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裔被称为模范少数民族，我认为总体来说不是一件坏事。我们勤劳肯干，独立自强，遵纪守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移民来到的这个新国家一砖一石地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很多人都跻身中产阶级的行列，也能为孩子提供比较富足的生活和比较充裕的机会。我们应该为自己的成就自豪，称我们为“模范少数民族”，是对我们的一种肯定。但最近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跪颈致死事件及其引发的抗议，让种族歧视成为很多对话的中心议题，我在这个过程中对亚裔的模范少数民族身份有了更多了解，也生出更复杂的感受。“模范少数民族”的说法出现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1966年1月，社会学家威廉·彼得森（William Petersen）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成功故事：日裔美国人的风格”（Success Story: Japanese American Style）的文章，第一次称日裔美国人为模范少数民族，同年晚些时候《美国新闻和世界导报》上也有一篇关于华裔美国人的类似文章。彼得森开篇就说：如果被问到我们国家的哪个少数民族遭受了最大的歧视和最不公正的待遇，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回答：“日裔美国人”。但如果这个问题是指今天还活着的人，这很可能是正确的答案。
像黑人一样，日本人一直是肤色偏见的对象。像犹太人一样，他们作为高效率的竞争对手被恐惧和憎恨。他们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更被视为海外敌人的代理。保守派、自由派、激进派、当地警察、联邦政府、最高法院都携起手来剥夺他们的基本权利，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被撤离到拘留营地。
一般来说，彼得森指出，这样的对待都会制造出所谓“问题少数民族”，但日本人没有成为“问题少数民族”；恰恰相反，他们成了“模范少数民族”。
彼得森在文章中详细描述了日裔美国人的勤恳，努力，在社会留给他们的狭小空间中的隐忍，奋斗，以及他们取得的成就：他们的青少年犯罪率低，他们的收入在社会平均水平之上，他们受教育的年份在美国各民族中最高，他们有比较长的平均寿命。最后，彼得森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把日裔美国人的成功归功于重视家庭价值观和职业道德的日本文化。彼得森这篇文章的主角是日裔而不是华裔，阅读时我可以假装这篇文章与我无关，但读完还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我知道很多亚裔反感“模范少数民族”的提法，但这篇文章第一次让我对这种反感有了发自肺腑的感同身受。其实彼得森的语调很平和，阐述的也是事实；当他把日裔美国人的“模范”归功于日本文化时，他也并不是全无道理；但他对日裔美国人的优秀啧啧称奇的时候，我一眼看到的却是日裔美国人的“模范”背后的无奈和辛酸，和他对此的忽视和淡漠。为什么日裔和华裔美国人是模范少数民族？不是因为他们在收入、教育、健康、犯罪率各方面表现和白人差不多，而是因为这些成就是在不公平待遇中取得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歧视和不公面前，高风亮节地展现了一种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不给社会添乱的感人态度。亚裔美国人自律到什么程度呢？在七十年代的纽约市，有15%的华裔收入在贫困线之下，但只有3.4%领取社会福利。这样的行为，当然要积极鼓励，发扬光大，最好号召其他少数民族向他们学习，好像在小学里给乖孩子戴小红花。事实上，这正是当时把亚裔树立为模范少数民族的用意之一，即向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体传递一个信息：人家受的歧视不比你们少，吃的苦比你们还多，可是人家不游行暴乱，不怨天尤人，而是咬紧牙关，埋头苦干，实现了美国梦。他们是你们学习的榜样。但如果这是为非裔美国人树榜样，这个榜样显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大部分非裔没注意到我们的小红花，注意到也嗤之以鼻。撇开各种族的独特历史不谈，你愿意含辛茹苦忍气吞声是你的自由；别人没义务学你的样，外人也不能要求别人学你的样。五十年后，美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种族歧视的法律被推翻，社会对种族问题更敏感，至少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我们的“模范少数民族”的帽子还是稳稳地戴着。这可能表明我们保持了勤勤恳恳、刻苦努力的优良传统，但也表明我们在社会上仍然处于戴小红花的小学生的位置。让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如果我们不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少数民族，而是社会的中坚和主流，什么行为更模范？