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韩钢：1978，“革命”之后的中国转型

学者简历本文作者
韩钢，1958年生，湖南古丈人。1982年毕业于湘潭大学历史系；198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马列研究所。先后供职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中共历史、中国当代史。

原题

“革命”之后的中国转型

受访者：韩钢

1997年邓小平去世之际，韩钢还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他和《百年潮》的社长一道去于光远家拜访，想约这位中共思想理论界的元老、“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写一点回忆邓小平的文字 。

谈话中，年过八旬的老人无意间提到还有一份邓小平的手写提纲在他这里，“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

“我们当时是万分兴奋。因为关于这个讲话稿的起草有很多说法，这个人说是他起草的，那个人说那是他起草的，反正都没说是邓小平的。我们说能不能想办法找到，他也没当回事，说谁知道搁哪儿了。我们又兴奋又有点失望。”

一周后，韩钢接到于光远的电话，说提纲找到了，但是个复印件。第二天，他赶到于家。“虽然是个复印件，但我们也觉得非常重要。因为第一，可以肯定，邓小平最著名的讲话，即他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是在这个提纲的基础上起草的。这就解决了一个文献学上的问题，表明报告的整个思路、观点，甚至语言，都来自于邓本人。第二，起草问题也就弄清楚了，不是张三，不是李四，而是邓委托胡耀邦，胡又找了于光远组织几个人起草的。”

端详着手头的这份复印件，韩钢心头还是有些遗憾。正聊着，忽然，于光远的夫人拿着几张有些发黄的纸从房间里走出来，说是不是这个东西，“我们一看，真的就是这个！邓小平的亲手笔迹！”

如今，这几张小小的纸片安安静静地躺在国家博物馆里，被视作记录共和国改革史启幕的“国家一级文物”。为了它的归属，几家相关机构还打了一场没有硝烟的“争夺大战”，有的还“搬出”相当的人脉与能量。

坐在华东师大闵行校区的办公室里，韩钢喝着刚沏好的茶，娓娓道来这一段往事。关于1976-1978年这段历史的书稿还被他搁在书桌抽屉里，迟迟未交。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这一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0卷），邀请了包括沈志华、杨奎松等在内的国内著名近当代史或党史学者负责撰写。

“主要还是因为自己感到不满意，还想再多修改。”他希望自己能突破以往大陆党史研究套路，尽可能呈现出一个比较完整、立体的社会风貌。

“其实，我最想写的一本书，还是高层权力变迁过程的专著。”这几乎只能是一个念想——相关的核心资料都被封锁在官方档案部门里，门禁森严。

2014年热播的历史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并未让韩钢觉得满意。但他认为算是一个开始。

 “包产到户”始末

记者：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农村问题上还是受“左”的影响，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和“不许包产到户”。其实，“包产到户”最早1950年代就在温州地区搞过，有个县委书记还因此被撤职。为什么一场“改革”的会议在农村问题上还是如此“保守”。

韩钢：其实，作为实践，“包产到户”到1978年的时候已经历过两轮，而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的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两轮，比方说陈云、邓小平。第一轮就是1956年在浙江地区，这是中国最早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永嘉县委书记、副书记和县委农工部的干部等十几人都因此被撤职或受到其他处分，挨了整。1957年除了知识精英阶层的“反右”外，还有个底层的“反右”，永嘉的“包产到户”就被认为是基层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单干”。

韩钢：第二轮是到了1961年和1962年。1950年代和1960年代之交发生大饥荒，一些农民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其实是农民的自救行为。1962年一些高层领导人都准备允许，包括陈、邓，还有刘少奇。邓小平所谓“白猫黑猫”的说法，指的就是这件事情。负责农村工作的邓子恢1956年就曾认可、支持“包产到户”，到1961年他又再度支持。但是，这一轮还是被打压下去了。

这两轮尤其是第二轮的打压，很可能在相当一部分元老心里面留下了某种阴影。他们中很多人实际上是从这轮开始被逐渐视为对立面的。比如陈云。在这个问题上，陈云很大胆，1962年他曾建议“分田到户”。这是一个比“包产到户”更进一步的主张，因为后者只是土地经营权的变化，而前者是土地所有权的变化；如果实行的话，等于在人民公社内搞一场土改。

记者：这基本上是会关系到个人政治生命的。

韩钢：对。这种阴影在他们内心的印记恐怕很深刻1978年权力转移的过程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与会老干部在“文革”前是做过农村工作的。在很多省委书记的印象中，“穷过渡”不行，取消自留地不行，取消农村集市贸易不行，但是搞“包产到户”也不行，还是要维护集体经营的方式，就是要“统一经营”。

