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与乡村｜李华胤：标语何以有效防疫：“责任性治理”的解释 ——以农村“硬核标语”为分析对象

原文载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作者：李华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摘要】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农村出现了大量言辞夸张、话语强势的“硬核标语”。其主要目的是宣传、动员和指导防疫、治疫的村级行动，是一种基于责任逻辑的内源性生产。在疫情防控中，村级权力主体既承担着对“上”的政治责任，也承担着对“下”的治理责任。在体制性问责和社会性问责双重压力之下，村级干部选择利用“硬核标语”这种特殊的话语形式积极回应和践行双重责任，并形成了有效防疫的治理效应，体现为“责任性治理”模式。“硬核标语”有效防疫的背后突显了村级治理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活力，而这源自于“话语式履责”行为。责任与治理紧密相关。政治责任和治理责任是基层官员的两大责任，构成履责政治的基本内涵。高政治责任、高治理责任下的履责行为，更容易形成较高的治理效能。新时代，责任政治建设强调问责，但更要强调回应责任和履行责任。在实践上要积极探索和建构农村基层“责任性治理体制”，以履责政治实现乡村善治。

【关键词】硬核标语；有效防疫；责任性治理；履责政治

2020年春节期间，武汉发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并蔓延全国，各地相继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宣传疫情的传染性和危险性，动员农民群众积极参与防控和隔离，阻断病毒传染路径，成为农村基层政府以及村级组织的重要政治任务。为了有效防控疫情，全国各地大多数农村不约而同地采用标语进行宣传动员。这些标语规模大、接地气，乡土气息浓厚，被称为“硬核”标语，也成为此次农村疫情防控治理中的一大亮点，极大地彰显了村民自治的制度优势。那么，在疫情防控背景下，为什么全国各地农村会不约而同地出现相似性极强的“硬核标语”？这些标语背后所反映的基层治理体制的时代特点、以及基层生产标语背后的行为动机和政治逻辑是什么呢？基于此，本文以农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中出现的“硬核标语”为研究对象，分析背后的政治逻辑以及体制运行特征，为新时代构建积极性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提供借鉴。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标语一直是高效宣传党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载体，也是向分散的农村快速传递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方针政策的有效工具。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标语在推进国家治理和实现特定政治目标上都卓有成效。尤其是农村地区，标语在宣传和动员农民参与国家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标语作为农村治理的一种手段，与国家治理紧密相关。不同的时期，农村标语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形式。农村标语的背后不仅透视着“国家公共权力的主导价值观与政策主张”，更反映着村级治理体制的运行特点与价值导向。

目前学界关于农村标语的研究比较多，总体来看，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类。（1）作为革命动员与宣传的标语研究。标语是一种话语载体，所承载的是特定的政治主体（如政党、国家或其他政治团体）的特定政治目标。在抗日战争、土地改革、大跃进等进程中，政治使命始终是标语的重要功能。标语自上而下地输入农村社会，宣传政治主张和动员农民群众参与政治主体的革命运动或行动，是标语的主要政治功能。在实践运作中，标语口号主要发挥导向功能、动员功能和激励功能，是一种有效的动员方式。在疫情防控这一类应急事务中，“硬核标语”以宣传通俗化实现较高的宣传效应。（2）作为政治信息传播工具的标语研究。话语是言语交际行为体现出来的由词句构成的言语表达形式。标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形式，承载着特殊的信息或信号。自上而下输入农村社会的标语以一种简短的话语表现形式，承载着特定的政治信息，是政治传播的重要媒介。它使政治由观念化走向符号化，令政治传播者和受众共同进入一个理想化的命题，最大程度地实现政治传播的有效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上，标语作为“一种政治传播的通俗文化”，具有“引导成员理解、接受并努力实践既定任务的目标导向功能、培育成员成为高素质公民的社会化教育功能”。（3）作为国家治理工具的标语研究。此类研究强调“标语”的治理功能，是国家、政党或政府等政治主体在治理过程中所运用的一种工具或手段。执政党通过标语，将一定时期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概括浓缩为简明扼要的句子，来引领社会发展，动员激励社会力量朝着既定的方向努力，从而争取达到预期效果。在治理上，标语高度体现着“官方话语权，在话语维度上体现出了较高的公共价值性，是现代治理术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标语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是学界的基本共识，其重要功能是政治动员和政治宣传、教育激励和传播政治信息。目前关于各类标语的研究主要强调标语的政治功能，而且作为研究对象的大多数标语有一个共性特征：将中央文件或重要领导人讲话中带有很强政治主张的短句子直接用作标语内容，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进入乡村社会。但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中，农村出现的大规模“硬核标语”基本都内生于乡村社会，而不是直接来自国家领导人讲话或中央文件。原创性、乡土性、通俗性是“硬核标语”的主要特征。同时，标语内容与疫情防控紧密相关，既发挥了宣传和动员的作用，也产生了很好的治理效果。从形式上看，农村疫情防控中的“硬核标语”既有政治功能，也具有很强的治理功能。以往侧重强调标语政治功能的理论研究，是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标语”是自上而下以较为正式的路径进入乡村社会的，这些理论无法解释“自下而上”内源式的“硬核标语”。一是为什么各地农村会不约而同地出现大量“硬核标语”？二是作为一种内生于乡村社会土壤的“硬核标语”，背后反映了怎样的政治逻辑？三是“硬核标语”为何能够发挥治理效应？基于此，本文以农村疫情防控中的“硬核标语”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标语的类型、形成逻辑和功能机制，挖掘背后的内在逻辑和一般规律，以期找到新时代村级治理体制的共性特征与发展趋势。

