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察秋毫｜死而不僵：“伊斯兰国”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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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而不僵：“伊斯兰国”的兴衰

1月28日,伊拉克总理穆斯塔法·卡迪（Mustafa Al-Kadhimi）宣布，该国安全部队已联合美国，击毙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的指挥官阿布·亚瑟·伊萨维（Abu Yaser al-Issawi）。伊萨维自称是“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头目和组织内的“副首领”。就在伊萨维被击毙一周前，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市发生了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至少造成了32人死亡，110人受伤。尽管目前仍无组织宣称对该次袭击负责，但伊拉克当局将矛头指向“伊斯兰国”。那么，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恶名远扬的极端组织的起源为何？其发展过程和运作模式为何？死而不僵的“伊斯兰国”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地区和国际安全危机？

滥觞所出：“伊斯兰国”的兴起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兴起可以分为组织架构与意识形态两方面：组织架构上，“伊斯兰国”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末，由约旦人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组建的“团结与圣战组织”（Jama'at al-Tawhid wal-Jihad）。在本世纪初，该组织长期盘踞在伊拉克北部的安巴尔省（Al Anbar Governorate），并在美军攻入巴格达、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倒台后，吸纳了大量沦为散兵游勇的原政府武装人员。2004年，该组织更名为“伊拉克基地组织”（al Qaeda in Iraq），并依附于本·拉登领导的组织。

2006年，扎卡维被美军击毙，其继任者阿卜·麦尤布·马斯里（Abu Ayyub al-Masri, Abu Hamza alMuhajer）宣布将组织改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Dawlat al-Islamiyat fi al-Iraq），并自称巴格达迪（al-Baghdadi ，即阿拉伯语“来自巴格达的“）。在本·拉登被美军“斩首”后，该组织又陆续吸纳了一些原本隶属于基地组织的成员，并在新任首领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即巴格达迪）的领导下，于2014年前后占领了伊拉克北部的大范围地区以及叙利亚南部的几个市镇。2014年6月29日，巴格达迪宣称自己拥有统治全球15亿穆斯林的权利，并单方面宣称废除所有穆斯林国家的首脑，自称“伊斯兰国”的哈里发（Khilafah，即伊斯兰的宗教、政治领袖），并改用本名易卜拉欣。“伊斯兰国”随后在深陷内战泥沼的叙利亚攻城略地，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控制了叙利亚的多个战略要地，包括能源产地奥马尔油田，以及霍姆斯省的沙伊尔天然气田，并在遭到其占领的土地上实行严酷的伊斯兰教法（即沙里亚法，al shariah）。“伊斯兰国”在随后几年中一直扮演着叙利亚内战反政府武装力量中的圣战派的代表，并因多次对世界各国的平民人质进行“斩首”而在全球臭名昭著。

“伊斯兰国”地图，2014年8月 

图片来源：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在宗教领域意识形态上，虽然“伊斯兰国”的成员组成复杂，涵盖“团结与圣战组织”、基地组织残部、曾隶属于阿拉伯复兴党（Ba'th）的萨达姆残部、以及一些激进的民间武装等，但其主要成员均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在教义上深受逊尼派激进分支瓦哈比派的影响，其理念体现在“圣战暴力化”、支持原教旨主义“回归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用圣训（hadith）和沙里亚法统治人民，实践政教合一不承认世俗君主的权力等。

瓦哈比派对《古兰经》的解读是对奥斯曼帝国时期罕百里派( Hanbali )伊斯兰教法家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h)理论的继承，他也被视为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始祖。由于《古兰经》历史源远流长，其语言对于一般信众而言较难理解，因此，其解释权往往掌握在教法家手中。泰米叶在自身理解的基础上，将《古兰经》中的“圣战”重新定义为：“包括各种崇拜，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它包括通过肉体力量所做的事，通过心灵所做的事，通过权威的证明和提供意见来呼唤真主的道路，通过管理、产业和财富所做的事。”在方法论上，他将传统的以布道传教为主以求吸纳更多信众的“al-jihad”解释为“可以通过一切手段消灭异教徒的‘圣战’”，即“有攻击性的圣战”，以区别于更贴近《古兰经》本意的“防卫型圣战”。在泰米叶“圣战”理论的影响下，与沙特阿拉伯王室祖先有着举足轻重联系的阿卜杜·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将伊斯兰教法中“认主唯一”（Tawhīd ）的概念进一步简化，并否认其他伊斯兰教派对《古兰经》的解读。瓦哈比派支持原教旨主义，并将“圣战”的对象扩大到所有穆斯林。经过数百年发展，“圣战”思想影响了现今绝大多数信奉极端伊斯兰主义的组织，除“伊斯兰国”外也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塔利班等。甚至可以将“伊斯兰国”视为迄今为止彻底实践这一系列极端思想的组织。

