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嘉言 | 学海拾贝之三：西方学者的汉语亲缘关系研究

本文作者：李葆嘉

一

引言

17世纪下半叶，随着中国语言和文字的知识传播西欧，关于中国语文的独特性引起欧洲学人的关注。已有个别西方学者猜测汉语为人类“始源语”。18世纪，有人提出汉语与远距离语言的关系。19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产生兴趣，基于多种语言调查，先后提出“印度－支那语言”、 “藏－缅语”、“藏缅语系”，以及包括藏缅语族和汉泰语族的“印度－支那语系”等假说。1924年出现“汉－藏语系”这一术语，但有学者强调汉泰语和南岛语的发生学关系更密切。此后，语言关系的研究视野越发扩展，华夏汉语在超级语系中的位置成为世界语言历史比较的热点之一。

二

17世纪~18世纪的尝试

（一）巴别塔变乱之前的始源语

1669年，英国建筑师约翰·韦伯（John Webb, 1611－1672）刊行《历史探索：试论中华帝国的语言是原始语的可能性》（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韦伯在呈给英王查理二世（1630－1685）的献辞中说：“《圣经》说在巴别塔变乱以前，整个地球只用一种语言——历史显示，中国在巴别塔之乱以前、地球上还用一种语言时，就已经有人居住。” 中国人并未卷入巴别塔之乱，因此中国语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始源语”。1677年，英国学者黑尔（Sir Matthew Hale, 1609－1676）在《根据自然之光思考和验证人类的远古起源》（The Primitive Origination of Mankind, Considered and Examined According to the Light of Nature）中批评韦伯的说法完全建立在臆断之上。

（二）欧亚北部的语言

1692年，荷兰学者威特森（Nicolaas Witsen, 1641－1717）刊行《鞑靼的北部和东部》（Noord en Oost Tartarye），该书第一次大规模地描述北亚、远东和中亚语言文化，首次提出亚洲语言的多源发生论。所搜集的材料，包括汉语词表、藏语词表、朝鲜语词表、蒙古语词表等。

1730 年，德裔瑞典学者斯塔伦贝格（Philip Johan Tabbert von Strahlenberg, 1676－1747）出版《欧洲和亚洲的北部和东部》（Das Nord und Östliche Theil von Europea und Asia）。斯塔伦贝格秉承威特森的思路，通过实际调查，首次提出“鞑靼语系”（阿尔泰语系），划分为乌戈尔、突厥－靼鞑、萨莫耶德、蒙古－满洲、通古斯、黑海－里海六个语族。

（三）汉语与哥特语存在相似性

1717 年，瑞典学者老鲁德贝克（Olof Rudbeck, the Elder, 1630－1702）发表《哥特语的使用示例，找出并说明圣经的模糊之处：与哥特语类比的是汉语》（Specimen Usus linguae Gothicae, in Eruendis Atque illustrandis Obscurissimis Quibusvis Sacrae Scripturae locis: addita analogia linguae gothicae cum sinica, nec non finnonicae cum ungarica），提出汉语与哥特语之间存在相似性（即汉语－日尔曼语同源说）。

三

19世纪:汉语所属语系问题

（一）关于汉语言文字与苏美尔－巴比伦、古埃及语言文字

1652年，德国学者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在《埃及的俄底浦斯》（Oe Dipus Aegyptiacus, 1652）中推测中国人的语言来自古埃及的祭司语言。

1759年，法国东方学家德经（Joseph de Guignes, 1721－1800）出版《试证中国人是古埃及移民》（Mémoire dans lequel on prouve que les Chinois sont une colonie égyptienne. Paris: Desaint & Saillant），通过中国语言文字与古埃及语言文字的比较，推测两者之间存在联系。1842 年，法国东方学家鲍狄埃（Guillaume Pauthier, 1801－1873, 中文名“叟铁”）出版《中国与埃及：论中国象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的起源及其相似构造》（Sinico-Ægyptiaca, Essai sur l’Origine et la Formation Similair des Ecritures Figuratives Chinoise et Egyptienne: compose principalement d'apres les ecri- vains indigenes; traduits pour la premiere fois dans une langue europeenne. Paris: Firmin Didot freres），将汉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联系起来解释中国上古史。1868年，又发表《古代中国的历史和文明》（Mémoires sur l’antiquité de l’historie et d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试图将汉字与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联系起来。

