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天行动派54期回顾|张潇：一头扎进流浪汉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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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的三环内，生活着大约1000位露宿者。

他们或临时遇到困难无法走出低谷、或长久露宿街头返不回去家乡。

他们和我们，在同一座城市生活。

只是，他们进入不了我们的世界，

即便，他们不经意经过我们的视野。

2012年，和风社工创始人张潇开始关注这个群体。2014年，北京和风社工事务所正式成立。作为北京市范围内唯一一家以露宿者群体作为服务对象的社工机构，7年来，和风社工和露宿者共同经历着社会的变化，让198位露宿者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张潇，北京和风社工事务所主任。毕业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社会工作专业，10年社工实务经验。曾荣获北京市首届“寻找最美社工”优秀社工称号。和风社工事务所是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员单位，4A社会组织。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张潇，来分享让露宿街头的朋友，获得尊重的故事。

 以下为张潇发言实录：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由公益网校主办的乐天行动派，我是张潇。我现在运营着一家社工机构，叫北京和风社工事务所，我们常年扎根在露宿者、也就是流浪汉的救助领域。

但是和一般意义上的露宿者救助不太一样，我们很少给露宿者派发物资，也并不太着急让露宿者返乡、务工，回到咱们意义上的正常生活。而是通过帮他们搭建各种社会支持网络，直到他们自己决定要换个活法。

在这一两年，我们机构连续几次面临经济上的困难，我们自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是让机构像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社工机构一样努力活下去，还是让它按照我们理想中的和风社工那样光荣战死？

我大学选择的是社会工作专业。虽然知道当时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不好，但是转念一想，这么崇高专业，应该为之去奋斗，要有壮士赴死的决心，我是一名理想主义战士。当然，我也想早一点进入这个刚刚起步的行业，享受到行业发展的“红利”。

深宵外展：为什么这群年轻人愿意拿这么低的工资去服务社会

2012年2月22日，我们成立了北京市第一支深宵外展社工服务队，就是在各种场所寻找夜不归宿的青少年，劝导他们回家，协助解决他们面临的阶段性困境。坦率地讲，我在将近2年主导和参与深宵外展服务的过程里，能够遇到的、符合规范意义上的需要帮助的青少年屈指可数。

当我们正在考虑这项服务是不是要宣告停止的时候，媒体来了。

边缘青少年、社会工作者、夜间服务，任何一个元素在当时来看作为一个新闻报道都足够吸引公众的眼球。所以很尴尬，一方面，为了让机构有曝光度、吸引资金做青少年服务，我们需要频繁被报道；另一方面，因为服务缺乏落地基础，我们又很难让媒体看到真的有很多人需要这项服务。所以我们找了一套当时看起来好像很合逻辑、但是现在看起来很牵强的说辞“没有人，说明没有青少年夜不归宿，这也许是件好事”。

深宵外展是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一项具体服务内容，主要依托外展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在夜间向有需要的青少年群体提供庇护、调适、转介等微观服务内容

报道一篇一篇出来，“他们整宿寻找夜不归宿的孩子”、“午夜，请让我送你回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是很虚的，“如果没有人，要不要那样解释”这个问题一直缠绕着每一个深宵外展队员的心里。

随后媒体的报道角度就开始由深宵外展这项服务转向我们做社工的个人，“这群年轻人为什么愿意拿这么低的工资去服务社会，难道你不好奇吗？”深宵外展队的成员被扒个人的成长经历、情感经历、扒家人、扒同学。

媒体报道给我带来的直接好处是，有更多的人认识了张潇，尽管那并不是我希望的认识角度，但毕竟还是认识了。另一方面，那种被扒得体无完肤，就好像裸体暴露在公众视野下的心理压力也是挥之不去的。