二、“硬核标语”与农村疫情防控：类型与效能

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农村社会出现的“硬核标语”可谓是精彩纷呈、五花八门，涵盖了疫情治理的各个方面。笔者通过网络以及实地考察搜集了若干条“硬核标语”，具体来看有以下五类。所谓“硬核标语”主要是指标语带有很强的乡土性，语言表达具有较强的地方色彩，话语流畅、犀利、且幽默、甚至带有很强的讽刺性、批判性和谩骂性。

（一）宣传类：传达疫情严重性

受到交通、信息技术等因素的约束，农村在疫情严重性、疫情进展、病毒知识等获取（如传染力和传播途径）方面较为滞后，加上农民的认知差异，如何高效动员全体村民共同参与防疫行动是村级治理主体的紧迫任务。

首先，要宣传疫情的危害性和传染性，使村民们认识到病毒的传染力，增强共同性认知，提高重视度。如“一人感染，全家团灭”“一人传染全家倒，财产跟着亲戚跑”。其次，要宣传戴口罩的重要性。由于医疗卫生知识单薄，在大多数农民的认知里，戴口罩似乎是医务工作者的事情，距离自身生活甚是遥远。通过“硬核话语”传递“口罩等于救命”的防疫信号，可以增强农民的“口罩”认知并形成自觉行动。如“口罩还是呼吸机，您老看着二选一”“戴口罩总比带呼吸机好，躺家里总比躺ICU强”“省小钱不戴口罩，花大钱卧床治病”。最后，宣传居家隔离的重要性，使村民建立起“相对封闭的家庭单位生活”与“不染病”之间的关联性。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的基础在于频繁的交际。通过诸如“今天到处串门，明天肺炎上门”“记得莫乱跑，传染肺炎不得了”“宅家，躺沙发享受；乱跑，躺病床抢救”“过年遥哪跑，肺炎把你找”等硬核式话语，有效降低农民的交际意愿，产生临时性的“交际恐慌感”，达到阻断传染路径的治理目的。

（二）监督类：在行为上指导防疫实操

新型冠状病毒作为传染性病毒，仅仅通过标语宣传病毒的危害性，动员全体村民居家隔离，是远远不够的。与城市社区不同，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加上疫情发生的时间节点是春节，熟人间基于情感的交流活动（如家庭聚会、拜年、串门等）都会增加感染的风险。村两委干部作为疫情防控治理的主体，承担着指导、规范和监督村民们防疫行为的责任。

一是禁止任何形式的交际娱乐行为。由于病毒存在潜伏期，任何规模或形式的聚集都存在不可控的感染风险。有效阻断血缘亲属之间、地缘熟人之间的聚集是第一步。诸如“现在请吃的饭都是鸿门宴”“不聚餐是为了以后还能吃饭，不串门是为了以后还有亲人”“串门就是互相残杀，聚会就是自寻短见”等标语，重在以犀利的语气劝阻和监督村民间的请客聚会行为。诸如“麻将手中抓，肺炎带回家”“出来聚会的都是无耻之辈，一起打麻将的都是亡命之徒”等标语，以强硬的语气劝阻村民间的娱乐行为。

二是规范节日期间的情感联络行为。如“老实在家防感染，丈人来了也得撵”“今年上门，明年上坟”“拜年就是害人，聚餐就是找死”“串门就是互相残杀，聚会就是自寻短见”等标语，以不近人情的口气将疫情期间“拜年、串门”行为与生命安全直接关联起来，劝阻和禁止聚集性过节行为。而有的标语则以语重心长的语气倡导和规范一种健康、时尚的过节习惯，如“电子拜年表心肠，无需走街串巷添麻烦”“疫情当前，微信拜年”。

