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rs Tvede |“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评《逃不开的经济周期：历史、理论与投资现实》（上）
很可能是在欧洲市场经济引入纸币的时候，经济周期现象就真正成为了重要的问题了。 ——Lars Tvede 一切事都要尽可能的简单，但不能过于简单。 ——爱因斯坦 |
一、繁荣与崩溃：现实与理论
“我认为很可能是在欧洲市场经济引入纸币的时候，经济周期现象就真正成为了重要的问题了”。作者在序言中的这句话，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我们常常把纸币看作信用货币，作者的意思就是广义信用市场的金融活动对于经济周期有深刻的内涵，那么在研究周期问题时，若仅仅考察真实周期，而忽略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的活动以及实体与金融的关系，只能说这样的周期理论“纯属虚构”，并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历史就是证明。
约翰·劳是密西西比泡沫的编剧加导演。他的一个核心理念是：要繁荣就需要纸币。他曾向苏格兰政府兜售他的主张，建立一家“土地银行”，以土地为抵押发行银行券，持券人可以将银行券兑换为土地。但他的提议遭到了否定。随后他又重新开启了赌徒的生涯，游历于荷兰、德国等欧陆国家达14个春秋，但他从没放弃过自己的宏大计划，命运还是垂青英才的。
1715年“太阳王”路易十四去世，劳的朋友菲利普·奥尔良当上了摄政王。他的挥霍无度致使国库空虚，债务总额逐年累计，以至于每年的财政收入都无法支付利息。他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使硬币缩水、出售垄断特许权和查抄腐败官员财产等，但仍然杯水车薪。就在此刻，劳献上妙计：发行纸币，但劳也强调，这种纸币必须是硬通货，不贬值，不缩水。但是民众何以接受？这就需要创造“货币需求”。“货币需求”这个概念是劳在1705年发表《论货币与贸易：兼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时首创的。
税收驱动货币，这就是劳创造货币需求的智慧（关于税收驱动货币的机理，读者可以笔者的另外一篇书评：数字货币时代：印钞机和直升机下岗，键盘上岗——评Wray《现代货币理论》）。他先设立了一家银行：劳氏公司（Law &Company）。政府规定税收必须用劳氏银行发行的银行券缴纳，如此就创造了银行券的需求。而且劳还宣布，劳氏公司的银行券有“见券即付”的义务，这就大大增加了银行券的信用度，使之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纸币，这大大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但这离初衷——化解政府债务，还有相当距离。
劳的第二步——债转股。劳氏公司发行股票，规定其中的75%用行政债权支付，剩下的用硬币支付，但即使这样，也只能回购450万利弗尔的政府债务，仍然是无济于事。于是劳建议设立了一家新公司——印度公司，垄断经营密西西比河与路易斯安娜州的矿产资源。该公司出售的股份用于回收政府债券，这真是皆大欢喜的一件事，大家都希望将大大贬值的政府债券赶紧脱手，那时真是一股难求，二级市场的价格已经上升到发行价的10倍以上。疯狂一旦开始，就很难自行停止。整个巴黎，在短暂的时间内，从一片死寂到全民狂欢，只用了4年的时间，工人工资上涨，资产升值，酒吧、旅馆到处都是在印度公司的股票，股票价格从最初的150利弗尔上涨到10000利弗尔。与此同时，奥尔良大公尝到了发行纸币的甜头，所以一再下令银行加印，其规模超过了最初的16倍以上，远远超出了储备金的价值。信心一旦崩溃，将会导致银行挤兑危机。
历史的必然总是充斥着有些滑稽的偶然，而这恰恰又是转折点所在。孔褆王子想购买印度公司的股票，但劳拒绝了他。为了发泄心中不满，就拉了两马车的纸币去劳氏银行要求兑换为硬币。虽然银行满足了他的兑换要求，但也提醒了大众，如果大家都去银行兑换，银行是否有足够的硬币储备？这种紧张的情绪逐渐蔓延，也传染到了印度公司的股票上。再加上大公在面临挤兑时的措施，如调高兑换价格、限制硬币的使用等，更是加剧了人们恐慌的心理。（这跟我国在房地产市场上推出的“限购”政策相比如何？）更儿戏的是，奥尔良公然宣布纸币贬值一半，这彻底激起了民愤，劳最终也只能仓皇逃离，重新过上了漂流他乡的赌徒的生活，死时已身无分文。 |
2. 第一代周期理论：从斯密到马克思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篇写到：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是的，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也是人性贪婪被暴露无遗的时代。逃不开的经济周期，也是逃不开的人的属性，我们被黏附在一张硕大的蛛网中，而我们自己就是蛛网的编织者。