1856年，法国亚述学家和比较语言学家奥珀特（Jules Oppert, 1825－1905）发表《亚述和巴比伦王朝年表》（Chronologie des Assyriens et des Babyloniens），推测汉字和迦勒基（Chaldia）文字之间存在关联。1869年，英国埃及学家古德温（Chades Wycliffe Goodwin, 1817－1878）发表《象形文字：中国和埃及》（Hieroglyphics, Chinese and Egyptian），将汉字和埃及象形文字联系起来。

1873年，德国汉学家花之安（Ernst Faber, 1839－1899，音译法伯尔）发表《汉语和埃及语的相似性》（Similarity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Egyptian）。虽然不能断言中国文明源于埃及，不过两者之间必定存在联系。1879 年，英国圣经学者波斯卡文（William Saint Chad Boscawen, 1854－1913）发表《巴比伦尼亚的史前文明》（The Pre-historical Civilization of Babylonia）。将楔形文字与古汉字、古埃及象形文进行比较，将人类文明的源头追溯到巴比伦。

1887年，法－英东方学家和比较语言学家拉古贝利（Terrien de Lacouperie, 1845－1894）发表《汉人之前的中国境内语言》（The Languages of China Before the Chinese）。他研究过彝语、纳西语、藏语、泰语、掸语、孟语等，发现黎语和台湾南岛语有发生学关系。1888 年，又出版《古巴比伦文字及其在中国的衍生》（The Old Babylonian Characters and Their Chinese Derivates），认为中国文字来自巴比伦。

1896年，英国东方学家鲍尔（Charles James Ball, 1851－1924）发表《阿卡德语和汉语的亲和》（The Akkadian Affinities of Chinese）；1913年，出版《汉语与苏美尔语》（Chinese and Sumeri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Humphrey Milford），试图从比较语言学角度论证汉语和苏美尔语、阿卡德语的同源关系。

（二）东亚语言的关系

1800-1805年，西班牙学者赫尔伐斯（Lorenzo Hervás y Panduro, 1735－1809）刊行《已知各民族语言目录编号：以及各种语言和方言的分类》（Catálogo de las lenguas de las naciones conocidas, y numeracion, division, y clases de estas segun la diversidad de sus idiomas y dialectos.），识别了汉语与其他印支语的亲属关系，同时提出汉语、藏语与匈牙利语、拉普语、芬兰语之间存在亲属关系（即汉藏－乌拉尔语同源说）。

1820年，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刊行《鞑靼语系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Languages Tartars）。雷慕沙在对满语、蒙语、维吾尔语与藏语的文法与文字异同研究中，提到许多后世公认的汉藏同源词，如“日、月、水、父、母、心、名”等。

（三）从印－支语言到汉藏语系

1811年，英国东方学家莱顿（John Casper Leyden, 1775－1811）发表《论印－支民族的语言和文献》（On th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of the Indo-Chinese Nations），提出几乎包括欧亚－大洋洲所有古老语言在内的“印度－支那语言”，已涉及孟－高棉语、台－卡岱语、藏缅语等。

1823年，德国汉学家克拉普罗特（Heinrich Julius Klaproth, 1783－1835，中文名柯恒儒）出版《亚洲语言通晓》（Asia Polyglotta）和《亚洲语言通晓：语言地图集》（Asia Polyglotta: Sprachatlas），提出由藏语、缅语、汉语以及与这三种语言存在起源关系的语言组成一个独立的语系。克拉普罗特在《台湾本地人的语言》（Sur la langue des indigènes de l’Île de Formose）中，首次指出台湾原住民语言属于南岛语，与马来语和马达加斯加语之间存在同源关系。并且赞同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之间具有发生学关系。

1837年，美国学者布朗（Nathan Brown, 1807－1886）发表《印度－支那语言比较》（Comparison of Indo-Chinese Languages）。他提出的“印度－支那语言”，除了汉藏语、南亚语，还包括南岛语和日语。