三是倡导科学的饮食行为。生物安全与人类安全息息相关。运用联想式表达将人类安全、生物安全与疫情防控直接关联起来，以通俗的话语倡导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如“今天沾一口野味，明天地府相会”“野味一时爽，隔天医院躺”。

（三）防控类：有效指导和管理流动人员

时值春节，有效防控疫情既要做好村域常住人口的监控和管理，更要做好返乡人员的追踪和管理。流动人员的管理，仅靠村干部是不够的。通过“硬核标语”，以话语营造一种人人参与的氛围，并提供行动指南。在实践中，主要体现为三类。

第一类：以村庄为单位封锁路口，指导物理隔离。诸如“守好自己的屯，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把路口，测体温，不让病毒进咱村”“疫情期间不赴圩，大家都来把病驱”“闯卡可耻，你有病吗”“里不出村外不入屯，不听劝阻就是罪人”“这个时候你在路上遇到的所有人都是向你索命的孤魂野鬼”等标语，以夸张、形象的语气传达出人员流动的危害性，为人员管理提供指南，有效规范和劝阻了人们的外出行为。

第二类：外出返乡人员的监控和追踪。外出返乡人员是高风险人员，也是重点观察人员。诸如“发烧不说的人，都是潜伏在人民群众中的阶级敌人”“湖北回来不报告的人都是定时炸弹”“带病回乡不孝儿郎，传染爹娘丧尽天良”“谁隐瞒疫情，谁就是千古罪人”“带病回乡，六亲不认”“带病回乡，不孝儿郎”等标语，以极其夸张、对立的话语向返乡人员传递疫情危害性，引导其树立自我隔离、主动报告、配合防控的自觉意识。

第三类：对返乡人员的家庭隔离提供指南。一方面运用措辞严厉的标语清晰标识可能存在的感染源，警示其他村民以阻断交际行为，减少传染的风险，如“该处有武汉返回人员，请勿来往”；另一方面运用相对温和劝导的话语向返乡人员提供自我隔离的行为规范和技术指导，如“返乡先隔离，亲人都爱你”“返乡回来莫乱串，左邻右舍捏把汗”等。

（四）教育类：增强村民防疫意识

运用夸张的言辞表达对村民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警示。一方面是训诫和劝导村民养成科学防疫的生活习惯。如“出门不戴口罩，等于在病毒里裸奔”“不戴口罩满地走，胜似粪池自由泳”“健康规则千万条，戴上口罩第一条”“要听晚辈好言劝，不戴口罩全家嫌”“家中老人口罩戴，福报绵绵传三代”。另一方面是向村民宣讲和倡导一种健康的居家生活方式。如“宅家，躺沙发享受；乱跑，躺病床抢救”“不信谣不传谣，积极心态防控好”“长膘是富态，乱飘是祸害”“房门一关，被窝一钻，疫情过后，再去狂欢”。可以看出，标语涉及了居家隔离生活的吃、穿、住、行等各方面。

同时，还借助“硬核标语”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疫情防控结合起来，动员全体村民参与防疫，形成全民防疫的局面。如“面对疫情别添乱，在家也能做贡献”“众志成城齐努力，誓把病毒全抗击”“守住家庭防线，做疫情防控的监督员”等。

（五）知识类：传输科学防疫知识

农村公共卫生知识培训少，农民对有关疫情防护知识、公共卫生健康知识等的获取、掌握和运用等方面较为欠缺。这既是农村防疫的短板，也是重点。向农民及时传输科学的防疫知识，是有效防控的重要基础，也是增强防疫效果的有效手段。通过调查可以发现，传播防疫知识的“硬核标语”在农村也比较普遍。如“体温37.5，快上医院别耽误”，旨在告诉农民感染肺炎病毒的“体温表征”。如“因为爱你，离你一米”清晰地告诉农民健康安全的社交距离。如“离开郎溪再回来，需要隔离14天”明确告诉农民短暂外出后返乡要自觉隔离的天数。如“少出门，多居家，人多莫去凑热闹”则告诉农民“减少出门频率”是降低病毒传播率的重要手段。再如“本人发烧不报告，带领全家火坑跳”则告诉农民感染病毒的“发热体征”并倡导树立自觉报告意识。这些“硬核标语”以通俗易懂、温和或夸张的言辞向农民传输了包括“体温、隔离天数、发热”等关键性的指标性知识。