“包产到户”说起来本不涉及产权，只是改变统一经营的方式。但是，过去的经验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就是：“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到这儿（‘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就不能再退了。”其实，有一些人对这样一种经营方式有过质疑，但是，他们在那个会上是少数。所以，会上对农业草案的文件吵得一塌糊涂，也修改了好多次，但始终没有改到让大家满意，最终还规定了两个“不许”。

记者：看来，在这些老干部心目中，“包产到户”已经成了一个禁忌了。

韩钢：仍然是个禁忌，当然不是所有的人。我在一篇文章中讲到过，胡绩伟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业问题的发言，是当时最高认识水准的发言。

他在会上提到很多问题，包括自留地的问题、“包产到户”的问题，集贸市场的问题、“穷过渡”的问题、农业学大寨的问题，甚至提出了整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不是早了的问题。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实际上，如果要追寻农村问题的根由，1950年代的农业改造本身可能就有很多问题。但是，会上只有这么一个胡绩伟，很少人有这种认识，大多数人还是觉得“包产到户”不行，他们认为能够保证自留地、保证社员的工分就不错了。在农业问题上，长期以来的禁锢实在太深了。

记者：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是个多么简单清楚的事儿。

韩钢：多么常识的问题。其实，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历史就是开始回归常识的过程。说穿了就是这样，过去都被意识形态化了，违背了常识。当常识回来的时候，有人反而不适应，觉得忐忑不安，六神无主，甚至觉得离经叛道。

 邓小平更有前瞻性的，是他觉得“文革”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照搬

记者：您对邓小平在1970年代末复出时的心态有过研究么，他那时在思考些什么问题？

韩钢：研究历史人物的心理是最困难的，只能是推论。邓小平很少表达个人的心路历程。人们看到的材料都很有限，他在1980年代接受外国人采访的时候还有一些表达，但说得也很简单。邓的语言非常简练，也很通俗，不啰唆，要言不烦。

他思考什么，我们只能推论，当然大体上能够推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文革”结束后，他认为不仅“文革”的路不能走，而且认为连“文革”前的经济发展模式都不能照搬。

不少人这么概括，说“文革”刚刚结束，国人面前摆着可供选择的三条路，第一条是“文革”的歧路，第二条是“文革”前的老路，第三条是改革的新路。我觉得所谓“文革”歧路的选择纯粹是想象，中国刚刚经历了“文革”，包括华国锋在内的领导人也没有这种想法，否则他粉碎“四人帮”干什么？当时实际上是在两条路当中取舍：一条是走“文革”前的老路，还有一条就是突破“文革”前老路的改革新路。

邓更有前瞻性的，是他觉得“文革”前的老路都不能完全照搬。比如，他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提纲提出下放权利，权利下放后，将来会遇到自主权和国家计划的矛盾，而这个矛盾主要靠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国家给企业下达生产计划，比方说你规定只能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或者产品的价格是多少，企业获得自主权后，就可以根据需求来确定自己的经营和生产计划，这样一来，国家计划与企业就会发生冲突。如何处理？邓小平看得很早，他提出企业的自主权跟国家计划会发生矛盾，这两者矛盾靠什么调节呢？主要靠价值法则和供求关系来调节。实质上，这就是市场经济。供求关系就是市场，价值法则也是市场。吴敬琏有个评价，他认为这是邓的市场经济思想的萌芽。

记者：“文革”前的老路是怎么样的？计划经济？

韩钢：集权的政治制度，再加上“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和封闭的意识形态，大体上是这么一个路子。

邓小平不主张完全回到过去的老路，主要在经济体制方面。从他一系列的讲话、谈话，你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反对回到“文革”前的老路的。他最初还赞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主张，到1984年以后，他连这个都否定了，就是主张完全进入到市场，进入商品经济。但是，在政治体制方面，他只是做局部调整，就是“党政分开，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基本上是行政改革的思路。

记者：目标还是为了提高效率。

韩钢：目标是提高效率。到1980年代中期，他在政治上改革的倾向思路就更清晰了，哪些可以改，哪些不可以改，说得很明确。他最看重的是效率，他不同意搞“政改”移植西方制度，主要理由之一就是西方制度有“议而不决”的毛病，参、众两院吵得一塌糊涂，我们的时间全被耽误了。

