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碌中异化 - 解读文艺作品中的反乌托邦意向
天色阴沉，黯淡的阳光透过厚重的云层和层层叠叠的树叶照入林间，好似电力不足的白炽灯，隐隐约约地勾勒出乔木和山岩的轮廓。
就像是在被什么追赶着一样，小男孩麻木地奔跑着。他跨过倒下的枯木，爬上铁丝网，跃过崖间的空隙，又用与年龄不相称的力气把铁箱搬到了墙角下，垫在脚底翻越高墙。
游过山涧的时候，一道强烈的白光让小男孩眼前一花。他刚一回头，一条低声嘶吼着的猎犬已经近在咫尺。
“他们”来了。
——《Inside》
这一段来自Playdead于2016年发行的反乌托邦游戏《Inside》的文字描述了一个所谓“乌托邦”社会存在的一个最为可能的也是最为致命的典型弊病 - 麻木，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就从乌托邦谈起，来分析一下乌托邦社会中的人是如何在庸碌中产生人性的异化，进而滋生反乌托邦情绪的。
乌托邦
聊起反乌托邦一词，我们首先要谈到“乌托邦”，“乌托邦”一词简言之为“理想社会”。用“乌托邦”来称呼这种思想，当然是因为1516年莫尔（Sir T. More）的著作《乌托邦》（Utopia）。但是实际上，在莫尔之前，这种思想早已存在，而且源远流长。例如，赫茨勒（J. O. Hertzler）在《乌托邦思想史》中，将这种思想传统最早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先知，而他的乌托邦思想先驱名单中，还包括启示录者、耶稣的天国、柏拉图的《理想国》、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修道士萨沃纳罗拉15世纪末在佛罗伦萨建立的神权统治等等。在这个名单上，也许还应该添上中国儒家典籍《礼记·礼运》中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个如此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最终以莫尔的书《乌托邦》来命名，因为莫尔首次采用了文学虚构的手法，来表达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这种雅俗共赏的形式，使得这一思想传统得以走向大众。
自《乌托邦》问世以后，类似的著作层出不穷。如安德里亚（J.V. Andreae）的《基督城》（Christianopolis，1619），康帕内拉（T.Campanella）的《太阳城》（Civitas Solis，1623），培根（F.Bacon）的《新大西岛》（TheNewAtlantis，1627），哈林顿（J. Harrington）的《大洋国》（Oceana，1656），维拉斯（D.Vairasse）的《塞瓦兰人的历史》（Histoiredes Sevarambes，1677～1679），卡贝（E.Cabet）的《伊加利亚旅行记》（VoyageenIcarie，1840），贝拉米（E.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莫里斯（W.Morris）的《梦见约翰·鲍尔》（A Dream ofJohn Ball，1886）和《乌有乡消息》（News fromNowhere，1890）等等。
J.V. Andreae的《基督城》插图 - 放射型城市
T.Campanella的《太阳城》插图 - 星型城市
大西洲（亚特兰蒂斯）想象图 - 星型城市
威廉莫里斯 - 《乌有乡消息》选页
如果说19世纪儒勒·凡尔纳（J. Verne）的那些科幻小说，和他的西方同胞那些已经演化到“空想社会主义”阶段的乌托邦思想还有某种内在的相通之处的话，那么至迟到19世纪末，威尔斯（H. G. Wells）的科幻小说已经开始了全新的道路——它们幻想中的未来世界，全都变成了暗淡无光的悲惨世界。甚至儒勒·凡尔纳到了后期，也出现了转变，被认为“写作内容开始趋向阴暗”。
然而，当乌托邦思想及“空想社会主义”逐步式微，只剩下“理论研究价值”的时候，却冒出一个“反乌托邦”传统。“反乌托邦”向上可以与先前的乌托邦思想有形式上的衔接，向下可以表达当代一些普遍的恐惧和焦虑，横向还可以直接与社会现实挂钩。
