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圣元 | 王元骧文学理论的“风骨”谈片
内容摘要
王元骧先生既是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建设者，又是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见证者，他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出版的专著、教材，展现了新时期四十年文学理论发展演变和学术深化的历史轨迹。本文尝试以中国文论固有的“风骨”这一关键词，来简要地表达对王元骧先生文学理论的认知。王元骧先生的文学理论是有“风骨”的，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强调的文章精神，在王元骧先生的文学理论文章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王元骧文学理论学术论文的“风骨”主要体现为：一、充满文气，有“风力”有“骨鲠”。于他的论文总是有“风”通体灌注。二、善于锻炼文骨。三、取熔经典著作、广泛吸收中西文论精华。王元骧的论文有主干骨鲠，有人文情怀，才气锋颖出众，在追求“风骨”方面，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值得我们学习、领悟。
作者简介
党圣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与阐释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列文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很感谢浙大文艺学研究所给我提供了这么一个前来学习和向王元骧先生表达敬意的机会。王元骧先生是文学理论界的老前辈，我对王先生的人品和学品，以及他在文学理论方面的卓出建树，一直敬仰不已。王元骧先生的文学理论研究，在经过漫长的准备期之后，终于从1978年开始如“井喷”般地涌发，到如今整整四十年了，他以其锐利的理论锋芒和鲜明的学术立场，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贡献了许多篇足以载入新时期四十年文学理论发展史的论文大作，有力地推动促进了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与深化。所以，王元骧先生既是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建设者，又是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见证者，他在文学理论方面的思考、建构，以及他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出版的专著、教材，展现了新时期四十年文学理论发展演变和学术深化的历史轨迹。
我本人自1978年以来，因对文学理论的强烈兴趣而逐步开始这方面的学习，在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之中，受益于王元骧先生文学理论论文的启迪很多很多，深深地被他的问题意识、思想深度、理论风范所折服。总之，就是喜欢读王元骧先生的论文，每读必有所获，必有所开悟和启迪。近些时日，为了参加这个会，我专门又翻阅了他的《审美超越与艺术精神》《审美：向人的回归》这两本大著，感慨不已，收获甚多。王元骧先生在60年的学术和执教生涯中，勤于著述，硕果累累，但是我认为，这两本非常厚重的著作中所收的论文，都是他的学术代表作，其所展示的思想之深邃、理论之透彻、逻辑之严谨、学艺之精湛，无不令人叹服。我还认为，王元骧先生的诸如《关于艺术形而上学性的思考》、《关于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考》、《文艺理论研究中的“文化主义”与“审美主义”》、《文学研究的三种模式与理论选择》等许多篇论文，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中的名篇，无疑属于传世之作。全面认识与评价王元骧先生的文论体系及其理论贡献，需要全面、深入细读他的全部论著，需要对中西文论、美学的历史和现状有坚实的学术工夫，这实非我所长，在座的各位在文论方面都中西皆治，通贯中西，肯定能做出中肯的论析。那么，我讲点什么呢？这时我想起了刘勰《文心雕龙》，想到了《文心雕龙》中的《风骨》篇，我尝试以中国文论固有的“风骨”这一关键词，来简要地表达一下我对王元骧先生文学理论的认知。因为我认为，无论是王元骧先生本人，还是他的文学理论，都是有“风骨”的，刘勰在《风骨》篇中所讲的、所呼唤的那些，在王元骧先生身上和他的文章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传统文论中，“风骨”的义界涉及、涵盖了创作论、风格论、作家论、作品论诸多论域，是一个重要范畴。“风骨”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批评术语，其生成渊源有自，到《文心雕龙》则正式得到确立，并且成为一个标识性的概念。