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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赵立权，我是通过陈文寿认识的（详见作者刊于《鸿渐风》的往期文章《诗人陈文寿》），那是1962年。陈文寿告诉我，赵立权认为我是一个危险人物，要他与我断绝关系。原来，有一次，赵问我今后的打算，我答了一句：“参加社会变革”。又过了几年，我去蹇街，和他不期而遇。想到陈文寿告诉我的话，我装作和他不认识，他主动过来和我攀谈，我毫不隐晦地谈了这件事。他说陈文寿错误理解了他的意思，他是要陈文寿告诫我，在公众场合要尽量避免使用容易被人抓住把柄的语言。误会既解，我俩遂成朋友。赵立权常常向我描述他美丽的家乡。他的家乡因綦江而得名，綦江在长江之南，是长江的支流，原名南江，因在渝州（今重庆市）之南而得名。“綦”是一种颜色，苍艾色（即綦色），故改称綦江。綦江不仅水清色美，而且两岸风景秀丽，物产丰富。风和日丽之时，眺望綦江，江水如练，游鱼在阳光下闪动着白色的鱼鳞……东溪镇更是始建于唐朝的古镇，明朝成化年间的川黔清石板古道穿场而过，千余棵黄桷树和明清以来建成的穿斗式吊脚楼民居有“小桥、流水、人家”的清幽意境，至今仍然是美术学院师生喜欢的写生之地。赵立权小时侯在东溪镇綦江边生活。他在江边钓鱼，在江里游泳，还在江边的沙地上或鹅卵石堆里和其它的孩子们玩着童年时的各种游戏。上学读书之后，他又常去江边的大石头上复习功课或引吭高歌。鼎革时他正读初中三年级，恰遇父亲去世，家中再无力供他念书，只好辍学在家。
1950年，政府部门亟需有文化的人参加工作，许多比赵立权年龄大的学生都去工作了，他也去各单位找工作，但人家看他还是个孩子，不收他。后来，东溪镇治安十六段把他找去当了户籍委员。他有文化，工作又积极，公安局干部鼓励他好好工作，争取当“脱产干部”。他在治安段干了半年，綦江县綦江师范学校举办短期师资训练班，招收50名学员，学习半年后分到各小学当教师，他去报了名。参加考试者好几百人，有几位还是他小学时的老师，可见竞争激烈。考试结果，他名列第一，被录取。1951年秋开学，綦江师范学校校长看见他那么小的个子，那么小的年龄，半年后怎么教书？老校长动员他干脆去读中师。赵立权表示家庭困难，急于参加工作，挣钱孝敬母亲。校长给他讲了一通大道理，说服了他。他成了綦江师范学校中师部中五班学生，那时他刚满十五岁。师范班开学后，开展“巩固专业思想”的教育，赵立权才知道师范学校就是培养教师的地方。1951年，各种运动轰轰烈烈搞了一年，土改、反特、三反、五反等，学校都组织学生学习、配合中心工作。赵立权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他与县团委的一位女同志一起去组织綦江县糖油酒业公会（私营商会）的“五反”运动，女同志介绍赵立权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他在綦师校读书三年，担任过班主席、团支部宣教委员、学生会宣传部长、学生会副主席兼秘书、主办过《綦师半月刊》油印报，他还是《新华日报》和《四川日报》的通讯员。在学习方面赵立权从来都是第一名。老校长十分欣赏他，认为在他的教书生涯中从未遇到过如此品学兼优的学生。赵立权在綦江师范毕业后，没有被分配到小学任教，而是直接推荐报考大学。校长问他，报考文科还是理科？他说想考文科，他特别爱好文学。老校长说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理科人才，你还是考理科。他听从校长建议报考了理科。当时西南地区中师毕业考大学的学生只能报考西南地区的师范院校。赵立权年轻，热情很高，希望走得越远越好，而离家最远的西南地区的师范院校当数昆明师范学院。当时重庆正举办西南美术作品展览，昆明师范学院廖新学教授的作品把云南的山水风情描绘得令人向往，于是他决定把第一志愿填写为昆明师范学院物理系——他被录取了。在这之前，他所在的家乡太平桥，还从来没有人上过大学。亲戚朋友、街坊邻居、老师同学都向他祝贺。母亲自然很高兴，然而也有顾虑。辞别母亲时，母亲问他：“哪个云南罗？