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7亿农民重回公有制？你这是在玩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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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刚吃几天饱饭，就开始怀念吃艹的时代！

前天，某网刊登了一篇署名张宏良的文章：《公有制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唯一道路》。文章的观点是：只有公有制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唯一道路。文章主要的论据是：“仔细观察像刘庄村、南街村等上千个富裕村就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全都是集体经济，全都是走的公有制发展道路，是通过公有制实现的共同富裕，而没有一个村庄是通过家庭联产承包等私有化道路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

而这样一个关键论据是怎么来的呢？文章里给出了答案：“据说像河南省刘庄村这样的富裕农村全国已有上千个”。你没看错，这么重要的论据是道听途说的。我觉得还不如托梦来的更可靠一些。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睁着眼睛说瞎话！

前不久，李X满的一篇题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文章震惊世人。如果说那篇文章的矛头指向是娱乐圈和寡头资本；这次左翼学者提出的“只有走集体经济的公有制道路，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共同富裕。”则是让中国7亿多农村人口脊背发冷。

我在前天的文章里，给朋友们推荐了弗里德曼关于公平的论述。是的，就是那位说出过“一个将平等置于自由之上的社会，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他是美国当代经济学家，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自由选择》一书中，他阐述了自己的核心观点。这或许能够解释一下为什么在公有制下很难实现共同富裕。最起码来说，公有制并不是实现共同富裕唯一可能的道路。有朋友可能会对后面这话表示不满。没关系，看到最后您就明白我在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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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认为，社会经济活动大体可以归纳为“花钱和办事”的关系。他为此做了这样的一个矩阵。矩阵分为四个象限，分别是：

一，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

二，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

三，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

四，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

在“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的情况下，几乎每个人都会量入而出、精打细算。因为自己最了解自己的需求，所以会以最经济的方式为自己办事。但人对于办自己的事，有时候磨磨蹭蹭是难免的。

在“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的情况下，办事是最有效率但非最经济。钱是自己的，有使用上的主动权。所以行动力上没毛病。但因为对于别人的需求并不了解，所以很难达到经济上的最合理。

在“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多多益善”的做法。这其实很好理解。所以，无论自己是否真的有需求。哪怕创造需求也要完成“花钱的任务”。这种做法无疑会导致经济上的低效和浪费。很多单位到年底的时候都有过“突击花钱”的经历。可是没见过哪个家庭在年底要千方百计把钱花光。前些年各地跟风比阔动用公款建豪华办公楼，配置公务车，各种巧立名目的会议培训，公款吃喝宴请之风难刹也是典型的例子。像恒大这种“大到不能死”的，甚至还可以绑架全社会为自己买单。

而“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无疑是最不负责任，也是最万恶的方式。既然钱不是我的，花起来自然不心疼。办的又是别人的事，所以用不着那么上心。最后的结果当然是既不经济又没有效率。很多社会公共事业和服务都属于此类。例如，以前一些地方搞扶贫。把种兔种羊化肥种子往扶贫对象手里一塞就算完成任务。丝毫不关心一转眼这些种子化肥就换了老酒，种兔种羊成了下酒菜。再比如……呃，算了、不举例了，你们自己想去吧。

其实“崽卖爷田不心疼”这种事并非是哪个国家的专利。美国邮政是美国少有的也是最大的国企。因为花的是联邦政府的钱，办的是服务社会的差事。所以不仅机构臃肿、成本奇高，效率低下到令人发指；而且还在DS的插手控制下参与了2020大选偷票。川普总统曾发誓，如果再有机会担任美国总统，第一个会拿美国邮政开刀。北欧国家推行的高福利政策其实也属于“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不同党派之间比着花钱给老百姓造福。尽管有些做法细节上略显白痴。但老百姓起码落了实惠。

1958年至1960年的“大岳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将土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变更为人民公社所有制。令农民完全丧失了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进而失去了生产的积极性。直到1982年1月1日以后，中国全面落实了包产到户的政策。农民逐渐可以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同样的土地上面，养活了更多的人。而那些刚吃几天自由市场的饱饭，就开始怀念吃艹的日子的人，脑袋一定是被驴踢了！而且还是最蠢的一头！

那么，是不是公有经济就完全不能实现“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的效果呢？也并非如此。但必须的前提就是：主观方面，所有的政府工作人员都必须一心为公，不追求任何个人私利。客观方面，要求政府在决策时掌握充分的信息，能够建立确保作出正确决策的决策机制。同时，还必须有一套严谨和平等的法律体系作保障，限制权力被滥用。否则，不仅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达不到改善市场效率的预期目标；还很有可能产生严重的负面作用。