历来对于“风骨”的诠释，歧义较多，这里搁置不论。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以往对“风骨”的解释，受西方文论中内容与形式关系论的影响，甚至完全套用内容与形式关系，将“风”指认为内容，将“骨”指认为形式，这样的解释不能说完全不着边际，但是毕竟又遮蔽、过滤掉了“风骨”所包涵的更多的意涵。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说：“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俊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徵也；思不环周，牵课乏气，则无风之验也。”刘勰在这里当然是针对文学创作而言的，但是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与现代“纯文学”观念在内涵与外延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刘勰这里所讲，也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术论文写作在内，或者说刘勰所讲也完全适应于学术论文的写作。
如果按照刘勰所说的这些话来衡量王元骧先生所写的文学理论学术论文，或者说我们带着刘勰对文章“风骨”要求之期待来阅读王元骧先生的论文，我们是不是觉得他的论文很有“风骨”呢？答案是肯定的。任何文学创作论、风格论、作品论都离不开文学主体论，离开文学主体谈创作、谈文本、谈风格，是有违于“知人论世”文评传统的，很可能使我们的理论和言说走向偏窄、极端。因此，谈到王老师文学理论学术论文的“风骨”，我们当然要先说，王元骧先生论文的“风骨”是来源于他本人思想、性格的“风骨”，他的论文的“风骨”与他身上所焕发出的人格、思想的“风骨”是相互贯通、内外表里的。王元骧先生思想性格和立世为人之“风骨”，我相信在座的大家都深有感受，这里无需展开。我所要说的是正是他思想、性格的“风骨”成就了他文章的“风骨”，成就了他文学理论的“风骨”，从而使他的文论研究焕发出思想的辉光、理论的坚定、文章的飞扬，而这一切都可以以“风骨”来概括之。那么，王老元骧先生文学理论的“风骨”到底体现在那些方面呢？由于时间的原因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发长篇议论，所以我在这里只谈如下几点：
一、充满文气，有“风力”有“骨鲠”。我们知道，《诗经》“六义”，“风”列首位。按照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所讲的观点来看，“风”是文章产生教化作用与感染力量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也可以径曰为本源性力量或前提性条件。在一篇文章中，“风”实际上就是作者所要表现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风采在文本中的具体展示，并且成功展示后所产生的一种综合审美效应。所以，包括“论”体在内的文章写作，要表达作者心中的思想与感情，事实上理论文章也无可避免地或隐或显地体现着作者的价值情感成分，而且这种价值情感越充沛，理论的穿透力、说服力越强。所以，我们即便是言说文学理论问题，撰述为理论文章，也应该先从注重文章之“风”的教化、感染作用开始；而在具体的表述过程中精心选择推敲文辞，来传递所要表述的思想意涵，这一点也同样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加有效地增强“风”的力度，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就文章写作而言，“骨”的作用实际上与“风”同等重要，“风”与“骨”在功能上具有同一性，在文本中它们的关系是一种互相依存关系，各以对方为存在条件。从中国传统的“人化”批评的角度来看，一篇文章犹如一个活生生的人，人无骨则不立，而文章亦同样如此。所以，刘勰才说“沈吟铺辞，莫先于骨”，言下之意即是说文章依赖于“骨”而后成，犹如人体不能没有躯干；文章是表达作者的情思之具，但是所要表达的情思中不能不包含着“风”，这就像一个人的形体中必须包蕴血气，否则便是一具木偶土俑而已。尤其是对于文学理论批评文章的创作而言，如果词语运用能够做到端正有力，那么文章就有了结实有力的躯干；如果表述的思想和理论观点明快爽朗，并且具有作者自己的鲜明而独到的情思，那么整个文章就有了理论穿透力和思想感染力。刘勰认为，文章写作如果一味地追求辞藻的艳丽丰富，但是缺乏风骨，那么整个文章便不飞扬灵动，文章风格更谈不上鲜明。于此，我们还可以补充而言，就是对于“论”体文章而言，如果缺乏“风骨”，那么其分析阐述就无法有力。因此，即便是文学理论学术文章的写作，在运思作文之时，也需要保持旺盛的志气，以刚健的文辞确切而精准地表述自己的思想见解和人文情怀。如此，所写文学理论批评文章，才能闪耀出思想与人文情怀的光辉。刘勰认为，“风骨”在文章中的作用，就像征鸟远飞要使用它的翅膀一样。我们认为，文学理论学术文章之有待于“风骨”，情况同样如此。