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百家 | 张望：学术与人生的遇合及互动

◎  张望

张望：王老师您好！非常荣幸与您做一次面对面的交谈。梳理您的学术经历，我发现您是在1980年代早期进入大学学习，对于1980年代学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80年代情结”，如果要用一个词概括您的1980年代，您会用哪个词呢？

王本朝：1980年代确实是非常特殊的时代，它承载着巨大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容量。对于1980年代进入大学的这一代人来说，1980年代的确太珍贵，太值得回味了。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我的1980年代，我认为是——饥饿。为什么说是“饥饿”呢？我的大学生活，其实并不精彩，几乎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那时候大学课余活动很多，但我却远离了那种“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而将自己抛入了到图书馆的“书山学海”。当然，把自己投放到图书馆绝不仅仅是因为“无处可去”，更多还源于知识和思想的“饥饿”——对新知识、新观念的渴求。1980年代初期，我从川东农村考入西南师范大学，周围环境让我感到很陌生，特别是大学生们的“欢乐”和贫瘠的学术环境，我既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差距，也有些许失望和失落，于是，从迈入大学的那刻起就想方设法弥补这种差距，追求自己的读书生活。我先根据老师授课内容去读书，后来发现部分老师的教学也比较死板，知识陈旧，与我的想象存在不小差距。1980年代是一个破旧立新的时代，有的老师思想上难免没有一份警惕，放不开，知识视野比较狭窄、浮泛陈旧，不得不借助各类报刊杂志了解国内外学术信息。图书馆是一个好地方，可以说，大学生活离不开图书馆，只知在教室上课和考试，在寝室聊天睡觉的学生是没有多大出息的。我的大学生活与学校图书馆分不开，在浩如烟海的书本中，构筑起自己的知识结构、审美取向与精神体验。大学四年时间，除平常时间用来读书外，三个暑假我都没有回家，留在学校读书，大概读了800多本书，写下10多本读书笔记。一二年级，我集中阅读中外文学名著，形成了自己的审美取向——对那些语言、结构精致，关注、拷问与表达人的精神、灵魂、存在和生命的作品较为偏爱，比如外国的毛姆、茨威格、梅里美，中国的鲁迅都是我特别喜欢的作家。于此同时，我还看了一批文学之外的书。1980年代有一股美学热、文化热，大家争先恐后地谈论哲学和美学。我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看了好些哲学、美学、心理学、历史学方面的书，如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以及“走向未来”丛书等等，至今都印象深刻。这些阅读对我来说尤其珍贵，算得上是我学术之路的基石，对我终身受用。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我应该感谢1980年代，感谢那种相对开放、自由和从容的文化氛围，让我能够身处其中完成自己的大学时代，实现知识的建构、思想的提升、思维的开拓以及心灵的丰富。尽管当时的社会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有很多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但总的来说，1980年代还是一个有意味的时代。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对知识和思想狼吞虎咽的年代，培养了一大批好读书、善读书、想做学问的人。所以，那个时代也是值得怀念和纪念的。

张望：看来，1980年代的读书经历塑造了您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方式。我很好奇，在您广泛的阅读爱好中，为什么唯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偏爱有加”，并选择这一学科作为终生研究方向呢？

王本朝：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的兴趣并不在现当代文学，而是在美学，我甚至还给李泽厚写过信，立志报考他的研究生。但我的知识背景偏重文学，美学属于哲学。至于为什么选择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吧。首先是基于我对美学和思想史的大量阅读，觉得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可能会更好地发挥我的知识储备和阅读经验，可以将自己的文化、美学以及社会思想史背景更有效地调动起来，用己之长避己所短。其次，这也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魅力”有关。1980年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算是一门显学，文学创作和研究在社会的反响大，特别是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当时在社会上广泛流行或引起公众广泛讨论的都是一些文学作品，甚至是文学中的人物形象，不像现在是歌星、影星、企业家等等。事实上，我们如梳理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历史脉络，会发现中国现代文学是其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参与了中国社会的变革，推动了中国社会意识的变化发展，乃至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独特性、丰富性和创造性的证明。正是基于现当代文学拥有的鲜活思想、复杂精神、个性力量以及社会情怀，我才选择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终生研究的领域。还有一个原因是受了大学时代现代文学课程老师胡润森的影响。胡老师是国内著名的曹禺研究和现代话剧研究专家，他还创作小说，很有思想和才气，可惜他英年早逝。他在给我们上现代文学课时，讲曹禺创作，分析《雷雨》和《日出》，讲到《原野》时让我们去读读他发表在《四川大学学报》上的《<原野>简论》一文。我课后去图书馆认真读了这篇文章，后来向他请教，从此与他相识和交往，关系密切，受他的影响大，包括阅读存在主义和卡夫卡的作品，包括报考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研究生，都与他有关系。

