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百家 | 凌孟华：“一辈子做好学术这件事”

◎  凌孟华

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走过一段独特的学术史与问题史，在这个越来越拥挤的学科里却一直充满着思想的锐气和探究的活力，不断寻求学术命题和方法的创新和突破，众多学者积极参与并推动该学术领域的研究及学科发展，发现新问题，开创新领域，贡献新成果，成为该学科不再年轻，已经走向成熟的主要标志。王本朝是该学术领域拥有自己的研究特色和问题意识的学者，他注重文化思潮与文本细读的结合，提出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学“在而不属于”关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等命题，为学科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创新贡献了启发性的思路和观点。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制度研究；综述；王本朝

现代文学是个“拥挤”的学科，有学者做过测算：“在三四十年的时段上聚集着三四千人的研究队伍，学科人口密度在文学史研究中大概数一数二（平均一年一百人，每人均摊三四天）”①。令人兴奋和感佩的是，这个越来越拥挤的学科一直充满锐气与活力，一直在寻求创新和突破，总有一些杰出学者能够突破海量成果与万千同行的重重包围，发现新问题，开创新领域，贡献新成果，乃至拥有自己的专有“名片”与学术“品牌”，成为相关领域绕不开的学术名家。王本朝无疑就是这样的有开创性的学者。

一、探索期（1987-2000）

王本朝1965年10月10日出生于重庆市梁平县（直辖前属四川省）的一个农民家庭。当天是双十节，也是林语堂70岁生日。由于本文重在梳理他的学术史，对于学术史的史前史，这里只提供几个他在访谈中透露的细节。关于生长环境：“老家在梁平县的一个半山腰上，庄稼都生长在山上，粪桶都不能平放在地上，只能用手提着桶浇灌农作物”；关于父母教育：“他们没有什么学问，字也不认识，也教不了我学问，但是做任何事情你只要不断去劳作，全身心地扑在这个事情上面，就会有收获”；关于中学阅读：“中小学期间除了学校的课本，几乎不曾接触过其他课外读物”，1983年考进了西南师范学院中文专业时，“既没读过《红楼梦》，也不知道贾平凹”；关于大学阅读：“大学一、二年级，恶补中外文学著作，读了近200本文学经典……通过大学四年的阅读积累，已览800余本书的王本朝发现，他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文学的海洋不可自拔”②。引文均为照录，个别表达瑕疵也未加改动，取其精髓可矣。日常交流中，他还会讲述更多成长与求学的曲折经历和精彩故事，且留待作传记者书写。

王本朝在大学阶段就尝试进行现代文学研究，深受现代文学老师胡润森等先生的喜爱和好评，本科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就是萧红。但他真正的学术起点应该是在1988年。是年，1987年应届毕业考入湖北大学跟随王敬文先生研习现代文学，只是二年级硕士研究生就公开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论文处女作，在学界小试牛刀。这篇题为《哲学是文学的精神翅膀吗？》的论文发表在当年非常活跃的安徽刊物《百家》1988年第6期，同期作者有邵燕祥、李洁非、程文超等。此文针对有的作家眼中“哲学成为了文学腾飞的翅膀”现象以及评论成为“对评论家们假定的哲理的注经”的通病，指出“文学是反哲学的”，“哲学要渗透于文学、进入作品必须要以作家对其哲理的亲身体验并使哲理审美化形式化为前提”，进而对王安忆、莫言、残雪、张承志等一大批作家作品有大胆的批评。此文敢于对文学与哲学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发言，敢于对当年的创作界和评论界左右开弓，提出尖锐的批评，而且视野开阔、观点鲜明、文采飞扬、进退有度，具有理论深度与思辨色彩，显示了作者良好的学术积累、敏感的问题意识与出色的语言表达，可谓出手不凡，预示着他大气的研究格局与长远的学术未来。不少弟子都不知道的是，他的处女作未用真名，而是署名“王为”。但王本朝并不故弄玄虚，而在文末注明“王为，本名王本朝，男，1965年生，四川梁平县人，毕业于西南师大中文系。曾写过些文章，多为练笔， 聊以自慰，故公开发表的少，见于内部刊物的多。现为湖北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生”③。值得追问的是，那些内部刊物上的文字，而今安在哉？