露宿者的想法有很多我们都理解不了

我们想做一家满足学科意义上的社工机构，是不是能够也满足现实意义，能不能生存下来，其实是没有任何把握的。

之所以选择做露宿者，其实是有两方面的考量，一个方面充满情怀，另一个方面充满现实。充满情怀的地方在于我们当时在做深宵外展的时候，经常能看见夜不归宿的成年人，却不敢上前和他们接触。这些人到底是谁？他们为什么露宿街头？现在选择服务对象的时候，不约而同的就觉得是这个群体，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有当时对这个群体视而不见的那种愧疚感。

当然，现实的一面在于，当时在北京几乎找不到相关的信息说有社会组织在做这种街头救助。如果我们做了，是不是就相当于进入了一片蓝海？

我们差不多用了半年的时间做了这个群体的调研，刚开始的时候是统计人员数量和聚集地点，慢慢地，胆子大了点儿，就开始上去和露宿者聊天。

露宿者的想法有很多我们都理解不了，比如说，他们也觉得自己生活的不好，但是为什么还要露宿街头呢？年轻的露宿者有手有脚，干点什么都能挣钱，怎么就不工作呢？他们的离奇经历，有哪些是真实的有哪些是虚构的呢？一到这些关键问题，他们总是含糊其辞，一两句话就打岔打过去了。

后来我们就想着，干脆我们也露宿去吧，自己感受感受，可能会有答案。于是就有了我们的野宿实验。

野宿实验：为了满足身体上的需要，我放弃了自尊

野宿实验，夏天72小时，冬天48小时，不带钱和任何通讯设备、不能使用过去的社会关系网、不能使用超出露宿者认知水平的经验，露宿在北京。我们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3天不吃饭，喝水靠公厕，还能坏到哪儿去呢？

但实际情况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的多，你始终要面对一个问题：睡觉。你是用一个什么姿势躺下，而且没个盖的被子也没有安全感，关键是你还在一个公共场合里。 

我躺下的那一刻，才是真正承认了自己开始露宿街头。同时感受到的是，自己的内心世界也发生了变化，为了满足身体上的需要，我放弃了自尊。

像这样的事情其实后来挺多的，比如说拾荒、捡垃圾卖钱被压价，睡麦当劳被值班经理骂，单独拉出来都是一个很小的委屈或者不公正，但是当它们在三天的时间里集中向你身上反馈的时候，你就能理解为什么露宿者不愿意回归社会，不是他们对社会充满了敌意，而是那些对他们不够友善的反馈。现在政策好、有很多人愿意帮助你，但你对于他来说是碎片化的出现，你让他怎么相信和理解？

桥下影院：戏里戏外的人生

我们在15、16年前后开始做桥下影院，在露宿者集中居住的过街桥底下放露天电影。岁数大的露宿者，不工作，给年轻的看行李，有居民接济。年轻的，打散工，每天有不固定的现金收入。这本来是比较平衡的。但是就怕年轻的露宿者出去这一天没赚到钱，就会过来抢年长的露宿者的吃的，不够吃，就打两下，抢点钱。

这些事情往往都发生在晚饭时间。所以我们的电影也是在晚饭时间开始，我们会帮他们去合理分配一下物资，每个人少吃两口，又能多俩人吃上饭。

后来这个桥下影院被迫关停了，原因是市政管理部门频繁收到居民投诉，说在这个桥下聚集了很多露宿者，存在安全隐患，让他们不敢在桥下经过。

从2018年开始，几乎所有的桥下、通道都安装了摄像头，原来生活在这些场域里的露宿者全部搬了出来，被冲散到四面八方的角角落落。

储物计划：帮露宿者存家当，增加他们的确定性

在17到19年的时候，为了让露宿者有个近一点的临时庇护场所，我们一咬牙就在二环里租了一间140平的办公室。我们拿了一间屋子出来做露宿者的庇护室、提供储物服务。

这其实是在回应另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露宿者不去工作。对于露宿者而言，他们的行李和收入同样重要。露宿者想出去工作，不管是短工还是拾荒，他们都必须离开自己的露宿地点。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被子、床垫这些东西有可能在工作期间就丢失，而工作本身并不会给他们提供一个确定的收入。