1852年，英国东方学家洛根（James Richardson Logan, 1819－1869）发表《印度－太平洋岛屿的人类文化学》（Ethnology of the Indo-Pacific islands）。首次使用了“藏－缅语”（Tibeto-Burman languages）这一术语。1858年，在《西喜马拉雅语或阿萨姆、缅甸和勃固的藏语部落》（The West-Himalaic or Tibetan tribes of Asam, Burma and Pegu）中，增加了克伦语等。

1853年，英国东方学家霍奇森（Brian Houghton Hodgson, 1800－1894）发表《论印度支那边境的居民，以及与喜马拉雅人和藏人的关系》（On the Indo-Chinese Borderers, and their connexion with the Himálayans and Tibetans）。霍奇森1818年到印度，1820年到尼泊尔。搜集了喜马拉雅和东北印度的大量语言资料，注意到这些语言与藏语和缅甸语有起源关系。霍奇森还发表了《论蒙古语与高加索语的亲缘关系》（On the Mongolian Affinities of the Caucasians），首次提出蒙古语、汉藏语与高加索语存在亲属关系。1896年，霍奇森发表《藏缅语言学概述》（Outlines of Tibeto-Burman linguistic palæontology）。

1850年，美国博物学家、在缅甸的宣教士梅森（Francis Mason, 1799－1874）出版《缅甸的天然产物，或有关丹那沙林省和缅甸王国的动物、植物、矿物》，1860年出版修订本《缅甸的民族和天然物产，或有关丹那沙林、勃固和缅甸的族群、动物、植物和矿物》（Burmah, Its people and Natural Productions, or Notes on the Nations, Fauna, Flora and Minerals of Tenasserim, Pegu and Burmah），描述了缅甸境内的主要语言。1854 年发表《得楞语》（The Talaing language），缅族人称孟族（Mons）为“得楞族”。在这些论著中，梅森揭出蒙达语和孟－高棉语之间存在发生学关系，并且提出了孟－高棉－仡佬语系（即南亚语系）。

1860年，德国考古学家莱普修斯（Carl Richard Lepsius, 1810－1884）发表《关于过去一些亚洲语言的转写和语音关系，特别是汉语和藏语》（Über die Umschrift und Lautverhältnisse einiger hinterasia- tischer Sprachen, namentlich der Chinesischen und der Tibetischen）。通过藏语、汉语南北方言的比较，他发现导致“汉语音素衰减”的原因，在于韵尾辅音脱落以及词首辅音区别性特征的丧失。因此，莱普修斯既反对类型学家所宣扬的语言进化论，又反对单源论者提出的与汉语不相符合的单独起源论。就历史语音而言，与其说古代汉语是“原始语言”，不如说是一种更进化了的语言，其表面的“衰减性”其实是彻底演化的结果，以致于和最接近的亲属语言之间的起源关系也变得模糊不清。尽管汉语在历史上的某一阶段曾经存在形态变化，但是历时演变不仅磨灭了根词的语音差别，而且也使区别这些词语的细微屈折要素逐渐脱落。

1878年，英国学者斯密斯－福布斯（Charles James Forbes Smith-Forbes, 1834－1879）发表《论藏缅语系》（On Tibeto-Burman languages），正式提出“藏－缅语系”这一术语，为这些语言所组成的庞大语系给出一个方便名称。1881年，斯密斯－福布斯出版《更远印度的语言比较语法》（Comparative Grammar of the Languages of Further India: A Fragment and Other Essays）。

1883 年，德国语言学家库恩（Ernst Kuhn, 1846－1920）出版《关于跨恒河民族的起源和语言》（Über Herkunft und Sprache der trans-gangetischen Völker）。他把南亚语（安南语、柬埔寨语和勃固语等）从印度－支那语系中离析出来，其他的语言组成“主要语族”，即汉语、藏语、缅甸语和暹罗语等，还将克伦语和喜马拉雅诸语纳入其中。1889年，库恩发表《论印度支那语言学》（Beiträge zur Sprachenkunde Hinterindiens），提出印度－支那语系包括两个语族：藏－缅语族、汉－暹语族。