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在《学习与探索》《湖北大学学报》《鲁迅研究月刊》等刊物发表了多篇有见地的学术论文。其中《论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的梁实秋》（《学习与探索》1989年3期）与《五四文学精神：变异、复归与超越》（《湖北大学学报》1989年3期）分别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之《文艺理论》1989年7期与《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89年7期全文转载，显示了超越同侪的学术水准。硕士二年级就有两篇成果分别被同月出版的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在“60后”学人中已不多见。1990年6月，他以学位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悲剧意识》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论文主体部分先后修改为论文在《湖北大学学报》《人文杂志》《学术研究》《江海学刊》公开发表，其中三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另一方面表现在他一直保持着对悲剧意识的关注和思考，20多年后还在《艺术百家》发表《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发生与转向》（2010年第5期），在《广东社会科学》刊出《仗马之鸣：1950—60年代悲剧观念的“说”与“写”》（2013年第6期）。

硕士毕业后，王本朝回到母校西南师范大学，在中文系任教，随后被下派到四川省渠县三汇中学支教一年。乡镇生活虽然清苦，但也有更多阅读、思考和写作的空间。那段《鲁迅全集》陪伴的时光，后来不时在王本朝的回忆中重现。正是在支教的1991年，他撰写了《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一文，由此进入他学术旅程中第二个研究领域：“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关系”，并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精耕细作。

1996年8月，他担任第一副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下卷）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虽是集体编写的文学史教材，但他撰写的部分仍极具个人色彩，时有令人耳目一新之论。比如晚清“小说界革命”时代对西方文学的“误读”，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得出的“近乎荒唐的结论”，吴趼人《恨海》“描写这对未婚男女在避祸途中的多情而矜持，恩爱而羞怯的心理状态和失散后女人恋夫愁母，听风声而惊心，睹母病而凄侧的心理复杂性，皆在同期小说的艺术之上”④等等。同年，1993年就已经破格晋升副教授职称的王本朝，负笈北京，在北京大学作访问学者，师从钱理群教授，成为颇受先生喜爱和看重的入室弟子。钱先生的精神和思想给了他无比丰富的营养，进一步打开了学术眼界，扩大了思维格局，成为他学术道路上又一个“加油站”。1998年，访学归来，他凭借自己丰富的研究成果与出色的教学水平顺利晋升教授职称。

2000年7月，他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与文本研究》在重庆市文联资助下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17万字，印1000册。此书分三编，分别为“文学的文化语境”“一个文学个案的文化立场”“文学经典的文本解读”，前有“引言：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知识的反思”，末附“后记”。此书是他10余年学术探索期的一次小结，全部内容都在10余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作者自评“敞露了我在学术研究上的思想和方法的残缺，胆子大，无知者无畏”⑤。从这谦虚的说法中，可以看到他的学术勇气和更高期许。

正是在钱先生的热心指导和帮助下，他完成了第2本学术著作《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列入严家炎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由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27万字，精装印1000册。在《后记》中，他回顾写作思路几番调整与折中的历程，用坦诚而动人的文字记录严家炎、钱理群、刘纳、王富仁等学者给予的指导和温暖，表达诚挚的谢意。此书也分为三编共17章。上编“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的历史意义”，分两章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督教文化资源以及与基督教的历史性关系，前者从“文学的思想突围”“社会组织、《圣经》读物和文学翻译”以及“基督教与作家的精神体验”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后者分“五四文学启蒙中的基督教、二三十年代反殖民话语中的基督教、民族战争的宗教救世与自救和共和国文学中的基督教”⑥四个阶段进行梳理。中编“20世纪中国作家与基督教的精神遇合”分12章分别解析鲁迅、周作人、冰心、许地山、沈从文、曹禺、萧乾、张资平、林语堂、张晓风、海子、北村等12位重要作家与基督教精神遇合的多种形态。下编“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话语方式”分三章从《圣经》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叙述方式、“上帝话语”“耶稣形象”三个方面具体而深入地探讨基督教对中国文学话语方式的影响。