记者：这几年谈改革有个流行说法，叫“顶层设计”。参照历史的话，轰轰烈烈的1980年代改革有没有顶层设计？还是完全被现实问题倒逼的？

韩钢：至少198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的改革过程里找不到有理论预设，也没有一个操作方案。实际情况大都是底层提出问题来，然后高层反馈，才开始变成一个高层的决策。你看，农村改革是最典型的，首先是从农民底层开始自救，然后变成高层的决策，成为一个制度化的东西。“非公经济”也是如此，“非公经济”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到70年代后期失业人群非常庞大了。有研究者统计，到1978年全国失业人口高达900多万。

记者：那个时候都叫“待业人口”。

韩钢：换个说法而已。1979年停止“上山下乡”政策，大批知青返城，有研究数据说回来1400万，一共加起来2300万人失业，中国当时整个的城镇人口才1.7亿人，也就是说占城镇人口13.3%的人口是失业人群。国营企业能够容纳多大量呢？撑死了500万，这还要费极大的力气。集体企业也没多少容量，而且规模更小。这2300万失业人口到哪去讨生活？最后国家只好出台自谋生路吧的政策。

自谋什么生路？那就只好摆摊，卖大碗茶、卖白菜，就开始出现“非公经济”，慢慢开始壮大。北京第一个个体饭馆就是这么开张的：老太太家一共5个孩子，3个没工作。丈夫是一个国营企业的厨房大师傅，老太太也多年受雇在他人家里做饭，怎么养活一家人，老两口打算自己开饭馆，凭手艺养家。老太太跑东城区工商局跑了几个月，多次碰钉子，好不容易磨下了一个营业执照，开起了京城第一家个体饭馆。到现在还在，叫悦宾饭店，还是那么大的门脸，一共3张桌子，在中国美术馆对面的那个胡同里面。一到了纪念三中全会，那个地方就热闹起来，媒体蜂拥而至。非公经济、打破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就从这儿开始的。

记者：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有哪些引起您注意的问题？

韩钢：会议一共有两百多份简报，我看过后第一个直觉就是：会上对于那些“凡是派”的批评，后来不是批评，而是批判。

记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新华社在未经上级允许的情况下，对1976年群众在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事件进行了公开“翻案”，这在宣传管理流程来看算是“严重违规”了。这样的“新闻事件”为什么会发生？

韩钢：新华社的几位负责人特别是社长曾涛，还有《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和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在做这件事时是有一定策略的。北京市委开了常委扩大会议，承认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他们就是利用了北京市委对天安门事件“一定程度”的翻案，可以把这解释成一个工作程序问题：因为它已经报道了，我无非把它变成标题。

同时应该肯定，这几位还是冒了一定的风险，他们在刊发新华社讯以后都忐忑不安，尤其是曾涛。于光远后来在回忆里写到，11月16号《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电讯后，17号那天，他们在京西宾馆开会，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峰见到曾涛，看出他有点心绪不宁，就说“北京不要你，我要你，你到我们那儿去当宣传部长”。从这些细节看出来，他们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记者：这些老新闻人有这么大勇气去做这件事，跟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么？

韩钢：当然。中央工作会议11月10号开幕，11号就有人开始提历史问题，而且提的第一个历史问题就是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陈再道、吕正操、李昌在11号这天都提了，12号跟陈云同时提的至少不下10个人。开会的6个大组里，每一个组都有代表提。也就是说，要求对“天安门事件”进行平反，在会议上几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非常强劲的声音。

这对曾涛他们发这个新闻应该说是一种潜在的基础，他们知道这些元老都对天安门事件有意见。

 1970年代末的中国政治生态

记者：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给我们呈现了邓小平在1975-1982年的处境和作为。如果不谈艺术性，它在史实的呈现是否有欠缺的地方？

韩钢：我没有全看，只看了和高考有关的两集。从网上议论的情况看，这个片子在史实上是有一些问题，比如一开始说粉碎“四人帮”是毛泽东的部署。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的确说过：江青等人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但毛泽东说的“解决”肯定不是粉碎“四人帮”的行动。

另外，作为一种反映人物的艺术作品，它有点像舞台剧，当聚光灯投射到主角身上的时候，其他配角甚至包括其他主角会在阴影后面。这不等于其他的角色不存在，但是，它作为一个艺术作品只能这么表现，聚光灯肯定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所以，给人的感觉这段历史好像变成了一个人的历史，别人的作用恐怕就被淡化忽略了。

我看高考这一集就有这个问题。其实，恢复高考最后也是华国锋批的。

记者：说到华国锋，他在国家领导人的短暂任期内最重要的贡献是？

韩钢：他的第一个贡献当然就是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在我看来，华国锋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贡献，这是过去不大谈到的。实际上，从他开始，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发生转型，最重要的，就是从过去的政治斗争开始转向了某种相对务实的建设。固然，从他个人的表达来说，讲话也好，文章也好，做的报告也好，他的确是在提阶级斗争。但是，从他的政治实践看，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这个转型。