综上所述，疫情防控中的五类标语之所以“硬核”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话语表达“硬核”。标语言辞犀利、夸张、幽默甚至有过度定性的嫌疑。第二，内容“硬核”。标语覆盖了疫情宣传、流动人员管控、地理空间阻断、居家隔离、防疫知识等各个环节，涉及衣食住行、社会交往等各个方面，深入人心，为防疫提供行动指南。第三，效果“硬核”。严厉而强硬的话语营造了稳定而不慌乱的防疫氛围，最终形成共同参与式的防疫行动。对此，湖北省南漳县Y村村民说道：

“看到这些标语贴的满村都是，说的狠的很，说明村干部用心了，也说明这个病毒很厉害，大家都要小心防范。没有这些（标语），我们老百姓可能还以为（病毒）远得很，有了这些标语，晓得严重性了，也开始按照标语上说的，自己在家测体温，也不敢随便串门了，老人也打电话给晚辈，叫莫来拜年了。”

总之，“硬核标语”以最快的速率、最广的知晓、最大的传播，使村庄单位的全体村民在快速了解疫情危害性后采取积极的防疫行动。“硬核标语”是村级防疫共同体营造的催化剂，在有效防疫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形成了一种人人参与的防疫体制，彰显了村级治理体制的制度活力和制度优势，也彰显了中国“战役”的人民智慧。

三、“硬核标语”有效防疫的责任逻辑与作用机制

“硬核标语”背后反映的是村民自治的制度优势。“硬核标语”根源于有活力的村级治理体制，其蕴含着村级治权运行和职责履行的责任逻辑。

（一）“硬核标语”的双重属性与功能：政治与治理

在疫情蔓延程度上，农村是相对较轻的地域空间，但却是防控疫情的薄弱环节和重点区域。以村两委干部为核心的村级治理主体是“行政体制内部规范性权力的最小个体单元，是基层政治权力的关键要素”。村干部作为农村正式政治权力或行政权力的象征，拥有标语的发布权，也是标语生产的主体；其作用贯穿于“硬核标语”的内容拟定、制作、张贴、撤换等各个环节。与历史上各个阶段出现的各种类型标语口号一样，“硬核标语”的第一属性也是政治性。从政治功能看，标语通过“向成员反复不断地灌输主流政治意识或价值，使他们在内心深处接受和赞同，并按照共同的行为模式进行政治活动”。“硬核标语”作为疫情时期的信息载体，其政治属性体现为村级正式权力的话语生产；其政治功能是“硬核”话语以较为正式的方式向村民发布与疫情有关信息，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是农民群众形成共识和合力，以科学的方式共同参与村级防疫的政治行动。从话语表达看，宣传类、监督类、防控类、教育类、知识类等五大类型“硬核标语”虽言简意赅，但其背后有一个重要的隐藏脚本，即权力主体让你做什么、怎么做。“硬核标语”以灌输方式进门入户，带有很强的强制性、约束性，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符合标语内容的行为才是合乎村庄规范的”。因此，“硬核标语”无处不体现着正式权力的要素，体现着村干部作为村庄正式政治权力主体所承载着的政治任务，以及所要实现的政治目的。

真正有影响力的标语往往来自权威人士、重要会议（机构、组织等）及特定人物等三个方面。“硬核标语”并非直接取自政府正式文件或领导人讲话，而是内生于乡村社会，以一种自下而上的实践路径出现，具有极强的目标导向性。作为实践形态的“硬核标语”，不再是一种思想性很强的指导性标语，而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务实性标语。这也进一步决定了“硬核标语”的治理属性。按照福柯的解释，权力始终与话语相伴随，话语最终也会发展为一种权力，从而对他人的行为产生控制和约束作用。“硬核标语”作为一种由村级正式公共权力主体所主导的公共话语，反映着治理主体特定的公共治理理念和公共目标。村级干部在认真贯彻和学习上级部门下达的防控疫情的政治任务和文件，结合村庄实际，概括出一些高度浓缩的、贴近实际、通识易懂、朗朗上口且可以迅速口口相传的标语口号，以达到宣传疫情危害性、动员群众参与防疫、传输防疫技术、传播防疫知识、加强人员管控等公共治理目标。可见，由乡村社会自主性生产的“硬核标语”与公共治理紧密相关，“是公共治理主体的治理理念传递的重要工具”。因此，与以往农村标语所不同的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中出现的“硬核标语”是一种内源性的生成逻辑。不仅具有政治属性和功能，更多地是具有治理属性和功能。