客观地说，虽然在1991年他就较早地发表了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但此前已有近10位中外学者发表过相关专著或论文，而到2000年出版专著时，前面已经翻译和出版有路易斯·罗宾逊、马佳、王学富、刘勇、王列耀、杨剑龙、宋剑华等作者的著作。王本朝的可贵之处在于，“仍能新见叠出，言人之所不能言，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理论修养，缜密的逻辑思辨，把这一论题推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完成了对已有研究的超越”⑦。《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出版后迅速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响，既是同仁盘点当年现代文学研究成果时不容忽视的明珠，又是研究基督教的同好仔细比照和认真品评的对象。同仁方面，无论是李怡还是秦弓，都不约而同地予以关注，或是评价论题近年来虽然已经成为“热门”，但论者仍“努力以自己周密的考察梳理呈现对象的细节，在迄今为止最为系统而完整的诠释中表达自己独特的体悟”⑧；或是专门介绍其主要内容⑨。同好方面，不论是是已经取得重要基督教研究成果的杨剑龙，还是以基督教为博士论文选题的唐小林，都有不厌其烦的对比与专业而精当的书评。杨剑龙认为中编“涉及的沈从文、林语堂、海子，进一步拓展了研究内容”，强调“该著的意义和价值更主要的在于‘上编’与‘下编’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宏观性研究”，指出本书“以宏观的视野拓展了有关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课题的广度与深度”⑩。唐小林则赞誉“王著的精彩之处在于始终从文本出发，从独具个性的审美感受出发，凭借对基督教文化的熟稔，发掘作品意义的精微独到之处，不落窠臼，不炒陈饭”，得出王本朝“将本论题由单个的作家作品宗教精神的剖示，单纯的基督教与文学影响的事实考证和历史的流变钩沉，推进到整体观照、综合研究、价值整合与规律探寻的学术前沿”{11}的结论。其它还有张德明、张桃洲等人的多篇书评，堪称各有分量，佐证也扩散着王本朝在中国文学与基督教关系研究上的学术影响。

毫无疑问，《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不仅是他学术道路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是其学术探索阶段最重要的收官之作，也是世纪之交基督教文化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新千年现代文学研究的可贵收获，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与持久的影响力。多年以后，新一代学者在考察近20年研究此问题的学术专著时，仍有“写作范式的突破”，“标志着……出现了注重‘内部研究’、向修辞形式转轨的倾向”，“对该课题的研究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垦拓了第一方沃土”{12}等可能并非溢美的评价。

二、发展期（2001-2010）

王本朝学术探索期的硕果《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出版时还有不少章节没有以论文的形式发表过，这就给发展期的新征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一方面可以继续修改和写作基督教方面的研究论文，另一方面有机会比较从容地寻找新问题，谋划新战略。2001年，王本朝发表论文7篇，其中《沈从文与基督教文化》等6篇都和基督教相关，保持着探索期的研究“惯性”。相比之下，另外一篇《文学知识、文学组织和审美信念——晚清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尤其值得重视。因为它蕴含着新质，孕育着作者新的转向，那就是他学术旅途中的第三个关键词：制度。此作摘要与正文多次出现“制度”一词，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不但显现为一套观念价值系统，而且还表现为一套物质制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创刊办报、结团组社，积极推行新文学进入的社会教育体制，这形成了中国文学新传统”{13}。这发出了现代文学制度研究的先声。

2002年4月，他的第3部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8万字，印1000册。全书分十一章：第一章阐明“文学制度”的现代性及其意义，第二章从知识分化与新式教育的形成、大众媒介勃兴与都市文化流行等方面阐述文学制度形成的社会背景，第三章勾勒中国现代文学制度从晚清到五四，再到三四十年代的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第四章到第八章分别从文学社团与组织制度、文学论争与批评制度、文学媒介与传播制度、文学审查与传播制度、文学审查与评奖、文学接受与反应等维度描绘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的本相及特点，第九章“整理国故与新文学秩序”揭示清理“传统”与建立新文学秩序之间的关系，第十章以鲁迅为个案讨论其写作与文学体制的关联及如何阅读鲁迅，第十一章考察现代文学知识与文学体制的关系，梳理文学知识演变的历史进程及不同知识形态对应的体制形态与社会背景，讨论现代性话语的阐释限度及合法性。