是循规蹈矩，遵纪守法，还是保证社会公平，推动社会进步？答案当然是后者。这几天正好在读一篇关于“血泪之路”（Trail of Tears）的文章，对这一点有了更深的体会。“血泪之路”的故事本身非常悲惨，印第安人被迫从美国东南部迁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不但放弃了祖祖辈辈居住的家园，而且在路上挨饿受冻，死伤无数。更让我感慨的，是这种强制性人口迁移是完全合法的，而它的合法性是完全可能被制止的。自从欧洲殖民者来到新大陆，就一直强迫印第安人接受自己的习俗和生活方式。印第安人虽不情愿，权衡利弊后勉强答应了。因此他们与殖民者和平共存，政客们也一直吹嘘这是自己的政绩和成就。但印第安人控制着密西西比河以东数百万英亩土地，其中有些是美洲大陆最肥沃的，有些富裕的印第安人拥有数千名黑人奴隶。这让一些殖民者眼红。他们觉得这些财富本该属于自己。但印第安人目前的处境是殖民者强加给他们的，再把他们赶走，还要有新的借口。殖民者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编了个故事：印第安人口这些年减少了，只有向西迁移，和殖民者完全切割，才能免于逐渐消亡的命运。以这个与现实相反的“另类事实”为基础，1829年安德鲁·杰克逊就任总统后，几个月内就提出了印第安人驱逐法案。法案引起了哗然，国家支持的对土著的大规模驱逐是与美国标榜的文明背道而驰的。印第安人出版小册子，派外交官到华盛顿斡旋，白人传教士撰写激昂慷慨的社论，很多妇女挨家挨户请愿。但从驱逐印第安人中获利的人占了上风，最后众议院以102对97的微弱多数通过了驱逐法案。驱逐印第安人的序幕被拉开。下面发生的事情每个美国小学生都从历史课上读到了：印第安人被送上了悲惨的“血泪之路”。美国国父当年深谋远虑，建立起一套比较合理的制度，但它的历史上也有过很多黑暗的时刻。奴隶制，对印第安人的杀戮和驱赶，对亚裔的压迫和歧视，都是美国历史上的污点。是那些看到社会不公的人，以发声、抗议、参政、立法的方式，阻止恶行（虽然不一定每次都成功），推动社会的改变和进步，让美国变成了一个比两百年前更好的国家。连美国宪法都有27条修正案，其他法律上的改变更是不计其数。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当然也是一种为社会作贡献的方式，好过浪费社会资源，成为社会的负担。不是每个人都有改变社会的能力和野心。但满足于遵守规则，却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和责任制定规则的心态，不光导致我们对社会无法做出更大贡献，对个人生活也有影响。比如为什么我们在职场会遇到玻璃天花板？或许职场确实存在歧视，但是不是我们自己也从来就没有升到上层参与制定游戏规则的习惯和勇气？比如为什么我们热衷于爬藤，把上好大学当成人生最大的追求？是不是我们脑子里只能想象出年轻一代在美丽的校园、整洁的课堂学习的情景，却不能想象他们在社会上叱诧风云的画面，不敢对他们有更大抱负？当然这些年我们有一些进步。我们有时候会采取行动为自己争权益，比如反对亚裔细分，状告哈佛；有一些华裔会站出来竞选公职，比如前不久竞选总统的杨安泽。这些人和事，只要不是跟自己的理念太相左，哪怕仅仅是因为物以稀为贵，我都支持拥护。一个人如何在社会上发展，有两种不同的哲学。一种是看重自我提升，着眼于在现有体制下最大限度地完善自己；另一种是注重于修正体制的不合理之处，认为这才是阻碍个人充分发展的关键。前者注重的是内因，后者注重的是外因。《纽约时报》中文网上一篇题为《你和非裔站在一起？两代华人的种族歧视大辩论》的文章（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对这两种模式做了很好的总结：这两种模式走到极致都将遭遇无法突破的瓶颈——太过遵守游戏规则最终总会面对游戏中预先设计好的玻璃天花板，告诉你在这个层面之后的成功，无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属于你。而一味强调体制的不公，就容易让人忘记即使在这个错漏百出的体制里也仍然存在的个人发展空间，容易让人把体制的彻底改善当成实现自己价值的唯一途径，继而在社会进步太过缓慢时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如今美国面临的众多社会问题，或多或少都反映出了这两种模式各自的死角。
在讨论非裔美国人受到的种族歧视时，有些华裔有一种看法，就是非裔固然受到了系统性的歧视，但如果他们更加注重个人努力，也有助于他们的境况得到改善。这种观点是否正确见仁见智，但也正好为上文提到的两种模式提供了一条旁注。
人家的事情暂不管它，在这两种模式中，模范少数民族属于前者，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世界上大部分事情都是一个“度”的问题，最难做到的就是拿捏分寸，掌握平衡。但在个人努力和制定规则的角力中，我们华人并没有处在一个很难掌握平衡的位置，我们完全走了极端：逆来顺受、致力于自我提升一直是我们的主打理念。因为这个原因，如果我们华一代和华二代之间的冲突，确如《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文章所说，是这两种态度的交锋，我以为是好消息，因为这表明我们的下一代已经跃跃欲试地想摘下“模范少数民族”的帽子，我们这个社区的心态，正在向一个更平衡、更健康的中心点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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