张望：梳理您的论文，我发现1990年代初，您就开始围绕“基督教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关系”这一话题写文章，并持续关注了10多年。您可否谈谈是出于怎样的契机，或者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让您关注这一问题的呢？

王本朝：对“基督教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我大概持续关注了10年，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末，出版过1本专著，发表了20多篇论文。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我想也是有多方面原因和契机促成的。首先，这个问题的提出基于一些偶然的契机。1980年代末期，我是硕士论文选题，主要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悲剧意识。在研究该问题过程中，我注意到文学的悲剧意识与宗教有关，只是宗教呈现悲剧的方式不一样。文学的悲剧意识是抗争，而宗教则是接受和忍从，通过信仰超越人的悲剧性。宗教对于人生的整个看法都是悲剧性的，认为现实的世俗世界都不是圆满的，圆满的世界只存在于另一个彼岸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宗教参与文学消解了它的悲剧性，有悲剧意识，没有悲剧精神。正是基于硕士论文的写作，我便开始关注到文学与宗教的相关问题。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一本《新旧约全书》，阅读之后便引起了我对基督教的兴趣，发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些作家作品，有着基督教文化背景和倾向，如冰心、许地山、老舍、林语堂、萧乾等。他们有的是从小受到家庭影响，有的进过教会学校，在他们的作品中就隐含着基督教文化内涵。过去对这些作家的研究，往往忽略其宗教内涵，不认为它们是一个问题。通过查找资料，阅读作品，发现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关系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的课题，它既可以开拓出新的研究空间，也可以填补学术研究空白，于是我便投入到了这一问题的研究之中。另外，这个问题的提出还有一个具体的社会背景，1980年代的社会逐渐转入到一个物质化的时代，人们精神出现了某种荒芜、焦虑和空洞。正是这种价值的虚无化和精神的空洞化，引起我注意到了文学的终极关怀问题，以及人的终极信念问题。我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关系的考察，主要是追问现代中国文学表达基督教的意义及其限度。为什么它只能表达民族国家和社会现实给予它能够表达的，这有社会现实的诉求，也有个人体验和知识的支撑，有世俗与超越、批判与认同、自我与人类、身体与精神等意义规范约束，在其背后也隐含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思维和情感的向度，特别是在传统文化解体和分化过程中，现代中国文学的基督教书写既是现代价值之镜，被作为批判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的参照，也敞露出现代作家复杂的精神心理，也呈现出中国文学少有的终极关怀。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面对价值的日渐虚无和功利化趋势，谈论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无法回避的。

张望：那又是什么原因让您持续关注这一问题达10年之久呢？

王本朝：思考这一问题之所以会投入10年的时间，我认为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因为我个人并不是基督教信仰者，所以在理解问题上可能会有一些障碍。这个问题不是文学史实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关价值、精神和情感的问题。因此，面对这些问题，就不得不采取一种更为审慎客观的态度，既不简单地站到一面去批判，也不能简单地去信仰，而应该客观、理性、谨慎地去审视、描述和阐释这些文学现象，避免陷入情绪化、主观化，从而遮蔽历史的真实。所以，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尽量将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有关的作家作品一网打尽，然后再贴近文本和史料，发掘其内部信息，而不是站在文本外部作简单概念化的判断。收集整理资料以及文本研读上就花了大量时间，研究起来自然也就比较慢。第二，这个问题本身也比较复杂。如何构思设计一个较为合理的阐释框架也破费心力，思虑再三，最终我选择了三个角度和层面，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关系的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和语言文体。它既将基督教看作宏观的文化思潮观念，探讨其对文学思潮、作家精神心理的深刻影响；同时又将《圣经》视为文学文本，探讨其对文学语言、文体、意象、结构的渗透。应该说这样的探讨是较为系统深入的，我自己也是比较满意的。今天回头来看这本著作，我仍然充满信心，它应该算作是对该学术问题的阶段性成果，完全可能被超越，但不可被忽略。这就是学术史。

张望：时间进入新千年，我注意到您又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制度”这一概念的提出，在研究范式上打通了文学内部与外部研究，建立了以作家、作品、思潮、制度四位一体的文学史结构。您能不能谈谈该话题的提出又是基于哪些考虑和怎样的契机？

