战后,霎时如若蝗虫般密集的弹丸飞向周边的八一五阵地和不远处的八一五据点重庆工业学院,在重武器的强力打击下,八一五全线败退。这里的“枪林弹雨”决不是文学修辞。停战后我曾回视清水池,北边池坎处有好几具尸体未能掩埋,头部被打烂,腐烂的尸体上满是红头绿身大苍蝇,显然这是八一五进攻清水池留下的尸体。作为水池围栏立柱的钢管,直径大约在6公分左右,高2米多,根根钢管上都布满数十个弹孔。清水池争夺战休战后,在警司的督促下双方达成停止武斗协议,定于6日中午12时停火。但是武斗的后面各有各的后台:八一五有警司,反到底有省革筹,谁都是在保卫党中央,谁都是在保卫毛主席,谁打赢了谁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因此谁也不会停火,停火只是暂时的休整。清水池一仗八一五的败退,使反到底派的作战前线推进到石坪桥一带。8月15日下午,九一纵队独立排接到作战指挥部命令,到石坪桥预制厂山梁驻防。预制厂山梁的下面是石(桥铺)杨(家坪)公路,公路边是重庆建筑公司大楼,八一兵团石坪桥前线指挥部就设在这栋楼里。16日凌晨3时许,枪声在石坪桥响起,我校杜德裕(高67级团支部书记)把12.7高机推上战壕,刚一露头,对方的一颗子弹就击中他的额头正中,当场就阵亡。下午杜德裕尸体运回疗养院,17日下午,独立排举行了追悼会,沉痛地将他安葬在驻地战壕处的菜地里。杜德裕的阵亡而引发的复仇烈火使每个人忘记了害怕。18日晚,军工作战指挥部派联络员来说,我们有两个指战员在潘家坪被八一五抓去了,要独立排立即去参与营救行动。为打通重庆大学到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即“市革筹”,设原重庆市委大院内)的通道,在“七.二五”重庆工业校一战,八一五就打掉了化龙桥地区的“拦路虎”工业校反到底,但上清寺工业展览馆等咽喉地带却被反到底牢固占领,成为八一五派从沙坪坝经上清寺到市革筹的障碍。虽然在7月7日的武斗后,反到底二轻兵团已经撤离嘉陵江南桥头的二轻局大楼,八一五派控制了嘉陵江南桥头咽喉,但若发生枪战,北桥头不远处的长安厂反到底派却可用“三七炮”(弹丸直径37mm炮)轻易封锁大桥,这条路也不安全。8月初八一兵团打下了空压厂,这样杨家坪、石桥铺这一线被八一五控制,只要打通重庆石油学校路口到袁家岗这一小段路,那么重大八一五经石桥铺、两路口到市革筹的路就通了。要打通这条通道,八一五必须拔掉潘家坪那一带的重庆河运校、重庆邮电器材厂(515厂)、潘家坪高干招待所三个反到底据点。
8月18日白天的战斗我们并不清楚,傍晚接到的命令也只是去救人。独立排由建设厂疗养院进入建设厂内的枪修车间,李林师傅对12.7高机进行了检查,因为这挺高机是重庆工业学院教学用报废枪,故障多,检查后没发现问题,我们就出厂前往潘家坪。夏夜的谢家湾一带非常寂静,除了高机轮子在公路上滚动发出的声响外再也没有其他声音,公路两旁建设厂职工住宅也没有一丝灯光,借着夏夜星空微光,我们经重医门诊部与重庆医学院之间的公路,于深夜十一二点钟才到达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我们分开住在一栋楼的二楼房间,房间里很乱,像被抢窃过一样,床上不安全,我们都睡在地板上。19日上午,枪声越来越密集,我们也分成几个战斗组投入战斗。据现场指挥讲,八一五就在对面那栋大楼里,从我们这栋楼到对面那栋楼由一条弯曲的小道连接,中间是一片矮树和竹林,因为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是文革前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为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修建的行宫,故整个潘家坪几乎被园林化,在园林里作战视线不是很好。杜德裕阵亡后,梁春生接替为高机射手,我和张世元协助他为副手。我们把高机在小路旁合适位置架好,刚射击了几发弹枪就卡壳了。枪声暴露了我们的位置,梁春生还没来得及从高机座位上下来,对面一颗子弹就击中了他小腿,我们急忙将他拖离险地。现场指挥叫我们快把高机拖下来,拖回厂里去修理。高机很重,我和张世元拖着高机从潘家坪又步行回到建设厂枪修车间,李林师傅立即就动手修理。高机修好后,我们于下午又将高机拖回潘家坪,此时独立排已奉命退出战斗,但有关独立排的噩耗令人震惊:我们走后战斗进入白热化,继梁春生受伤后,彭家荣、简光辉、麦志荣、吴文忠等先后受伤,龙腾祥、赖思放、李金生确认阵亡,由于枪弹密集,尸首无法抢下来,何树清腿受伤后也无法将他救下来,出去十几个人,死伤几乎占了一半,到晚上独立排剩余的战士才回到黄葛树驻地。