亚当·斯密于1759年出版《道德情操论》，又于1776年出版《国富论》，其中前者奠定了后者的伦理学基础。他认为，正是追求私利的个人推动了经济的进步。斯密强调劳动分工对于提升经济效率的重要性，并基于此大力倡导自由贸易。基于“无形之手”的原理，他认为公共部门不应该干预市场，而应该致力于保护市民、建立司法公正，以及提供一些公共品。读者应该对斯密的观点多少都有些了解，实际上《国富论》的道德观是建立在《道德情操论》基础上的，不应将两本书看作孤立的两个领域，甚至可以将后者看作前者的延续。斯密所处的时代，正值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正是实践中的变革引发了他对经济生活的思考，并用这种思考来论证他的道德观。劳动分工带来了专业化生产，这对交换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降低交易成本成为当务之急。从此，货币、银行与金融的“意义世界”更加丰满。
对信用理论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位代表人物是亨利·桑顿。他是伦敦的一名银行家，切身感受到了经济周期不稳定特征。从1702-1791年，他经历了英格兰的18次危机，危机之后就是经济的自愈乃至繁荣，紧接着下一场危机又悄然而至。这引发了他对自由市场的思考，也引发了他关于经济周期深层机制的拷问。桑顿考察的核心变量是“货币供给”。他的基本看法是：信用大幅收缩会导致萧条，反之，信用的扩张在充分就业之前会导致经济增长，之后会导致通货膨胀。用现代的话语体系来说，货币供给呈现短期非中性，长期中性。对经济周期的思考让桑顿聚焦于货币与信用理论，这可以合理归纳：货币数量的波动造成了经济周期。信用货币的周期特征与经济周期是吻合的。“每一次货币供给的增加，在后来似乎都被证明是合理的——只要之后的经济活动能够随之增长，直至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同时，反过来的逻辑也是成立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强调的是市场调节着人们的行为以实现均衡。而桑顿将其一分为二，分为均衡和非均衡状态，强调非均衡的自我强化特征。
供给学派的领军人物萨伊不认同桑顿的看法。萨伊认为经济周期的根源在于实体经济，而不在货币，货币仅仅充当一种交易媒介的功能，交易的本质还是物物交换。我们熟知“萨伊定律”：供给创造需求，但很多是不求甚解。萨伊并没有否认供给过剩的可能性，他认为当过多的生产资料被用于生产某种产品时，其它产品的生产就不足，从而就会有对应的过剩问题，但这都是实体经济的失衡，与货币和信用体系并无关系。
同一时代的大卫·李嘉图对于经济周期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将矛头指向了纸币，正是由于纸币超发导致了货币贬值，这在农业歉收的时节更为明显。他的政策主张是回归金本位，认为金本位是一种具有自我稳定特征的货币体系。桑顿对回归金本位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经济的不稳定特征是与生俱来的，任何货币制度都难以克服经济周期，我们所能做的是烫平经济波动，为此他主张央行对货币进行积极管理。
约翰·穆勒在《纸币与商业困境》中对“萨伊定律”做出了回应，他认为在纯粹物物交换的经济体中，“萨伊定律”是成立的，但是在货币充当交易媒介时，这种基于信心建立起来的交换系统就有可能引致生产不足向生产过剩的转化。“那些试图观察未来供给与需求信号的少数人，一旦预估到价格会大幅上涨（也即货币贬值），就会大量买进（产品），这种购买行为会立即造成价格的明显上涨，结果反过来诱惑许多只是关注市场及时变化的人也去购买……”这就是预期的实现机制，但反过来的逻辑也是成立的，而两种逻辑的转变只是建立在乐观者和悲观者的相对力量对比这样脆弱的基础上。危机的周期性特征引发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命运的终极思考。基于劳动价值论，他认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会导致失业率的提高和利润率的下降，并最终导致经济危机。
在纸币得以发明的初期，既得利益集团在财富动机的驱动下，天然有种超发货币的倾向。但时至今日，不说这种倾向尽然消失，但至少没有当时那么任性了。在货币超发的问题上，大众的看法基本比较一致，认为当前150万亿的广义货币供给都是央行开动印钞机印出来的。这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误区，即使是学过经济学的读者也会想当然地认为货币数量增加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只要“睁眼看世界”就清楚了，它已经不是“昨日之前的世界”，宏观理论的发展已经远远滞后于现实经济的运行，对现实经济的抽象牺牲了大量的细节，而这恰恰是理解新经济周期的命脉。 |
