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底线如何划定言论的边界？
10月9日，一段“广东一男子相亲时被女方砍了一刀，男子称不追究女方责任”的视频在网上流传。10日晚，广州花都公安通报称，视频反映的情况与事实不符，该男子头部于今年5月因交通事故受伤，欲借此博取网络关注，便虚构相亲被女方砍伤的情节，目前涉事男子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在对性别议题的讨论日趋激烈，婚恋观念出现剧烈变革的当下，该男子虚构的剧情可谓踩准了流量的风口，只用了短短一日，其热度便足以引起警方关注，并发布通报下场辟谣。
然而比他编造的剧情更魔幻的是，该男子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这意味着，公安机关认为其行为可能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已经对其进行了立案处理。
由此引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一哗众取宠、浪费公众感情的散播谣言的行为，到底有没有触碰刑法的底线？这一问题不仅影响着本案裁判者的裁判，关系到该男子的命运，也关系到每一位在互联网上发声的社会公众——我们为自己的谎言或不理智之举，到底要承担多大的责任？
如何理解“编造虚假信息罪”
关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我国刑法有专门的罪名加以规范：
291条之一第2款：【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单从刑法的字面出发，即便从未研究过刑法，也能够很容易地建立起该男子的行为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之间的联系：该男子所编造的因相亲被砍伤的信息，属于虚假的警情信息，男子编造之后在信息网络上传播，该虚假信息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舆论混乱，至于是否属于“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并不好判断。
这并不是立法者的疏漏，因为法条文本在相当长时间内是固定不变的，但社会生活却总是光怪陆离。为了“以不变应万变”，立法者总是在法条中留下许多可供解释的空间，此所谓“相对确定性规范”。
为了帮助执法者适用刑法，立法者在刑法条文中留下了不少微言大义。而刑事诉讼的一大目的，就是在控、辩、审的三方论辩中，通过各种资料，尽可能准确地确定这些规范的内涵，并将其公正地适用到个案之中。
该男子的行为是否“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是本案法院、检察院、辩护人和公安所共同面临的棘手问题。
如何理解“严重扰乱公众秩序”
社会秩序的概念，直到本世纪以前，都无争议地被用于指代现实世界中，人与人组成的社会的秩序。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出现，社交媒体的兴起，存在于线上的网络空间越来越具象化，理论上和实践中的不少观点都开始认为，网络空间中的秩序也属于社会秩序。
显而易见，本罪的“社会秩序”必然包含了现实社会中的秩序。问题是，本罪的“社会秩序”是否包括网络空间中的“社会秩序”？笔者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首先，需要理解网络空间中的社会秩序。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互联网有其运作的规则，这些规则表现为计算机代码和算法。显然，这并不是本罪试图保护的“社会秩序”，因为这种秩序并不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网络空间之所以被认为可能属于“社会秩序”，是因为互联网成为了人与人交换信息，相互交流接触的媒介，换言之，人与人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了各种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当然可以被评价为“社会”。又因为互联网上，人们所形成的关系大都限于信息的交换，因此网络空间中的“社会秩序”必然与信息的交换紧密相关。私密的信息交换通常为公权力的触手所不及，而公开的信息交换我们通常称之为“舆论”。于是，“网络空间中的社会秩序”这一抽象的概念，便可以被我们还原成熟悉的名词：“网络舆情”。
所需解决的争议问题也就可以进一步还原为：“严重扰乱网络舆情”，是否属于本罪规定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网络舆情”是否属于
本罪保护的“社会秩序”
与本罪相关的一个成语，叫“妖言惑众”，指的是制造谣言或荒诞的鬼话以迷惑人。这个词的画面感很强，熟悉中国历史的人看到这个词便能立马联想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和“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等情节；而熟悉世界历史的人，也会注意到舆论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很显然，舆论的力量是强大的，它左右着人心，进而左右着人类的行为，对舆论进行一定的管控，是有必要的。
但需要仔细思考的是，对舆论进行管控的必要性，究竟是来源于舆情本身，还是舆情可能进一步引发的人们的行为？答案显然是后者。
在中文互联网上，关于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美国大选等议题的公众讨论可谓是轰轰烈烈，其中不乏危言耸听的暴论和凭空捏造的谣言。然而不难发现，这些议题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过于遥远，无论这些舆论如何发酵，它都几乎不可能影响到公众的行为。因此，这些议题成为了“安全”的议题，对这些议题发表意见，几乎不会受到监管的规制。
相反，大部分险情、疫情、灾情、警情，与公众，至少是与部分公众的日常生活距离很近，很容易影响到他们的社会行为。疫情最为明显，虚假的疫情信息会直接造成恐慌，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虚假的险情、灾情信息则会直接影响到所谓遭险受灾地区的公众，引起恐慌或困惑，它同时也会影响非直接相关的公众的行为，公众会对这些虚假信息进行更多地关注，并对政府的抢险、救灾行为等进行舆论监督；部分虚假的警情信息也是如此。需要注意的是，公众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并不是单纯的言论表达，而是行使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利，参与社会治理的行为。
既然对舆论进行管控的必要性并非来自舆情本身，而是舆情可能进一步引发的人们的行为，那么单纯的“网络舆情”也就不应该成为本罪保护的对象，本罪所欲保护的秩序，应当是“网络舆情”所能牵动的现实的社会秩序。
该男子不构成“编造虚假信息罪”
回到本案。该男子称自己相亲被女方砍伤，但因该女子为精神病人，并未追究其责任。这一虚假信息所描述的事实涉嫌违法犯罪，可以评价为警情信息。但并非所有的警情信息都能够“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我们还需要结合上文的分析做出具体判断。
第一，该男子描述的事实并无任何涉及公安等政府机关的内容，它显然无法激起公众对政府行为的舆论监督。
第二，该男子并未透露女方信息，事实上此人并不存在，也无法激起公众对女方错误的道德审判。
第三，该男子所引起的舆论讨论，是关于婚恋的讨论。对婚恋关系的看法，也有极强的主观性。无论男子引起的舆论讨论多么轰动，决定采取何种婚恋观，都是纯粹的个人抉择。婚恋关系，是具体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私密性。无论婚恋观受到何种影响，都只会影响到个体，而不会影响到社会秩序。
由此可见，该男子的行为，无法评价为本罪规定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破题的关键并非在于其行为的“严重性”，而在于内涵看似清晰的“社会秩序”。
结语
虽然该男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最终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刑事诉讼有相当多的环节，公安机关在侦查后可能不移送审查起诉，即便移送检察院也可能不起诉，即便起诉法院也可能不认为其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警方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也可能只是为了迅速平息事态并教育公众而采取的“雷霆手段”。具体情况如何，还需等待进一步报道。
尽管故事的结局尚不明确，但此事仍有其教益。这一近乎荒诞的事件成为了我们讨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为公众言论所划定的边界的生动案例。它不仅引发了我们对这一类行为的思考，思考的结论对我们解决其他类型行为的认定问题也很有帮助：作为规制行为的最后手段的刑法，不仅要有威严，也要有温度，对它的解释应当严格围绕罪名的保护法益展开并落脚于此，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把法益侵害最严重的行为留给刑法，让私法、行政法和人们心中的道德去解决其他的问题。
张卓昊
宋氏律师事务所实习生
清华大学法学本科
武汉大学法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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