学术史告诉我们，在本书之前，“文学制度”只是零星地出现在少量学术成果之中，只是一个作为普通汉语词汇而存在，并未成为文学研究的“关键词”，不曾得到必要的学理定义与阐释；而近乎文学“体制（制度）”思维及相关研究虽有一些论著涉及，但有隐约之实而无明确之名，并没有上升到“文学制度”问题层面，更没有抵达理论的高度，没能得到专门的系统研究与讨论。毫无疑问，是王本朝擦亮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关键词——“文学制度”，明确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新问题，开拓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验证了现代文学研究仍需不断掘进的可能性和有效性。

《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出版以后，迅速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赢得普遍好评。2003年7月16日，钱理群先生在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颁奖会上的讲话中谈及“这些年关于现代文学的观念与体制建构的研究”时，专门说到“有学者命名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制度’研究”，指出“其对现代文学研究视野的开拓与推进，却是显然的事实”{14}。这里为中国现代文学制度“命名”的学者无疑就是王本朝。同年，高玉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书评，认为是王本朝“把‘制度’这个概念引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指出“这实际上是引进了一个新的维度，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思维和意识”{15}。不久，张文民、方长安也在评论文章中嘉许此著“以制度为维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新见迭出”，称道其“辩证的学术眼光与清醒的反思意识”，得出是书“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也为更多的人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参考”{16}的结论。在此前后，《中华读书报》《文艺报》等全国性重要报纸，《当代文坛》《重庆三峡学院学报》等学术杂志还先后发表了张兴成、石现超、胡希东、万宇等人评论《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的学术文章。《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是王本朝学术研究道路上第二项标志性成果，以其开创性与生长性，持续产生学术反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拓展学科研究空间，推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著先后荣获2003年重庆市“优秀图书奖”，2004年“重庆市文学奖”之“优秀理论评论”奖，2005年重庆市人民政府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由此，王本朝已跻身重庆乃至全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知名青年学者行列。

当然，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主要讨论的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的构成和意义”，“文学制度的整体关系及其如何向当代转换没有涉及到”。好在作者表示“留待以后去完成”，好在这不是一张空头支票。2003年，王本朝一边持续坚定地推出以“文学制度”为关键词的论文，如《文学制度: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方式》（《文艺研究》2003年第4期）等，一边在武汉大学跟随德高望重的陆耀东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继续“收集资料，转入对当代文学制度的研究”。也许是受了洪子诚先生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等学术成果的影响，也许是接受刊物编辑的建议，2004年王本朝关于文学制度的学术成果在关键词选择上有些游移与变化，比如在《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刊载的论文，就题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体制问题》，以“文学体制”“体制”为关键词。2005年4月，他写就博士论文《中国当代文学体制研究（1949-1976年）》，5月顺利通过答辩，6月获得博士学位，完成了学术生涯中的一件大事。这份沉甸甸的博士论文既是“在陆耀东先生的精心指导下完成的”硕果，“从选题到构思，从材料收集到形式表达都凝聚了恩师的心血”，又是文学制度研究的新收获，开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当代文学制度之先河。在学位论文标题和关键词中出场的都是“文学体制”，而不是“文学制度”，也是“游移”的明显表现。其间的具体情状与原因，是个颇有意思的话题，暂且存而不论。