1885年，美国语言学家艾弗里（John Avery, 1837－1887）发表《藏缅语群》（The Tibeto-Burman Group of Languages），提出汉语不属于藏缅语系，而缅甸克伦方言的地位未定，因为其兼有孤立与黏着的特征。

1881年，德国汉学家葛禄博（Wilhelm Grube, 1855－1908）出版《汉语的历史地位》（Die Sprachgeschichtliche Stellung des Chinesischen），讨论汉藏语言的系属问题。依据古汉语与其他藏缅语，如雷布查语、库基－钦语和藏语的词汇比较，葛禄博得出与莱普修斯相同的结论“汉语音素衰减的导致与最接近亲属语言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模糊不清。

1896年，英国语言学家霍顿（Barnard Houghton, 1865－1959）发表《藏缅语古生物学概述》（Outlines of Tibeto-Burman Linguistic Paleontology），赞同克拉普罗特把汉语当作藏缅语系的一员。他发现藏缅语系中的语音演化，导致许多词根的面貌发生改变，尤其是在声调语言中出现的大批音素衰减。在演化相对缓慢的缅甸语中也存在音素衰减的情况。在大批音素极端衰减的情况下，比如在汉语与斯高克伦语中，音节末尾的塞音乃至鼻音都脱落了。这种语言即使进行古音重建，也仅能达到与现代缅甸语相似的阶段。  

1896年，德国语言学家康拉德（August Conrady, 1864－1925）在《印度支那语系中使动名谓式之构词法及其与声调别义之关系：印度支那语系特别是藏语、缅语、泰语和汉语的比较语法研究》（Eine indochinesische Causativ-Denominativ-Bildung und ihr Zusammenhang mit den Tonaccenten: Ein Beitrag zur verglei- 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chinesischen Sprachen, insonderheit des Tibetischen, Barmanischen, Siamesischen und Chinesischen）中正式提出“印度支那语系”（indochinesischen），这一语系包括库恩提出的藏－缅和汉－暹两个分支。康拉德对卡伦语的归属仍有疑问，另外把越南语排除在外。康拉德对建立科学的汉藏语言历史比较法作出了贡献。

（四）汉藏－印欧语系

1866年，英国汉学家湛约翰（J. Chalmers, 1825－1899, 音译查尔默）发表《中国人的起源，试图从宗教、迷信、艺术、语言和传统等方面追溯中国人与西方民族的联系》（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an Attempt to Trace the Connection of the Chinese with the Western Nations in their Religion, Superstitions, Arts, Languages, and Traditions）。受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 1823－1900）跨语系比较主张的影响，湛约翰最早将汉语和多种语言（包括梵文、希伯来语）进行大规模比较。不仅声称发现了汉语和雅利安语的关系，而且列出了300多个在音义上与暹罗语、藏语、希伯来语及印欧语相近的汉字。

1871年，英国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发表《语文学中的中国位置：试图揭开欧洲和东亚语言具有共同来源》（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 An Attempt to Show That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and Asia Have a Common Origin），试图论证古代汉语和西方语言存在联系。艾约瑟根据声母音变规则，将现今汉语的读音还原成古音再与西语比较，举出160 多组汉字读音和英语单词的共同词根。同年又发表《汉语和希伯来语的联系》（Connection of Chinese and Hebrew）。他认为印欧语、闪米特语、汉语都是从人类原初语言直接分化。如果能找到单音节词根的加长变化规则，就能将希伯来语还原成单音节词根，然后再与汉语比较。艾约瑟将人类语言划分为六大语系：汉语语系、闪米特语系、喜马拉雅语系、图兰语系、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和印欧语系。

1872年，荷兰汉学家施古德（Gustave Schiegel, 1840－1903）出版《汉语－雅利安语，或对中国语和雅利安诸语原始词根的研究》（Sinico-Aryaca, ou, Recherches sur les racines primitives dans les langues Chinoises et Aryennes），提出“汉藏－印欧语言同源论”。