3. 第二代周期理论：从马歇尔到卢卡斯
历史还在向前推进，理论也不断迭代，并进入到了经济周期研究的黄金时期，它由剑桥大学教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开启。他于1879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他描述了一般商品价格与股票价格波动的相似机制，并将其与信用波动联系起来。维克赛尔在1898年出版的《利息与价格》中通过“自然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对比关系阐述了周期生成的逻辑。我们可以将自然利率理解为投资的平均收益率，将“实际利率”理解为银行借贷的利率。所以，一旦自然利率高于实际利率，就会刺激商业活动，这就是周期当中的繁荣阶段。但随着储蓄逐渐被消耗，实际利率会上升，当其高于自然利率时，周期也会出现反转，繁荣就会转化成衰退。约翰·霍布森不认同萨伊的说法，他认为需求不足才是引发经济周期的关键。他于1889年出版的《产业心理学》就提出了这个观点。乌克兰经济学家米哈伊尔·塔干·乌拉诺夫斯基在《英国的产业危机》中以“自由资本”（即储蓄）的消耗来解释周期。但他并没有进一步解释自由资本消耗的原因，阿瑟·斯皮索夫认为答案在新科技的发展，正是因为科技创新才使得投资收益率上升到借贷利率之上。
时间来到了1907年，美国股市崩盘，并蔓延到日本和欧洲。理论家们纷纷发表其对于这次金融震荡的看法。毕业于哈佛大学卡钦斯和福特斯合著的《货币》于1923年出版，他们的中心论点是：现代经济存在消费不足的系统性偏误，所以他主张政府应该密切跟踪经济动态，并及时开展公共开始与投资计划。同时，他们主张货币增速应该稳定在4%，这是一种消极的货币政策。弗里德曼的政策主张也是如此，很明显他们都认为货币是经济运行的扰动因素。庇古不认为价格刚性会阻碍市场出清的说法，他特别关注心理因素对周期的扰动，认为乐观与悲观是相互转化的。政策方面，他也强调价格稳定的重要性。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基于“加速原理”，认为经济周期源于投资的波动。罗伯特森也将经济不稳定归因于投资需求的扰动，他完整的描述了周期过程中的投资需求、投资回报率、货币数量以及价格等变量的变化是如何导致周期发生的。他认同维克赛尔的“自然利率”说，同时认为货币数量及流通速度的变化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
上述周期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仍然是真实经济，认为消费不足或投资过度是经济周期的原因。霍特里阐述了其纯货币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在其它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货币供给的波动就足以引发经济周期。银行的逐利行为在经济周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信贷的繁荣以及“信贷僵局”导致了经济的繁荣和长期萧条。
周期的形态。经济周期表现出“总量上震荡”和“不定期发生”的特征，而且周期的长度，波动的幅度也都呈现出不一样的特征。经济周期一般都表现为扩张、繁荣、衰退和萧条4个阶段，巴布森分10个阶段描述了周期不同阶段的特征，但这或许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经济周期的唯一确定信息了。在规律面前，人类总是跃跃欲试，想去发现并利用规律，在自然规律面前倒是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但是在经济规律面前我们却总是免不了致命的自负。
大量的研究者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了一些领先、契合或者滞后于经济周期的指标，也发现了周期在长度上的一些规律，如基钦周期40个月，朱格拉周期10年，库兹涅茨周期20年，还有更长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为期53.3年。在康氏看来，工业革命是第一个周期的起点，第二个周期始于1843年铁路的繁荣，终于1887年美国黄金投机商古尔德的谢幕。第三个周期始于1893年发电厂的诞生，他于1926年发表“长波理论”，此时正值周期的高潮。投资行为仍然是解释长波发生的机制，康氏认为，经济起飞需满足如下几个条件：（1）高储蓄倾向；（2）低利率和大规模的可贷资金；（3）有能力的企业家和金融财团控制了可贷资金；（4）价格水平较低。可以看出，这恰恰是投资起飞的条件。
