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强：地方化、集群化、植根性，产业竞争力的决定要素 | 文尾演讲PPT阅读链接

☑ 作者：顾强(华夏幸福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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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以“双循环”新格局经济复苏与产业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2020 清华-财新公共治理论坛”在清华文津国际酒店举行。华夏幸福研究院院长顾强在论坛上做了题为《新发展格局下产业空间治理》的主题演讲。论坛由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联合财新传媒共同举办。李稻葵、刘遵义、刘守英等多位专家学者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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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题演讲中，顾强院长强调透过我国产业发展短板，看到背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关键技术的问题，提出产业的地方化、集群化和植根性，决定了产业的竞争力，建议关注全球范围内创新“再中心化”趋势，处理好新格局下产业空间治理的“空间管控与市场选择”、“产业政策与市场机制”、“政府规制与非政策制度”，“供应链协调与价值链分配”四个关系。

实现双循环所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短板

如果外循环受到影响，与之相关的众多产业都会遭受严峻的挑战。从经济运行的基本数据看，目前我国的货运总量约515亿吨、能源产量约为38亿吨标煤、能源消耗总量约46亿吨标煤、材料产量为36亿吨。在消耗中，有20%是用于国外循环。如果国外循环部分有所减少，我国自身循环的一部分也会相应减少，例如大规模基建、房地产投资，都可能会处于下降通道。
产业价值链重塑的任务，在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变得更为艰巨。当下，分析我国产业价值链的重塑，首先，从构建核心竞争力的角度，应关注企业内外两种发展动力：外在支撑体系，包括整个国家的产业体系、资本市场和交易成本等；而企业内在发展驱动力，包括关键技术、品牌发展和销售渠道等。
从外在支撑体系看，我国资本市场的支撑能力已经得到有效提升，中概股很多企业回归到国内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对创新的驱动作用正在逐步发挥。
外在支撑体系也存在挑战，如交易成本中物流成本，我国物流占GDP的比重远高于发达国家。另外，产品中的其他分摊成本也不容忽视。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汽车中的“养老成本”，美国企业是日本的三倍。所以，当时通用要寻求破产保护，克莱斯勒被菲亚特收购重组。今天我国产业无论是在哪个循环里，这类成本也是非常关键的。而这部分成本又是单个企业无法控制的，需要依靠整个国家、整个体系的力量去解决。

我国产业体系发展的三大优势，包括国内市场大，产业体系全，资本估值大。疫情以来，对口罩等防护用品的需求增长快，依托这样的优势，我国化工原料、口罩机等设备也迅速形成了产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口罩机其中关键的零部件，喷熔磨头，仍多数依赖国外厂商供货。实际上，每个产业、每个行业里都会存在短板，短板背后，实际上是数据的积累和竞争。中美贸易摩擦，也可以归结到信息技术的较量，并最终表现为芯片的竞争。芯片中有数据、算力、算法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所体现的是高等教育和人才竞争力的问题。高等教育以及背后的制度文化等方面根本性的解决是实现技术提升的核心。
在5G技术领域的基础标准中，华为可以占到35%以上。离开华为，5G的技术标准就残缺不全了。我们研究整个产业的制高点，而在企业背后是国家，在国家背后是国际政治关系。

内循环依托都市圈主导、依靠协同化发展

产业供应链重构方面，疫情期间，所有企业的供应链都面临着拆散，企业不会增加资本性投入，所以整体产业链的变动也很难。随着疫情影响逐步减弱，产业链布局则更有可能出现一些变化。

国内产业空间正在加速重构，呈现了新的布局，出现空间上的集中或分散的特点。在新兴产业领域，空间上出现了高度集中，并且是加速集中的趋势。比如说科创板申报企业的布局主要在最核心的五六个城市，而在五个城市里最核心的区域，可以说集中在深圳高新区、苏州工业园区、张江高新区、中关村这样的园区中。
产业空间大规模重组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都市圈产业生态下的“链状+空间梯度+云状协同”，体现了地方化、集群化和植根性，并且决定了产业的竞争力。
二是在全球主要的核心城市出现创新尖峰的现象，呈现出创新的“再中心化”趋势，创新不断向大都市集中。
三是从空间上，将实现“创新尖峰+产业高地”的耦合。在一定半径范围内的制造业高地围绕创新尖峰形成这样的关系。
例如从上海到合肥，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无论从材料、自动驾驶技术、资本等各方面，实际上形成了上述的产业生态关系。

都市圈内循环和产业垂直分工深化

都市圈范围的小循环，特别是沿着大城市都市区的循环同样不容忽视。以消费品产业为例，围绕着都市区域形成了满足都市消费需求的内循环。华夏幸福在霸州都市食品产业园的两个代表企业，包括海底捞的中央厨房，还有稻香村的生产基地，实际形成了都市圈中的内循环。

都市圈内部的产业垂直分工深化，也将为产业链的深度多元化提供了机会。从中关村到怀来再到张北，都市圈核心区域主要以数据和软件为特色，而都市圈外围，目前主要做存储，一些特定环节，比如数据清洗、贴标签等相关的工作也有机会逐步转移到都市圈外围。
在美国杜勒斯机场到华盛顿的50公里范围，形成了全球互联网产业的高地，集中了大量的AWS存储器，实现数据存储空间的交易，全球70%的IP流量在这个区域创建或通过，形成了这样一个互联网产业的走廊，有望成为引领下一轮技术周期的互联网靶心，值得我们借鉴。
新格局下产业空间治理需处理好四大关系：
一是空间管控与市场选择的关系。产业向大都市周边外溢发展的趋势明显，而建设用地空间在强规划和强管控下，出现与市场选择相背离的问题，限制了产业的发展，应妥善处理，平衡二者关系。
二是产业政策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地方在发展产业的冲动下，加大补贴、市场准入等选择性产业政策非常普遍。而这也导致众多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带来市场扭曲，尤其在在新兴产业发展领域。这在产业控制治理过程中应着重注意。
三是政府规制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政府的政策和规制为产业发展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但同样重要的是，在新兴产业领域，营造有利于区域非正式制度形成的环境。所谓非正式制度，是通过集聚企业家、资本和人才，形成默会知识，进行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匹配，构建行动者网络，这些更易于打造新兴产业发展的整体生态。
四是供应链协同与价值链分配的关系。新格局下，价值链加速重塑的同时，空间上也出现相应调整，在产业空间治理中应加强两者之间的匹配与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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