前苏联无疑是采取了高度集中的公有制经济体制。用计划手段替代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用行政命令管理经济。而在这种被人为设计出来的超大的系统中，被用无数的层级进行分割。每个层级都是人为因素占主导，因而遍布漏洞，盗洞。为了解决这种系统不稳定因素就必须加入自上而下的监管。这种强行插入的体系又会成为新一类层级。不仅监管成本极高，而且每个监管层级本身，又可以成为新的漏洞，盗洞，并造成系统失稳崩溃的重大影响因素。以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例。当计划经济导致系统整体失稳，为了强行维持稳定，最显著的手段就是进行大范围、无差别的清洗斗争。效果上往往会维持三五年，而后再开始新的一轮失序。

弗里德曼说：（一些人）反对市场经济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它给予了人们渴望得到的东西，而没有给予特定群体认为自己理应得到的东西。大多数反对自由市场的论断，其背后是缺乏对自由本身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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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优秀的经济形式，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平等的一种制度。在调节社会分配方面成本最低的就是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的衡量标准是单一的和可量化的，并且是人定因素最少的。市场经济没有人为因素的干扰，不进行带有“倾向性”的关注和扶持发展，减轻人民负担，减少对各个行业的束缚，加强法制建设，实现公平的市场竞争，获得合理的市场资源配置。让市场来决定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强加妄为，不乱做行政干预，看似什么也没做，其实恰恰是符合社会经济规律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品分配都是靠计划指令。当时的政府真的很辛苦，兢兢业业的力求有所作为。连知识青年都走出校门，追求“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去了。但最终发现，计划经济的指挥棒对抗不了经济自身运行的规律。造成的结果就是，生产力低下，分配严重不公平，人治大于法治，国有企业浪费严重，阶层分化明显，人民基本生活保障严重不足。

而改革开放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改开做的最重要的两件事是：第一，让地方政府放权，按住那只闲不住的手。让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第二，财产私有。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底层逻辑就是财产私有。而财产私有关系到独立人格。

那么有人会说，商业都是逐利的。大家都去走“私有化单干”的道路，贫富差距不就越拉越大了吗？我的回答是，这种现象必然出现但并不可怕。举个栗子。钻石在深埋地下的时候只是一种矿物。工人千辛万苦把它挖掘出来。但你永远也看不见矿工会带着亮闪闪的钻石戒指和项链。这些钻石在经过打磨镶嵌以后，被人花高价买下成为“一颗永流传”的珠宝。这就是经济学里著名的“科斯定律”：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

这时候，政府的价值就体现出来。政府要做的就是通过收税和社会福利的方式实现“共同富裕”。让穷人或社会弱势群体可以享受到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廉价住房等社会福利。而不应该是动用行政手段确定谁有资格戴钻石、谁没有。而政府分配社会财富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权力的溢出和让渡。哈耶克认为，正是基于表面利己的商业，我们才能做到最好地服务于他人，服务于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商业，才是最大的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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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还只是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并非尽善尽美，公有制也不是没有“共同富裕”的可能性。先别骂人，请往下看。

我以前写以色列的文章里提到过一种有趣的地方叫“基布兹”。汉语翻译成“共产主义生活”。我倒是认为，叫人民公社似乎更贴切一些。在“基布兹”里，实行的就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共产主义。

“基布兹”很像一个缩小版的生产建设兵团。其内部设施齐全。不仅有医院、幼儿园、饭堂、图书馆、教堂，还有各种公共娱乐设施。“基布兹”的成员共同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无论从事哪方面的工作，都会拿一样多的工资。其实大家对工资的需求并不高。因为生活在这里的人，都享有同样的生活标准，承担共同责任。成员接受各种公共服务都是免费的。吃饭就去食堂吃大锅饭，住房一家一套平均分配。连家具都给你配好。所谓工资，其实就是零花钱。“基布兹”里采取直接民主，管理人员由全体成员直接选举产生并定期轮换。有趣的是，“基布兹”选举出的主要负责人也叫“书记”，但没有任何特权。选择的标准是能力和人品。这里讲究身份平等，有完善的制度。平时的大事小情都要通过集体决议。不会人为定出什么所谓的行政级别，更不会有“一把手说了算”。这简直就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理想世界。