很大程度上，货币之于经济周期的作用是由费雪奠定的。我们所熟知的货币数量方程式首创于西蒙·纽科姆，但费雪用更加通俗的方式让其为人所知。众所周知，他认为货币增加在短期内会是的实际利率下降，但是长期只会导致物价的等比例上升。所以，货币稳定对于物价稳定至关重要，德国马克在一战前的表现也坚定了费雪的主张。费雪注意到了银行在货币供给中的作用，认为银行信贷可以创造货币，而这才是货币体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正是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与消灭产生了金融动荡。
奥地利学派将矛头指向货币供给和利率的人为干预。代表人物是米塞斯，他认为“由信用扩张带来的经济繁荣是无法避免走向衰退的。有两种选择，要么资源放弃进一步扩张信用，使危机来得早一点，要么推迟危机发生，让整个货币体系都卷进来并最终爆发更大的灾难”。很明显，历史选择了后者，每当危机来临，政府就显示了“行动的勇气”，07年美国金融危机就是最新的例证。至今危机已经过去10年了，全球各国政府和央行的“救世”举措的正当性仍然没有得到一致性的认可，金融炼金术仍然没有改变，这不禁让人担心下一次危机什么时候回到来，因为危机从来只会迟到，而不会放鸽子。
奥地利学派的看法与凯恩斯的主张截然对立，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位代表认为哈耶克与凯恩斯进场了长期的论战，也是关于货币与商业周期看法。历史选择了凯恩斯，离弃了奥地利学派。始于1929年的大萧条达到了空前的毁灭程度，而且就业、信贷等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声称的“均值回复”。凯恩斯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是：消费倾向、乘数、流动性偏好以及流动性陷进。在萧条时期，经济进入休克状态，要想点燃经济的引擎，还得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凯恩斯理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人们认为二战后持续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要归因于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但石油危机（供给侧冲击）让凯恩斯良方失效，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货币学派和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对新经济现象做出了各自的解释。
熊彼特也不同意凯恩斯的看法，认为他低估了经济的内在稳定性。企业家在熊彼特的创新周期理论中占据最核心的地位，企业家才能的发挥会带领经济挣脱萧条状态，政府的干预只会让萧条更加持久。萧条期间，有大量的廉价生产要素，这为企业家的创新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熊彼特还整合了前人的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三周期叠加的说法。他认为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康氏周期是同时存在，大萧条是由三个萧条周期叠加而形成的。明斯基非常认同熊彼特基于对历史的了解和现实的感知而得出分析结论的研究方法。07年金融危机以来，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理论重新受到了关注，他认为金融部门是不稳定的主要来源，而且强调不负责任的政府救助会引致下一次危机（可参考笔者对明斯基《稳定不稳定的经济》的书评）。 |
4. 繁荣与萧条的法门
威廉·配第早在1662年出版《赋税论》的时候就使用了“周期”一词，但那时还没有认识到，即使没有任何触发因素，这种周期现象也会出现，经济运行具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200年后，42岁的朱格拉发表了一篇专门讨论经济周期的论文——《论德、英、美三国经济周期及其发展周期》，他意识到了经济周期的规律性特征，即一个完整周期的时长约为9-10年。
