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思论说 | 刘伟才、严磊：罗得斯-利文斯顿研究所述论
编者按：本文原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4期。文中注释已略，“法律人类学世界”微信公众号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罗得斯-利文斯顿研究所”（Rhodes－Livingston Institute，RLI，下称“研究所”)是近代非洲成立最早、且最著名的学术研究机构之一。它广招英语世界的著名学者对中部非洲的非洲人族群进行调查和研究，编辑出版了多种第一手资料和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著作，为人们认识中部非洲的非洲人族群、非洲研究的发展以及人类学、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研究所于1938年在北罗得西亚利文斯顿建立。赞比亚诞生后，研究所更名并附属于赞比亚大学，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研究所在中部非洲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诞生，随着中部非洲历史发展而发展，尤其受到中部非洲黑人与白人关系变动的影响。本文将考察研究所从建立到被纳入赞比亚大学前后这一时段的发展变迁史，这对认识和理解中部非洲的历史和社会发展应有裨益。
从草创到全盛时期（1938~1947年）
(一)创建过程
1933年末，北罗得西亚总督(TheGovernor of Northern Rhodesia)胡伯特·扬爵士(Sir Hubert Young)在与斯图亚特·戈尔-勃朗尼上校(Colonel Stewart Gore－Browne)在斯瓦·恩干杜庄园(Shiwa Ng’andu)交谈时，提到要建立一个研究机构。因为同时在场的还有一位名叫奥黛丽·理查斯(Audrey Richards)的女人类学家，总督礼貌性地附带提及了这个研究机构应从事人类学研究。但是，总督的现实目的是建一座博物馆，用于收集非洲文化器物。当时，北罗得西亚的首府已迁到卢萨卡，利文斯顿的地位大大降低，总督希望建立博物馆以吸引一部分游览维多利亚瀑布的旅游者。
1934年8月，北罗得西亚总督正式提出了在利文斯顿建立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申请，并说明研究所的主要工作是进行考古学、地质学以及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他指出，对矿区的城市发展以及周边供应劳动力的农村进行研究非常必要，它将有助于殖民统治当局制定合理的政策。博物馆很快得以建立，但研究机构直到1938年才成立。
(二)戈德福里·威尔森任所长时期(1938～1941年)
1938年，研究所正式成立，一位正在坦噶尼喀尼亚萨兰一带对尼亚库萨-恩贡德人(Nyakyusa-Ngonde)进行田野调查研究的人类学家戈德福里·威尔森(Godfrey Wilson)受邀担任所长。威尔森于1938年5月就任，打理好研究所日常工作后，他随即开始对非洲人村庄和一些矿区黑人劳工集中居住地进行调查研究。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威尔森长期深入黑人村庄、贫民窟，与黑人进行密切的访谈接触，有时还邀请黑人一同进餐。包括殖民统治当局人员在内的一些白人，开始非议威尔森以及研究所的活动，他们觉得这是对种族差别基础的动摇，并认为调研者与黑人过分亲近会唤醒黑人的某种平等意识，从而使他们变得难以管束。一些白人开始阻碍或者不配合威尔森的调查研究工作，一些原本向研究所提供资助的白人也停止了财力支持。对此，威尔森辩解说，要研究了解非洲人，就必须亲近非洲人。但是在种族主义意识浓厚的白人看来，这种亲近却极端危险。
威尔森通过对矿区黑人集中居住地的调查研究，得出了矿区正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结论，认为黑人劳工已成为矿区城市的重要居民。但是，北罗得西亚殖民当局一直以来所推行的劳工政策原则认为，城市是白人居住的地方，黑人只能在需要时，才能进入城市，并且在城市的逗留时间和逗留方式都由有关部门决定；不需要的时候必须留在农村，或者从城市回到农村。但由于矿业发展的需要，很多黑人实际上长期居留在矿区，并且一些黑人已经脱离了与原所在村庄的联系，已无法再回到农村。虽然矿区涌现了大量的长期性黑人集中居住地，但殖民统治当局仍认为这只是黑人劳工在城市的“临时逗留地”。从政策原则上来说，无论黑人在城市逗留的时间多长，他们都不是城市居民。