（五）中西语言比较研究的问题

1893 年, 德国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 1863－1946）发表《中国和比较语言学》（China and Comparative Philology）。弗兰克认为，中西语言比较研究的最大问题就是，用于比较的语言都不是各自所属语系的最初形式，将汉语同雅利安语联系起来的做法毫无价值。艾约瑟的比较主要依据《旧约》人类曾有共同语言的假设，而科学研究不能诉诸宗教权威。对于艾约瑟的词根还原法，弗兰克认为，即使还原出来的古老词根都是单音节的，也不能证明存在一种语言只有词根。

1896-1897 年, 德国汉学家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ӧllendorf, 1847－1901，音译莫伦道夫）发表《比较语言学的局限》（On The Limitations of Comparative Philology）。词语含义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因此不能仅从语音上推断亲缘关系。文明发达的民族，其词汇会流向落后的民族。如果说人类所有语言都源于同一母语，则相似之处不应只表现在语音上，也会反映在表达方式上。倘若语言和种群分化时，语法尚未形成，探索这样一个遥远的先祖则毫无意义。比较不同语系的语言将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比较语言学只能限定在同一语系范围内。

四

20世纪:汉语在超级语系中的位置

（一）汉藏语言

1904年，爱尔兰语言学家格里尔森（George Abraham Grierson, 1851－1941）发表《印度语言调查卷二：孟高棉语和泰－汉语语系（包括卡西语和泰语）》（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 Vol. II, Mōn-Khmēr and Siamese-Chinese Families [Including Khassi & Tai]）。1909年发表《印度语言调查卷三第一部分：藏缅语族：藏语、喜马拉雅语和北阿萨姆语群》（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 Vol. III, Part I, Tibeto-Burman Family: Tibetan Dialects, the Himalayan Dialects and the North Assam Group），把汉语和泰语（或卡－岱语）组成与“藏缅语”有别的“泰汉语”。

1924年，法国东方学家普祖鲁斯基（Jean Przyluski, 1885－944）发表《汉－藏语系》（Le Sino-tibétain. In :A. Meillet & M. S. R. Cohen. eds., Les Langues du Monde. p. 361-384），首次使用“汉－藏语系”这一术语。基于康拉德的藏－缅和汉－台两个分支，普祖鲁斯基把苗瑶语归入台－卡岱语。1931年，普祖鲁斯基和卢斯（J. Przyluski & G. H. Luce）发表《汉－藏语系的数词“100”》（The Number “a hundred” in Sino-Tibetan），首次把法语的sino-tibétain译为英语的Sino-Tibetan，新的名称逐渐流行开来。

1934年，丹麦语言学家吴克德（Kurt Wulff, 1881－1939）发表《汉语和泰语：比较语言学研究》（Chinesisch und Tai: Sprachvergleichende Untersuchungen），提出澳斯特利语（南亚语和南岛语）和汉－藏语（汉泰语和藏缅语）之间具有发生学关系。吴克德把汉－藏语中存在差别的西支和东支，分别称之为“藏缅语系”和“泰汉语系”，并且认为汉泰语和南岛语的关系更为密切。

1939－1941年，美国语言学家谢飞（Robert Shafer, 1893－1973）完成《汉藏语言学》（Sino-Tibetan）初稿。谢飞试图把台语从印度－支那语系中排除出去，但马伯乐却建议他把台语继续留在汉藏语系内。除了台语，其汉藏语系包括汉语语族、博多语族、缅甸语族、巴里语族（Baric）和卡伦语族五个分支。1966－1674年出版四卷本《汉藏语导论》（Introduction to Sino-Tibetan）。

1941年，美国语言学家白保罗（Paul King Benedict, 1912－1997）完成《汉藏语概论》（Sino-Tibetan: A Conspectus）初稿。白保罗将台语排除出去，返回克拉普罗特的藏缅语系假说，将汉语从“藏缅语”中剥离出来，与藏缅语族并列于同一顶节点之下。1972年，马提索夫编注的《汉藏语概论》（Sino-Tibetan: A Conspectus）出版，该书将克钦语（Kachin）视为藏缅语的辐射中心。白保罗并且提出，汉藏语的成份只构成汉语的表层，而底层可能另有不同来源，即周朝人所操的某种汉藏语融合到商朝人所操的非汉藏语言之中。