瓦哈比和沙特家族族长合影

图片来源：historyworldsome

举世瞩目：人质“斩首”与极端主义袭击

伊斯兰世界民间对于西方国家的反感由来已久。无论是十字军东征，还是近代的殖民统治，双方在历史、宗教、文化、政治等领域都有显著的异质性。在二战后，中东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缘位置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储备，成为了新的“世界火药桶”。连年的战乱使该地区成为了非政府武装力量的温床。掌控宗教话语权的教法学家，鼓吹“圣战”思想，将其信众集结成民间军事力量，这种政教合一的模式使战乱地区的民间武装力量迅速壮大。近三十年内爆发的数场战争，也为这些组织提供了大量训练有素的士兵及轻武器。“伊斯兰国”吸纳了萨达姆政权和基地组织的武装人员后，在叙利亚动荡的局势下趁虚而入，并在当地初步形成规模。而资金方面，有消息指出，该组织因其反对什叶派的立场，而曾获海湾国家的支持，卡塔尔断交风波中的猎鹰事件就是很好的例证。

虽然“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内战中已“崭露头角”，但真正进入国际视野则是因其制造的多起极端主义袭击与人质“斩首”事件，包括2015年11月的巴黎恐怖袭击案、2016年布鲁塞尔连环爆炸案等。作为一个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针对世界各国的袭击中实践政治暴力，并成功地制造恐慌。在这一过程中蔑视人权、不遵守国际准则、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其将“圣战”思想与极端主义的方法论相结合，在国际上造成了深远且恶劣的影响。

煞费经营：“伊斯兰国”的内部运作

“伊斯兰国”特殊的组织结构是其能够迅速壮大的原因之一。具体而言，其组织架构严格分为自上而下四个等级，各个等级之间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

2019年10月27日，巴格达迪被击毙后，10月31日“伊斯兰国”宣布阿布·易卜拉欣·哈希米·库莱希（Abu Ibrahim al-Hashemi al-Qurashi）为其继任者。但直到巴格达迪死后第三个月，西方情报人员才确定“伊斯兰国”的新哈里发真名为阿米尔·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赫曼·毛利·萨勒比,是外号“毁灭者”的伊拉克前军官,他同时是“伊斯兰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之一。自哈里发下第二层级为“伊斯兰国”的区域代理人，曾经由巴格达迪的两名副手担任：阿布·穆斯利姆·图尔克马尼 (AbuMuslimal-Turkmani) 和阿布·阿里·安巴里 (AbuAlial-Anbari)。前者为原伊拉克陆军中校，特种部队军官，死于2015年。后者为原伊拉克主管情报工作的少将，死于2016年。“伊斯兰国”的第三领导层由舒拉议会(TheShura Council)和沙里亚委员会(TheSharia Council)构成。舒拉议会由大约十名成员组成，主要负责将决策层的命令传达给地面负责任务执行的指挥官。沙利亚委员会的领导人由哈里发亲自担任，主要负责督查选举哈里发，制定宗教政策，监督意识形态的工作。在舒拉议会和沙里亚委员会之下的是负责执行具体任务的部门和委员会，比如军事部、信息部、后勤部、媒体部等。