（二）“硬核标语”的政治动因：体制性问责与回应政治责任

2020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中指出：“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治、防传染病首先是每个民众个体的责任，但更多地是各级地方政府的政治责任，这是政府公共权力由公民赋予所决定的。拥有村庄正式公共权力的村干部是疫情防控的治理主体，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同时也是问责的对象之一，面临着巨大的问责压力。政治责任来源于行政村作为最小行政管理单位的国家界定，与村级干部的政治系统身份相匹配；它要求村干部必须向上级行政组织负责。政治责任的实现状况是衡量民主政治发展完善程度的重要维度，也是通向善治的必然要素。一个有强烈政治责任感的农村治理体制，更容易开展高效的疫情防控。任何不负责任、逃避责任的行为都会延误、甚至扩大疫情。因此，“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官员问责”也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的政治亮点。

问责与避责是政治责任中的一对互动关系。村级干部作为行政体制末梢的权力主体，组织结构相对单一，程序规则相对透明。面对自上而下层层压实的政治责任，向下直接面对农民群众，村级干部基本没有在横向组织内部分责或向下转接责任的可能性，也没有“向上级政府或权力主体逐层避责”的政治能力。因此，对于主导农村疫情防控治理的村级干部而言，唯一的选择可能就是履责。政治责任既是一种观念，更是一种行为实践。有效的履责是一个连续性的行为系统，既包括向上级问责主体展示自己的政治责任意识、责任态度，也包括在客体面前做出负责任的行为。

作为实践形态的“硬核标语”恰恰反映了一个连续性的履责系统。宣传类“硬核标语”及时、连续向群众传递疫情危害性信息，展示了权力主体防控疫情的信心和责任心。标语言辞越急切、越刻薄、越不近人情，越能展现出权力主体防控疫情的政治责任意识、以及防疫的政治决心。而监督类、防控类、教育类、知识类等四类“硬核标语”则是以最好理解的形象化语言向群众传输科学的防疫措施，其本质是权力主体履行防疫政治责任的行为实践。标语越简单、越能做到快速记忆和传播、越能引人注意，就越能体现出权力主体履责行为的深刻性和有效性。如河南省N村的村干部认为：“防控疫情，责任很重。要告诉老百姓病毒很厉害，还要告诉怎么对付它。最快的就是贴标语。标语越多、越狠，那说明我们重视这个工作，这个工作也做得越到位，不搞形式，说的越重，老百姓就越重视，比你苦口婆心说一两个小时都管用。”

可见，政治责任是“硬核标语”内源式生成的政治动因。其实质是村级干部履责行为的一种朴素性实践，是村级干部向上回应“防控疫情”这一硬性政治责任而做出的一种积极行为。也即是说，“硬核标语”是村级治理主体在实践中落实防疫政治责任的话语体现和话语实践。标语的内容越“硬核”（刻薄、夸张、不近人情），“硬核标语”数量越多，越能突显出村级权力主体的政治责任意识，越能反映村级权力主体回应问责的积极态度。内生性的乡村“硬核标语”反映的不是“问责与避责这一双向互动关系”，反映的是回应责任与履行责任的互动关系。

（三）“硬核标语”的治理动因：内源性治理诉求与回应治理责任

“硬核标语”反映的不仅是防控疫情的责任之重、之急，更是村级治理的活力。设立村民自治委员会的行政村，虽不是国家正式赋权的行政体制，但却是距离农民群众最近的治理体制，既有自治功能、行政功能，也有组织功能、服务功能。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虽不是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常规性治理事务，但也属于治理内容的基本范畴。村干部作为正式公共权力主体，是疫情防控治理的主体，拥有疫情防控的合法性治权。有效防控疫情既是村干部治理职责的要义所在，也是农民群众基本的治理诉求。同样，面对疫情，村级权力主体也负有不可推卸的治理责任。这是由治理主体的公共权力来源于民众认可所决定的。治理责任来源于村级干部的治理主体身份，与其治权行使相匹配；要求拥有治权的干部必须采取提高治理效能的行动策略。

从“硬核标语”的生成主体和路径看，其实质是村级权力主体利用特殊的话语表达形式对其所承担的疫情治理责任所做出的一种积极回应。一个回应性的地方治理框架要求对公民负责任，以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以更少的成本做更好的工作。权力主体的反应和行为决定着民众对疫情的认知和行为反应。对于村级权力主体而言，有效治理疫情既要表现出快速的行为反应，更要做到面面俱到。而五类“硬核标语”正是基于村级权力主体使用公共权力来履行公共治理责任的逻辑而自我生成。它们承载着村干部的治理职能，也反映着村级治理体制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效能。在疫情防控中，村干部面对是相对分散、分化、流动的农民个体。仅仅依靠行政性手段是不能达到良好效果的，需要建立一种全民参与的氛围和路径。