“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同理，繁荣的唯一原因就是萧条。繁荣期持续的时间越久，萧条期也会越漫长，繁荣越疯狂，萧条也越无情。循环往复的经济周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所能做的不是去对抗，更不能选择无视，正确的姿态应该是在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加以合理利用，缓解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然而，认识经济周期这项任务就耗费了人类大量的精力。人们刚以为自己获得了某种普适规律，某种新的经济现象的出现又让这种兴奋沉入谷底，我们的感性世界也经历着与经济社会同样的周期。 |
二、周期的规律及其隐藏的力量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很难说是理论指导实践，还是实践引导理论，就像是一个圆形，起点同时也是终点。经济周期几乎成了宏观经济研究的全部内容，理论的争论需要实践来检验，当理论不能够解释现实经济的运行时，一定是理论出了问题。并且，数学模型和计量工具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使得理论验证的工作有了统计上的支持，现实中的周期驱动机制可能并没有理论想象的那么复杂。1930年，丁伯根等3为经济学家几乎同时提出了“蛛网理论”，用以描述商品市场的周期性波动现象。当农产品价格上升时，会带动农户增加第二年的投入，但如果大家行动一致，将会导致生产过剩，农产品价格下降，这又会导致下一年的供应减少和价格上升，这种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竞争性幻觉”让人们陷入一个无法挣脱的蛛网中。
周期中各阶段的持续性取决于“势能”的大小。例如，在经济起飞阶段，往往有一种自我增强的趋势，直到势能出现枯竭，高位的拐点也将出现。但由于势能的来源和大小不同，经济周期节奏没法像交响乐那样有层次感。但经济学家们并不认这个理，他们认为周期不纯粹是“噪音”，他们想要去发现这混沌中的秩序，想要分离出各种不同周期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并将其抽象为理论。
周期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认为经济是先天稳定的还是不稳定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源自外部冲击，而且最终会走向新的均衡，另一方则认为不稳定是内生的，经济有一种内在的脱轨倾向，而且纠错机制存在摩擦，这就预设了周期的客观存在性，而稳定只是周期的一个阶段性表现。第二个问题是冲击的性质。即所谓的真实冲击（如技术、战争、政治变革等），还是名义冲击（如货币数量等）。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982年的论文率先描述了真实冲击引发经济周期的过程，但哈佛大学教授萨默斯对该理论提出了质疑。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继承了古典二分法的结论，认为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活动没有作用，经济波动是由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对比决定的。萨默斯指出，“普雷斯科特的经济增长模型并非是对现实的不可思议的表述，……，其对微观经济的看法似乎也是一个粗糙的夸张手法”。金融危机后，索洛也认为这种为宏观经济学建立微观基础的方法实在是一种虚妄。但归根到底，经济周期的终极来源，还是意识指导下的人类行为的共振。
人的行为并不像主流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千篇一律。爱因斯坦说，“一切事都要尽可能的简单，但不能过于简单”，用代表行为人的最优化行为的加总来研究宏观经济就是把这个世界想的太简单了，从而会忽视极端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这就是统计学中所说的“肥尾事件”。主流经济学假设市场调节会使得经济变量有一种“均值回复”的倾向，但忽视了偏离的持续性和回复的细节，实验心理学的证据证明人的行为呈现出明显的非理性特征，特别是群体非理性的证据不胜枚举，自然系统中的“正反馈”机制在人的行动中依然适用，股票等资本市场上人们的跟风行为就是最好的例证，07年前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投机也最终以泡沫破裂的方式来回应。