2014年巴格达迪第一次公开亮相

图片来源：路透社

运作这个庞大的体系需要稳定的经济来源。据西方媒体报道称，“伊斯兰国”的主要经济支撑来自于银行打劫、石油贸易和税收。另有消息披露，“伊斯兰国”攻占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时，从银行抢走了近4亿美元。此外，“伊斯兰国”曾在叙利亚、伊拉克分别掌握当地石油产量的60%和10%。按照每日产量3.4万桶至4万桶估算，若以每桶20至45美元的低价出售，“伊斯兰国”每日仅依赖石油贸易即可获利近150万美元。但是，“伊斯兰国”随后的盲目扩张招致的资源浪费和在正面战场的严重失利，最终致使其在2019年丢失了叙利亚境内最后一个据点的控制权。对于高度依赖石油贸易和税收的“伊斯兰国”而言，失去领土就意味着失去了稳定的收入，因而，自2016年后，其财务状况急剧恶化，人员锐减。

“伊斯兰国”控制领土和其主导恐怖袭击致死人数

图片来源：Statista

与此同时，“伊斯兰国”将其工作重心转移到民众的动员上。具体而言，“伊斯兰国”将目标分为“内环—中环—外环”多层次立体推进，协同开展。内环指的是整合吸纳被边缘化的武装力量。重点招募原萨达姆残部，组成其核心战力。其次，在中环用物质回报引诱和宗教旗帜号召当地饱受战乱之苦的年轻人加入，宣传“五星级圣战”，鼓动中东穆斯林效仿“希吉拉”背井离乡，加入“伊斯兰国”。最后，“伊斯兰国”在外环通过社交媒体全方位美化“圣战”。这些策略在“伊斯兰国”全盛时期成功为该极端组织输送了大量年轻成员。据估计，截止2015年5月，参加“伊斯兰国”的外籍人员高达2.2万名。但此后的几年，随着“伊斯兰国”的衰败，其民众动员工作也难以为继。

“伊斯兰国”版图变化示意图

图片来源：英国卫报

危机四伏：“伊斯兰国”的战略转型

作为暴力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以意识形态与暴力的理念输出，提升自身的影响力。不仅多次介入地区冲突及国家内战，还在政府治理失效的地区进行武装和政治渗透、导致战火频仍。上述行为不仅扩大了“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也给其它地区带来不良影响。近年来，其在法国、美国、也门、科威特、突尼斯、巴基斯坦等国家制造一系列极端主义事件，不仅造成地区动乱，也严重对国际的安全与稳定构成巨大威胁。

2014年8月8日伊始， 美国联合多国对“伊斯兰国”实施军事打击，但未能有效阻止“伊斯兰国”扩张的步伐。一年后，与美国在叙利亚问题素来不和的俄罗斯，也在叙利亚境内与“伊斯兰国”在内的各路反政府武装正面交锋。尽管如此，“伊斯兰国”仍与美俄等国持续对抗。在美俄两国主导的强力打击的压力下，“伊斯兰国”严重受创，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领土锐减，人员死伤惨重。据统计，截至2016年7月，“伊斯兰国”在叙伊境内的领土减少幅度达40%以上，战略态势陷入被动。而由于各级成员大量阵亡，截止2016年，“伊斯兰国”已损失数千名成员，包括几百名核心的骨干，如“圣战部长兼总参谋长”希沙尼（Abu Omar alShishani）等，极大地削弱了其战斗能力及战役指挥能力。

二、武器库被尽数摧毁，装备与武器供应趋于紧张。“伊斯兰国”在伊叙境内数个据点相继失守后，其所面临的武器短缺状况日益严重。

三、财政状况因伊叙境内石油设施的摧毁，一落千丈。在美俄及其他国家的多方打击下，“伊斯兰国”用于开采、炼油、贮藏、运输石油生产链损毁严重，失去其重要的经济来源。财政趋紧地削弱了“伊斯兰国”的行动能力。

在上述背景下，“伊斯兰国”开始对其战略进行调整，试图以扩大其组织“外环”的方式，摆脱其伊叙主战场的困局。巴格达迪曾极力号召各地穆斯林在自己的国家发动、参与“圣战”，强化“圣战”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他甚至鼓吹生活在西方国家的穆斯林移民在当地发起“圣战”，分散各国政府的注意力，以换取转圜空间。与此同时，“伊斯兰国”也派遣人手支援“外环”的工作，在伊叙战场仅留下两万名左右的精锐部队，对抗伊叙政府军及美、俄多国的军事打击。