是不是人家说充军到云南贵州的云南？”一语成谶，赵立权后来在云南度过了十多年近似于流放充军的生活。赵立权于1954年8月20日从重庆出发，同行的同学多，组成“新生赴校队”，乘坐三辆大卡车开赴云南，经过五天的艰苦跋涉，到达昆明，那时他刚满十八岁。赵立权在大学读书和中师时一样，各科成绩都是第一，从来没有成为过第二名，被学院授予“优等生”称号。受到系主任、著名物理学家顾正容教授的青睐，成为顾教授的得意门生。在昆明师范学院读书期间，赵立权担任过团支部宣教委员、支部书记、学生会文化部副部长以及《云南日报》通讯员等职务，是学院里的风云人物。
1957年，学院和全国一样开展了“反右”。作为团支部书记的赵立权提出一个观点：现在是我们学习的关键期，班里没有右派，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学习。所以在运动开始时，他们班里没有划右派。但有的人不这样想，他们在同学中划出了两个右派，又说赵立权包庇右派。可悲的是，他的恩师顾正容教授也被打成了右派，他被说成是不跟D走而跟右派教授走的人。他们搜去了赵立权的日记，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把他划成了右派。到了大学四年级下学期，其它同学下去“大炼钢铁”，他和其他右派同学则被送到农场“劳动察看”。他到云南宾川县的宾居农场，开始了半流放的生活。这是1958年春。1962年底，26岁的赵立权与宾川县蹇街公社三条沟村的姑娘黄德芬结了婚。1967年，他以家庭困难为由申请离开了农场，住到了黄氏家中。我和他就在这个时候第二次相遇了。从农场迁到农村，他利用劳动空闲，学会了家电修理，开始从事农机及家电之类的维修业务。当时生产队准许包副业，每个月给生产队交三十块钱，生产队给他记工分。那时生产队工分值低，生产队觉得划得来，赵立权摆脱了做农活的羁绊。
赵立权和我无所不谈。他向我讲了他妹妹之死。在狂热的“除四害”运动中，人们都被发动出去打麻雀。用敲锣打鼓的方式，把麻雀追赶出来，让它们满天飞翔，不准落脚，把它们累死。他的妹妹赵立荣在扶欢乡的一所小学校里当老师，领着一群小学生去山崖上打麻雀。走在前面的她不幸失足从山崖上跌落深渊，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年仅18岁。赵立权最记挂他的母亲。他非但没有使母亲过上幸福的生活，反而给她老人家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和挂牵。他在宾居农场，一个月工资14.5元，只能用来吃饭，不能省下钱来孝敬母亲。他到农场场部，找到主管工资的熊凡。“其他的右派分子工资都是21.1元,为什么我的才14.5元?” 赵立权明知故问。“你在原来的单位里的工资扣除地区差就是这么多。”熊答。“原来我是读书，领助学金，难道我现在还在读书吗？14.5元能保证我现在干活的劳动力再生产吗?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了,工资是为了要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你懂吗?”这个曾被赵立权挖苦为“远看提篮采花，近看背米回家，坐着金毛狮子，睡着死鱼干虾”的熊凡，被赵立权当着他的部下，说成是不懂马克思主义，他气急败坏地往桌子上拍一巴掌：“姓熊的，你听着！””赵立权也在桌子上拍了更重的一巴掌，冲到他的面前：“我是来要我本该得到的工资，绝不是向你讨乞！如果说这农场是你家办的，我赵立权撒尿也不会朝你这个方向！”“有话好好说”有人开口调解：“你先回去，让我们研究后请示领导再答复你。”经过这次斗争，农场不得不把赵立权的工资提高到21.1元。也就是从那时以后，他才能够挤出一点钱来买东西寄给母亲。1969年夏天，他的母亲年老退休后也来到宾川，与赵立权团聚。当时，他没有能力去四川接母亲，只好画了一张交通图。母亲凭着它，从家乡出发，一站一站地买票、上车、下车、转车、住宿、吃饭，历时五、六天，终于从东溪老家来到蹇街公社蹇街大队三条沟生产队家里。那是他们母子间相隔15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母亲来到家里，除了问一些她最关心的问题之外，还叫他伸出手来，看了看他小时候留下的一块浅黑色印记。她才相信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她的儿子赵立权，相见不是在梦中。