不管我们是不是露宿者，确定性，对于一个人都很重要。

所以我们当时弄这个储物计划，最主要目的是帮露宿者存他们的家当，增加他们的确定性。可是当我们把这项计划向露宿者们推荐之后，存进来最多的东西却不是被子，而是各种证件。身份证、过去的工作证、劳动教养证明、释放证明、信访材料。在他们的重要级里，有比今天晚上怎么睡觉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和他们经历过什么。

清洁计划：在大众浴池，洗着洗着就睡着了

和庇护、储物同期开展起来的、现在还没有取消的就是洗澡计划。澡堂老板很乐意做这个事儿，10块钱1个人，首先不亏，其次也是在做好事。但是小工不乐意，所以只有老板在的时候，露宿者才能进去洗澡。

露宿者在我们这里寄存了行李，随身还是有很多东西要背着。露宿者在里面洗澡，我们的同事就要在外面给他看着行李。像李大姐这样的露宿者，有的时候洗着洗着就睡着了，3个小时起步，5个小时最长。但是你换个角度一想，露宿者难得有一个隐蔽的、可以放松下来的独立空间，那你何必去催促他呢。

彩票案例：身体上脱离了露宿，灵魂却仍然飘在街上

我们用了7年的时间，服务了198个露宿街头的朋友，但直到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们也从来不觉得自己真正理解过他们。

彩票是我们的一个服务对象，我们用了2年多的时间协助他从露宿街头，到享受救助政策，住进了公租房，再到找到了一份收入不高但他的能力可以应对的工作。

长时间的露宿生活会一点一点地告诉他们、渗透他们，和他们说，你所看到的、听到的、得到的、甚至是期待的，都是假象。总有一个无形的手，会轻而易举地越过法律、越过道德、越过尊严，把这些东西在一瞬间从你身上夺走。而这种常年露宿街头带给他们的不稳定感和不安全感到底会在他们身上持续多久？我也没有答案。他们愿意、或者有能力接受专业的心理辅导吗？我同样没有答案。

我们很多服务是沿着露宿者本身的需求去定的，我们带着他们学戏剧、踢机器人足球、做手工。我们一直想回应的是，露宿街头的人一样可以有这种娱乐的权利，而且只有你带着他们玩的时候，他们才会跟社会有更多的连接感，他们才能谈怎么回到这个社会。

如果没有我们，情况也不会变得更差

如果没有和风社工的话，露宿者的情况也不会变得更差，因为在提全面脱贫的政策保障下，不管是北京本市户籍还是非京籍的露宿者，只要他们愿意接受政府的救助，现在过得都还可以，至少有地方住、有饭吃。

关键就是在于他们自己愿不愿意，而这种愿不愿意其实是需要有社工存在的，因为它背后积累了二三十年的经历，就像一团乱麻，需要慢慢地给它舒展开的。

回到机构这一块，我们曾经在项目多的时候，就是水草肥美的时候，希望自己能在这个领域深耕。其实有一段时间也有很多伙伴机构都在做露宿者的服务。但是基于种种原因，慢慢地，有的机构就不再做这方面服务了。

慢慢地，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头独角兽，很多人劝，你们应该去做那些比较市场化的，或者说比较能拿得上台面来说的服务。有人说我在钻死胡同，但是我看到的是胡同里面挤满了生命。

当你去跟这些露宿者接触的时候，每一个人展现给你的是一个完整的生活经历，当这些人的喜怒哀乐变成你的几乎是全部的工作内容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其实很难抽离开，这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到目前为止，我做这份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感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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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天行动派”(Impatient Optimists)最初来自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创始发起人之一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夫妇，是他们对所有面对挑战、不言放弃、乐天行动、创变未来的人们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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