20日上午,我们到重医去看望受伤的战友,简光辉右手掌被击穿,彭家荣右手食指被打掉,麦志荣腹部中弹,吴文忠被手榴弹炸伤。离开重医后,我和何钊祥三人就去了潘家坪,他们知道阵亡战友的位置。十点钟左右终于冒着危险将龙腾祥、赖思放的遗体抢了下来,李金生遗体不知在哪里,也没看到何树清,可能被八一五救走了。处理完龙腾祥、赖思放遗体,我便先赶回驻地,在烈日高照的医学院与医学院门诊部之间的公路上,一架板车运载着阵亡战友的棺木,棺木缝隙还淌着血水。路边一中年男子背着绿挎包,腰间挂着两颗三七炮弹头改成的手榴弹,见棺木状忙用手绢捂住口鼻。我那时的火气不知为何这么大,把挎着的枪一下转到手上,“哗啦”一声子弹上了膛。那人一见,忙将捂鼻的手放下道歉不迭。下午,去医院的战友都回来了。傍晚,在山头杜德裕坟旁,我们沉痛地安葬了龙腾祥、李金生。21日中午,伴随凄厉的汽车声,麦志荣的遗体又运回到驻地,四位战友并排安息在山头上。此时“五七部队”的主要负责人简光辉、彭家荣都受伤住院,独立排的担子就落在了吴纪白、徐德明和我肩上。8月18日八一五挑起的潘家坪一带的作战,八一五没捡到什么便宜,反而使自己损失惨重,不得不从战略上的进攻转为战略上的防守,再也组织不起大规模的进攻了。反到底虽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解除了八一五对建设厂的威胁,使建设厂地区得到巩固。1967年长江的洪水比1966年还大,建设厂、空压厂面临长江边的大石盘被洪水淹没了,已是农历7月中旬尾,还没有退水的迹象。洪水在九龙坡下的江面形成一个巨大的湖泊,原来只能沿长江北岸航行的轮船,现在可以靠南岸一些了,这样空压厂的“天鹅宝蛋”在船上就可清晰看到。8月8日望江厂“舰队”到建设厂后一直没离开,8月22日傍晚,“舰队”的登陆艇离开码头,停泊在靠南岸能直接看到“天鹅宝蛋”的水面上。天刚擦黑,登陆艇上的“三七炮”向“天鹅宝蛋”发起炮击,因为三七炮一个弹夹有5发炮弹连发,故我们在黄葛树山头能清楚地看到一串串火球飞向“天鹅宝蛋”,碰上围墙就炸裂,溅起一团团火花,随后传来“嘣……嘣”的爆炸声。想着前段时间空压厂八一兵团在上边居高临下对我们的威胁与伤害,真是解气。炮击至少持续了半个小时,空压八一兵团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8月23日,建设厂反到底派动用“三七炮”、“四联高机”等重武器向空压厂及杨家坪地区的八一五发起全面反攻,拿下了空压厂,杨家坪又成了反到底的天下。“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声四处可听见。这时中央调查团和省、市革筹首长来到了建设地区,说中央有三点指示,不准再打空压厂。我们感到不理解:为什么八一五打长江厂、长安厂,出动坦克打嘉陵厂等地时,中央没有指示,唯独反到底一打空压厂就有指示?后来我们才知道,中央文革对重庆空压厂武斗问题的“八二三”指示,是周总理22日深夜指示中央文革发给重庆的特急电报,电文为:1.立即停止对一切工厂、学校、机关、商店、街道和居民点的火力进攻和射击。立即停止对空压厂的进攻,并撤除包围。
2.绝对不允许对解放军防地、巡逻哨和军车射击。
3.双方立即达成停火协议并保证切实执行。
三条指示中“立即停止对空压厂的进攻”、“绝对不允许对解放军防地、巡逻哨和军车射击”明显不过地是指反到底。问题是,8月22日晚反到底“舰队”向空压厂发起炮击,深夜在北京的总理就知道了并发出指示,在这短短的几小时里,八一五派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办不到,唯有警司!这样的偏向,不但八一五心知肚明,重庆四百万人都明白。因为我们是8月25日才知道急电全文的,所以我们起初认为是中央“八·二五”指示,后来才知道是“八·二三”指示。鲜血和生命的教训,军队的偏向,中央文革指示的随时的不确定性,使两派都学会了“各取所需”“为我所用”,拿现在时髦的话“说白了”,就是对执行中央的指示已学会打折扣。反到底派对“八·二三”指示不予理会,8月23日照打空压不误,收复了杨家坪地区,使长江电工厂成了一个孤岛。在潘家坪战斗中,12.7高机基本没起作用,反倒使射手暴露受伤。建设厂修理工李林提出这挺高机已无法再修了,故作战指挥部同意给我们一挺新的,就是大家所知的坦克炮塔上的那种高射机枪,到刚打下来的空压厂仓库去提。由于原射手梁春生受伤住院,故我接替了他的位置。