但是，我们看到，随着文学理论越来越呈现出“知识化”的发展趋向，出现了文学理论文章写作越来越脱离作者思想情怀而向着程式化、公式化的发现发展的趋势，许多文学理论文章中的言说，不是出之于作者自己的对于社会、人生、文学的感受、体验，而是完全依靠一套现成的、他人的概念、术语、话语来作业，完全是照着说、跟着说，惟西方文论和文化理论批评之马首是瞻，以西方文论、文化批评之问题为问题，以西方文论、文化批评之概念、术语为组织框架来堆砌成文，而如果我们去掉这些文章中的那些冗长的稀释性的话语，那么可能就仅仅剩下一些孤零零存在的西方文论、文化批评的概念和术语，而这样的文学理论文章是缺乏“风骨”的，这也是现在大量文学理论学术文章不受待见的主要原因之一吧？但是，我们阅读王元骧先生的文学理论文章的感受，与阅读时下流为风气的一些文学理论学术论文的感受大不一样。我们可以从王元骧先生的论文中感受到一股来之于他思想深处的真力弥满的理论正气，体会到一种发自于他胸怀之间的人文情怀，这种理论真气和人文情怀，便呈现为他文章中之“风”。比如，我们读王元骧先生的《关于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考》、《质疑文学评价中的“人性”标准》、《文学研究的三种模式与理论的选择——对于文学理论的性质和功能的思考》、《文学理论的科学性与人文性》、《李泽厚美学思想基础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吗》等一系列论文，便可以深深地体会到他对有关文学理论重大问题的思想价值立场和文化情怀。这些文章，都是他在对问题进行长期追踪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撰写的，文章的理论观点守正创新，持论务求公允全面，充满了历史理性精神，而不是为了某种偏窄的意识形态主张而曲张其说，更不是为了单纯求“新”而置经验与常识于不顾，体现出强烈的思想担当和理论责任感；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不随波逐流，不隐晦自己的见解而吞吐其言，不以满纸时髦的西方文论和文化研究术语来文饰思想之匮乏，体现出了理论文章应该具有的刚勇而又稳健的风格。因此，王元骧先生的文学理论论文，写的总是那么有风力、有气度，通体显示出一种理论的透彻性，焕发出一种人文的忧思情怀，所以才那么有说服力，而究其原委，正在于他的论文总是有“风”通体灌注。
二、善于锻炼文骨。所谓锻炼文骨，就是指能精确地运用词语，包括概念、术语的使用和逻辑的谨严。所以，我认为似乎可以援引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意指作用”这一概念来解释《文心雕龙》中的“风骨”这一范畴，如果运用的适度而得法，实际上是有助于解决向来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的对于“风骨”之诠释的。我们知道，能指与所指是结构语言学的一对范畴，而在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中，“意指作用”、“能指”和“所指”是三个紧密相联的概念，人们用一定的语言符号来表示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意指作用”则表示语言符号与所表示的事物或概念两者之间的关系，索绪尔把表示事物或概念的语言符号称为“能指”，把语言符号所表示的事物或概念称为“所指”；“能指”指单个的词语的词形或词音，“所指”指词语所要表示的对象或意义。参照索绪尔的说法，“风”大体上相当于“所指”，“骨”大体上相当于“能指”，而“风”与“骨”合二为一所组成的“风骨”则大体上相当于“意指作用”。我认为“意指作用”这一概念的引入，有利于我们从整体的角度来理解和诠释“风骨”的意涵，而避免割裂彼此，避免在诠释时出现见“风”不见“骨”或见“骨”不见“风”的现象。按照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相关说法，凡是文章高手，都是深明“风骨”之义和擅长锻造文骨之人。“文骨”在文章中的作用，在于可以使所要表达的思想更加鲜明突出。刘勰主张一篇文章的字词，要锤炼得坚实而难于更易，全篇则讲究言语凝练、文脉贯通，而不可以敷衍从事，乃至堆砌辞藻而板滞不堪。刘勰认为，锻炼“文骨”是文章具有“风骨”力量的必由途径。事实也是如此，如果一篇文章内容贫乏而辞藻繁富，文理混杂而没有条理，那就是没有“文骨”的典型症状。对于理论文章的写作而言，情况尤其如此，刘勰所提出的文章写作“析辞必精”“述情必显”的要求，其实更适应于文学理论批评文章的写作。如果所要讲的道理不通达，理论思辨不周密，只是将一些碎片化的所谓文学理论知识勉勉强强地拼凑在一起，依靠若干个牵强附会挪用来的概念范畴而为之强说，缺乏一以贯之的文意，这就是刘勰所批评的“思不环周”，就是“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就是“牵课乏气”，从而也就无从谈起文章之“风骨”。王元骧先生的文学理论批评文章则不然，他的论文非常讲究锻炼文骨，在文字锤炼、条理畅达等方面，是非常考究的，这无不增强了他文章的“风骨”。比如，我们读他的《对于文艺研究中“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批判性考察》、《认识文艺与政治关系首先须解决的两个问题》等文章，就可以感受到他为更加条畅、更加清晰地阐释自己的理论观点而在遣词用语方面确实非常考究，许之以达到了刘勰所说的“结言端直”，我认为并不过分，而这正是他善于锻炼文骨之鲜明的表征。