而在“基布兹”里，各项事务都必须高度透明化。每一位新加入的成员都要经过严格的评估并得到全体认可，确保其具有同样高度的觉悟和道德品质。反之，退出倒是比较简单。只要说一句我不干了就可以走人。曾有一位年轻人想在假期里去瑞士滑雪。而其他成员经过表决，认为滑雪并不是必须要做的事就予以否决。最终这个小伙子一气之下脱离了“基布兹”。所以，以色列的公有制实践带来的共同富裕指的是每一个人在高度透明的环境下都拥有平等的权利，获得平等的尊重，全体成员分担责任，分享成果。而且保留随时退出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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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没有假设。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其实无论是姓资好还是姓社好，市场经济好还是计划经济好。争论的背后是对谁更有利。因为利益上的矛盾无法调和，所以争论也不会终止。

前苏联推行的公有制也不是绝无可取之处。它能在特殊时期集中全国的物力人力，短时间内完成必要的经济发展任务；并且具有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这种模式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可以依靠大量的消耗资源使经济高速增长，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技术手段和经营手段作为有力支撑的时候，它就显出明显的后劲不足。所以苏联和部分体制相同的东欧国家在经历一段较快的经济增长之后，或多或少地出现发展停滞的现象。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在政治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官僚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特权和个人专权问题严重地破坏了民主和法制，强加在民众身上的负担引起不满和抗议。最终导致社会动荡。不但没有共同富裕，反而变得共同贫穷。事实正如弗里德曼所说：自由市场是人类发现的唯一能让多数人自愿合作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它对于维持个人自由至关重要。

在柏林墙被推翻以后，依然有很多前东德人留恋这种苏联模式的公有制。其中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前东德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另一类是因为懒惰导致的市场竞争失败者。前者，不仅是公有制经济体系的蛀虫，而且也是特权者。在一个民主制度的社会里，他们不可能再次拥有高高在上的地位和远超民众的特供福利待遇。后者，巴不得通过平均分配的方式不劳而获混吃等死一辈子。按劳取酬的市场分配原则无疑是他们最不愿意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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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头版日前推出评论员文章专门提到“三个没有变”。即，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而我们身边却总有人一边享受着发达的商业社会所带来的富足安逸的生活，一边痛骂着非公有制经济。以此占据道德制高点，宣扬回到过去。而他们推崇的公有制其实并非以色列模式，而是已经被历史抛弃的苏联模式。他们这种人的反改革心态，本质上是渴望一种以公有制为名义的官僚特权制度。

其实，张宏良文章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没有举。那就是号称天下第一村的华X村。以前家家住别墅开豪车，但如今严重资不抵债面临破产。回顾华X村的历史，确实有过辉煌的时刻。但集中化的权力，并不会因为创建者的善意而变得无害。华X村与以色列的“基布兹”的根本性区别在于，他们是打着走集体经济的公有制道路的名义，做的是家族企业。既享受政策扶持和优惠贷款，获取家族企业的实惠，同时还逃避了家族企业的责任。在共同富裕的口号下，上演了一场劣币驱逐良币的闹剧。然而，无序扩大的债务最终有撑不下去的一天。从这个角度上讲，倒是和恒大的暴雷如出一辙。他们有的只是“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能往自己口袋多装一点是一点的心态。谁都没拿企业当自己的亲儿子，也都没有做百年企业的打算。

求求你们，放过中国7亿多农民吧。看待经济问题，什么时候也不能仅凭一时鸡血上头，不顾基本常识和价值规律。大家刚过几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好日子，有人就开始宣扬“公有制是共同富裕的唯一道路”。你这是在玩火！但凡有半盘花生米也不至于醉成这样。

又是一篇5500字的长文。感谢您从头到尾看完。基于某种不可说的原因，建议您先保存。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请三连支持。

文章越来越难写。唤醒良知这种幼稚的念头我早就没有了。因为良知是一种天赋的道德观念。有些人喜欢将他出生时候的状态视为最自然、最满意的状态。他们不会想到其他的权利，也不会想到其他的财富。任何试图改变他们的，不仅得不到他们的感激，反而要提防他们扑上来狠咬一口。

用《肖申克的救赎》里的一句话作为今天文章的结尾：有一种鸟儿是永远也关不住的，因为它们的每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

PS：公众号“华语江湖”已经转生“真理和窄门”。请朋友们点击下方名片关注一下。让我们紧握双手，不至在黎明前走失。

求是大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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