研究所有赖于殖民统治当局的拨款和少数白人的资助，如果研究所的研究活动不能让他们满意，那么后果可想而知。威尔森越来越难以进入矿区黑人集中地进行调查研究，并受到了殖民统治当局要他“呆在办公室里进行城市化研究”的“劝告”。1941年，威尔森辞去研究所所长的职务。
威尔森主持工作的3年间，研究所共出版了7部“罗得斯－利文斯顿系列文献”(Rhodes-Livingston Papers)。1938年的《尼亚库萨人的个人土地权》(The Land Rights of Individualsamong the Nyakyasa)和《非洲社会研究》(The Study of African Society)、1939年的《恩贡德王国的结构》(The Constitution of Ngonde)都出自威尔森本人之作，研究对象主要是尼亚库萨人和恩贡德人。他在《恩贡德王国的结构》中考察了恩贡德王国在尼亚萨兰北部而非恩贡德人居住区的坦噶尼喀松格韦(Songwe)河北部兴起的原因，认为是贸易促成了这一结果。这一研究成果具有先驱意义，比后来广泛兴起的对非洲内陆王国与贸易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兴趣早了约二三十年；1940年出版的由奥黛丽·理查斯撰写的《奔巴人的婚姻和当前的经济条件》(Bemba Marriage and Present Economic Conditions)一书，重点考察了奔巴人社会中成年男性离开村庄到矿区打工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影响；1941年和1942年分开出版的两卷本《北罗得西亚部落解体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Detribalization in Northern Rhodesia)提出了矿区城市化的理论，给威尔森带来麻烦的就是这两卷著作；1941年，研究所还出版了于1939年加入该所、并担任助理人类学研究员的马科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关于北罗得西亚西部洛兹人(Lozi)生产、贸易、劳工流动等社会经济现象研究的著作——《巴罗策兰中部平原的经济》(The Economy of the Central Barotse Plain)。
值得一提的是，附属于研究所的博物馆在这一期间由著名的非洲考古学家J·德斯蒙德·克拉克(J.DesmondClark)担任馆长，克拉克同时也是研究所的秘书。
(三)马科斯·格拉克曼任所长时期(1942～1947年)
威尔森辞职后，研究所当时唯一的研究人员马科斯·格拉克曼担任代所长。同时，研究所理事会拟让奥黛丽·理查斯或者J.德斯蒙德·克拉克担任所长。但由于战事，奥黛丽不愿来北罗得西亚，而克拉克则正在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一带的英国军队中担任野战救护兵。1942年，格拉克曼成为正式所长。正是这位无奈之下被选上的所长将研究所带入了发展鼎盛期。
格拉克曼对研究所发展的第一个贡献是完善了研究所的人员配置。格拉克曼时期，研究所招募了5名正式研究人员，同时还有很多隶属其他单位的联系性研究人员。格拉克曼为这些研究人员提供研究所需的各种便利，并协助他们与其他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学术联系。每个研究人员都被格拉克曼安排到一定的地区从事田野工作，必要的时候会将一些人员安排到特定的大学或指派给相关的人员协助其学习调查研究工作所需的理论知识和语言。调查研究工作完成后，格拉克曼会安排研究人员到英国去进行资料整理和写作。格拉克曼还促进研究所学者与研究所之外学者的交流合作，有时让所外学者参与所内研究计划，有时则借助所外关系为所内学者提供便利和学习研究机会。