H·G·Wells - 《War of the World》中火星人带来的灭顶之灾
史蒂芬·斯皮尔伯格2005年根据Wells同名小说改编电影 - 《War of the World》
全视之眼 - 千年“精神乌托邦”下的躁动不安
全视之眼的概念普遍认为源于古埃及的荷鲁斯之眼，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画法中，眼睛图案（通常包含在三角形之内）被部分人猜测象征着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和现在常见的全视之眼形式相似的上帝之眼则可追溯到17-18世纪的欧洲。1782年，上帝之眼被加入美国国会的背面，人们通常认为这个建议来自艺术顾问皮埃尔·尤金·迪希莫蒂埃，国徽上的上帝之眼位于未完成的金字塔上，这个图案也通常被认为与共济会有关。
美国国徽上的全视之眼
这里不得不提到刊登于anti-utopia官网上的2017年3月的名为《The Field has Eyes》的展览。展览提到“监视”一词不仅是当前的话题，也是历史现象。这个展览转向历史，致力于解决源于“监视”的持续千年的不安感，无论是宗教或政治动机。这个展览的标题是源于1546年的一个匿名木刻。这张图片发出了一个遥远的过去的警告信息：“当心，你正在被监视和监听。“
Claude Nicolas Ledoux, Das Auge des Architekten
Unbekannter Stecher, Das Feld hat Augen, der Wald hat Ohren
展览汇集了75幅版画，书籍，照片和光学仪器的实例，展现了16世纪至20世纪控制凝视的视觉和文化史。大部分物品都来自Kunstbibliothek的多元化收藏品，这些收藏品来自柏林国立博物馆收藏品以及各种图书馆，档案馆以及私人收藏品。
在无处不有的摄像头出现之前，人们曾经被其他意向所控制。在启蒙时代，全明目地凝视着理智的眼光，象征着国家和法律。这种世俗的意象吸引了上帝眼中的宗教象征。这只眼睛是一个神秘的，无形的实体，有能力观察基督徒的一切思想和行为，对信徒有着强大的心理作用。无论是上帝，国家还是科技，在这个体系中，这个全视之眼对于信仰其的个体施加的统御力是普遍存在的。
全视之眼的凝视遍布整个欧洲，但其根源在于古代。 奥古斯丁（公元354 - 430年）在心理层面上已经描述了这个宗教观念，他写道：主啊，从他那里，人的良知的深渊是赤身裸体的，本着这种精神，任何人都不能向上帝隐瞒任何事情。 他的眼睛昼夜守护着基督徒，像一个“牧人” - 不仅是行动，还有是思想和情感的内心世界。神的旨意进一步包括个人生活以及集体历史的未来和过去。
Jacques Callot, Le Ciel veille pour toy, 1628
早在1600年，全视之眼就代表了一种控制状态。在绝对主义时代，国王是绝对的象征。这个想法可以从建筑中看到，所有的轴线都以一个中心的角度一起运行：在凡尔赛花园里，这一点标志着主权国王的住所。后来，在Chaux工业城镇的中心，它标志着行政官的住所。这种全视之眼是在启蒙时代的背景下产生的。他们是建立在控制理性的信念基础上的。然而在现代，神圣的目光已经破灭，各类监控摄像头承担着无所不在的视觉功能 - 这是一种人对人的监控而非神对人的凝视。但是监控摄像头不足以取代上帝内化的眼睛。现代监察的目光是世俗的，与神圣的眼睛相反，它会变得疲惫。这种衍化便是在千年的神性的全视之眼的普照之下，构建的精神乌托邦之中，人们怀疑到这种庸堕状态而产生的”异化“，这种”异化“不一定是良是莠，但是一种在精神乌托邦状态下的反抗。
全视之眼构建千年精神乌托邦下”异化“出的人对人的监视
”建筑有耳“ - 一个巨大的信号建筑概念设计
反乌托邦
反乌托邦（Dystopia、Cacotopia、kakotopia或anti-utopia，中文又称反面乌托邦、敌托邦、恶托邦、绝望乡或废托邦）是乌托邦（utopia）的反义语，来源于乌托邦一词，希腊语字面意思是“不好的地方”（not-good place），它是一种不得人心、令人恐惧的假想社群或社会，是与理想社会相反的，一种极端恶劣的社会最终形态。反乌托邦常常表征为极权政府、生态灾难或其他社会性的灾难性衰败。这种社会出现在许多艺术作品中，特别是设定在未来的故事。反乌托邦出现在许多虚构作品的亚流派中，常被用于提醒人们注意现实世界中的有关环境、政治、经济、宗教、心理学、道德伦理、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被人们忽略，有可能导致出现反乌托邦的状况。
