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书真好啊！【077】《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077.《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豆瓣阅读榜单第11名
（每周依序更新榜单书评1篇）
福尔摩斯是英国的文化符号，其探案集同样是侦探文学的代表。
之前上学时囫囵吞枣读过全集，是地摊上那种5元钱一大本的盗版书，情节基本都忘了。这次看了新星出版社的注解版，才真正领略到这位名侦探的魅力。
由于全集的篇幅很长，可能沉下心来阅读，才是最适合打开侦探世界的方法。
BBC拍摄的《神探夏洛克》，把侦探的舞台从维多利亚时代，搬到了现代的伦敦，可作为阅读的搭配。
无心插柳的作家
其实，该书作者柯南道尔的写作志愿，一直是历史小说，他也花了很多的精力。然而，一炮而红、流传至今的依旧是福尔摩斯。
更早，在从事写作之前，柯南道尔是一名眼科医生，在伦敦高级诊所区挂牌经营，但生意很差。于是他转行写小说。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在福尔摩斯探案集诞生后，随即一炮而红。当时，杂志社邀请他写连载，柯南道尔不想写，报了个天价稿酬，希望让出版社知难而退。
谁知出版社居然答应了。这就叫有钱能使鬼推磨……
在写小说之外，柯南道尔卓越的历史贡献就是推动了英国离婚法律制度的改革，造福了许多女性。
在小说中，他也塑造了许多被陈旧婚姻（最初英国男性可以提出离婚、女性不行）迫害的女性形象，从舆论上为他的主张造势。
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就叫“夹带私货”。但这种所作所为，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体现了作家柯南道尔作为公众人物的责任感。
信以为真的福学家
围绕福尔摩斯，欧美有所谓“福学家”的群体，研究成果之多、论述之精、脑洞之大不亚于“红学”。
“福学”的最大特点就是，相信福尔摩斯是真实存在的，破案故事都是真实发生的。
因此在他们看来，华生是记录福尔摩斯事迹的真正作者，柯南道尔是华生的经纪人。
“福学”是座摩天大厦，衍生出了许多分支学科——根据月相推断阴历日期的、根据天气推断事件年份的、根据火车时刻表推断案件日期的、分析华生婚恋史乃至性向的、总结福尔摩斯烟斗种类的、统计福尔摩斯笑了多少次的……
新星出版社的注解本引用了很多“福学”成果，读起来很有趣。
例如：迪安·W·迪根舍特在《语言学家歇洛克·福尔摩斯》一文中提出福尔摩斯能熟练运用美式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挪威语和盖尔语，可能还懂一些俄语、瑞典语、荷兰语、希腊语、波斯语、中文等。他对拉丁语造诣颇高，还研究过科尼什语和迦勒底语。
又如：烟斗在福尔摩斯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60篇正典案件中有35篇提到福尔摩斯吸烟斗，还有3篇中可能也是在吸烟斗……雪茄大概提到八九次，而香烟也不过九十次。
再如：劳特巴赫在《很少笑的人》中统计出福尔摩斯表现出高兴多达316次，包括：微笑103次、大笑65次、玩笑58次、扑哧的笑31次、会心一笑10次、被逗乐9次、高兴7次、喜悦7次、眼睛闪光7次、其他19次。
能够心无旁骛、确信笃定地读一本书，也会收获常人难以体会的愉悦。这些“福学家”是有福之人。
侦探小说的艺术
人们为什么喜欢阅读侦探小说？从文学原理上有何解释？
以下摘自新星出版社全集注释：
侦探小说的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设谜的艺术，作家设置一个谜，请读者来破解。
每个作家都希望自己的谜能够百转千回，迷雾重重，难以破解，从而吸引读者一步步走进小说里面；而当每位读者阅读侦探小说的时候，也都抱着一种心理期待，希望读到一个百转千回，迷雾重重的故事，同时自己能够最先最快地破解那个谜。
