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首提特高压，中国这项世界领先技术“十四五”将带动万亿级投资

文／周夫荣

编辑／瓦叔

在经历2018年至2021年四年恢复性增长之后，特高压再次闯入公众视野，并将进入发展快车道。

2022年1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努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进行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主席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重要讲话。

对于能源电力方面，习近平主席提到：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习近平主席这一提法释放了重要的信号。以风光电大基地为基础、以清洁煤电为支撑、特高压输电三位一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符合我国的资源禀赋、电力系统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电力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及发展特高压，在坎坷曲折中前行的特高压第一次被定了性。

特高压是指1000千伏交流和±800千伏及以上直流输电技术，具有输电距离远、容量大、效率高、损耗低、单位造价低、占地省等诸多优势，能够有效解决能源供应不安全、现有电网不安全、生态环境不安全等问题。该技术的全面突破，实现了中国电力工业从落后到领先、进而站上世界电力制高点的百年追求，为国家能源安全与人类可持续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截至2020年底，中国已建成“14交16直”在建“2交3直”共35个特高压工程，在运在建特高压线路总长度4.8万公里，足以绕赤道一周。

而在碳中和大背景下，特高压被重新定性，也意味着特高压将迎来巨大的市场空间。

2020年，我国特高压产业及其产业链上下游相关配套环节所带动的总投资规模超3000亿元，其中特高压产业投资规模近1000亿元，带动社会投资超2000亿元。

由此可以预测，“十四五”期间，超过3800亿元的特高压投资，有望带动全产业链和社会投资万亿元。

如果说拉动经济发展是特高压的副产品，双碳需求是特高压发展的时代之机，那么除此之外，发展特高压还有其国家发展层面的深层动因。

应时之需，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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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高压被重新定义，是时代和形势使然。

我国的能源资源分布与能源负荷重心呈逆向分布关系：80%以上的能源资源分布在西部和北部地区，70%以上的能源消费集中在东中部地区。

特高压可以将两边连接起来，作为东西部能源桥梁，优化资源配置，解两地发展之需。

为了匹配碳中和整体部署，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需要加大跨区输送清洁能源力度。新增跨区输电通道必然以输送清洁能源为主。

国家电网曾提出，“十四五”规划建成7回特高压直流，新增输电能力5600万千瓦。到2025年，公司经营区跨省跨区输电能力达到3.0亿千瓦，输送清洁能源占比达到50%。

其实，早在2020年3月，国家电网发布的“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中就曾重点提及特高压建设。

在谈及加快构建坚强智能电网时，国家电网提到，将在送端完善西北、东北主网架结构，加快构建川渝特高压交流主网架，支撑跨区直流安全高效运行；将在受端扩展和完善华北、华东特高压交流主网架，加快建设华中特高压骨干网架，构建水火风光资源优化配置平台，提高清洁能源接纳能力。

而2020年9月我国提出“双碳”目标则进一步推动电力输送政策逐步落地和深入。

2021年11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做好新能源配套送出工程投资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加强电网和电源规划统筹协调。统筹资源开发条件和电源送出通道，科学合理选取新能源布点，保障风电、光伏发电等电源项目和配套送出工程同步规划、同步核准、同步建设、同步投运，做到电源与电网协同发展。

此外，大基地建设在内的项目同样需要特高压。目前各省（区/市）规划百万千瓦大基地项目46个，千万千瓦大基地项目41个。若项目规划全部落地，则装机规模将远远超过400GW。预计2030年陆上大基地新能源新增6亿千瓦，其中，过半的新能源电力或将通过特高压送出。

发展特高压，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应时之需。不仅如此，特高压工程投资大、链条长，还可以立竿见影地带动经济发展。

「能见」近期获悉，在国家电网2022年度工作会议上，国家电网公司宣布计划2022年发展总投入目标为5795亿元。其中，计划电网投资5012亿元。对比国家电网近几年的投资情况，该投资额创下了新高。

此次会议上还提出，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电网向能源互联网转型升级。2022年要优化完善公司行动方案和电网规划，推动新型电力系统重大项目纳入国家规划。要高质量推进白鹤滩-浙江特高压直流、川藏铁路施工供电二期等重点工程建设。同时，金上-湖北、陇东-山东等“三交九直”特高压工程已纳入国家规划。

“十四五”期间，国家电网初步规划建设多条特高压工程，总投资近3800亿元。

此外，在2021年11月发布的《南方电网“十四五”电网发展规划》中，南方电网方面提到，“十四五”期间，电网建设将规划投资约6700亿元，以加快数字电网和现代化电网建设进程，推动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构建。