1818年，英国哲学家、法学家和社会改革家杰里米·边沁，使用了cacotopia（最糟政府所在的假想之地）这个词。已知最早使用dystopia一词，是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于1868年在英国下议院前的演讲。密尔指责了政府的爱尔兰土地政策：“称它们为乌托邦式的或许太过褒扬，它们更应被称作反乌托邦式（dys-topians, or caco-topians）。通常称之为乌托邦式的是某些太过美好而难以实现事情，但它们则显得更倾向于太过糟糕而不可行。
主要特征
表面看来是公平有序、没有贫困和纷争的理想社会，实际是受到全方位管控只有自由的外表，人的尊严和人性受到否定。
肃清。领导者用宣传对国民洗脑，把自己的体制说成理想社会，反抗者被强制制裁并且排除在社会之外。
剥夺表达的自由。将所谓对社会有害的出版物禁止或没收。
社会不公。在社会承认的市民阶层以下，有不被当人的贫困阶级和贱民存在，事实上是贫富两极的社会。
为了根除市民社会的贫困，用社会体制将极端贫困者强制隔离。
生活在社会体制内的市民阶级，由体制根据血统DNA之类进行管控。
生育管制。为强制进行人口调整，市民的家族计划、恋爱、性行为、妊娠、产子等都由社会管控。
通过愚民政策，以上负面资讯被完全遮蔽，或这些弊端被市民阶层视为理所当然并自然而然予以接受。
一些作品中的反乌托邦社会表面上充满和平，但内在却充斥着无法控制的各种弊病，如阶级矛盾、资源紧缺、犯罪、迫害等，刻画出一个令人绝望的未来。这一类小说通常是叙述人类科技的泛滥，在表面上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但本质上掩饰着虚弱空洞的精神世界。可能的世界观设定有：人类丧失自由、物质浪费蔓延、道德沦丧、民主受压迫（或以另类方法制造“民主”）、阶级制度横行、自杀风气横行等等。故事表达的方法主要是透过一些变数，如人工智能背叛人类，“野人”被带进文化世界等，令主角明白到人类文明已变得僵化或腐化，并带领自己走向毁灭，而主角再从中作出自我的选择。
反乌托邦主义的代表作是1932年英国赫胥黎著作的《美丽新世界》，英国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以及俄国扎米亚京的《我们》（亦翻作《反乌托邦与自由》）、美国雷·布莱伯利《华氏451度》。不过这类小说并不都是宣扬消极意义，阿西莫夫所著的《钢穴》则描写在人与人工智能矛盾的大环境下，人渴望人性自由并化解人机矛盾，建立人机合作的典范。
赫胥黎反乌托邦名作 - 《Brave New World》的暗含矛盾与绝望的现代版海报
扎米亚京反乌托邦名作 - 《We》中构建的暗含心灵统御符号的城市
雷·布莱伯利《Fahrenheit 451》的一版封面 - 焚毁禁书的“消防员”
阿西莫夫《The Caves of Steel》的电影场景 - 一个假想的未来钢构城市
虚构的乌托邦社会，基本上是根植于空想主义的政治原则之上，成功地给民众带来积极有益的成果；虚构的反乌托邦社会，其基础政治原则虽然通常基于乌托邦式的理想，但却因为存在致命缺陷而给民众带来负面后果。
在《当沉睡者醒来》（When theSleeper Wakes）一书中，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把统治阶级描写成享乐主义的和肤浅的。乔治·奥威尔把威尔斯笔下的世界和杰克·伦敦的《铁踵》（The Iron Heel）做对比，认为《铁踵》中反乌托邦式统治者显得暴虐、狂热，这样写更合乎情理。
一些作品的反乌托邦社会中，统治阶级推行草菅民众、暴虐无度的铁腕统治，而这些反乌托邦政府机关中又有一些人或者团体领导抵抗，意图从内部改变他们的政府。如阿兰·摩尔的《V for Vendetta》。