赵立权家的生活已经比周围其他人家要活络一些了，一般人买不到的东西，赵立权能够买到，一般人难得办到的事情，赵立权能够办到，她对赵立权说：“你像你父亲。”母亲担负起了主持家务的责任。她把孩子穿戴得干干净净，把家庭也整理得清洁美观，房子里的东西摆设得井井有条。母亲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他们家庭的面貌，全家充满着和睦融洽的气氛。赵立权家庭生活的改善又引起了一些人的眼红，他们说他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份子。声称要给他重新戴上“右派”的帽子，罚他几千块钱，不准他干修理工作。他见情况不妙，利用当时运动的间隔时期，经过朋友的帮助，把家从三条沟那个是非之地迁移到乌龙位。乌龙位，位于宾川和永胜交界处的小村，当时只有11户人家，参天大树荫罩着整个村子。不走到它的边上，根本看不见房子和人家。一条泉水从村子里流过，一条名称为“界碑箐”的小箐沟从村边穿过，把宾川和永胜两个县、大理和丽江两个地州分开。历史上一个县的人，违法犯科，只要跨过这条小箐，如果不经过对方当局的同意，一方不得到对方去抓人。自然条件优越，政治上宽松，是个理想落脚点。他租来一驾马车，带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挈母将雏，经过20多公里的颠簸，抵达乌龙位。下了车，他租了几间房屋，又向生产队借了几块木板搭床铺，还跟生产队长商量好，全家人在他家吃几天饭。赵立权恢复了做手艺，每月交40元给生产队，队里记给他320个工分。
此后不久，在外面做手艺的赵立权，得知母亲病了，他风尘仆仆赶回家里，借了一辆手推车，把母亲送进片角医院住院治疗。一天下来就用去了不少钱。母亲患的是痢疾，严重到了离不开大便桶的程度，而且水食不进。母亲说：“你不要为我治疗了，我这是‘禁口痢’，你大幺舅就是这种病死的，医不好。”“母！”他总是按他们家乡的习惯叫他母亲：“现在科学发达了，一定治得好。”果然，他的母亲康复得很好。他又要出门了，他把口袋里剩余的钱留下一角钱，其他全部留给家里，然后收拾工具材料准备出发去干修理。因为那时离月底只有五天时间了，要赶快找钱来交给生产队。生产队长要求跟他同行，想分点钱，给自己结婚不久的妻子买毛衣。赵立权让他挑起工具出发。走了三公里路，谈成了一件20元的生意，都是为公社的生产队修理他们的生产工具之类。有了这将要到手的20元，他的心里踏实了。有一天，蹇街大队派了两个民兵拿着绳子到乌龙位去，要把他捆回蹇街参加斗争大会，宣布重新带上“右派分子”帽子，并处以罚款。拿着绳子去乌龙位的两个民兵，找生产队长说明来意，队长不假思索地告诉他们：“赵师傅去永胜做手艺去了。”找不到人，两个民兵只得回去交差了事。我听目击者说，那天发生了这个地区斗争史上没有发生过的奇迹，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把大会的标语吹得稀烂，满天飞舞，大会没有开成。这有点像《水浒传》上的杏黄旗被吹断，天怒人怨啊。 赵立权住在三条沟时，因为我们之间的住处相隔不远，我和他往来频繁。我有时晚上就到他家里玩。他常常给我读英文版的小说，读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讲述的是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一只在文明社会养尊处优的狗被迫适应野蛮生活 ，最终回归狼群的故事。作家把一个狗眼中的世界及人类的本质刻画得淋漓尽致。我们还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据说这本书倾倒了整个俄罗斯，连沙皇都被它感动得落泪，青年人更是狂热地崇拜陀斯妥耶夫斯基。