周期是混沌的。预测是基于“约瑟夫效应”的，即在时间持久的情况下，每个观测值在统计上依赖于此前若干观测值，预测模型被广泛用于天气预报、股市、军事等领域，但不应该忽略样本外预测的偏差。“当我们用标准的统计方法来检验系统行为时，它表现出随机性，但实际上它也具有确定性”，这就是“确定性混沌”。经济周期就是这样一种确定性混沌，长期不可测性是这种系统的内在性质，因为正反馈系统的存在，某个细微的误差就可能造成天壤之别，这种效应被称为“蝴蝶效应”，其原意是说，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都有可能会引起德克萨斯的龙卷风。既然经济运行的现实路径是由相互独立的周期叠加的结果，而它们彼此又是难以预测的，所以对经济周期预测的难度可想而知。但随着计算机科学的进步，确实能够通过模拟去观测到一定的规律性，如不同波长的周期之间存在一种同步性特征：1个康氏周期相当于3个库兹涅茨周期或10个基钦周期。混沌理论和系统动力学增进了我们对于预测有效性的认识。
早在1911年，巴布森就概括了经济周期的次序，“总体上来说，产业一般是在几个月之后紧随股票价格变化的”，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一说就来源于此。但债券市场的表现对于经济预测的指示效果不亚于股市，早在1802年桑顿就提到，随着经济上升期的成熟，利率也趋于上升。信贷市场与利率变化密切相关，它对于拐点的出现有较强的预警作用。杰弗里·穆尔描述了萧条的前奏有如下特征：（1）信贷与债务快速增长；（2）房地产、普通股等投资品价格出现快速、投机性的上涨；（3）贷方竞争加剧；（4）信贷条件宽松；（5）风险偏好增加，风险溢价下降。历次萧条多少都表现出相似的特征，历史总在不停的轮回。
这次没什么不一样，股市就是很好的诠释。每个交易者都深知，当市场中每个人都持看涨态度的时候，便是卖出的时机。碰巧，笔者前几天在朋友圈还说，当大众都跟着音乐起舞的时候，就是时候拔掉电源了。哈德迪牛市指示器的经验规则也是，当70%以上的经纪人建议买入时，就应该卖了，其实每次股票崩盘之前，总有些精明人嗅到火药味。但这又谈何容易，即使你看到了崩溃的必然性，但如果时机判断错误，可能死的更早。
根据诺奖得主罗伯特·席勒的研究，股市是非理性市场的典型代表。他曾经做了一个调查问卷，现实在股票跳水时，买股票的人几乎没有人考虑到任何政治或者经济方面的因素，仅仅是因为考虑到大家都在卖，最好的策略就是赶紧卖，这就像凯恩斯在选美比赛案例中阐述的那样，大家公认的美才是“真正的美”，所以大多数人的心理预期决定了股市的走势，但感性世界又充满了系统性的偏差，从而使股价偏离真实价值的程度有时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像上世纪交接时期的美国的互联网爆炸，最疯狂的时候，雅虎的市值超出了波音、卡特彼勒(Caterpillar)、菲利普·莫里斯的总和，但它们总收入和总利润纸盒却是雅虎的339倍和159倍。
核心创新的联合、管制的解除和开放标准上的共识使得互联网发展的正反馈效应显著高于其它领域，原因在于麦特卡夫定律所描述的网络效应，即网络对既定用户的价值，会根据使用相同网络的其它用户的数量呈现指数增长。互联网的发展颠覆了很多传统的经济学原理，如规模报酬递减和边际成本递增原理，在互联网领域恰恰相反，这也是为什么互联网公司的竞争更容易形成垄断的原因。但互联网周期也只是周期的一个新的表现形式而已，周期背后的驱动因素仍然是前文中所描述的那些，如它仍然是科技创新（斯皮索夫）和创新蜂聚（熊彼特）触发的，而这又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所描述的技术创新的内涵，期间的货币政策宽松（较低的利率）也使得投资回报率持续高于实际利率（自然利率高于实际利率，维克赛尔），繁荣的破灭恰恰又是由于资本的枯竭。逃不开的周期，我们都被困在巨大的蛛网里面，那是因为我们天生就存在认知上的偏误，但却不自知。
据实验心理学的研究，人类行为中共有16中偏误可以解释经济与金融的不稳定，如代表性效应（趋势会继续）、过度自信、选择性认知等等，理解这些偏误对于技术分析以确定反转趋势有一定帮助，但是还是得时刻警惕犯错的概率。有一个概念叫“情绪加速器”，参与股票市场的读者或许都似曾相识。左边表示牛市，右边表示熊市，我们总是会找到一些看似合理的理由让自己的买卖行为也看似合理。情绪加速器就像一个涡轮发动机一样驱动市场，使趋势的持续性比人们想象的总是要持久一些。 |
后记
这是书评的上篇，原书共有5个部分，以上写的是前3篇。笔者并没有完全按照原书陈述的逻辑来写书评，而是尽量将理论与现实观察分开梳理，这样更有条理性。但这仍然是笔者觉得比较难写的一本书，因为原著将理论和周期的现实表现糅在一起了，当然这样也有其优点，但是笔者还是希望遵循“从现实中抽象出理论，再回到现实”这样的研究方法和阐述逻辑。
下篇将于近期推出，仍然是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总结经济周期理论中的精髓，总结经济周期的主要驱动力，并阐述央行面临的10大挑战。第二部分纯粹是实践，分别谈房地产、收藏品、贵金属、商品期货、债券、股票、基金、外汇市场等周期特征。市场经验丰富的读者或许会更有兴趣阅读，也希望各位读者能够在后台留言相互交流（本公号目前还没有评论功能，得在耐心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