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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考验城市 “ 免疫力 ” ,全球做到这9项的不到1%

成都向上UP君 UPchengdu成都向上 2023-06-02


截止今天上午10时,全国 “ 新冠 ” 肺炎累计确诊77059例,累计死亡2446例,现存重症10968例 …… 破坏程度碾压非典。
不过据丁香园报道,多个省市连续数日无新增确诊病例,在刚过去的2月23日,非湖北地区新增确诊仅19例,而新增治愈人数还在不断攀升。
从数据来看,疫情已得到全面控制,拐点到来。虽然最艰难的时辰过去了,我们却绝不可放松警惕:除了停下来喘息,还得深思。

思考什么?首先是深陷病毒与舆论双重漩涡中心的主角:城市



近来有一种声音,指出“新冠”之所以大规模爆发,主要原因在于武汉是扼守 “ 九省通衢 ” 要塞的千万人口大都市,所以将来人类应该回归中小城市,甚至走入乡村。
对此,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直言 “ 极不负责 ” , “ 我不仅不认为疫情会改变城市发展路径,还认为它会强化大城市发展的优势。 ”

智研咨询发布报告称: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镇化率、人均GDP还有相当上升空间,未来人口依然会向大型都市乃至城市群聚集。


▲ 来源:智研咨询《2019-2025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市政工程规划建设报告》


中央表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那么在城镇化持续发力的历史进程中,从中观角度看,城市的方方面面也正经受着严峻考验。

有媒体提出一个新词:城市 “ 免疫力 ” 。病毒来袭,普通人都知道通过多锻炼、输免疫球蛋白来强身,对城市来说,又有什么妙药良方?


这次遍体鳞伤的武汉,医疗水平其实并不低,拥有 “ 三甲 ” 近40所,包括华中科大附属同济、协和等全国百强医院,为何在病毒爆发期 “ 一床难求 ” ?
原因在于,武汉虽不乏顶尖医疗资源,但 “ 分级诊疗 ” 的推进相对缓慢,老百姓一发烧咳嗽就蜂拥入大医院,导致医疗供需极度失衡。
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民营医院数量占比达63.5%,诊疗人次却仅占14.8%除了公众认可度有限,还因硬件、服务水平普遍不高。

要推动 “ 分级诊疗 ” 、发挥医疗社会化在应对灾情上的 “ 弹性 ” ,核心还是兼顾公平,激发基层与医疗积极性,鼓励社会资本入市,提高民营医院、社区医院的硬实力,任重而道远。



另外,这次也暴露出专业医务人员的缺口。

据“国民经略”微信公众号统计,武汉虽然医院、床位数量不少,但执业医师数仅居国内大城市中游。在 “ 新冠 ” 冲击下,部分医护人员乃至管理层的表现令人失望,也证明了专业度的不足。


▲ 来源:国民经略


值得注意的是,据相关统计,2018年中国每万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为60.2张,其中西藏、海南、广东和天津排名最低,万人拥有床位数仅为48.8张、47.9张、45.6张合43.8张。作为国内GDP第一强省,广东的人均医疗资源数量之低出人意料,让我们警醒。


▲ 国内各省市万人病床数一览(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月14日,高层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 “ 要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优化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结构,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防控能力建设……要持续加强全科医生培养、分级诊疗等制度建设 …… ”

改革的手术刀,势必挥向医疗。


从 “ 不会人传人 ” 到大面积传播,从 “ 可防可控 ” 到一度失控,从 “ 医疗储备充足 ” 到物资告急 …… 疫情,扯下了城市治理的遮羞布。

但我们不能止于谴责,而应思虑背后的深层原因:公共危机 “ 免疫力 ” 在逐渐缺失。



“ 非典 ” 17年后,曾经紧绷的弦早已松弛:小汤山医院关闭,仅上海保留为应对SARS建立的临床公共卫生中心。
据统计,全国每万人疾控中心人数仅为1.35人,低于国家规定的核定值1.75人,远低于美国的9.3人。过去的 “ 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 ” 早已取消, “ 重治疗、轻预防 ” 的情况比比皆是。
美国的疾控中心,有一个所谓 “ 公共卫生部队 ” 的编制,其成员既是专业医护人员又是军人,一遇紧急情况就能 “ 作战 ” 。虽然这次我们最后也进入 “ 应急状态 ” ,但没有制度化、标准化,整体效率也不高。

