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导致更多家庭负债。
作者：朴东炫（Donghyun Park）、阿里夫·拉玛扬迪（Arief Ramayandi）和田澍（Shu Tian）
亚洲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应开展审慎的金融监管，以提高私人债务的质量，减少影响未来金融稳定的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导致经济大幅下滑，迫使世界各经济体陷入了更深的债务危机。为支持经济增长并为弱势群体提供救济，多国政府采取了大量借贷措施，并出台了财政刺激方案。同时，为克服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私营企业和家庭可能不得不增加借款。此外，随着经济下滑，他们也面临偿还现有债务的挑战。因此，尽管人们对当前公共债务的持续升级普遍感到担忧，但我们不应忽视，私人债务也有可能激增，并由此带来潜在风险。
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尤其如此。近年来，这些经济体的私人债务比公共债务增速更快，早在疫情之前便是如此。更具体来说，在2008—2017年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GDP加权平均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增长了约五分之二，而同期私人债务增长了约三分之二。各次区域公共和私人债务的增长模式存在很大差异。例如，私人债务在东亚和东南亚增长最为明显。
私人债务包括家庭债务和公司债务，即家庭和公司的借款。该地区增长的私人债务既有家庭债务也有公司债务，但它们的相对贡献因国家而异。例如，在大韩民国和泰国，私人债务的增长主要由家庭债务扩张所驱动，而在部分经济体（如中国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私人债务的扩张则受到家庭债务和公司债务的双重影响。
私人债务的积累并非一定会带来问题。较高的债务水平可能反映了金融部门的发展，引导人们将家庭储蓄用于公司投融资。但是，债务累积的速度太快或规模过大，可能会导致低效部门杠杆率过高，从而使债务质量全面恶化。在市场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反过来，债务质量恶化又会造成大量不良贷款，进而威胁银行和金融系统的健康。为调查这一危险，我们分析了私人（和公共）债务积累与金融不稳定之间的关系。我们用衡量货币贬值压力的方法来捕捉金融不稳定性。这一方法背后的直觉判断是：随着债务水平升高，国内外投资者对由基本面疲软导致的脆弱性更加敏感，纷纷将资金撤出该国，进而引发货币疲软。例如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一些亚洲国家的货币就急剧贬值。在分析中，我们使用了全球59个经济体的样本，并控制了可能影响汇率的关键相关因素，得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研究结果。总体而言，该项分析表明，私人和公共债务的累积加剧了货币的脆弱性或金融不稳定性。有趣的是，与公共债务相比，支持私人债务会对货币贬值压力产生重大影响的证据更为有力、一致。 此外，有证据表明，私人债务累积过多对新兴市场造成的损害尤为严重。在金融系统普遍面临压力的时期，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公共债务累积对汇率贬值压力的负面影响最为明显。虽然利用杠杆能促进稳定的经济活动和维持消费平稳，但当债务被分配给非生产性部门时，就会威胁到金融稳定。经济增长放缓或收缩会增加债务质量恶化的风险。受新冠疫情影响，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在全球金融危机过后的低利率时代，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私人债务在累积。因此，亚洲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在重点应对疫情危机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审慎的金融监管。出台结构性政策有助于缓解这一问题。例如，通过加强股东权利来改善公司治理。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私人债务的质量，并减少影响未来金融稳定的风险。该博客基于作者对《2019年亚洲发展展望更新》所做的分析。 朴东炫（Donghyun Park），亚行经济研究和区域合作局主任经济学家 阿里夫·拉玛扬迪（Arief Ramayandi），亚行经济研究和区域合作局高级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