2003年，他还有一个重要的学术收获，那就是第4本学术专著《文学的现代传统：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与流派》由重庆出版社出版，27万字，印1630册。此书前有导言：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后分四章，依次题为“从晚清到五四：现代文学的发生”“现代文学思潮的三个关键词”“现代文学体制与文学组织”“80-90年代小说流变”。其中前两章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相关内容的发展，第三章是现代文学制度思考的继续与流派研究的操练。相对而言，更值得重视的是第四章。作者在后记中说此章“原以‘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发展’的学术讲座方式发表在1996-1997年的《短篇小说》杂志上”，自述“是一次难得的学术解放”，“我在写作过程中非常自由，有一份难得的性情在里面”{17}。这样的“难得”表述，在王本朝的文字中是非常“难得”的，“学术解放”“非常自由”与“性情”更是天下学人期望和向往的境界。而且，当年的《短篇小说》期刊纸质版已经不易看到，电子版目前也未见CNKI、万方、维普等数据库收录，超星期刊库虽收录一些，但很不完整，缺期不少。所以，《文学的现代传统：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与流派》保留了王本朝研究1980-90年代小说的重要成果，提供了研究新时期小说的文献资料。更为重要的是，此部分对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文学、知青小说、军旅小说、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先锋小说、市井风俗小说、新笔记小说、新状态文学、新体验小说的讨论和点评，的确充盈着作者建立在真切鲜活的个性化阅读感受基础上的真知灼见，显示着他宽广的阅读视野、深厚的学术积淀、敏锐的审美眼光与精彩的语言表达。比如在贾平凹《天狗》后面“发觉一颗孤寂的灵魂伴随着他的精神内核”，进而怀疑“他的轰动是不是时代与读者根据自己需要而进行的误读”{18}；比如评论莫言的语言狂欢，指出“语言感觉的‘爆炸’不仅可对读者构成摧毁性的影响，同时还可能炸伤作者自身。过分陶醉、沉迷与语言的感觉，是对个人直观的眷恋和自信，这很容易遮蔽语言对社会和世界的承诺和回答”{19}，等等。

2007年6月，新星出版社出版了王本朝的第5本学术专著：《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22万余字，未标印数。此书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进行修改的”，从《后记》落款看，在2006年9月就已经修改完成。两相对照，可知这次修改是全方位的，从题目到章节，从观点到材料，从内容到表述，都进行了大幅的增补、删改和优化。比如章节由四章扩充为八章，第四章“文学政策的展开方式”一分为三，原有三节增补为“文学批评与中国当代文学”“文学政策与中国当代文学”“文学会议与中国当代文学”三章，新增第五章“文学读者与中国当代文学”等。从总体上看，导言与正文的八个章节形成总—分关系，导言与第一章为总论，第二到第七章是并列的分论，成功地实现了作者“立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背景、政治意识形态、作家身份、文学政策、文学报刊、文学批评、文学斗争、文学会议等方面，从文学制度的运作及功能角度讨论文学与社会之间以及文学内部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20}的意图。但其间最醒目最重要的变化还是“文学体制”变成了“文学制度”，王本朝又坚定地回到“文学制度”的道路上，继续扛起“当代文学制度研究”的大旗，引领同好向文学制度研究的纵深推进。

《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的出版标志着他的文学制度研究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于2009年荣获重庆市人民政府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受到诸多学者的好评和引述。比如寇鹏程认为“这部著作具有理论的开拓意义和启示意义，作者以深刻的理论洞察力、宏阔的学术视野、翔实的文献资料和严谨的学术态度为我们生动地重构出了中国当代文学话语范式生成的动态轨迹”{21}；张均在4年后出版的同名专著之《后记》中专门说明该书“与在此前后出版的《问题与方法》和《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等书也有关系”，坦言“洪子诚先生和王本朝先生的这两部著作我都细细拜读过，这项研究其实也以两著为基础，所以要特别致谢”{22}；曾令存指出“作为90年代以后第一部系统讨论当代文学制度的著作，王本朝在该书中围绕当代文学制度与当代文学、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所作的历史清理，为我们重新认识当代文学历史打开了另一扇门户”{23}等等。洪子诚先生在《问题与方法》2015年增订版中讨论近十年来“当代文学的体制研究取得明显进展”时，举出的第一本代表性著作也是王本朝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24}。至于青年学人如胡希东、刘志华、彭晓娅等的专门评价与讨论，就不再赘述。