拿到领枪命令后,我与张世元很快就去空压厂提枪。战后的杨家坪一片狼藉,就像我们在战争影片里看到的场面:两(路口)杨(家坪)公路旁遍体弹洞的杨家坪百货商店大门大开着,里面的物品已被转移或洗劫一空,杨家坪转盘处的建设电影院在战火中已成一栋废墟。听说在石(坪桥)杨(家坪)路上有一辆坦克被反到底用高压电电坏,我们去转了一圈,但没看到,只是柏油路面满是坦克履带压出的深深印痕。在杨家坪转盘附近转了一圈后,我们就到空压厂仓库提高机。回到驻地,我们打开还未开箱的军绿色木箱取出高机,用柴油将涂满防锈油的高机清洗干净后,在山头上对着长江南岸的四十三中学旁刘家花园内高高的炮楼射出100发枪弹,一来检验枪,二来也解解气。自中央“八.二三”指示下达后,加上中央调查组已经在重庆各地视察,重庆枪战逐渐平息,虽说枪还在各派手里,但已很少听见枪声了。在中央的督促下,9月1日两派头头在警司达成无条件全面停火协议,时间为9月2日18时正。9月5日中央《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式军用物资的命令》下达,时称“九五命令”,5日当天我们就传达了。根据两派达成的停火协议和中央“九五命令”,大坪、杨家坪地区受命于9月11日交枪。11日下午,我们带上枪支弹药,乘车到重庆警司交枪,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到驻地。看来停战已实现。9月20日,学校薛贵儒书记、孙学才老师到建设厂来接我们回校。几个月不见,大家见面后都非常亲热激动。19日我们已将李金生的遗骨找到并运回黄葛树驻地,在孙老师(生物老师)的帮助下,在棺木里将遗骨按人体状摆放后,又葬入山头阵地,一排五个坟头,面朝着滚滚长江对面的家乡。独立排就要离去了,望着这一排坟头,心中只是失落。大石盘亦叫九龙滩,九龙滩的北岸是九龙坡,九龙滩的南岸叫九龙寺,这一小段长江水面在枯水时节波涛翻滚有声,称龙凤溪。重庆掌故中称龙凤溪水下有莲花(芙蕖),每当夜深人静,会伸出水面,传说若将亡者葬入莲花,必福佑后人,是为风水宝地。我希望山岩上的五个坟头融入龙凤溪风水宝地,百年不孤独。彭家荣的伤基本治愈后回到驻地,简光辉的手还没治好,前几天转到成都去了。经过讨论,决定我们先到黄山与军工井冈山长江兵团会合,然后一道回铜元局。21日下午5点钟左右,薛书记、孙老师与我们一道,在7792部队一班军人的护送下,由储奇门过江准备到黄山,控制着车渡的八一五知道我们是反到底时拒绝开渡,我们只好又返回建设厂。22日上午又由7792部队护送到储奇门车渡,被警司检查站拦到下午一、二点钟。因怕路途中发生意外,我们又返回建设厂。经商议,决定不再在储奇门过江了,改为从李家沱。7792部队的军人一直把我们送到重庆交通学院,在交院吃过午饭,交院用车把我们送到了重庆邮电学院,但去后才知军工长江兵团已回铜元局了,我们只好在邮院住了一晚上。9月24日早上,我们终于回到了铜元局。1967年9月底,一个全国性的以“斗私批修”为纲、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的高潮掀起。9月27日,由南岸广东山驻军(广东山为长江厂地区的一座高山头,从民国至今的数十年间一直有军队驻防)、长江电工厂军管会(原驻厂军代室)召集四十三中两派,由“五七部队”吴纪白、孙学才,“11·27”唐永健、罗绍河签字达成协议:“政治上一视同仁,经济上、生活上一视同仁”,解决了“五七部队”老师的工资和困难同学的助学金问题。自长江厂“七二○”事件反到底派被赶出铜元局地区后,我校“五七部队”的成员大都处于“休眠”状态,现在中央号召实现“三结合”建立新的权力机构,早点结束文革这是大家都渴望的,希望早点复课读书或毕业分配工作。为响应复课闹革命的号召,10月27、28两天“五七部队”与“11·27”在学校“教工之家”进行了首次协商,在重庆两派严重对立的大环境影响下,是不可能通过一次会谈就能解决问题的,双方存在的分歧在于:“五七部队”提出,先成立“大联合筹备小组”来促进两派大联合,再结合原学校党支部书记薛贵儒,使“大联合筹备小组”成为学校临时权力机构来领导学校的斗批改。我们认为这个办法是切实可行的,它有利于两派大联合,有利于学校的“三结合”的建立,有利于斗批改,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新生事物。但这个合理的建议,却被重大八一五头头周家瑜9月26日的讲话破坏了,他这个讲话说:“在我们八一五掌权的地方,不能同‘砸派’联合,不能‘平分秋色’、‘和平让权’。