 “伊斯兰国”的“外环”扩张战略取得一定程度的成果。在巴格达迪就地“圣战”理念指导下，其组织成员迅速占领利比亚包括港口在内的多个战略要点，获得了进出地中海的通道。如此一来，“伊斯兰国”既可将其成员混入难民队伍，向欧洲渗透；又与来自主战场的支援里应外合。另外，为了纾困，“伊斯兰国”也控制了多处石油开采、加工、储运设施，并将其在黑市交易的不法所得上交总部，缓解其长久以来的经济困境。“伊斯兰国”声东击西的做法与扩张的势头引发多国恐慌，并造成欧盟国家对于难民问题的立场分裂。引发欧盟内部对“是否加大在利比亚的反恐介入”、“完善欧盟内部的反恐体制”、“难民身份甄别”等问题的广泛关注。

“伊斯兰国”以也门“圣战”新战场作为跳板，掣肘沙特对伊叙两国介入的同时，极力扩大其在阿拉伯半岛的势力：2016年，“伊斯兰国”曾在也门制造多起汽车炸弹袭击，造成当地大量军警伤亡，并突袭也国军队，强夺大量武器；在沙特战场，“伊斯兰国”利用新媒体宣传，号召极端分子加入。对当地情报和警务人员发出死亡威胁的同时，还对沙特东部地区和科威特境内的什叶派清真寺发起极端主义袭击。沙特和科威特朝野囿于其自身利益，不再插手伊叙的乱局。此外，“伊斯兰国”在阿富汗设立指挥部（“呼罗珊省”），严重威胁了中亚和南亚的和平与稳定。

      小结

早在2017年，在成功将“伊斯兰国”势力清除出其领土之际，伊拉克前首相就已经对媒体宣布了与“伊斯兰国”势力斗争的胜利。然而，4年之后的今天，“伊斯兰国”非但没有在伊拉克与叙利亚销声匿迹，其势力反而在伊叙两国与更加广阔的MENA（中东与北非）区域再度呈现抬头之势。仅在2020年的第一个季度，伊拉克境内就已经发生了566起由“伊斯兰国”发动的极端主义袭击。截至2020年8月，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发动了超过了126次极端主义袭击。

事实证明，无论是对于“伊斯兰国”的战术胜利还是对其领导人的“斩首”，都难以对诸如此类的极端主义运动造成致命性的打击。中东各势力与“伊斯兰国”进行的军事斗争所造成的平民伤亡与基建损失却加剧了社会不稳定的状态，伊拉克与叙利亚的政府缺乏能够控制其疆域的治理能力及用于战后重建的资源。当羸弱的政府难以修复战争对商业、家庭造成的破坏时，破碎的社群与随后的难民潮便随之成为了“伊斯兰国”等极端主义运动滋生的土壤。

自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以来，各国在MENA区域削减的军事活动也给予“伊斯兰国”抢占新出现的战略和力量真空的机会。虽然其失去了一些核心领导层，但“伊斯兰国”仍然能够在财政上自给，并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意味着导致“伊斯兰国”势力扩张的根本原因仍然存在：无效治理、经济机会的缺失与教派争端；由此，在近将来的MENA区域”伊斯兰国“仍将会是一个不容小视的安全威胁。

从更深的层次来说，国际力量对于极端主义的军事打击并未达到预想的效果；跨国极端主义组织利用互联网与媒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招募与动员，其对于区域与全球安全构成的威胁也难以透过国际军事遏制的方式解决。尤其是在导致极端主义的根本原因悬而未决的情况下，“伊斯兰国”及与之类似的极端主义运动可能将长期存在。该如何妥善地解决这一问题，对于深受极端主义威胁的各国而言，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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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middle-east/2021-01-15/biden-doesnt-need-new-middle-east-policy

文案：

王顺楠

王旌州

张计淳

汪一放

设计：

周一诺

监制：

方柔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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