而“十四五”期间，全国范围内超过3800亿元的特高压投资，将直接带动全产业链和社会投资近万亿元。

伴争议而生，荆棘中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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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特高压的发展经历了诸多波折和挑战。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每次重大变革都以技术进步驱动的能源转型为先导。特高压作为能源领域的世界级技术难题，上世纪60年代起，美国、苏联、日本、意大利等国开展特高压研究试验、设备研制和工程尝试，但受制于政治、经济、技术等因素，最终都失败了。我国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特高压技术的部分前期研究与试验。

《碳中和革命：未来40年中国经济社会大变局》一书披露：2004年寒冬，彼时的中国仍深陷急速发展和严重缺电的矛盾挣扎中。刚刚掌舵国家电网两个月的刘振亚出现在三峡—广东直流输电工程验收总结会上。

会后，坐在疾驰的中巴车上，看着窗外急速建设中的广州新城，刘振亚感慨万千：国内电力供应已严重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

刘振亚在主持国家电网第一次党组会上便提出要发展特高压。会后，国家电网公司就发展特高压向有关部门递交了一份材料。中国发展特高压的大幕由此拉开。

2005年春节后，国家电网启动了特高压可行性研究。这一年的2月16日，国家发改委发文提出“启动我国百万伏级交流、正负80万伏级直流特高压输电技术前期研究工作”。

是年3月21日，国务院领导主持会议，刘振亚作了汇报。这次会议纪要（国阅（2005）21号）明确同意发展特高压电网，并将特高压纳入国家重大装备规划。

然而，争议紧跟着序幕拉开而出现。

短短一个多月后，2005年5月，一份题为《关于发展特高压电网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的报告提交到国务院。报告中提出，在现有的500千伏电网上再建一个1000千伏级电网，是否必要和是否安全应再探讨。

一场旷日持久的特高压之争由此展开，专家们的担忧主要集中在四点：与输煤输电比较的优势、特高压的经济性、安全性和电磁环境影响。

国家电网始终不曾放弃。国家电网曾多次到国务院汇报工作，写了多份汇报材料，说明电网电压等级、规模与安全性没有必然联系。保证电网安全关键是电网的结构和技术手段的先进性、适用性以及运行管理水平。

但是，特高压的发展似乎陷入“专家上书-国家电网公司汇报-政府论证-专家再上书-国家电网公司再汇报-政府再论证”的“怪圈”。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曾在《筚路蓝缕》一书中回忆到：“由于有着过多的争议，延缓了特高压的建设。”“不要说刘振亚了，像我们这样的人都感到身心疲惫。其实争论不可怕，但只争论不拍板，这是有问题的。” 

此后，在18年的争议中，我国的特高压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试验阶段(2006-2008年)，2006年8月发改委批复了中国第一条特高压交流项目。

这一阶段，国家电网公司先后组织几十家科研机构和高校、200多家设备制造企业、500多家建设单位、几十万人参与了特高压基础研究、技术研发、设备研制、系统设计、试验验证、工程建设和调试运行等工作，攻克了310项关键技术，解决了过电压与绝缘配合、电磁环境控制、特高压交直流混合大电网安全控制等世界级难题。这也是特高压的高速建设期的规划阶段。

第二阶段为特高压发展的第一轮高峰(2011-2013年)。特高压开始进入开始大规模建设阶段。

第三阶段为特高压发展的第二轮高峰(2014-2016年)，2014年5月，国家能源局提出加快推进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12条重点输电通道建设，其中包括9条特高压输电通道。

2018年以来为特高压发展的第四阶段，2018年9月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一批输变电重点工程规划建设工作的通知》，共规划了12条特高压工程(5直7交)。但是审批进展异常缓慢，截至目前，原计划于2020年底全部审批完成的项目仍然有两条未能完成审批工作。

特高压也曾一度被纳入“新基建”概念范畴。在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基建”这一概念。而在国家发改委明确新基建范围之前，社会上较为广泛的提法是“七大领域说”。

2019年3月曾有央媒报道称，新基建是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

只是这一提法未被广泛接受。此后官方出台的关于新基建的相关文件中，并未出现特高压字眼。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曾提出：“七大领域”在重要性上并不完全均衡。比如，特高压与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虽然重要，但特高压输电和城市地铁等，其实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列入新基建范畴比较勉强。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王健则认为，新基建中的数字基础设施超越了地理位置和时间的界限，可以全方位、全时段地为各领域用户服务，形成整合效应，但设施的所在地可能并不是最直接的受益者。特高压同样具备了这种特点。

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曾提到，每一个国家的发展将经历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发展阶段，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不同的竞争优势。

如果说拉动经济发展是特高压的副产品，双碳需求是特高压发展的时代之机，那么从国家发展的深层动因来看，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新阶段，则是特高压获得突破的底层推手。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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