农村社会的居住密度不如城市那么紧密，但熟人社会基于情感纽带的交际频率却高于城市。只有全体村民共同参与的防疫，才能真正阻断病毒传播。但由于农民在公共卫生知识素养、疫情危害性认知等方面存在个体差异，可能会产生参差不齐的疫情重视度和防疫参与度。如何以最快的治理速度形成最大的治理效能，是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难题。村干部在利用“硬核标语”回应自身治理责任的同时，也凭借着话语的感染力和动员力，“引导社会成员的思想和意识、凝聚社会共识，形成社会合力”，并最终达成共识并形成一致性参与。看到或听到“硬核标语”的村民开始讨论话语内容，并以家庭为单位采取防疫行动，正是村级权力主体积极回应治理责任的效果投射。如湖北省F村的村民说：“看到电视新闻，我们都在观望，（病毒）离我们远的很，看村干部啥反应。他们反应大，就说明严重，要重视。看到‘今天上门、明年上坟’，刺眼睛，就晓得病毒厉害，要听村里的，待家里隔离”。

总之，防疫标语越是“硬核”（刻薄、夸张、不近人情），引起的村庄公共舆论和宣传的影响力就越大，越表明村级权力主体对防控疫情的重视度、以及抗疫的决心和意志。也即是说，防疫标语越“硬核”，越是表明村级权力主体对“己”所承担的治理责任的认知越强、对治理责任的回应性和实践性越强。

（四）“话语式履责”：责任逻辑下“硬核标语”的政治效应

拥有正式公共权力的村干部是突发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治理主体。在疫情防控中，对“上”面对的是科层化的行政官僚体制，承担着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对“下”面对的是抱有有效控制疫情诉求的农民群众，承担着与其权力相匹配的治理责任。疫情防控是一种非常规性的治理事务，也是一种应急性治理事务。应急性治理事务的治理要求必须以高效率的治理方式实现高质量的治理目标。与责任对应的是问责。村级权力主体承担着政治、治理双重责任，也面临着双重问责压力。既有“自上而下式”的政治问责，也有“自下而上式”的社会问责。村干部逃避责任、或转嫁责任的体制空间和社会空间非常小。最理性的行为选择就是履责。一方面履行顺着体制性通道下沉的防疫政治责任，另一方面履行满足群众治疫诉求的治理责任。“硬核标语”正是村级权力主体回应政治责任和治理责任的过程中而生成的内源性治理话语，是村级权力主体“履责行为”的具体体现。“硬核标语”在话语属性上，既是一种政治话语，也是一种治理话语，“硬核”话语的实质是村级权力主体“用‘显绩’展示其所承担的责任”，用话语实践责任。正是在双重责任的驱动下，村干部们以话语介入防疫的动员、宣传和教育，“适时而规范的干预营造了相对比较好的行动空间，激发了农民主体性和自觉性”，在履责中形成全民参与式的治疫行动。

从五大类型“硬核标语”的话语表达看，其权力的主体性非常强。言辞犀利、措辞强势、夸张幽默的标语话语是与村级治理主体的政治责任、治理责任紧密联系的。责任大、责任急、责任重，才会生成“硬核标语”；“硬核”也代表着村级治理主体治疫的责任心。在较高的政治问责、社会问责的双重压力之下，“硬核标语”体现着村级权力主体的“话语式履责”。标语话语越是“硬核”，越能向上级问责主体表明治疫的担当和使命；也越能向群众展示治疫的决心和能力。责任逻辑是“硬核标语”内源性生成的逻辑基点。责任的逻辑在于履责，而非问责、追责。尤其是应急性公共卫生安全事务的治理，行政体制要更多地要求基层官员进行有效的“履责”，以“问责”促进“履责”。“硬核标语”正是村级干部对“政治责任、治理责任”进行双重回应而进行内源性生产的产物。政治责任与治理责任越急、越重，“话语履责”的“话语”越强势、越具有很强的指令性，权力主体的治理目标性越强，治理的效能也越高。

四、走向责任性治理：基层履责与有效治理的关系

在突发性应急事件中，“硬核标语”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村民自治的制度优势，也反映了村级治理体制背后的责任逻辑以及村级权力主体履责路径。

（一）“硬核标语”与村级治理主体的责任内涵

标语是“为达到一定目的，实现某项任务而提出的有鼓动作用的简练明确的语句”。内生于乡村社会的“硬核标语”，由乡村公共权力主体主导进行生产和运作，旨在宣传动员、并指导全体村民共同参与疫情防控。在属性上，“硬核标语”兼具政治性和治理性。在功能上，“硬核标语”具有政治功能和治理功能。如果把国家政治共同体视为最大的治疫单元的话，作为国家政权末端的村庄则是最基本的治疫单元。村干部连接着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承担着来自行政管理系统的政治责任，也承担着源于自治组织赋予的治理责任。

