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善恶：马歇尔·卢森堡谈创造一个非暴力的世界｜非暴力沟通深度阅读推荐（最新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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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BEYOND GOOD & EVIL: Marshall Rosenberg On Creating A Nonviolent World. An Interview by D. Killian
作者：Dian Killan
翻译：Yanae、Being，校对：Ella
审校：刘轶
原文发表在The Sun杂志2003年2月刊，译文由Dian Killan博士（国际非暴力沟通中心认证培训师，顾问、教练、作者)授权『非暴力沟通中文网』翻译和发布。如须转载，请取得联络。
阅读提示：全文共4315字，平均阅读时间为12分钟，建议预留更多时间进行深度阅读。
Killian的前言
我第一次见马歇尔·卢森堡（Marshall Rosenberg，1934-2015），是因为当地的一家报纸委派我去报道他的“非暴力沟通”研讨会。长期被世界上的不平等所烦扰，对久久未到来的改变也失去了耐心，我实在无法想象，一个沟通技巧在解决诸如全球变暖或发展中国家债务之类的问题上能起到什么作用。但是，卢森堡的工作让我感到惊喜——他的工作对于陷入冲突中的个体和家庭产生了显而易见的效果。
非暴力沟通（简称“NVC”）有四个步骤：观察某个特定情境中发生了什么；明晰个体的感受是什么；确认个体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就个体期待发生的事情提出请求。听起来很简单，但它远远不只是一门冲突调解的技术。它是一种全新的理解人类动机和行为的方式。
马歇尔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暴力。三四十年代生长在底特律，他因为是犹太人而经常遭到殴打，也亲眼目睹了这个城市最严重的几次种族暴乱，短短数天就导致超过四十人死亡。这些经历驱使他去学习心理学，试图去理解，正如他自己所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跟自己慈悲的本性失去了连结；又是什么让有些人即使在极其艰难的情形中依然能够不迷失慈悲本性。”
1961年，马歇尔在威斯康辛大学获得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之后就去了少年管教所和年轻人一起工作。这段经历让他得到一个结论：相对于帮助人们变得更加慈悲，临床心理学实际上促进了产生暴力的条件，因为它把人分门别类，进而让人们彼此疏离；医生所接受的训练，都是让他们去关注诊断分析，而不是人本身。他认为暴力并非像心理学所教的那样来自于心理的疾病，而是来源于我们沟通的方式。
“当事人中心治疗法”的创始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在马歇尔的理论形成的早期对他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影响。马歇尔在开始自己独立教授如何与他人非暴力地互动之前，曾和罗杰斯一起工作过几年。马歇尔教授的方法后来以“非暴力沟通”为人所知。
马歇尔之后不再以心理学家的方式工作，他坦承有时也会在自己的方法中挣扎，有时候也会退回到惯性的的行为中，或者担忧使用非暴力方法可能产生的风险。但是，每次他用“非暴力沟通”的方法坚持到最后时，结果都带给他惊喜。有好几次，可以说非暴力沟通救了他的命。
八十年代末，有一次他被邀请去伯利恒向巴勒斯坦难民教授非暴力沟通的方法。在德黑萨营地的一个清真寺，他见到了大约170个穆斯林男人。在进入营地的路上，他看见路边有几个空的催泪瓦斯，每个上面都清晰地写着“美国制造”。当人们得知即将到来的导师是美国人时，都大为愤怒。有些人暴跳如雷，开始嘶吼：“凶手！杀人犯！”一个人甚至横阻在卢森堡面前，劈头盖脸大骂：“孩童杀手！”
虽然有想过赶紧离开，马歇尔却依然在当时聚焦于说话人的感受和需要是什么，并开始了与这个男子的一段对话。那天将要结束时，那个将马歇尔称作为杀人犯的男人，邀请他去家里享用伊斯兰斋戒月晚餐。
马歇尔创立了非盈利组织“非暴力沟通中心”（Center for Nonviolent Communication, www.cnvc.org）。他的《非暴力沟通：一种生命的语言》被翻译至数十种语言在全世界各地出版。