在格拉克曼的主持下，研究所涌现了诸多出色的研究人员。在格拉克曼时期招募的5名正式研究人员中，约翰·巴恩斯(JohnBarnes)成为中部非洲恩戈尼人(Ngoni)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开创者，伊恩·坎宁森(Ian Cunnison)成为卡曾伯王国(Kazembe)研究的专家，伊丽莎白·科尔森则是通加人(Tonga)研究权威。除在学术研究方面出色外，科尔森和另一名在姚人(Yao)研究和矿区黑人文化生活研究方面有建树的J.克莱德·米歇尔(J.Clyde Mitchell)，后来还相继成为研究所所长
格拉克曼的第二个贡献是使研究所进入研究成果高产期。更多的研究人员、更多的研究活动以及更多的研究便利，带来了更多的研究成果。研究所在格拉克曼主持工作时期，开始编辑出版发布最新研究成果的研究所通讯和名为《中部非洲人类问题》(Human Problems in Central Africa)的期刊。虽然格拉克曼时期研究所的通讯和期刊分别只出版了4期和8期，但这一模式被延续下来。在著作方面，虽然格拉克曼时期只出版了4部“文献”，但格拉克曼卸任之后出版的很多“文献”，实际上全部或者主要工作是在格拉克曼任所长时期完成的。
格拉克曼除了帮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完成和出版研究成果外，还积极吸收研究所外人员的研究成果。考虑到一些殖民当局的官员以及白人定居者对非洲人族群有亲身的、独特的认识，有的可能记有日记随笔之类材料，格拉克曼也鼓励将这些材料以研究所为平台公开出版，这些都成为认识中部非洲非洲人族群不可替代的宝贵材料。
格拉克曼的第三个贡献是制定了一份对研究所发展影响深远的“七年研究计划”。在格拉克曼看来，随着中部非洲矿业的发展以及劳工流动的加强，对这一区域的非洲人进行研究已不能再用孤立研究某一族群或将各族群分割开来的研究方式，而是应从整个中部非洲的视野来看问题，将各族群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还要研究各族群随矿业发展而发生的融合。在“七年研究计划”的指引下，研究所的研究活动逐渐涵盖了中部非洲的所有主要族群。1951年研究所出版的《中部非洲的7个部落》将中部非洲的洛兹、通加、奔巴、恩戈尼、尼亚库萨、姚、绍纳(Shona)7个主要非洲人族群放在一起进行论述，可以说是“七年研究计划”的一个典型成果。
格拉克曼的第四个贡献是使研究所走向国际学术界并获得国际声望。格拉克曼凭借个人关系和活动能力，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建立了长期的学术联系，并与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建立了合作出版的关系。格拉克曼、科尔森和米歇尔都曾在曼彻斯特大学从事学术和教学活动，研究所的很多研究成果也通过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在社会人类学领域形成了所谓的“曼彻斯特学派”，奠定这一学派主要基础的正是格拉克曼及其领导过和受其影响的在研究所工作过的学者。
困难、挣扎与转变时期（1948~1967年）
(一)伊丽莎白·科尔森任所长时期(1948～1951年)
1947年，格拉克曼提出辞职，并在其任所长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指定科尔森为代所长。1948年6月，科尔森被确认为正式所长。科尔森担任所长之初，遭遇了资金和房屋紧张的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欧洲移民大量进入，英国扩大了在北罗得西亚的殖民统治机构，资金和办公场地争夺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研究所不但办公场地被人占用，各种资金也被大幅削减。在科尔森的的不断争取下，“殖民地发展和福利基金”(The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WelfareFund)终于同意提供一笔10万英镑的资助。由于实际上已失去在利文斯顿的办公地，当一笔可用于建设新办公场所的资金到位时，科尔森和其他一些研究人员觉得研究所已没有必要继续留在利文斯顿，可到卢萨卡建立新址。对于将研究所迁移到卢萨卡一事，科尔森一方面表示高兴，另一方面也担忧，因为研究所一直以来受到一部分殖民当局官员和白人定居者的质疑，而研究所设在卢萨卡，就意味着与殖民统治当局更接近，研究所也更易受当局的影响甚至支配。但相比之下，继续留在利文斯顿也不是长久之计。