王本朝：文学制度问题是我至今还在持续关注的问题。之所以会将关注点转到现当代文学制度，首先是因为特定的社会背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在此背景之下，中国社会的人、事、物都逐渐被纳入体制之中，特别是人的思想观念和个体行为受到体制的规约。在体制化力量逐渐强化之下，我感觉到文学也进入到一个规定性的、制约化的体制形态之中，特别是当代文学，其生产方式、作家、出版商、读者都逐渐地被生产体制所规约，甚至到了无处不在的程度，由此我便开始琢磨文学制度问题。我们以前的文学研究往往把文学看成单一存在，比如作家作品、思想内容、艺术手法等，其研究更多着眼于文学内部，而文学与社会现实的中介力量却被忽略了。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古代文学便是这种体制力量的作用。中国文学自晚清以来就整体地融入了现代社会的变革与思想重建之中，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的变化。如果说中国古代文学更多局囿于作家个人世界，注重文学语言形式的话，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则超越了作家个人世界，超越了纯粹的文本形式和语言领域，进入到了社会的公共空间，成为了拥有强烈社会意识和文化意识的审美对象。现代文学超越个人体验而实现社会转化过程中的文学机制和生产方式却被学术界忽略了，比如作家的职业化、报刊出版、文学论争与接受机制、社团力量等等。我认为这些都是不能否认的文学力量，所以就投入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当我开始思考现代文学“体制化过程”时，我也为如何命名而纠结。偶然间，当我翻到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很受启发，觉得何不用“制度”一词命名文学的体制化力量，所以便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制度”概念。我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制度命题的提出，它带出了作家、作品、媒介和读者等文学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超越了作家作品中心论，破除了传统文学研究的边界和局限，而将一切与文学、作家、作品相关的社会、语言、形式等诸要素一并纳入到文学研究，作为参与文学生产的有效力量加以历史还原和意义阐释，进而分析文学与社会、思想与权力、自由与规则等问题。可以说，它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视角，带来了新的阐释空间。

张望：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研究，你已出版3本著作。您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问题还可以从哪些方面加以推进和深化？

王本朝：我正在完成文学制度史课题。我想在目前已有的文体史（诗歌史、散文史、小说史）、论争史、社团史之外，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文学制度史。从文学制度角度切入文学史，既关注作家作品和社团流派，也将文学生产问题纳入考察范围，从而建构一种新型的文学史模式。虽然完成该课题有很大的难度，但我相信他会是一部别开生面、有意味的文学史。

张望：另外，听说你最近出版了一本经典细读的书？

王本朝：是《回到语言 重读经典》，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前我提到过，在大学期间，我喜欢阅读经典作品，也认为文本细读是文学研究的基本功，也是坚守文学性的重要途径，因此，我很看重文本细读，也经常提醒自己，不要仅仅流于文学的外部研究，而忽略文本的细读。对文本的细读可以避免审美的粗疏，避免非文学化和非艺术化的研究倾向，而滑向文化研究和历史研究。

张望：是的，我就很喜欢文本细读方面的论文。您的文本解读时常让我眼前一亮、茅塞顿开。它是灵动轻盈的，没有套用理论的生硬，也没有诘屈聱牙的论述，平实中自有独到的发现。您能分享一下文本细读的经验吗？

王本朝：对于文本细读，我还是有一些心得的。首先在细读作品之前，应摆脱既有的文学史结论，包括他人的看法。我会将每次阅读都当作初次见面的朋友，也许文本早已是我所熟知的，也犹如“多年相见亦如初见”，在阅读中时有新的感受、记忆与想象，这也是最个人、最独特，最真实的阅读。随着我们的社会经验、人生体验和审美感受的变化，我们对文本的理解和把握也会产生不同于过去的感受。总之，以个人最为原初的审美体验与文本发生真实而全面的对话，我认为这才是最有效的阅读方式。第二，就是理论问题。我不排斥西方理论的借鉴和引用，但我不主张概念化地套用。简单套用理论如削足适履，表面上看起来它“垫高”了作品内涵和深度，但实质上却抹杀了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忽略了我们的生活体验、精神感受和语言经验，制造了读者与文学的隔膜。所以，我时时告诫自己不能套用理论，简单地搬用批评方法，而是直接进入文本，与其作“面对面”“零距离”的接触。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我比较强调文学的语言性。语言是文学的身体，文学中的所有要素都内在于语言，语言之外没有文学。文学中的文体、句式、用语，乃至一个标点，都饱含着独有的信息。盯住语言、扣住语言、感觉语言，是我阅读文本的重要经验。第四，要允许个人经验的介入，这是对阅读者的要求。比如读朱自清的《背影》，之所以读出作品中“父亲”的歉疚与嗟悔，这与为人父的经验有关。父亲送不送儿子到车站这件事，在我看来是生活中的小事，可为什么到了朱自清父亲那里却有百般的踌躇呢？其背后的原因，是父亲担心儿子因“祖母的死”和“满院狼藉”而记恨他。他在车站为儿子买橘子，也是为了减轻心中的负累与愧疚。如果没有人生经验，怎么可能读透文本呢？与此同时，还要通过查找资料发现信息。读了《背影》后，又查阅了一些材料，才印证了自己的阅读感受。朱自清祖母的死与朱自清父亲包养二房太太有一定关系。他的母亲得知消息后到徐州大闹一场，把朱自清父亲的差事弄丢了，父亲为了将二房太太打发走，就变卖了家产，其祖母得知此事，也一病不起。在阅读中适当联系作者和历史，可超越西方新批评的封闭性解读方法。总之，我认为，文本阅读不能将其作为理论的演绎，而应重视语言形式，重视主体感受，重视文本与作家、社会和历史的联系。