描述反乌托邦政治生态的小说包括：《Parable of theSower》《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华氏451度》，此类电影则包括：《大都会》《妙想天开》《大逃杀》《FAQ: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超世纪谍杀案》《分歧者》《移动迷宫》《进击的巨人》《攻壳机动队》《未来都市NO.6》等，此类典型的游戏列举《Limbo》《Inside》。
弗里茨《大都会》的电影场景 - 一个假想的金字塔型未来巨构建筑
电影《移动迷宫》中的迷宫模型 - 一个“墙内”的“安逸世界”
动漫《进击的巨人》中设置的三道墙
《Innocence》中赛博朋克时代下的建筑产物 - 外在绚丽与内在腐朽的对比
为什么要反乌托邦
从历史上来看，共产主义的前期过渡时期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种人民大众的专政，是以公众意志为基础的政权组织形式。而全权主义是一个以共同体、极端的公共意志为基础的政权组织形式，共同体和公共意志高于个体。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别众意和公意。因为在操作方式上，原本合理的众意很容易被领导者设计为一种公意。从表面上看，公众意志是个别意志的总和，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相互抵消的部分之外，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共意志。但是事实上，众意社会是允许私意多元并存的聚合社会，而公意社会却是只有一个“透明”的“道德同一”。因此一旦众意渐渐变为公意，并使这种公意极端化，那么私人意志就被压制和消除，那就不可避免地放弃民主与自由，建立为一种同一化的全权主义社会。
扎米亚京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中，“我”的概念意味着私人、个性、个人化。“我们”的概念意味着集体化。所有的人思想相同，行动相同，是一个单一化的世界，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私人化的艺术创作服从于大一统王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没有灵感没有鉴赏力，也没有幻想和冲动。同样的，在共产主义革命阶段，我们似乎也经常碰到“以强制的手段实现幸福”的说法，正是因为这种强制的手段，才是的共产主义不免与法西斯主义相似。“虽然在理论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存在一些不同。共产主义理论主张，专政虽然是革命中不可或缺的严厉手段，但它伴随革命的结束而结束，最终替代它的是一个自由平等的人们组成的民主政府，法西斯主义理论则要让专政永存，完全排斥民主理想。”而最后共产主义革命的失败以及它所体现出来的专制主义都反映了共产主义理论自身的矛盾。因为革命在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同时，使用了非自由和非民主非人道的手段，导致的结果是采用的手段压倒了理想中的目的。而法西斯主义则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它不过是通过消除个人自由来设计一个统一的没有矛盾的社会，也想给整个世界设计一种大一统的幸福。
小说家通过一个未来人对荒谬绝伦的未来世界的描写，让我们审视那个理想中的高理性、秩序化世界的可笑可悲之处，我们会认为那一切都是不可思议和反人性的，如果未来对于我们现在是荒唐的，那么我们也就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所处的当今世界，怀疑当今世界较之古代世界是否也呈现的了这种相似的可悲与荒诞之处。
反乌托邦究竟反什么