1950年中，科尔森和后来在两次空缺期担任代所长的查尔斯·怀特(Charles White)在卢萨卡的姆拉尼(Munali)选定了建设办公场所的地块，也就是现在赞比亚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所(INESOR，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Research)的所在地。姆拉尼地区有一所20世纪40年代末建立的初中，里面的学生都是北罗得西亚非洲人中的精英，研究所与姆拉尼中学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科尔森任所长时期，一方面凭借自己的研究和组织才能，另一方面借助格拉克曼留下来的研究人员，以及格拉克曼时期即已展开或计划展开的研究活动，使研究所的研究仍表现出繁荣的景象。这一时期，研究所集中开展了几项关于非洲人族群婚姻家庭生活和物质文化的调查研究活动，这些成果后来出版成为《非洲人婚姻与家庭生活调查》(Survey of African Marriage and Family Life)、《一个变动社会中的婚姻》(Marriage in a Changing Society)、《高原通加人的婚姻与家庭》(Marriage and the Family among the Plateau Tonga)、《绍纳人习惯法》(Shona Customary Law)、《詹姆森堡恩戈尼人的物质文化》(TheMaterial Culture of the Fort Jameson Ngoni)和《北罗得西亚高原通加人的物质文化》(The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Northern Rhodesia Plateau Tonga)。其中关于通加人的两部著作是科尔森自己的作品，而《一个变动社会中的婚姻》和《詹姆森堡恩戈尼人的物质文化》则出自巴恩斯。
(二)J.克莱德·米歇尔任所长时期(1952～1955年)
1951年7月，科尔森辞去研究所所长职务。米歇尔接任，他先以主管研究工作的主任身份主持研究所工作，后在1952年1月成为正式所长。此时，中部非洲正处于一个非常时期，中非联邦在争议中一步步形成，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的黑人民族主义者对此反对激烈，而支持建立联邦的白人则日益展现赤裸裸的种族主义，不但歧视和仇视黑人，还敌视与黑人交往密切的研究学者。
1953年4月10日，《中部非洲邮报》(CentralAfrican Post)发表了一篇措辞直白尖刻的攻击研究所的文章，起因是研究所的一名叫比尔·爱普斯坦(Bill Epstein)的学者在铜带地区对一个黑人矿工工会的活动展开调查研究。刊载在《中部非洲邮报》的这篇文章在开篇处即指出，“某些英国人打着科学的旗号进入这个国家对非洲部落的风俗和习惯进行不遗余力的研究，导致了黑人对白人尊重度的降低”。文章称，所谓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完全是“胡言乱语”(Hooey)，虽然有必要了解黑人，但是完全没有必要跑到黑人村庄或者黑人贫民窟去与他们交谈。文章“质问”：为什么这个“国家”的欧洲人要忍受这些以科学研究为名义的所谓的社会学家？这些人正在给种族关系下毒药，正在播撒社会和政治混乱的种子！4月17日，该报刊登了研究所致编辑的信，解释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内涵和作用，强调研究所坚持价值中立，只注重学术研究。《中部非洲邮报》在这封信后面附上了“编者按”，以令人发笑的语言继续贬斥人类学和社会学，坚持它们就是“胡言乱语，研究黑人也没有必要深入黑人社区。“编者按”还认为，如果论及对黑人的了解，所谓的学者大都在这个“国家”呆的时间不长，反倒是那些殖民官员和白人定居者，对中部非洲的各个非洲人族群都比较了解，并且还能懂非洲人的语言，他们才是真正合格的非洲研究者。“编者按”最后指出，现在“国家”正处于一个困难时期，种族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复杂，要是谁在这个时候添乱，加剧欧洲人与非洲人之间的紧张，那么“国家”不会客气。
研究所与《中部非洲邮报》的这次表面冲突虽然很快结束，但深层次的对学术研究和种族关系的不同认识所引发的矛盾却远未消解。冲突之后，北罗得西亚的官方人士“主动出席”了一次研究所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言”，要求研究所“摆正自己的位置”，尽量“为联邦的利益着想”。在这样的环境下，研究所很多工作都没有很好地完成。