于是，作家设谜，读者解谜，两者之间仿佛在进行一场智力的角逐。在这里“谜”就是悬念，侦探小说就是“解谜”的艺术。
侦探小说中的悬念有几种，包括“谁干的”、“为何干”、“如何干”等。
“谁干的”就是指罪犯是谁，往往是小说最核心的悬念。
“为何干”探究罪犯犯罪的动机。在强调解谜的古典侦探小说中一般只要合理即可，并不会深入讨论。而在犯罪小说中对这个问题关注比较多。
“如何干”是讨论罪犯作案的手段和方法，在一些强调诡计的作品中往往关注这一问题，比如密室杀人题材的作品。
根据星星的阅读体会，更关注“为何干”属于社会派。更关注“如何干”属于本格派。当然，两者没有非常清晰的界限。
福尔摩斯在中国的首次浪潮
关于这个写过三篇长文，现在简单概括一下。
1896年，近代中国重要报刊之一的《时务报》登载了《英国包探案访喀迭医生奇案》，由此侦探小说也在福尔摩斯的带领下走入中国。
柯南·道尔是当时极少数在生前大部分作品就被中译的作家之一。
侦探小说让国人看到了有识之士倡导的科学和民主，在比较中领悟中国的不足之处。
福尔摩斯故事很少有暴力成分，侦查过程和真相大白的演绎法就像仪式，给人安全感。案件中法纪必胜的结局，为读者提供了心理上的稳定作用。
在混乱的近代中国，福尔摩斯维护法纪，有如古代的清官，但又更胜一筹，因此很有感召力。
以福尔摩斯为代表的西方侦探小说，激发了许多文人和读者对西方文学的趣味，在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促进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文艺成为了中国文学的道路。
对待清末民初出现的侦探小说热潮，研究者要么视而不见、从不提及，要么斥之为“宣扬凶杀色情”。
1978年以前，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对福尔摩斯的批评之风，占据了文艺界的主流，主要表现于存在“单纯依靠个人才智来进行侦探活动，不依靠广大群众的思想和方法上的缺陷”。
也就是说，福尔摩斯“不走群众路线”……
福尔摩斯在中国的二次浪潮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文化艺术界开始向异域文化打开了门窗。三中全会召开的同一个月，群众出版社就重新发行了福尔摩斯故事。
此后，福尔摩斯再次风靡全国。
1979年7月，上海译制片厂译制了改编自阿加莎·克里斯蒂名作《尼罗河上的惨案》，在当时很少接触西方电影的群众中造成了很大轰动。随即原著热销。
两部作品都受到了来自传统文艺思想的批评，尤其是《尼罗河上的惨案》。
在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宣传部部长王任重的发言结束了争论。
王部长说：虽然印得多了一些，但不会追究责任，也不会进一步处分。
细细品读，很有智慧。看似和稀泥，实际上是默许，文艺界真的放开了。
以福尔摩斯为代表，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掀起了侦探小说翻译和写作的热潮。欧美、日本的侦探小说被大量引进国内，给封闭多年的中国读者带来了新的阅读体会。
回首福尔摩斯在中国的百年历史，我们看到，福尔摩斯故事不仅是中国两次翻译侦探小说热潮的起源，同样也是映射出中国和世界连接面貌的重要作品。
而福尔摩斯的被批判、被否定，恰好在我们不堪回首的混乱时代。
福尔摩斯在中国拥有最广泛的读者群，即使没有读过福尔摩斯的人，也必然能将他和神探这个称谓联系在一起。
相信，不管到了什么年代，不论世界发生了多大变化，身处维多利亚时代、居住在贝克街的大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永远都不会缺少来自中国的读者。
星星也相信，就像西方人需要了解贾宝玉和林黛玉一样，中国人也需要了解福尔摩斯和华生。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彼此的文化成长背景，更有助于我们欣赏优秀作家留下的人类文明结晶。
The Game Is On，Enj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