反乌托邦其实是一种“去昧”的思维模式或是思考方式，这种“去昧”的思维模式我们或可谓之保持“怀疑”，因为保持“怀疑”是反乌托邦的方法论。在乌托邦世界，一种极大的潜在风险即是这种“怀疑”精神的缺失，这种缺失可能导致人的思想陷入极度的僵化而安于现状，一种文艺复兴时期便提倡的所谓“人”的概念也便确实，随着当代网络技术与机器人技术等高精尖技术的革命性发展，所谓“赛博朋克”时代成为呼之欲出的下一个可能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下，作为人的个体如果失去了“怀疑”这种“人”的基本属性，便于机器无异。“怀疑”作为人类伟大思想与智慧诞生的“源动力”。是人类从智人一步步进化的重要“天赋”。千万年以来“怀疑”始终是“愚昧”的天敌，是“智慧之母”，伟大的思想与学说无不“由此开始”。
《Inside》
《Inside》是Playdead工作室继《Limbo》以后出品的又一力作，讲述的是一个男孩孤身一人受到追击，逃亡过程中慢慢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庞大的黑暗计划中，同时，结尾的故事线也引起玩家自身对自身存在的思考。
Playdead于2011年发行的反乌托邦主题游戏《Limbo》场景
Playdead于2016年发行的反乌托邦游戏《Inside》 - 控制小男孩的肉球
失去“怀疑” - 反乌托邦背景的塑造
在游戏中，充满了晦暗的元素和阴翳的环境，人物在一个无语言的状态下进行着自己的“逃亡”活动，这个看似无休止的“逃亡”过程，却处处有令人惊奇的谜题设置，充满神秘性的不同谜题在玩家稍加用脑的情况下都会被触发和揭开。我们不难发现，在整个故事背景中，出现了两种人 - 一种是小男孩这种自由行动的人，另一种是傀儡人；这种傀儡人正是一种对在高度工业化和流水线化的社会生活中失去“怀疑”精神的人的映射，然而在游戏故事线的进行中，我们发现，被小男孩触发的机关会导致小男孩变成控制傀儡人的人，或者同样被控制的傀儡人，到游戏的后期，小男孩被肉球控制，直到出现与第四面墙的交流，还有过程中的拔电源，都影射着我们玩家自身，引导我们思考，我们自身是否也同游戏中的小男孩一样，是被大环境操控的傀儡。
《Inside》主线结局 - 变成肉球的小男孩最终停留的沙滩
《Inside》主线结局 - 与最终沙滩对应的过程中的模型 - 暗示整个游戏是一场实验
《Inside》隐藏结局 - 变成肉球的小男孩意识到却无法打破第四面墙
傀儡人：是傀儡，还是人类？
“有史以来，大概自从新时期时代结束以来，世上就有三种人，即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这三种人的目标是完全不可调和的。上等人的目标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要同高等人交换地位。下等人的特点始终是，他们劳苦之余无暇旁顾，偶尔才顾到日常生活中以外的事。”——《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一章《无知即力量》，果尔德施坦因。
想要解决这两个疑问，首先要探讨的，是傀儡人从何而来。《美丽新世界》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在虚构的2503年的世界中，婴儿自出生起就被赋予了不同的阶级、天赋和兴趣，其中最高级的阿尔法由单个胚胎长成，并且被一系列的基因工程和睡眠教育（即在睡眠中受到反复的洗脑）塑造成高大、美貌的管理者与高级工程师；而最低级的埃普西隆则由单个胚胎分裂成1万多个一模一样的人，他们身材矮小、畸形丑陋、智力低下，6岁就能发育成人，专门从事低级、重复性的劳动。
游戏前期，在农场和住宅区，傀儡人都穿着各不相同的普通衣服。而到了工业区之后，统一的支服装、屏幕上的数字似乎暗示着傀儡的同质化。当游戏进入到后半程，进入水下区域时，玩家可以看到许多倒悬在培养液中的傀儡人，他们身体出现了部分的变异，皮肤表面存在着寄生虫。
这似乎暗示着傀儡人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先天的，他们自出生以来就被寄生虫所操纵，身体富有弹性，能从高处摔下而不死，被批量生产以用来从事高危、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另一种则是后天的，他们由于某些原因，比如犯下某些罪行而被寄生虫强制变成傀儡人。