笔者目力所及，在王本朝之前，没有发现题名出现“文学制度”的现代文学研究专著或论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之后，大大方方亮出关键词“文学制度”的学术成果才逐渐多起来。王本朝对关键词“文学制度”的照亮之功与在文学制度问题研究的开创之力，是值得学术史铭记的。“文学制度”就是王本朝的又一张名片。而今，以前多谈“文学体制”的学者如洪子诚先生，已直接以《当代的文学制度》为题刊发文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2期）；2005-2017年各类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中，名称含有“文学制度”的已有7项，未见含“文学体制”者。吴义勤曾有个判断，“文学制度研究是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作为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制度’层面的切入无疑给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开拓了崭新的领域，推进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这方面，王本朝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孟繁华的《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等著作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5}。而王本朝正是“热点”的源头，“全新的研究视角”的尝试者，“崭新的领域”的开拓者，“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的推进者，所以能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的三项成果中占据两个席位。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之后，王本朝的“文学制度”名片是越发醒目、更加靓丽、广为传播了，不知不觉间已经散发到国内外文学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人士的案头心上，已是“莫愁前路无知己”。由此，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60后”学者方队之中，已经进入第一梯队。

凭借学术研究的底蕴与影响，处在快速发展期的王本朝拥有了更多的头衔荣誉和更好的发展平台，承担更多的任务，也作出更大的贡献。如出任西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2006年），获得教育部“霍英东教育基金”三等奖（2002年）、重庆市“优秀教师”奖（2003年），入选重庆市第四批高等学校中青年骨干教师（2007年）、重庆市第二届学术技术带头人（2008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9年）。

三、成熟期（2011以后）

2011年，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王本朝也进入了学术人生的新阶段。是年，他被委以重任，担任文学院院长和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带头人，全面负责相关工作。虽然履行工作职责挤占了他大量的时间，但他依然保持学者本色，笔耕不辍，继续在学术之路上奋然前行。

据初步统计，2011年-2017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文艺争鸣》等各类报刊发表学术论文近60篇，其中大部分代表性成果都已经收入先后出版的几本专著。鉴于这篇述评已经太长了，笔者决定仅以著作为线索进行简要梳理。

2013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与知识谱系》，26万字，印2000册。这是作者的第6本学术专著。全书共十九章，前有绪论，后附参考文献与后记。正文除第一章与第四章分四个小节外，其余都是三个小节，所有小标题都精练醒目、简明扼要，有纲举目张之效，显示了作者的谨严态度与打磨功夫。十九章的编排看似偏多偏散，实则颇有讲究，可以依次分为三大类别。第一大类是前五章，对一组宏观的现代文学观念进行历史还原与知识考古，依次为“文以载道”“美”“文章”“主义”和“抒情”。第二大类是第六章到第十三章，对一批具体的现代文学知识展开观念考察与多元讨论，包括一场文学运动：整理国故，一位批评家：梁实秋，一家杂志：《文化批判》，一个流派：京派，一种思潮：民族主义，一道命题：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脉外国影响：日本体验，一类文化空间：地域。第三大类是末尾六章，再度回到宏观问题探讨，从文学知识的多元化、重写文学史、反思文学史、文学研究方法论、新史料发掘、以及全球化语境等维度探讨现代文学知识、现代文学史写作、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现代文学学科诉求等重要问题，贡献自己的学术智慧和专家意见。