张望：在您解读的作家作品里，有不少鲁迅作品。在您看来，对鲁迅的阅读和阐释之于当代社会的意义何在？

王本朝：我多年来都有一个梦，就是做鲁迅研究。《鲁迅全集》我都看过很多遍，相当熟悉。鲁迅无疑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和文学世界的独特存在，他的思想的深度，语言的创造性都是其他作家难以比肩的，可以称得上是现代中国社会的精神象征。鲁迅研究也是检验当代学者的试金石，需要有相当的知识视野、思想水平和审美感受，与鲁迅对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困难的，何况今天的读者和研究者与鲁迅存有思想和艺术上的隔膜感，鲁迅的意义还没有得到充分肯定，对鲁迅的阐释有被符号化、工具化和碎片化的嫌疑。真正的鲁迅永远存在于他的文本之中。读鲁迅作品，与鲁迅相伴，就是进入鲁迅的最好方式，所以至今我也没有放弃对鲁迅的解读。

至于说今天的社会为什么还需要鲁迅呢，我认为至少有三方面的理由。首先，鲁迅为中国现代社会变革做出了独特贡献，理解鲁迅才能更好地理解现代中国社会历史，才能理解现代中国从何处来，又要到何处去。鲁迅身上拥有中国思想文化中少有的反叛性、革命性和怀疑气质，这恰恰是中国社会不断前行必须保持的内在力量。其次，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是为了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在鲁迅的认知中，民族独立的首要前提是个体的独立和人的解放，没有人的解放，民族国家的独立解放就是空洞的，没有依靠和落脚点。群体是以个体存在为前提的，个体的充分解放和发挥作用，国家才有力量，民族才有希望，否则，就会像鲁迅所说的成了“盲众”。可以说，鲁迅是相当睿智的。人要解放，摆脱物欲，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时代话题，仍需寻着鲁迅的脚步努力下去。最后，鲁迅的文学是不可多得的财产。20世纪中国文学好在还有鲁迅，如果没有鲁迅，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思想深度，审美力度，艺术高度将会大打折扣。鲁迅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强大的冲击力，作为文学标杆持续起着引领作用。

未来的鲁迅研究还有空间。比如说鲁迅的语言文体值得开掘。鲁迅的文学世界是一座语言宝库，甚至可视为另一部“现代汉语词典”——一个文学的、鲜活的、修辞意义上的语言辞典。从传统文学到新文学，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不能忽视老舍和鲁迅的作用。鲁迅实现了传统文言与现代白话的对接，老舍推动了新文学和白话文的大众化与精炼化。老舍的语言在精炼中很俗白，鲁迅则最大限度地展现了汉语的表现力。鲁迅的语言特点不在通俗上，但又没有古文的诘屈聱牙，而是一种过渡阶段的语言，充分表现了现代汉语的灵活性、包容性和表现力，特别是语言表达的力透纸背，因此，鲁迅的语言值得细细揣摩。

总之，要了解现代中国，不能离开鲁迅。要了解现代文学，更不能不读鲁迅。要了解现代汉语，鲁迅更是一个蓄水池。有人说，理解鲁迅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这是一个比较悲观的看法，对鲁迅研究怀有更高的期待，但是，鲁迅确实值得各个时代去阅读和阐释，他是不能被忽视和否定的存在。

张望：鲁迅的重要性确实不可忽视，我也期盼早日看到你的鲁迅研究著作。那么，对于今后的学术道路，你还有什么规划呢？

王本朝：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不知不觉走过了30个年头。我一直抱着不断学习和不断尝试的心态，从读书到思考，从思考到研究，从学术研究到人生体验，始终贯穿着读书、思考、研究与社会转向和人生体验的遇合与互动。或许每个人对学术研究的态度和感受都有不同，但学术研究之于我却是需要坚持一辈子的事业，也许学术研究并不是这个时代最有意义的选择，但它却让我体验到人生的丰富和思想的快乐。如果问我对今后学术之路的打算，我想说“重新出发”这四个字。人生没有几次重新出发的机会，我想，现在是提出新目标的时候了，要在学术研究的问题及境界、方法上提出更高的目标要求。我知道要做到“重新出发”是很难的一件事，它也许只是一个愿景，只是为了激励自己突破思想的羁绊，改变旧有的研究思路，创造更有意义的学术成果吧。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刊于《文艺论坛》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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