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调查｜当我决定打破社会时钟

“社会时钟”这一概念最早是从心理学家Bernice Neugarten等关于年龄规范和社会期望的关系研究发展而来，心理学家Erik Erikson后又将其定义为对生活事件的年龄分级预期。

“社会时钟”有着标准的人生刻度，时钟指针按照既定的时间轨道划过出生、上学、工作、结婚、生育、死亡等生命节点。“社会时钟”是规范个体发展的脚本框架，也常常成为个体自我定位的参照标准。简单来讲，“社会时钟”指的是在什么阶段做什么事情。

与之相对的，“逆社会时钟”则意味着不准时完成社会所规范的特定生命事项。“逆社会时钟”者通过对“社会时钟”的倒拨、中止或延迟，来重新撰写脚本框架、锚定参照标准，以实现对时间节奏的调适、对生命轨迹的勾绘。

然而，“逆社会时钟”并非易事。有研究指出，“逆社会时钟”者将会遭受强烈的社会压力和紧张的人际关系。那么，在“社会时钟”力量如此强大的情况下，他们为何要选择打破既有的时间节奏、背离既定的生命轨迹？

我们找到几位来自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逆行者”，与他们聊了聊“逆社会时钟”这件事。他们与我们分享了自己为什么要“逆社会时钟”，也和我们谈了谈“逆社会时钟”这一过程的得与失。

决定： 前进、停滞与倒退

历史学院2021级本科生小明称自己是一名“小镇做题家”，在走过高考这座独木桥、来到大学这片旷野后，他突然发现“自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学习”。从中学到大学、从小镇到城市、从学校到社会，三重社会场域的变更让小明“有些应付不过来”。大一一整年，他都被多元体系下左支右绌的尴尬包裹，被崭新环境中无所适从的茫然淹没。“外在的‘社会时钟’在我身上运行着，但我好像没有找到自己的时钟，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适应‘社会时钟’”，小明这样说道。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2020级本科生小豆子也是如此，“现实的大学生活和高中时想象的大学生活不太一样，而且没有了像高中那样的目标感，整个人都很懒散”，前所未有的落差感让他频繁“破防”。小豆子发现，尽管自己在“社会时钟”层面上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命节点，可是他在“自我时钟”维度里却并没有前进，反而是持续停滞，甚至是不断倒退。

历史学院2020级本科生月出东山也这样觉得。2017年至2019年，月出东山在北京某知名高校学习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她坦言“除了遇到一些好朋友以外，那两年的生活是真的毫无幸福感可言”。

打破：倒拨、暂停与延时 

历史学院2022级本科生三枫与月出东山有着相似的经历，“虽然学习了四年，但我还是没能培养起自己对原先专业的兴趣”。于是三枫决定从南方某知名高校的热门专业退学重新高考，他用“回炉重造”来形容自己这次“逆社会时钟”经历。

月出东山则认为她的“逆社会时钟”是一次“及时止损”。和预期不相符的学习状态以及持续低迷的心理状态都在提醒着她做出变轨的决定，“我意识到原来的轨道并不适合我，它并不通向我想要去的地方。原来的轨道所通向的职业选择、生活模式都不适合我，所以我选择停下来重新出发”。和三枫一样，她从北方某知名高校退学重新高考。2020年，月出东山成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一名本科新生。第二次踏进大学校园，她终于感觉“是真的准备好了”。

被左支右绌的尴尬和无所适从的茫然淹没的小明向学院递交了休学申请书，他计划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前往重庆学习舞蹈。“舞蹈算是我为数不多的从小到大一直坚持下来的事情”，谈起舞蹈时小明这样说，“舞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对各方面的要求都蛮高的，比如要控制饮食，还要控制作息。”舞蹈能让小明重新拾起生活的掌控感。在大一这一年里，小明切实地感受到“社会时钟”对自己的磨损，于是他决定“跳出去缓一缓”。对小明来说，“休学一年去跳舞”不仅是在保护自己，还是在积蓄力量，同时也是在探索“社会时钟”以外的“自我时钟”。

金融学院2020级本科生haobing为了探索“社会时钟”以外的“自我时钟”，也选择了休学。“我在校内很难找到实现自己价值的机会，而校外的实习经历能让我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所在”，haobing如是说道。

倒拨重返、暂停中止、延时滞缓，“社会时钟”在他们的身上瓦解，“自我时钟”在他们的身上建构。在瓦解与建构之间，“逆社会时钟”者面临着怎样的得与失？在得失之间，他们又如何安顿自己？

得失： 试错成本与自我解放

“不得不说，能被大家看见的‘逆社会时钟’者，多半都是在跳进河流后成功爬上来的人。”月出东山将自己称为“逆社会时钟”后“幸运存活下来的一小撮人之一”。

心理咨询师崔庆龙在《人物》访谈时提到，“我们的社会越来越缺少一个失败后重新开始一次的restart机制，也缺少了一个为失败和暂时弃权兜底的安全机制。”在缺乏restart机制、缺乏为失败和暂时齐全兜底的安全机制的当下，“逆社会时钟”不可避免要面临未知的风险，也毋庸置疑会承担一定的损失。