毫无疑问，书名《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与知识谱系》对全部内容有足够的统摄力，章节安排又显示出良好的整体性与系统性，是一本完整的成体系的学术著作。然而，另一方面，各章节又确实可以独立成篇，而且都先后在16家刊物发表过。张炎《词源》批评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而他的此著，不仅以其精妙的结构性与宏大的整体性“眩人眼目”，展露成熟学者的格局与气度，而且“碎拆下来”，也自成佳篇，具有独立的价值，着实令人惊叹！一是惊叹他如一个神奇的魔术师，一组论文或调整题目、或增加小标题、或补充开头、或删除片段、或丰富例证、或挪移段落、或变换表达，就变成了一本规范的有机的专著。二是惊叹他像一位执着的播种者，从2002年（第十四章发表之年）到2013年（第三章发表之年），每年都播下一些知识与观念的种子，有宏观有微观、有刊物有流派、有思潮有运动，到决定收获的时候，已是满眼成熟的饱满的果实。在现行的学术体制下，书籍出版相对比较容易，只要敢拿出手，只要有经费。而在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反而比较困难，都有严格的筛选送审编校制度。一本书若有60%的内容能修改成论文在CSSCI来源刊物上发表，那质量就是非常不错的了。有的书可能10%都发表不出来。以此观之，《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与知识谱系》的内容能够100%作为论文发表，其中超过90%都是CSSCI来源刊物，甚至包括《文学评论》这样的权威专业刊物和《中国社会科学》这样最顶尖的综合性社科期刊，其学术含量、学术水准与学术价值，就自不待言。事实上，识者已经有过高度评价，如李继凯指出“王本朝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与知识谱系》一书，开创性地把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变迁与文学知识的发展相结合，通过对史料发掘的重视，在一个全新视域下，用一种新的研究维度对其进行解读和重构，从而‘阐释他们不同于文学史的丰富含义’，将文学知识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更深的层次”{26}，蒋进国认为“王本朝将西方观念史学理论方法引入现代文学研究，从文学观念史反观文学史，可谓现代文学研究新范式”{27}，等等。

2015年12月，人民出版社再度与王本朝合作，精装出版他的第8本学术著作《文学现代：制度形态与文化语境》，35万字，为“西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文库之一”。此书分四编，收录他不同时期的代表性论文成果28篇，依次为第一编“制度形态：文学的生产方式”（收文4篇），第二编“文化语境：基督教的涟漪”（收文8篇），第三编“文体形式：白话文观念与实践”（收文7篇）、第四编“文学周边：思想的和美学的”（收文9篇）。其中最早的是前文提及过的《郭沫若与基督教文化》，最晚的是《欧化白话文:在质疑与试验中成长》（《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从时期分布看，入选探索期刊发的论文9篇，发展期刊出的论文9篇，成熟期发表的论文10篇，大致均衡。如此编排，无疑体现了他在后记中所说的“自我总结的意味”。而第一编的论文全是发展期的作品，第二编偏重于开拓期，第三编主要是成熟期文字，第四编又兼顾三个不同时期，则显示了王本朝学术研究的阶段性特征。在这里更值得讨论的无疑是成熟期的作品。其中《白话文运动中的文章观念》是唯一同时入选《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与知识谱系》的成果，可见作者对此文的看重。这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的论文另辟蹊径，梳理白话文运动中“文章”观念的变迁历程并揭示其动态性和复杂性，进而讨论白话文和新文学的意义交集与相互关系，对新文学适应社会时代选择和追求审美理想的“两难处境”有独到的发现与深入的分析。这篇先后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的成果，显示了他“文学观念”研究的路径与方法，水准与高度，是他成熟期的标志性成果，有理由受到备受青睐。他选入此书的另外九篇新作也各具特点，为学界提供了新材料、新观点和新表述。比如强调“五四以后的白话文，看似语体文，实是欧化的书面语……欧化白话文已成为文学创作的新传统”，指出苏雪林的“小气”、对鲁迅“完全无法理解”、“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思想，她与胡适也是隔膜的”，认为鲁迅“超越流言，在流言中更加深切地发现了中国社会的荒漠和人性的阴暗”{28}等等，都是新颖的定见，凸显着成果的学术价值。这本“自我总结”的书，是他的学术精选集，也是了解勾勒展示其学术旅程的地图，还是研究其学术思想的样本，具有特殊的地位。