马歇尔外表高高瘦瘦，说话语气温柔，一旦聊到NVC是如何让自己和其他人受益时，就变得活力四射。他有三个孩子，现居瑞士Wasserfallen。作为一个演讲者和教育家，马歇尔广受邀约，行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接受采访的这一天是几个月以来他第一次有空。之后，他马上又要去以色列、斯洛文尼亚、阿根廷、波兰和非洲。
本文作者Dian Killan
访谈正文
Killian：你的方法致力于教授慈悲心，但慈悲心似乎更像一种活出来的状态，而不是一种技巧或技术。它是可以被教授的吗？
马歇尔：我会说它是人类的一个自然特质。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可以存活下来，取决于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福祉（well-being）与他人福祉实际上是一体和相同的这种能力。问题是我们被教导的行为让我们与这个自然的意识相分离。我们并不需要去学习如何去具有慈悲心，我们只需去除我们被教导的，然后回归到慈悲心。
Killian：如果暴力是习得的，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看起来好像从人类存在开始就在那里了。
马歇尔：神学家沃尔特·温克（Walter Wink）估计，暴力作为社会常态已经存在了大概八千年之久。从一个关于世界是如何被创造的神话开始，在这个神话中，世界被一个英勇贤明的男性神祗所创造，他打败了一个邪恶的女性神祗。从那时开始，我们的头脑中就有了好人杀死坏人的图景，并在之后演变成“惩罚性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惩罚性正义”是指有人就应该受到惩罚，而另一些人理应得到奖励。这个信念是如此深入地植根于我们的社会中。虽然并不是每个文化都被这个神话所沾染，但很不幸的是大部分的文化都是这样。
Killian：你说过“应得”（deserve）是语言中最危险的词，为什么呢？
马歇尔：这个词语处于“惩罚性正义”的核心。几千年来，我们都以这样一个系统运作，这个系统认为做了坏事的人是邪恶的——不仅如此，人类基本上是邪恶的。按照这种思维模式，一小部分人进化成了好人，他们要作为权威来控制其他人。既然人们的本性是邪恶且自私的，那么控制人的手段就需通过一个惩罚和奖赏的正义系统——做好事的人得到奖赏，邪恶的人必须要受苦。为了将这个体系视为公平的，一个人必须相信这两种人都得到了他们所应得的。
我曾经生活在得克萨斯，当他们要处死一个人的时候，一些来自当地学校的浸信会好学生都要在监狱外面聚会。当扩音器宣布罪犯已经被杀死，就会有喧闹的庆祝和欢呼声。这欢呼和在巴勒斯坦的一些地方，当人们找到9-11事件恐怖袭击分子时的欢呼声是一样的。如果你将正义的概念建立在善与恶的基础之上，认为人们理应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而承受痛苦，这就使暴力变得愉悦。
Killan: 但是你并不反对做出判断（judgment）。
马歇尔：我完全支持判断。我认为如果没有判断我们无法存活下去。我们判断什么食物可以提供身体所需，我们判断哪些行为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我所要区分的是：服务于生命（基于需要）的价值判断(value judgment)，以及隐含着对与错的道德评判（moralistic judgments）。
Killian：你呼唤一种“恢复性正义” （restorative justice，也被译为“修复式正义”），区别在哪里呢？
马歇尔：“恢复性正义”是建立在下面这个问题上的：我们如何恢复和平？换言之，我们如何恢复到一个人们彼此关心他人福祉的状态？研究显示，如果罪犯经历“恢复性正义”的过程，他们会更少地重复那些导致他们被监禁的行为。对于受害者来说，恢复到和谐的状态使他们获得更多的疗愈，远胜于单纯看到对方受到惩罚。这个想法正在被不断地传播。大概一年前，我在英格兰的一个国际会议上进行了关于“恢复性正义”的主题演讲。我预计会有三十个人到场，结果我很高兴地看到有超过六百人出席。
Killian：“恢复性正义”如何运作？
马歇尔：举例来说，我已经见证过它是如何作用于被强暴的妇女和强暴她们的男人之间。第一步是让这位女士表达任何她想让施加侵犯的人所听到的话。要知道，在强暴发生的几年来，遭遇性侵的女士每天都在承受痛苦，因此她的表达是如此猛烈：“你这个恶魔！我要杀了你！”诸如此类。
接下来，我要做的是帮助这个犯罪者去和这位女士内心的伤痛产生连结，这伤痛是他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通常他会想要道歉，但是我告诉他，道歉太廉价太简单了。我想让他向这位女士复述她说的话，她的生活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当他不能复述的时候，我就去扮演他的角色。我告诉这位女士我听到了在这些呐喊和尖叫后面的所有伤痛。我让这位男士看见暴怒只是表面，背后是深深的绝望，害怕她的生活再也不能回到从前，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然后我让那个男人重复我说的话。这大概需要三、四次甚至五次不断的尝试，但是最终他听见了对方。就在此时，当受害者得到了同理倾听，你就能看见疗愈开始发生。