预警系统若非如此薄弱, “ 新冠 ” 肺炎也不会蔓延至此。



但在应对危机的具体方式上,并非没有亮点:武汉多家会展中心、体育场馆、工业厂房被征用改造为 “ 方舱医院 ” ,成都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三期项目也已启动设计招标。关键时刻, “ 集中力量办大事 ” 的中国特色值得肯定。

近日,高层在指导工作中提到 “ 预防为主 ” 、 “ 预防关口前移 ” 、 “ 推进疾控体系现代化 ” 等要点。上令下行,我们期待改变。


12月底就爆出消息,1月在已有医务人员感染情况下,某些部门仍宣称 “ 未发现人传人 ” 。真相大白后,老百姓的愤懑可想而知。

这方面,远有 “ 非典 ” 时期的大恐慌,近有 “ 红黄蓝 ” 事件,无论出于何种考虑,遮蔽实情终将引爆舆论,让政府坠入 “ 塔西佗陷阱 ” 。



幸而在这次疫情中,信息透明化很快全面覆盖,任何人都能实时了解 “ 新冠 ” 传播情况。例如成都,针对确诊病例的跟踪精确到 “ 到访过的小区 ” ,换来的不是恐惧,而是市民的踏实安心。

“ 正如阳光可以杀毒,信息公开透明才是最好的 ‘ 特效药 ’ ! ” 有媒体这样评价。 “ 堵不如疏 ” 的道理渐为认可,只有如此,才能让突发事件真正 “ 可防可控 ” 。


有学者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应对疫情爆发,街坊制更适合中国城市。

何为 “ 街坊制 ” ?以这张上海市的鸟瞰图为例:由街道分割,社区呈组团式分布,内部互通,但相互间呈封闭或半封闭状态。


▲ 上海鸟瞰


与之相对的是西方国家的 “ 街区制 ” :比如纽约,街道将城市切割成细碎的街区,家家互通,户户可达。


纽约鸟瞰


同为特大型城市,北京的路网密度只有东京的三分之一。


▲ 东京与北京路网布局对比(来源:网络)


说“封城”就封城,说封小区就封小区,在突发事件中, “ 街坊制 ” 城市更易于统一管理,在切断疾病传播上可谓立竿见影。

但从现代城市规划角度讲,它导致了功能过于集中、毛细血管不畅等痼疾,出行效率更高、更人性化、更加 “ 低碳 ” 的街区制才是未来方向,国内也不止一次发出 “ 建设小街区 ” 信号。


▲ “小街区”样板:成都新川科技园鸟瞰效果图


街坊制还是街区制?归根结底,这是一个 “ 集中还是自由 ” 、 “ 计划还是市场 ” 的意识形态问题。

以前我们觉得街区制洋气,疫情下又感叹街坊制的高明,其实不妨搭配组合一下、功能再优化一下,这点放在后面说。毕竟白猫还是黑猫并不重要,只要 “ 合适 ” 就好。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田莉指出: “ 当前我国城市更多的是空间管理而非 ‘ 空间治理 ’ 。 ”

所谓空间治理,就是对空间资源和要素使用、收益、分配的系统性协调,会影响大气、土壤和水等环境品质,对公众健康来说举足轻重。如 “ 万毒之源 ” 华南海鲜市场,就是一枚空间治理上的 “ 城市肿瘤 ” 。


▲ 封闭中的华南海鲜市场(来源:网络)


如何强化空间治理?田莉提到两点:1、通过土地利用、公共设施和道路交通系统等环境要素的布局和优化,降低污染暴露程度;2、在个体行为上引导居民选择健康食物、开展体力活动,提高免疫力。

因而城市规划不单是设计院的事,还应与医疗卫生部门开展跨域合作。术业有专攻,形成合力,才能防患于未然。


春节后第一周,全国平均线下复工率约42%;而到2月20日,江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达85%;2月21日,成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也超过70% ……