三、取熔经典著作、广泛吸收中西文论精华。古人作文，讲究取熔经典著作，以经典著作为范式，吸收借鉴经史百家的为文之术，这样方能知晓文情变化，熟悉文体规范，然后在此基础上萌发出新颖的文意，撰写出组织有方、析理透彻、逻辑严谨、意气飞扬的文章。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云：“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归，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岂空结奇字，纰谬而成轻矣。”指的正是这一点。刘勰当然主要是针对文辞创作而言的，但是他的这些主张其实同样适应于传统诗文评类文章的写作，也适应于当代中国人文类学术论文的写作。按照文体分类，我们现在的文学理论学术论文，自然属“论”体，其主要功能在叙学。按照文体规范要求，“论”体文章的写作，也有自己的体制要求，也要做到“得体”，也讲究“风力”。在这方面，我认为刘勰所讲的诸如“结言端直”、“析辞必精”，不可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而几成“文滥”。但是，文体意识弱化现象在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文章写作中一直程度不等地存在着，这无不影响了文学理论功能与作用的发挥。在如何有效地克服这种不足的问题上，王元骧先生的文学理论论文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经验。笔者手头还有一本王元骧先生论文集《艺术的本性》，其中收入他的文学理论研究和美学研究方面的论文20篇，他在撰写这些论文时，取熔古今中外经典理论著作而又不拘泥于一家一派，不追逐当下时髦的热点话题，而是充分结合当下的文学发展现实，针对文学理论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思潮性现象而进行深度研判和精确分析阐释，重在对有关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作出深刻的理论辨析，力求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提出具有时代高度的新见，从而推动和深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我们读王元骧先生的这些论文，能充分地感受到他对“论”体文章写作所具有的娴熟学艺，因此文意新颖而不杂乱，不是为了文辞奇巧而任意拼凑，在文章骨力和文采方面确实进入了一种圆熟的境地。当然，王元骧先生能做到如此，确实来之不易，如果没有艰辛的思辨过程，写作时没有对文章的风力和辞藻进行磨炼，是达不到这一点的。这也告诉我们，正如刘勰援引《周书》中所言“辞尚体要，弗惟好异”而告诫人们要慎防“文滥”那样，虽然“文术多变，各适所好”，但是敬畏经典，传承经典精神，注重“论”体文章的文体规范，却是非常必要的。刘勰特意引用《周书》中的这两句话，其用意无非告诉人们，要防止文章过于追新逐异而出现虽“新”而实“讹”的文弊。因为，目无经典，处处要跨过已有的规范，好高骛远地追逐新异，虽然可以获得一时的奇特的言语效果，能博得许多眼球，但最终却会导致文章谬误而轻浮，成为过眼之烟云。理论文章要耐读，耐读的理论文章才有学术生命力，而王元骧先生的文学理论论文正是耐读的文章。多年来，学界一致评价王元骧先生的文学理论学术论文能谨守“论”体文章写作规范，文辞鲜明刚健，使人读来感到风力清新、骨力峻拔，文章中闪耀着一种由“风”与“骨”合力而成的思想、情怀、理论光彩。于此，我认为，“风清骨峻”四字，不仅适应于评价王元骧先生的人格，也适应于评价他的一系列文学理论论文。我们从王元骧先生精神风貌、为人处世、言谈举止和他的一系列文章中，也可以深深地感受到“风清骨峻”这一特点。
总而言之，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强调的那样，情思与志气相伴，言辞与骨力并存，是文章写作的不二法门。我们认为，即便是纯学术的文学理论论文写作，如果能写得明朗刚健，文章便可具有思想的感染力和理论的穿透力，照样可以达到理想的文章境界，或者说达到理论与文章并臻的“化境”。我们读王元骧先生的论文，感到他的文章有主干骨鲠，再加上他人文情怀饱满，才气锋颖出众，这就使他的文章非常耐读，而这正是他写文章十分注重“风骨”使然。王元骧先生的文学理论文章，在追求“风骨”方面，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值得我们学习、领悟。
本文原刊《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22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