具体来说，政治责任是由疫情的全国性所决定的，疫情防控是一场关乎国计民生的政治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也作出了重要指示：“以最快速度救治患者，以最快速度控制疫情，是当前的头等大事，容不得有丝毫犹疑、丝毫侥幸。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行政村是政治系统的组成部分，拥有正式权力的村干部必然也承担着防疫、治疫的政治责任，它要求村干部必须“制定符合民意的公共政策和推动符合民意的公共政策执行，以及在没有履行好这些职责时应承担相应的谴责和制裁”。履行防疫的政治责任就是要采取符合公众利益的防疫行动。治理责任是由村干部治理权的合法性来源所决定的。其作为群众民主选举出来的自治组织权力主体，是组织民众自发防疫的主体力量。伴随着村干部身份的民主确认和民众认可，“组织群众自我治理疫情、维系村庄秩序和安全”这一治理责任就产生了。治理责任要求村干部积极回应民众关切，责任的实现效果取决于能否达到防疫的善治目标，而“善治目标实现需要政府责任的强化和贯彻”。责任强调回应。乡村“硬核标语”正是村级干部在紧急情况下回应政治责任、治理责任中内生出来的行动话语。责任逻辑是“硬核标语”的内在生成逻辑。“硬核标语”是村级干部回应责任的地方性表达。

（二）责任与治理紧密相关

对于基层官员而言，责任既是一种价值理念，也是一种行为实践。斯塔林认为，政府责任内涵包括责任和回应。责任要在回应中进行有效实践，才能实现善治目标。一个善治的政府也必然是一个责任政府。可见，善治与政府责任的逻辑关联性很强，都要对公共利益进行回应。政治责任和治理责任作为基层干部所承担和面对的两大责任，要求基层干部所采取的所有治理行为或决策行为都必须能够回应责任，并有效履责。一个善治的责任性体制也必然是能够有效履行政治责任和治理责任的。善治的责任性体制主要体现为官员或干部的责任意识和履责行为。

责任与绩效紧密联系。在以“有效防疫”这一结果控制的治理情境下，对“上”的政治责任和对“下”的治理责任赋予了村级干部在疫情防控中的“整体性责任和无限责任，而基层干部又拥有授予或默许的高自由裁量权所带来的实际控制权的激励，可以实现地方治理绩效的提升”。疫情防控的双重责任压力激活了村级干部的自主性，选择了以话语来履责、尽责的行动策略。因此，农村“硬核标语”是村级干部基于责任逻辑的内源性生产，是村级干部回应政治责任和治理责任的话语体现，是一种话语式履责行为。标语“话语”所透射出的“强势、强制”正是责任的外在体现。“硬核标语”的种类越多、内容涉及面越广、话语措辞越严厉，越体现出村级干部的责任性，也就越能形成共同参与的防疫行动，越能提升防疫、治疫的绩效。可见，责任与治理紧密相关。有效履责决定有效治理。农村基层官员对政治责任、治理责任的认知越强，责任性越高，越能做出履责行为，越能最大化地提升治理绩效和实现善治。

（三）责任性治理：良性履责体制的实践路径

责任与治理紧密相关。高度的责任性能够产生有效的履责行为，并提升治理绩效，形成责任性治理。但是，在现实中，基层官员在采取治理行动或指定政策方案中，对政治责任、治理责任的回应性是有差别的。对政治责任、治理责任不同程度的回应和理解，导致产生不同程度的责任治理。责任性治理是这样一种治理路径，即治理主体基于履行政治责任和治理责任的逻辑和导向采取有效的履责行为或政策策略，实现有效治理的目标。

通过对“硬核标语”背后的责任逻辑的深度剖析，基层干部的责任内涵有两个：一是政治责任，二是治理责任。对“上”（上级）的政治责任与对“下”（民众）的治理责任，二者共同构成履责政治的两个基本维度。但是，在现实实践中，官员行为或决策背后的履责逻辑是有差异的，也是动态变化的。基层干部的任何行为也都可以用这两个责任变量来解释。如图1所示，两个责任变量对应两种履责行为。由此，责任变量的不同组合产生四种履责行为：A（高政治责任、高治理责任的履责行为）、B（高治理责任、低政治责任的履责行为）、C（低政治责任、低治理责任的无责行为）、D（高政治责任、低治理责任的履责行为）。