赵立权在翻译时，把几种翻法提出来和我讨论，我感到能够直接读英文书，简直是一种享受，因为英文强调时态，逻辑性强，规定性明确，激发了我学习英文的兴趣。他常常“偷听敌台”。他说，有一天，这些刻印着“语录”的器具会被人们抛弃。他在十年蹉跎中始终是个逍遥派，没有卷进派性斗争的漩涡，少吃了许多苦头，为以后改正平反出来工作做好了充分准备。赵立权搬到乌龙位以后，隔得远了，但我仍旧不辞辛苦找机会去向他讨教。有一次还跑了五六十公里去金沙江边，给他母亲弄回一堆沙子，用来炒米花、炒红薯干。因为隔得远了，我们也就有了书信中的唱和。他把我写的“北望立权又一年”改为“北望蜜泉又一年”，意境、寓意顿然不同，可谓匠心独运。可以想见，我和他生活在怎样的等待和期盼中。我把明朝东林党人的名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改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刺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伤心。”他为我这一字之改拍案叫绝，他曾赠我一联：“刺耳三声良缘定；伤心一句贵子生”。外人看起来，是写我结婚生孩子，只有我俩知道别有所指。
与赵立权比起来，我家生活十分窘迫，他要我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把医人、医牛、医马、医猪全面开动起来，否则只有苦死一辈子，穷死一辈子。话说得尖锐、中肯，无奈我总跨不出第一步，在穷苦中徘徊。终于有一天，我找到了刻笔这个突破口，在钢笔上刻上字，刻上花鸟虫兽。我加入到了手艺人的队伍中。这下子赵立权高兴了，把他家乡的一首歌口授，叫我记下来。这首歌是这样说的：“做人就该做，要做自己做，不会做要学做，学会做就去做，应该做就去做。失也是固然要做，得也是更当要做。不因困难而不做，不因麻烦而不做。一点不灰心，一点不懒惰。由艰难做到容易，由危险做到稳妥。多做多进步，越做越灵活。做！做！做！做到死去方不做。”一旦进入这个行业，仿佛另外一个天地，通过他的手艺人朋友，帮助我解决了长期困惑不解的金粉制作工艺。没有干过我们这一行的人理解不了。搞传统工艺美术，拿装裱来说，跟师傅干三年，如果师傅不教你其中的卯窍，你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你试设身处地想一下，人家的干饭碗，怎么能够随便教给你。赵立权告诉我，“小生意要守，大生意要走。”于是我开始远征，我要到永胜县去。他给我画了一张交通示意图，还注明了沿途的人事情况：金江街营业所有个武汉人，金江街市管人员马汝香不管事，杨跛跛凶得很，片角公社卫生所萧医生，子冈老师解有良，松林民兵杨王权，等等。简直是一份深入虎穴的先遣图，我凭着它，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推进。我曾经写过一篇手艺人与 市管人员周旋的故事，电影《五朵金花》的编剧、作家王公浦读了觉得很精彩，但是，当时的手艺人被政府定为投机倒把，而市管人员是打击投机倒把的尖兵，我写的故事只能是胎死腹中。在我结识的朋友中，赵立权在聪明才智、人格操守、胆略谋划、学识学养、热情理想方面，都堪称一流俊才。他常常跟我讲，我们这些人，从政、经商、做学问都可以。我难以理解，做学问没有问题，从政、经商恐怕不行。后来视野逐步开阔，不用说他，连我这样低一个层次的人，也觉得除了做学问，从政、经商也可以。赵立权右派改正后，在一个边远民族地区任过一所中等学校的副校长、支部书记。在我看来，他应该还可以在更大范围或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任宁蒗县农职学校副校长的赵立权（1987年）
（责编：糊汤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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