2017年12月，王本朝的新作《回到语言：重读经典》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为第9本著作。此作先后选取朱自清、废名、沈从文、凌叔华、丁西林、钱锺书、张爱玲、丁玲、鲁迅、郭沫若、萧红、茅盾、老舍等十三位作家的27篇（部）经典作品进行重读，在已有研究成果的丛林中蹊径另辟，自立新说，重建意义。此书兼具学术性、可读性与趣味性，代表着他克服文学思潮与文学制度研究可能带来的审美感受力下降之弱点的努力，是其学术布局的重要方面。其中既精选探索期的旧文，又编入成熟期的近作，还有从未发表过的作品。不管是从《背影》中读出负疚和嗟悔，从《桃园》中感受到生的恐惧与死的挣扎，还是从《纪念》中发现俗套故事的不俗寓意，从“然而”讨论《野草》的话语方式，都是发人所未发，道人所未道，显示出作者敏锐的语言感受，丰富的个人体验和高超的文本细读功夫。阅读作品是学术训练的必修课，重读经典是学术创新的催化剂。现代文学界擅长细读作品的学者不少，但需要重读的经典更多，能够从经典中读出新见更无法统计，所以这本专门进行经典重读的作品有着示范性和引领作用，已经建构起一位有“绝活”的文本解读高手形象！他重读经典的“绝活”不少，体现在观点、论述、方法等多个方面。包括怎么在观点方面贡献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见解，如何在论述方面呈现让人眼前一亮的新表达，以及《后记》总结的文本细读“抚摸”法和“介入”法{29}，等等。这些问题说来话长，有机会再专门讨论。

在这几本新著之外，成熟期的王本朝还有丰富的收获。如2011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2012年入选重庆市首批“百名学术学科领军人才”培养人选，2016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等等。但他考虑最多的还是自己的学术研究，是“反思再出发的预想”，是写好“制度史”、建立“制度学”，是继续“观念史”研究，坚持“重读经典”，完成鲁迅研究计划……王本朝有着独立的判断与强大的定力，对学术研究，痴心不改，执着依旧。两年多前，他在回望自己的学术道路时说，“也许学术研究不是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选择，但它却让我体验到了人生的丰富、社会的变迁和思想的快乐”{30}。这是真学者的心声，这是大学者的情怀。由于出道较早，走过三十年学术道路的王本朝刚过知命之年，正处在学术积淀、思维眼界、智力体力、社会资源、平台条件等主客观条件之综合水准最佳时期，必将迎来学术事业的新硕果、新突破。

注释：

①秦弓：《现代文学研究六十年》，《文学评论》2009年第6期。

②前两处细节见蔡晓梅的访谈《王本朝: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重庆行政·公共人物》2016年第6期；后两处细节见黄笛森访谈《王本朝：有韧劲的开拓者》，《重庆政协报》2017年4月21日。

③王为：《哲学是文学的精神翅膀吗？》，《百家》1988年第6期。

④苏光文、胡国强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第11页、第20页。

⑤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与文本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页。

⑥王本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⑦巫小黎：《中国文学与基督教关系研究的新收获——评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⑧李怡：《2000：走向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4期。

⑨秦弓：《2000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状况及趋势》，《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⑩杨剑龙：《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11}唐小林：《宗教精神、文学想像与学术品格——评王本朝著<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2}韦华：《20年“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趋势与问题——基于学术专著的考察》，《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4期。

{13}王本朝：《文学知识、文学组织和审美信念——晚清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福建论坛》2001年第4期。

{14}钱理群：《关于新一代研究者的观察与思考——在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颁奖会上的讲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1期。

{15}高玉：《评王本朝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期。

{16}张文民、方长安：《意义与限度——评王本朝先生著<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3期。

{17}{18}{19}王本朝：《文学的现代传统：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与流派》，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344页、第231页、第260-261页。

{20}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21}寇鹏程：《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创获——评王本朝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中国出版》2007年第11期。

{22}张均：《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6页。

{23}曾令存：《学科视野中的40-70年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78页。

{24}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增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91页。

{25}吴义勤：《文学制度改革与中国新时期文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26}李继凯、冯超.：《全新视域下的解读与重构——评王本朝著<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与知识谱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7期。

{27}蒋进国：《观念史：现代文学史的崭新书写方式——评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与知识谱系>》，《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28}{30}王本朝：《文学现代：制度形态与文化语境》，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95页、第237页、第312页、第366页。

{29}王本朝：《回到语言：重读经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78页。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刊于《文艺论坛》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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