(三)亨利·福斯布鲁克任所长时期(1956～1960年)
1955年米歇尔离职后，研究所由查尔斯·怀特担任了6个月时间的代所长，直到1956年亨利·福斯布鲁克(Henry Fosbrooke)上任。福斯布鲁克在回忆自己担任研究所所长的日子时指出，这段时期研究所的历史只能从中非联邦3个构成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基础出发进行理解，而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政治形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白人与黑人的种族对立。福斯布鲁克也明显地感觉到研究所受政府控制的程度非常深，从总督到各级官员都对研究所“关怀备至”。但另一方面，富起来的政府对研究所的投入大大增加。这种慷慨行为的结果，一方面是加强对研究所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北罗得西亚当时的铜矿业大发展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前进。
1955年，中非联邦总理戈德福里·哈金斯(Godfrey Huggins)宣布，将在赞比西河卡里巴一带建立一个包含水坝、水电站以及一个人工湖在内的水利工程，政府宣称这是致力于联邦经济发展的一个举措，同时也是联邦力量的一个象征。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将对拟建区的生态环境和人居模式造成的影响，福斯布鲁克意识到有必要进行调查研究。福斯布鲁克找到当时正在加利福利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的科尔森，还另找了一名哈佛大学具有地理学、生物学以及人类学背景的学者泰勒·斯卡德(Thayer Scudder)。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工作为后来出版的多部著作奠定了基础，包括科尔森的《格文比通加人的社会组织》和《重新安置的社会后果：卡里巴水库重新安置对格文比通加人的影响》以及科尔森和斯卡德合作的《格文比通加地区的生态》、《中等教育和精英的形成：教育对赞比亚格文比地区的影响》和《祈祷与利益——啤酒在赞比亚格文比地区的仪式、经济与社会意义：1950～1982年》。
在福斯布鲁克任所长时期，研究所被并入了设在联邦首都索尔兹伯里的罗得西亚－尼亚萨兰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of Rhodesia and Nyasaland)。大学将研究所合并。福斯布鲁克清楚地知道研究所被并入大学就意味着彻底失去学术独立性，但他无法阻止。1960年12月，福斯布鲁克选择辞职。他在给研究所理事会副主任的一封信中说：“在围绕将研究所移交给大学的争论中，很少有人将注意力放在研究所在北罗得西亚仍能作为一个多种族交流点这一价值上。海外人士曾多次对我说，研究所是唯一一个可以让人在没有紧张的氛围里聚在一起讨论非洲人问题的地方。如果这一氛围消失了，那么这将是这个国家的损失。”
(四)转变时期(1963～1967年)
福斯布鲁克离职后，查尔斯·怀特又担任了约1年半时间的代所长。福斯布鲁克离职前曾预言，中非联邦将会被“变革之风”吹倒，而研究所跟着也不会有什么好的命运。1962年，也就是联邦最终倒台的前一年，研究所处于一个极端困难的时期。
1963年8月，阿拉斯塔尔·赫隆(AlastairHeron)就任研究所所长。根据当时的形势，赫隆意识到北罗得西亚建立黑人统治已不可避免，因此他力求使研究所的工作能符合可能即将诞生的新国家的需要，并希望研究所能成为新独立国家大学的基础。赫隆和他的妻子致力于维护好研究所与即将诞生的新政府之间的关系，肯尼斯·卡翁达博士也给予了密切的配合和帮助。针对新政府诞生后将致力关注的教育问题，赫隆制定了中等教育发展计划，催生了心理服务署和教育和职业评估服务署的诞生，这两个署后来并入赞比亚劳工事务部。赫隆还在研究所内部成立了“人力发展研究小组”，从儿童的理解、学习和学习动机等方面研究赞比亚的基础教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