在实际政治实践中，出于政治职务、政治利益的理性考量，基层官员往往把对“上”的政治责任视为第一位责任。政治决定治理。没有很高的政治责任，也很难催生出较高的治理责任行为。因而，B类履责行为基本不存在。A、C、D三种履责行为在现实中较多。其中，D类履责行为较普遍，即官员只注重政治责任，而忽视治理责任。A类履责行为是一种理想化的履责路径，即官员既注重履行政治责任，更注重履行治理责任。这种履责政治下更容易形成善治。但是，在实践中，A、C、D三种履责行为路径之间也可以动态转换。这取决于问责压力，一是基于政治责任的体制性问责压力，二是基于治理责任的社会性问责压力。当体制性问责压力、社会性问责压力都很大，基层官员基于理性考量会选择A路径的履责行为；当体制性问责压力大、社会性问责压力不大，会选择D路径的履责行为；当体制性问责压力、社会性问责压力都比较小，会选择C路径的履责行为（也即“不履责”）。但是，一旦加大体制性问责压力和社会性问责压力，C、D两类履责行为也会向A转换，产生高政治责任、高治理责任的履责行为。从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视角看，比较理想的履责行为路径是A类。即希望基层官员做出的任何行为或决策都是具有“高政治责任、高治理责任”特征的履责行为。因此，基于“政治责任-治理责任”的履责模型也为理解、检视和纠正基层官员履责行为提供了一个有效工具。

五、结论与启示

“硬核标语”以话语式履责实现了有效防疫的目标。作为一种内源式的话语，其背后所反映的农村基层责任逻辑与治理形态，为新时代农村基层构建责任性治理提供了实践启示。

（一）“硬核标语”的实质与逻辑

现有关于标语的理论研究，更多地以外生性标语（自上而下输入乡村）为研究对象，注重标语的政治功能以及社会功能。但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中出现的“硬核标语”内生于乡村社会，由拥有正式权力的村级干部主导生产和运作。标语话语言辞严厉、表达夸张而强势、内容涉及面广泛，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大的治理速率实现了防疫。可见，治理是“硬核标语”的显性功能，同时还具有政治功能。

通过分析发现，“硬核标语”实质是基层干部利用话语对其承担的政治责任和治理责任进行有效回应的外在体现。责任是“硬核标语”的生成逻辑。一方面是通过强势的话语向“上”回应和表明政治责任，一方面是向“下”回应和展示治理责任。村级干部连接着国家正式行政体制和基层民众，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面临着体制性问责、社会民众问责的双重压力，只能有高度履责的行为选择。而“硬核标语”正是村级干部履责的话语体现。“硬核标语”在“硬核”的“话语”背后体现的是基层干部在防疫、治疫中“硬核”的责任意识、责任认知以及责任落实。

（二）“硬核标语”的效应与完善建议

政治责任、治理责任是履责政治两个维度。履责政治的政治实践形式是责任性治理。在责任性治理框架下，“硬核标语”以话语式履责的方式，高度回应和展示了政治责任、治理责任，在村庄单位形成了防疫、治疫的一致性行动。但是，在看到“硬核标语”的积极效应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其不足性。“硬核标语”作为一种话语治理工具，最大的特点是以权力主体为中心，忽视了受众的情感接受、缺少人文关怀，而且对某些可能性行为存在过度联想、夸张和定性的一面，话语生产和运作中的民众参与较低。因此，以标语话语作为载体来回应和践行政治责任和治理责任，既要兼顾权力主体意志，更要考虑民众感受。“在坚持以人为本、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才能最大程度发挥标语的政治功用”。同时，“硬核标语”也基于村民自治的制度优势和制度活力的自我生产，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向度，才能有效提升人民对制度的认可度，才能更好地将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

“硬核标语”直接说明了村级治理体制具有较强的治理活力、村民自治的制度优势、以及村级治理主体或村级治理体制具有较强的责任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积极性体制机制”的重要命题。农村基层积极性治理体制建设的核心是将村民自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强化责任政治建设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之一。目前的政治系统对问责强调更多。但是，回应责任、有效履责远比问责更重要。因此，乡村社会在探索和建构乡村善治体系的过程中，要引入“责任”概念，以政治责任、治理责任来指导和建构“责任性体制”。责任性体制涵盖问责与履责两个方面。责任性体制也是履责政治的主要路径，责任性治理是履责政治的体现形式。以有效履责回应问责，是责任政治的新常态。有效履责以政治责任和治理责任为基础。二者也是基层责任性治理体制建设的内涵和方向。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图片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