1978年，美国语言学家马提索夫（James Alan Matisoff）发表《藏缅语的变异语义学：语言比较的“有机”方法》（Variational Semantics in Tibeto-Burman: The ‘Organic’ Approach to Linguistic Comparison）。2003年出版《原始藏缅语手册：汉藏缅语重建的系统与哲理》（Handbook of Proto-Tibeto- Burman: System and Philosophy of Sino-Tibeto-Burman Recons- truction）。

1980年，美国语言学家包拟古（Nicholas Cleaveland Bodman, 1913－1997）发表《原始汉语与汉藏语：建立两者之间关系的若干证据》（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 Data towards establishing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中文本由潘悟云、冯蒸翻译，1995年出版。

（二）汉语和北亚语言

1916年，芬兰语言学家唐纳（Karl Reinhold Donner, or Kai Donner, 1888－1935）发表《叶尼塞－奥斯恰克语的起源问题》（Berträge zur Frage nach dem Ursprung der Jenissei-Ostjaken），论及叶尼塞语与汉藏语、高加索语之间的联系。

1984年，俄国语言学家斯塔罗斯金（Sergei A. Starostin, 1953－2005）发表《论汉藏语、叶尼塞语、和北高加索语言之间遗传关系的假说》（Гипoтeзa o гeнeтичecкиx cвязяx cинoтибeтcкиx языкoв c eниceйcкими и ceвepoкaвкaзcкими языкaми.）。

（三）欧亚超级语系

1963、1965年，谢飞先后发表《欧亚语》（Eurasial）和《欧亚语言学的超级语系》（The Eurasial Linguistic Superfamily），重提欧亚超级语系。1966年，加拿大语言学家蒲立本（Edwin George Pulleyblank, 1922－2013）发表《汉藏语和印欧语》（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1983年发表《上古时期的华夏及其毗邻民族》（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urs in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Times）。蒲立本主张夏人是远古汉语族，商人与南亚语系关系密切，周人之先世是藏缅语族。1975年发表《欧亚大陆东－西的史前联系》（Prehistoric East-West Contacts Across Eurasia）。蒲立本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文字诞生之初，原始汉语和原始印欧语之间已存在联系，并提出BC 2000 年，印欧人在向西迁移时也有一部分东进。他们是否到达中国北部，暂时无从考察，但相对于二里头文化而言，商代文明表现出的飞跃性进步似乎表明其诱因很可能是外来的。

（四）汉语和印第安语言

1925年，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 1884－1939）发表《纳－德内语系的初步报告》（The Na-Dené Languages, A Preliminary Report）和《汉语和印第安语的相似性》（The Similarity of Chinese and Indian Languages），提供了汉语和印第安语在语音、词汇、语法结构上的相似证据。这一假说，后人称为“汉－德内语系假说”（Sino-Dene）。1952年，美国语言学家斯瓦迪思（Morris Swadesh, 1909－1967）发表《史前民族接触的语言年代学》（Lexicostatistic Dating of Prehistoric Ethnic Contacts），重提纳－德内语系与汉藏语系之间存在发生学关系。1952、1957年，谢飞先后发表《阿萨巴斯卡语和汉－藏语》（Athapaskan and Sino-Tibetan）和《关于“阿萨巴斯卡语和汉－藏语”的说明》（Note on Athapaskan and Sino-Tibetan），重提纳－德内语系与汉藏语系之间存在发生学关系。

（五）汉语和南岛语

1993年，法国沙加尔（Laurent Sagart）发表《汉语与南岛语之间亲属关系的证据》（Chinese and Austronesian: Evidence for a Genetic Relationship），论证汉语和南岛语同源说。1994 年发表《汉－南语系的原始南岛语和古汉语证据》（Proto-Austronesian and Old Chinese Evidence for Sino-Austronesian.），提出汉语、南岛语、藏缅语、南亚语同源说。郑张尚芳、曾晓渝翻译的《论汉语、南岛语的亲属关系》，收入石锋编的《汉语研究在海外》（1995）。

