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思论说 | 郭星华：《诉讼的话语》译后记

本文原刊于《诉讼的话语》，“法律人类学世界”微信公众号感谢作者惠赐稿件！

电影《秋菊打官司》讲述了我国一位农妇为“讨说法”上法院打官司的故事，秋菊最终讨到了法律上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却不是她所希望得到的结果，看着因触犯刑法而被囚车带走的村长（被告），秋菊茫然了。这个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在法治建设过程中，法律话语与道德话语的矛盾与冲突，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只要有人类存在，人与人就一定会结成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一定会产生各式各样的纠纷与冲突。随着地域的不同，文化的不同，解决这些纠纷与冲突的方式也不同，这就是格尔兹（C.Geertz)所说的“地方性知识”。在当代中国，解决纠纷与冲突的机制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在熟悉的“民间法”与陌生的“国家法”之间变得惶惑与迷茫。也许，善良的人们认为，只要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法治国家，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人人都遵纪守法，所有的纠纷与冲突都由法律来调节、来解决，那将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社会啊！实际情况如何，法律解决纠纷的效果怎样，真的像我们设想的那样美好吗？很自然，人们想知道在发达的法治国家里，人们之间的纠纷与冲突是如何解决的，是如何打官司的，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梅丽教授的这本书，通过长期的观察、调查与访谈，客观地讲述了普通美国人为了生活中的琐事打官司的故事，为我们真实地描绘了一幅普通美国人法律生活的画卷。在书中，我们看到这些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的人，会为了自家孩子逃学、顽皮、夜不归宿等问题，而将孩子交给法庭管教；为了与恋人（或前恋人）纠缠不清的事情而将对方告上法院；为了邻里之间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而与对方对簿公堂，等等。在他们看来，他们所遇到的都是法律问题，需要用法律手段来解决，而且，用法律方式解决要比用暴力解决来得文明。然而，法院里的人却不这么看。他们将这样的案件视为“垃圾案件”，谁也不愿意触及。他们要么是拖延，要么就转交调解机构处理。有趣的事情就在这儿发生了，当事人信誓旦旦地宣称他们的纠纷是法律案件，坚持用法言法语来描述；法院里的人却极力用道德话语或治疗性话语来阐述，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件“案件”。更有趣的是，在有过多次与法院打交道的经验之后，人们变得聪明和机灵起来了，他们会采取一些撒泼、无赖或者是哭泣、伤悲的手段，与法官软磨硬泡，最终也会神奇般地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法院的工作人员掌握话语权，将法律话语转换为道德话语或治疗性话语；当事人运用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坚持使用法律话语。支配与反抗的一幕，就这样在法院里反复上演。

一方面国家鼓励人们把自己的问题带到法院，法律和政府权力深深地介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另一方面，在传统社区解体之后，人们之间的纠纷与冲突也无处调解，在无助与迷茫当中，只有求助法院这一条道可走。人们在摆脱了传统社区的控制之后，又陷于了另一种控制之中，加深了对政府和法律的依赖。法律开始嬗变为一种世俗的权威。是耶？非耶？任人评说！

本书的书名，直译应该是“公正与和局”，或者是“获得公正与打个平手”。副标题是“美国工人阶级的法律意识”。我们翻译成“诉讼的话语”，主要是考虑到全书的内容。法律话语、道德话语、治疗性话语以及这三种话语的转换，贯串全书，也是作者通过研究之后得到的重要发现。因此，有必要在书名上突出表现出来，也便于读者理解。至于副标题，书中研究的“工人阶级”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工人阶级”，而是一些低收入家庭的普通人，他们生于美国本土，大多数是白种人，可以说是美国底层老百姓的缩影。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特致谢忱。还要感谢梅丽教授，她曾受我的邀请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讲授过“法律社会学”课程，这次又专门写来了“中译版序言”。在翻译过程中，还得到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系麦宜生博士（Ethan Michelson）的大力协助，他曾与我合作研究过中国城乡居民的法律意识与法律行为，我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做访问学者期间，他也曾给予我很多帮助与照顾，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翻译的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郭星华

2007年3月于北京怡海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