傀儡人是再明显不过的物化意象，即作为主体的人本身被颠倒为一种物，从而丧失了他的主体性。这就好像《摩登时代》中卓别林扮演的工人反复地拧着螺丝，又好比萨特所说的那个女工梦见与机器做爱的故事。在生产过程中，人的本性沦为为整个生产流水线的一部分，包括他的想象力和生理机能也牢牢被机器所控制。而傀儡人正是人类被物化到了极致的体现，人不再具有除了物性之外的任何个性，从而彻底沦为了物品。
《Inside》中看似行为各异却明显毫无灵魂的“傀儡人”
《Inside》中暗示整个游戏是一个大实验的重要提示场景之一 - 人与傀儡的混杂
《Inside》中暗示整个游戏是一个大实验的傀儡人模仿场景 - 小男孩的红色服装暗指标记
《攻壳机动队》
攻壳机动队的英文名叫做GHOST IN THE SHELL，日文名叫做攻壳机动队。中文的翻译就是用的日版的名字。英文名表达的是攻壳的内涵，而日文名表达的是攻壳的故事，两者一表一里，相辅相成。从英文名直译”灵魂在躯壳中“可看出，整个作品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就在于，赛博朋客时代背景下，文明高度发达，机械躯壳普遍替代生物躯壳的情况下，在人的躯壳下究竟藏着的是什么，是灵魂么？
《攻壳机动队》海报
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时代，科技改变人类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生活层面，更多的已经深入生命层面和精神层面，或者可以说，灵魂层面。在《攻壳机动队》中，普遍使用的义体，让人的生理层面得到了革命性的改良，同时也得到了毁灭性的改造，更甚者，大批量的电子脑使用，从动漫中的笑脸男事件和傀儡师事件中可以看出，人类电子脑的概念与现在电脑的概念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灵活性和自主性相对更强，但是同样受到电脑病毒的威胁而非物理病毒的威胁。那么我们就该思考，这种本质上电子化的大脑，是否还寄存”灵魂“。
《攻壳机动队》中的笑脸男事件
《攻壳机动队》中的傀儡师事件
古人说的灵魂，有时指的是我们今天说的意识、精神、心理活动，那是大脑生理活动的结果，是物理、化学反应的产物，并不能脱离大脑而存在。人一死，大脑活动终止，所谓的灵魂也就跟着消失。这是灵魂不存在的科学依据。 迄今为止，科学界从未发现过客观存在的任何一种被声称的超自然力现象。生理医学家证实：通过研究大脑神经细胞（神经元）突触之间信息之间的传递，认为灵魂（意识）是大脑特定神经细胞的活动。一些科学界解释灵魂现象：一种是因为心理作用，包括错觉和幻觉造成的认知的错误；一种是精神病理作用，也就是脑部器官受损，而导致遗忘、精神紊乱等现象。一种与环境改变有关，主要是出现电磁场变化。人类的生活空间充满了电磁波。人脑就是电化学器官，生物电信号在脑细胞间传递信息，强大的电磁场会影响到那些信号，并产生奇异的视觉、触觉与听觉。作用于人脑的电磁场还可以导致不同的情绪，如恐惧、紧张等，就是这种情绪使人产生看见灵魂的异常现象。由此可以看出，”灵魂“一词，总是和大脑相关的。那么我们就该思考，是不是电子脑本身，就意味着失去了”灵魂“。
同样的，在《攻壳机动队》里，存在着大量对灵魂一事的探讨，机器战车塔奇克马们的探讨就充分站在机器层面对人的灵魂进行了思考，整个动漫一条暗线也是塔奇克马们的灵魂从无到有的过程。
《攻壳机动队》中的塔奇克马
在对攻壳机动队中”Ghost“这一概念的简单探讨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在高度发达的赛博朋克时代，或许是正在到来的时代，各类精神都物化的背景下，物质上极度丰富带来的精神上的极度空虚，也正是一种在”乌托邦庸碌“状态下的异化。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 MarukoStudi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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