▲ 来源:21数据新闻实验室


除了防疫治疫,在 “ 重启 ” 经济齿轮上,各大城市也在暗中较劲。但即便 “ 紧赶慢赶 ” ,内陆省市的复工率还是普遍比沿海慢上几拍(比如贵州,2月21日刚过60%)。


▲ 来源:21数据新闻实验室


据21财经统计,全国复工率TOP20城市均分布于东部、特别是沿海。为什么?除了政府部门和企业效率有别,还因为城市格局不同。
像贵阳、西安等城市,工业区跟居住区 “ 泾渭分明 ” ,上班族平日需要穿过大半个城区,在封城封区、全面限行背景下,复工开展起来就没那么顺利。

而在长三角、珠三角的代表性城市,产城融合的发展模式已经相当普遍,如深圳福田CBD,工作和生活的区域割据就没那么明显,一个片区既有写字楼、产业园区,又有住宅区、医院、学校和公园:一旦复工,各个机能板块能很快投入运转。


▲ 深圳福田CBD


城市 “ 免疫力 ” 的竞争不限于疫情本身,还看后续运作效率。这里又得表扬下成都,近年提出并付诸实践的 “ 公园城市 ” 模式就很有前瞻性。


凯文·凯利在《失控》中表示:去中心化、自组织将是人类未来。

在当今世界,纽约、东京等大都市的民间 “ 自组织 ” 越来越强大,显著缩短了针对突发事件的 “ 反射弧 ” ,提高城市效率。



其实从空间结构来看,中国的街坊制比街区制更易于自组织的生长。然而数千年来沿袭的层级结构和官僚气,阻碍了这一过程。
在 “ 新冠 ” 疫情中,社区、街坊等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和防疫第一线,重任加身,愈发考验 “ 自组织 ” 能力。

所幸我们看到,绝大多数住宅小区和街道办在处理上比较到位,不只物业服务人员尽职尽力,不少业主还自发落实防疫工作,例如为电梯安放按键专用纸巾。


▲ 某小区物业实施消毒(来源:网络)


“ 强政府的行政管理体系,它的特点是自上而下,有统一的标准和行动模式。不过在处理一些带有不确定性、个性化的情况时, ‘ 一刀切 ’ 存在缺陷。 ” 陆铭指出, “ 而这些缺陷可以在社会组织、社会治理方面得到填补。 ”

要用好这股力量,就要让资源和权力下沉到基层,发挥自下而上的能动性。这对中国城市来说是不小挑战。


在抗疫战争中,科学技术无疑打了头阵。
如基于大数据研究的AI诊断、人员排查和药品研发,如由云计算衍生的线上教育、云办公。

具体到城市,上海、北京都构建了所谓 “ 最强大脑 ” ,对疫情进行实时管控,全民共享,为普通市民乃至专业人士提供决策基础。



上海还上线了 “ 来沪人员健康动态观察系统 ” 、 “ 随申码 ” 等,广覆盖,深度跟踪。2月10日,其《关于进一步加快智慧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新鲜出炉,疫情防控上的 “ 黑科技 ” 可谓试水。

除了防疫工作, “ 智慧城市 ” 还将为许多核心话题提出解决方案,对此我们将不做延展,后续会有专文阐述。



高层在最新讲话中还提到: “ 要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的修改完善 …… 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尽快推出生物安全法。 
将生物安全和空间治理合在一起,就是生态安全。

不是说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就是尊重城市生态,还要拒绝 “ 野味 ” 、维持平衡,要谨慎对待人类发展可能为其他物种带来的影响。



日本朋友说“山川异域、风月同天”,UP君想补一句: “ 人畜异类、风月同天。 ” 自然,还要加上植物和数不胜数的微生物,包括我们憎恶的 “ SARS-CoV-2 ” 。

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座星球上,有且只有这一个。



结语

19世纪,伦敦霍乱爆发,随后现代给排水系统登上舞台;
“ 一战 ” 前夕,西班牙大流感横扫世界,流行病学和医学统计学开始受到重视;

“ 非典 ” 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启动重构,现在依然在路上 ……

撒切尔夫人曾说道: “ 混乱处我们带来和谐,错误处我们带来真实,怀疑处我们带来信任,沮丧处我们带来希望。 ”

知耻而后勇,经历过苦难,城市 “ 免疫力 ” 终会凤凰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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