在我们没掌权的地方,要从‘砸派’手里夺权。”于是我校“11·27”中部分人就跟着嚷嚷:“我们就是不能同你们‘平分秋色’,要想联合掌权,哼!就是不行!”“五七部队”指出,现在中发(67)367号文件下达了,文件指出:“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在革命‘三结合’领导机构中保留他们一定的名额。采取这样的政策将有利于团结大多数,使还没有建立革命领导班子的地方,能更迅速地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使那些已经成立了临时权力机构的地方的革命政权更巩固”。希望“11·27”能按中央指示办事,而不是按“周三高”(当时给周家瑜起的外号)的胡言乱语办事。原学校党支部书记薛贵儒,早在1967年2、3月份就是全校师生公认了的“三结合”对象,但由于重庆革联会问题使学校造反派发生分裂,使“三结合”工作停顿。在会谈中涉及薛贵儒结合问题,“11·27”的代表说:“谁叫他不参加‘险峰’(“险峰”属八一五派教工组织),是的话早就结合了。”事实是薛贵儒哪派组织都没参加,只是偏向于“砸派”(反到底派)观点。
根据9月27日两派达成的基本协议,11月中旬“五七部队”200余名成员响应“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回到了学校。但如何复课闹革命,谁来领导复课闹革命的问题还未解决。不过回校复课闹革命是大方向,只要能在政治上、老师生活上一碗水端平,其它的事可慢慢解决。因八一五派已经公开提出“打倒刘张”的口号,我们在学校第二球场举行了集会,学习了《四川日报》11月11日的社论(这个社论被八一五派批判为“大毒草”),要大家建立起一个信心,省革筹张、梁、刘、张四位首长是中央派来的,是谁也打不倒的,违背历史潮流的人,终会受到历史的惩罚的。
不知是谁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可以由战争得到。从10月底以来,山城到处流传着八一五和反到底12月要大决战的说法。11月初,省革筹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在重庆三次接见反到底派负责人,严厉斥责,进行公开打压,同时在接见八一五派时甚至对他们说:我已经警告反到底派,如果他们再打,就会“完蛋就完蛋”了。如此露骨的支一派压一派,使重庆的武斗又重新出现,八一五派开始在“九五命令”后两派上缴武器的各地封存点抢夺武器,而反到底不可能到警司去抢夺武器,反到底的处境十分恶劣,也不可能与八一五大决战,只得结伙外逃。11月中旬,山城到处贴满“八一五派努力干,打倒刘张过元旦!”的标语,弄得人心惶惶。大决战就是大屠杀,刚过去的那场血与火的战争,死难者的血迹还未干,尸骨还未寒。我在11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牺牲的战友只有原谅我们了,我们不能替你们报仇,这个仇到底向谁报,全国性大规模武斗的罪魁祸首到底是谁?我们要的是文化革命,反对一切武化革命。我们已认清了武斗的真实面目。对于武斗,我们的方针就是‘逃命、避难’!”不久我收到哥哥的回信,他在回信中说:“一分为二的来看问题,双方都有正确的,但双方都有错误。当然错误的程度有所不同,希望你能正确对待。发生了武斗是很令人痛心的,希你千万注意,你谈到不想参加武斗,这很好。但由于客观事实的存在,很多迹象表明,是有‘升级’的可能,怎么解决,首先希你千万不要参与……”“复课闹革命”,我想提出口号的那些人也只是坐在办公室想当然而已,未必就有神丹妙药。我们这次回学校也只是做一个姿态而已,绘声绘色的12月决战只有傻子才会在重庆等死。因此“五七部队”这次聚集后,就宣布大家暂时分散各自避难,千万不要去参加武斗。这样,简光辉还在成都医治手伤,彭家荣到广元8342部队他哥哥处,吴纪白回湖南老家,何钊祥到綦江松藻煤矿幺爸处,我随哥哥去哈尔滨。那颗罪恶的子弹,射中他也射中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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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虹:川大学生的AK47瞄准了我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