（六）汉语的祖先

1995年，王士元（William S-Y Wang）主编的《汉语的祖先》（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出版；中文本由李葆嘉主译，2005年出版。其中，西方学者的论著包括：白一平《亲缘性强于偶然性：古汉语与藏缅语的概率比较》、蒲立本《汉语的历史和史前关系》、 沙加尔《关于汉语祖先的若干评论》、斯塔罗斯金《上古汉语词汇：历史的透视》、白乐思《一位南岛语言学家眼中的汉语－南岛语系》、米恰姆《史前语言的“深层重建”和转向中心区域》、蒲立本《蒲立本的评论》、沙加尔《沙加尔的评论》、帅德乐《汉语—南岛语的连接：南岛语形态学方面的审察》、斯塔罗斯金《斯塔罗斯金的评论——回应沙加尔《关于汉语祖先的若干评论》。

五

21世纪:新的进展

（一）汉语和博多语

2001年，荷兰语言学家德利姆（George van Driem）出版巨著《喜马拉雅诸语：大喜马拉雅地区的民族语言手册，包括语言共栖理论引言》（Languages of the Himalayas: An Ethnolinguistic Handbook of the Greater Himalayan Region, contain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ymbiotic Theory of Lan- guage）。2002年发表《藏缅语发生学及史前史：语言、物质文化和基因》（Tibeto-Burman Phylogeny and Prehistory: Languages, Material Culture and Genes）。2005年发表《汉－南语系与汉－高语系、汉－博语族与汉－藏语系以及尚未完全证明的藏缅语系假说》（Sino-Austronesian VS. Sino-Caucasian, Sino-Bodic VS. Sino-Tibetan, and Tibeto-Burman as Default Theory）。德利姆主张“汉－博语系”假说。德利姆的汉－博语系假说，沿用谢飞的观点，即所谓亲源关系是在汉语语族和整体的博多语族之间，而并非存在于汉语与博多语两种语言之间。汉语与藏族的这些语言，在不同历史阶段存在复杂的借用关系，以致于迄今未能明确识别其借词层面。

（二）东亚语系发生史

2005年，美国语言学家帅德乐（Stanley Starosta, 1939－2002）发表《原始东亚人与东亚、东南亚、太平洋语言的起源和传播》（Proto-East-Asian and the Origin and Dispersal of the Languag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提出包括卡岱语、南岛语、藏缅语、苗瑶语和南亚语的东亚远古超大语系。

（三）汉语－乌拉尔语同源假说

在爱沙尼亚学习和工作的中国学者高晶一（Gao Jing Yi），2004年发表《芬兰语族－汉语语族比较》（Finnic-Sinic Comparison），2005年出版《芬兰语族、匈牙利语、汉语族和藏语的斯瓦迪斯百词表比较》（Comparison of Swadesh 100 Words in Finnic, Hungarian, Sinic and Tibetan），2008年出版《汉语与北欧语言：汉语与乌拉尔语言及印欧语言同源探究》。分子生物学研究显示，NO组父系（Y染色体单倍群NO）、N组父系（Y染色体单倍群N）来自远东，而乌拉尔民族的父系特征是N组，红山考古文化的创造者由N组父系和O3组父系合成，由此为汉语与乌拉尔语言同源假说提供了考古遗传学的支持。

六

在深广的长河中探索汉语亲缘关系

美国语言学家本特生（John D. Bengtson）在《追溯汉语更远古的语源》（Wider Genetic Affiliation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999）中提出，汉语和藏缅语具有直接的系属关系，即汉语是汉藏语系中的一种语言；进一步拓展视野，汉－高加索语系（或德内－高加索语系）是汉藏语言的更古老来源；但德内－高加索语系不限于斯塔罗斯金提到的汉藏语、高加索语和叶尼塞语。根据德内－高加索语系中另外几种语言，巴斯克语、布鲁夏斯基语和纳－德内语的材料，可以为汉语具有更远古的亲缘关系提供进一步的线索。

东亚地区的Y-DNA单倍体迁移图

“水（Wster）”在亚洲不同语言中的发音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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