然后我让那个男人告诉我他心里发生了什么，他的感受如何。通常，他再一次想要道歉。他想说，“我猪狗不如，我就是个垃圾。” 再次地，我让他再进一步深入内心。这通常对这些男人来说是很可怕的。他们不习惯去处理和体验感受，更别提这些令人惊骇的感受是因为自己的行为。
当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前两个步骤，受害者常常会发出这样的嘶吼：“你怎么可以这样？” 她非常想要理解是什么原因可以让一个人做出这样的事情。不幸的是，大多数受害者从一开始就被一些好心人劝导要去原谅袭击者。人们解释说，这些强奸犯一定是受了很多苦或者有一个悲惨的童年。有的受害者的确尝试着去原谅，但这并没有多大帮助。没有经历之前的两个步骤，这种原谅是非常表面化的。它压抑了伤痛。
一旦这位女士得到了一些同理心，她就会很想知道这个男人在施暴的时候，内心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帮助犯罪者回到当时的情景，去确认他当时感觉到了什么，是什么需要促使他做出那个行为。
最后一步是问受害者她还想让犯罪者做些什么，以帮助自己回到平和的状态。比如说，她可能想要他支付医疗费用，或者她想要精神上的赔偿。不过一旦双方都得到同理倾听，你会惊奇地发现他们很快地开始为对方的福祉着想。
Killian：是什么“需要”会导致一个人去强暴另一个人？
马歇尔：当然，这和性本身没有一点关系。而是因为，当他们不知道如何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时会感到脆弱，却又常常把它和性混淆。几乎在每一个案例中，强暴者本身都是性虐待或其他身体虐待的受害者，他们想要其他人也能理解，作为被动的、弱势的一方是多么的恐怖。他们需要被同理，然而他们采取了变态的方法去得到它——通过引起他人同样的痛苦。但是这种需要是共通的，所有人类都有同样的需要。所幸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用不伤害其他人，也不伤害自己的方式来满足它们。
Killian：长久以来，我们西方世界的人都相信“需要”必须被规范甚至否认，但是你的建议却恰恰相反——“需要”必须得到承认和满足。
马歇尔：我会说我们在教人们以错误的方式地表达需要。我们非但不去教育人们觉察自己的需要，反而教他们执着于用无效的手段去满足需要。“消费主义”让人们相信他们的需要将会通过拥有某样特定的东西来得到满足。我们教导人们“复仇”是一种需要，然而这实际上是一个有缺陷的策略。“惩罚性正义”本身就是一个很可悲的策略。混杂其中的是一种有关竞争的信念，即只有让他人付出代价，我们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不仅如此，还有打败他人、赢取胜利是英勇而愉快的行为。
因此区分需要与策略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帮助人们看见，如果你满足需要所使用的策略将使他人承受损失，那么这种策略并不能满足你所有的需要。因为任何时候你以伤害他人的方式行事，最终你都会伤害到自己。正如哲学家阿尔伯特·哈巴德（Elbert Hubbard）所说，“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所犯的罪而受到惩罚，而是被它们所惩罚。”( We’re not punished for our sins, but by them. )
无论是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Bogota）与吸毒者一起工作，还是在美国与酒精成瘾者工作，在监狱中与被关押的性侵者工作，我总是在一开始就让他们明白，我并不是来阻止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其他人已经试过了，”我说， “你很可能自己也已经试过了，然而并没有用。” 我告诉他们，我来这里是帮助他们清晰地看见在行为背后的需要。一旦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我会教他们去找到更有效、代价更小的方式去满足这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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