月出东山坦言，从高校退学重新高考让她“损失了三年”，在国内严峻的就业形势之下，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三枫和月出东山面临着同样的困扰，“未来职业的选择会因为年龄问题变窄，这也是我必须要面临的难题”。而对于只身前往重庆学习舞蹈的小明来说，金钱与精力则是最大的难题：“高强度的舞蹈训练让我有些吃不消。又因为家里父母并不太支持我的决定，所以房租、伙食、训练这些费用我都得自己解决。”

不过，也正是在这艰难的一年里，小明习得了新的生活经验。“休学一年学习舞蹈后，我感觉自己比以前更有目标，也更有规划了。”小明打算先完成本科学业，然后继续坚持自己的舞蹈梦。因为对人生的规划更明确，他比过去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于是他可以更专注地将时间与精力投注到自己需要的事物上，“以前我对大学生活一点兴趣也提不上来，专业相关的书也都不想看，现在改善了很多，没有过去那么‘摆’了”。休学一年去跳舞，小明在这段“逆社会时钟”经历里培养起了对待生活的新方式。

月出东山也这样觉得，在重拨“社会时钟”后，她觉得自己“活得更踏实了”。月出东山称过去自己总是空谈目标与规划，也总是浮于抽象的理论，而现在她对自己、对生活都有了更多的觉察，“我终于不再像以前那样‘浮着’，我脚踏实地了。”月出东山长舒一口气，笑着说道。

选择去西部支教一年的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2022级研究生侯嘉祺则认为，他在跳出“社会时钟”的这一年里收获了过去从来想象不到的生活体验。

haobing也是如此，她在“逆社会时钟”的探索中不断发现自己的热爱，也看到自己身上蕴藏着的无限可能，一定程度上来说，haobing在“逆社会时钟”的经历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让她能够走在自己的发展时区中。

“逆社会时钟”还是“顺社会时钟”？在侯嘉琪看来，做出这个选择之前要先衡量好选择背后的得与失。在跳出“社会时钟”之后，个体便会进入“漫游”境界，极大的时间割裂感将扑面而来。“所以说，在做出这个选择之前不妨先问问自己——我究竟想要什么，我会失去什么，我又是否能对这些得到与失去负责。”haobing如是说道。

核心：二手生活与一手经验

无论是打破“社会时钟”、将自己从既有的时间节奏与既定的生命轨迹中抽离出去，还是顺应“社会时钟”、让一切在既有的时间规范与既定的生命轨道里准时发生，一切衡量、选择、行动的核心都是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谁，认识自己想要什么。

在《像我这样笨拙地生活》中，廖一梅提出了“二手生活”这一概念，“二手生活”指的是“轻易听信别人告诉你的话，让禁忌阻碍你的视野，给自己定下条条框框，过约定俗成的生活”。

人无法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却可能在“社会时钟”的裹挟下走进同一节车厢。倒拨重返、暂停中止、延时滞缓，与其说他们在打破“社会时钟”，不如说他们在打破“二手生活”。

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这些声音或是标准规矩的“社会时钟”，或是他人倡导的“完美人生”，而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去认识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去探问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去思考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子，去积累新鲜的“一手经验”，而不是始终在“二手生活”里打转。也就是说，我们要将自己的生活建立在对世界的体验上，亲自锚定生命原点、亲自衡量生活意义，而不是轻信他人的二手经验、盲从所谓的完美人生。

生命并不必须线性发展、匀速前进，也并不非得环环相扣、严丝合缝。它不是竞速比赛，也不是升级打怪，它是仅此一次、绝无再来的一场冒险，是生与死之间的一场流动。从生到死固然是既定的、单向的、不可控的，然而，在两点之间我们却有无数路径可走。

恰如鲁迅在《华盖集》中所说，生命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们自以为可以走的路，去发掘出自己的世界，而不是从别人的世界里挑一个。

(文中小明、小豆子、月出东山、三枫、haobing均为化名，特向所有受访者表示真挚的感谢）

参考文献：

[1]代玉启，李济沅:《“小镇做题家”现象的透视与解析》，《青年现象》，2021年7月。

[2]鲁迅：《华盖集》，北京：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11月。

[3]廖一梅：《像我这样笨拙地生活》，江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5月。

[4]李秀玫，付宇，侯劭勋:《“小镇做题家”的群体性焦虑及其来源》，《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1月。

[5]郑小雪，李琼：《逆社会时钟：一项时间自主性考察》，《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9月。

采访 | 张林慧 钱伊伊 夏苑 肖涵 徐晨曦 何雨欣

撰文 | 张林慧 钱伊伊

编辑 | 张林慧 夏苑 肖涵

图片 | 来源于网络

审校 | 张林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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