这个转型是非常重要的。这未必是他有自觉的政治理念，但在实践层面上，他已经开始慢慢地转过来了。

记者：1970年代末的中国究竟处于怎样一种政治生态呢？

韩钢：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我用的概念叫“政治格局”。“文革”初期，毛泽东实际上依托的是两批人，一批是军人集团，以林彪为代表的，一批是文人集团，以张春桥为代表。形象的说法，就是一个“笔杆子”，一个“枪杆子”。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权力分布上显然作了调整，他不再用两派，而是用三派来平衡。我们都知道，在物理学里，三角形是最稳定的结构。他开始重新起用老干部，比方让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时把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解放”出来，有些还安排工作，最典型的是邓小平本人，1973年底他再次进入中央政治局和军委。

另外，在林彪事件前后，他开始提拔一些地方上的干部到中央工作，如纪登奎、华国锋、吴德。这些人再加上国务院的一些人，形成了一个“温和派”。他们跟老干部们有些不同，在“文革”初期没有被冲击或冲击很小，在政治上拥护毛泽东的理念和路线。但是，又跟江青这些“激进派”不一样，他们是既要“抓革命”，还要“促生产”，“激进派”则是只抓革命，不问生产。

到1974、1975年，毛泽东采取的策略是“提邓压江”。这个政治生态就变成了老干部主导，而“激进派”式微，而“温和派”大体上靠拢了老干部们。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整顿”的时候，纪登奎、华国锋都是整顿的支持者。

1975年年底，邓小平再次因所谓“右倾翻案风”被批判，政治生态又发生了变化了。老干部们出局，“温和派”和“激进派”开始博弈。在这场博弈过程中，“温和派”同一时被边缘化的老干部们联手，像叶剑英，他当时既是军方也是党内元老。这两个群体形成了一个压倒性的强势，很快解决了“激进派”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过一个老干部们和“温和派”的合作的“蜜月期”，但1977年下半年以后，政治生态发生微妙变化，1978年底之后，“温和派”逐渐出局，老干部们主导。

这些人在情感上和革命经历上更接近邓小平。

 邓小平的党内声望和民意基础，主要是“文革”后期和“文革”以后奠定的

记者：一旦大量老干部被平反、官复原职以后，就自然形成了一个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势”态。

韩钢：对在法律意义上，邓小平从来不是最高领导人，但绝大部分老干部是“拥邓”的。从1979年开始到1981年，凡是重大的决策都出自邓小平或者是陈云。

记者：可以这么说吗，以邓小平的能力、资历和经历，肩负起国家领导的核心，已是众望所归。

韩钢：邓小平的党内声望和民意基础主要是“文革”以后奠定的。“文革”前，他在党内的地位很高，进入了最高权力的核心层。但是，我这里讲的是他在党内的声望和民意基础。

所谓“党内声望”，就是在党内被一个相当大的群体认可；所谓“民意基础”，就是在社会层面受到广泛“拥戴”。邓小平在党内的声望和社会上的民意基础是在什么时候具有的呢？主要是1975年以后，一个标志就是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

“文革”初期，民众对于这场政治大革命还是相当狂热的，狂热的原因很复杂，这里面有领袖权威和个人魅力的原因，也有长期以来社会矛盾积蓄的原因。“文革”中期以后，民众的心态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很多人在怀疑，至少很多人疲惫了，有的人厌倦，有的人甚至是抗拒的。邓小平主持的“整顿”赢得了相当一部分民心，大家觉得终于开始过比较正常的日子了，可以回到常态上了。结果，他又再次被打倒。

如果邓小平没有被再次打倒，这个民意基础可能还没有这么强烈。对他主持整顿的拥护再叠加人们的恻隐之心，使得他的民意基础经过1975年的震荡，在1976年得到了充分表达。1976年，天安门大字报有相当一部分是称颂邓小平的，有一张大字报就这么说，1975年1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1975年7月，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斗争”当时的含义是指的革命力量跟江青等人的反革命力量的斗争。这都说明民意对他有极大的同情和极高的评价。

记者：“众望所归”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文革”中的个人际遇和复出中的作为么吗？

韩钢：对。他个人在“文革”中的经历，到了“文革”后期实际上成为党内元老和军方元老以及社会民众拥戴的基础和资源。三中全会上，很多老干部为什么肯定邓小平，因为1975年是他给他们“解放”的，或者说“文革”以后是他把他们“解放”和安排工作的。这是最高权力在十一届三中全后实际转移到邓小平手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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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南方人物周刊》2015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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