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高考回眸："扔掉锄头，我们报考去！"
原题
高考回眸：
“扔掉锄头，我们报考去！”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彻底赶出中国政治舞台。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职务。
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动提出要抓教育工作。他提议召开并主持了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他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大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8月13日，遵照邓小平的指示，第二次高校招生会在北京召开。由于“左”的思想还束缚着许多人的头脑，会议争论十分激烈。邓小平发了脾气。
9月19日，他同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谈话，提出“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终于会议报告确定了当年的招生政策。9月25日，为期44天的教育工作会议结束。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关于考试的经费问题就不要增加群众负担了，每个考生收五毛钱即可，其余由国家负担；印考卷没纸，就先调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印考卷！
10月21日，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1977年冬和1978年夏，中国迎来了声势浩大的考试，参试总人数达116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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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里感谢邓小平
“20年前的今天，我们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和课堂奔向考场。2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走出校门，跨出国门，相聚在太平洋的彼岸……恢复高考，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盛大节日；恢复高考，使我们获得了展露才华的天地，也给我们的祖国带来了生机和希望。”———这是1998年春天，美国华盛顿500多名旅美华人热烈庆祝“中国恢复高考21周年”活动上的致词。
徐杨夫妇说，他们还要加上一句：从心里感谢邓小平。
徐杨，山西省地震工程勘察研究院副院长、总工。他和妻子樊琦都是77级大学生。巧的是，两人初、高中都是同学，1977年又同考入山东大学物理系同班。毕业后，双双回到山西地震局，相濡以沫27年了。
都说他们这一代是中流砥柱。49岁的徐杨，回忆起那个年代，总是伴着爽朗的笑。
1974年，徐杨名义上高中毕业。“小学三年级起放假，一放三年，初中也就上了两年多，高中上了一小截儿。”4个孩子，他一个男孩，在家闲了一年，还是别无选择去插队。在太原市北郊化客头乡白道村。
至此，除大姐留城当了工人，另外3个孩子都在插队。学大寨，挑土填沟、担粪、种地。要回城得插满两年队。每每半夜睡下，苦闷深深袭来，徐杨用“绝望”表达当时的心境。
1977年秋天，开始传说要恢复高考。徐杨他们顿时有了精神。一个月后，又传说是推荐和考试相结合，他们的心像从高处骤然跌落：一推荐哪还有戏？
当时升学要符合“十六字”招生方针（即志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出身不好的青年根本过不了推荐这一关。
10月底终于得了准信儿。徐杨兄妹向生产队打了招呼，回家复习去了。同村插队的16个知青回了一半。“农村其实不指望知青干活，有时还视为负担呢。”徐杨笑着补充。如果他在阳曲县黄寨南郑大队，可就惨了。该大队对知青报名高考定了“三不准”：出勤不多、调皮捣蛋、回家次数多，不准报。并不是所有单位都对知青报考大开绿灯的。
40天的复习时间显得很紧张。二姐很明智地选择了文科，这也是当时普遍的做法。当时很多学校根本就没开设国家规定的历史、地理科目。“所以老三届毕业生考上的多。他们的中学是完整上下来的。”那年大姐26岁，任山西毛纺厂的车间主任，恰不在“25岁以下”和“老三届”两项可直接报考的规定之列。而单位又不同意她参加高考。在太原五中上学时从来都是第一名的大姐哭了很久。
徐家3个孩子一起进了考场。考中了3个。二姐在山西大学历史系，如今是太原电专教师。小妹在武汉大学化学系，如今在广州大学任教。有名的“蓝月亮”洗手液就是她的发明。
1977年山东大学在山西只招8个学生，全在徐杨他们班。31名学生，年龄结构是从15岁到31岁。31岁那位后来成为太原理工大学一位系主任。当时他的孩子都4岁了。
徐杨说：“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是今生最高兴的时刻。以后再没那么开心过。”今天，退了休的大姐在一个高考补习班任班主任。这是否能减轻一点她那未圆大学梦的几十年心痛？
“高考对我们的命运是决定性的。是我们惟一的出路。大学的上与不上，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对人生有重要影响。高考虽然有种种弊病，但相对来说仍比较公平。它仍然是一把衡量才华的尺子。恢复高考，就是恢复了秩序和公正。”徐杨这样看待高考的意义。
1979年7月，75岁高龄的邓小平登上黄山，与4名正在游览的复旦大学新闻系78级大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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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佩服邓小平
“我是1979年参加高考的。17本教科书救了我。”顾先生说：“在上世纪的领导人中，最佩服的是邓小平。邓甚至比孙中山更伟大！”出于某种原因，担任省城一家文化交流公司经理的顾先生不愿公开他的姓名和身份。之所以接受采访，是因为他至今不能忘怀的两次大冲击，一是全国科技大会上郭沫若的讲话，一是陈景润的事迹。而这两次冲击都因为有了邓小平。
顾家成分不好，全家下放农村。当年流传“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1976年，顾14岁，初中毕业，只觉一片茫然：大学不能上，参军没资格，就这样一辈子在农村吗？
1977年春节后，顾以全乡第4名的成绩上了高中。然而说是高中，实际上老师几乎教不了什么东西，一天里有半天还在闹斗争，讲台形同虚设。这时还没有恢复高考的风声。“文革”的影子还非常浓厚，大家伙儿仍是惯性思维，不知有“前途”一说。状态持续到深秋，12月，中断10年的高考恢复了。
顾的数学老师（老三届毕业生）考上师范要走了。走前他给学生们作了场报告。从老师身上，顾重新得出了结论：学习还是有出息的。
“1978年，一看去年的高考题，也不难嘛，我也能做来！”顾有了充分的兴趣和信心。这年他高二，全家做出决定，停掉他所有的农活和家务，全身心冲刺高考。
没有系统的教科书，书都烧了或被抄。幸而顾有个远房婶婶，是天津一家图书馆管理员。顾托她借出17本教科书，上课的时间全趴在桌上自学。老师既教不了，也不限制，任他自学。
放假了，顾和一个同学申请看校。大门一关，两人又是默默相对苦读。“我的自学习惯就从那时养成了。后来，我边工作边照顾家边读硕士，靠的就是这股自学劲头。它使我受益终生。”1979年，高考大纲出来了。所学的几乎不沾边。但凭着17本书的牢固基础，顾考了317分。当年理科录取线是264分，一类重点300分。
当时，“填志愿”像一个谁也没吃过的果子，不知从哪儿下口。“我问老师：我们报哪儿呢？老师说他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都有些什么大学，更没有专业的概念。师生几个搜肠刮肚，把听来的所有院校名字都写上，好容易填满了全部“服从分配”的20个志愿格儿。
顾上了四川一所大学。一下子能走那么远让他兴奋极了。从那起，他才一点点看明白了大学是怎么回事。“现在机会多了，上不上大学可能不是太重要。但在我，如果不是上大学，只有两条路：当农民，最多是个民办教师；当工人，只能是煤矿工人。”上大学意味着什么？顾说：从农村人变成城里人，从百姓变成国家干部。老百姓是最实际的。他们发现，自己和亲朋的工厂里，那些善于斗争的领导突然纷纷被大批知识分子所替代。于是他们开始愿意把女儿嫁给大学生，要求自己的小孩一定要考大学。因为有了学问就有了前途！1979年参加高考的顾尚且如此，1977年、1978年的考生感受更深。
1978年北京某大学在北京站迎接77级新生入学
C
学知识是人的享受
48岁的石光在北京中关村有一家自己的电脑公司。虽然小，也足够忙、足够令人称道。
1977年冬天，她把在大同南郊区插队的记忆抛掉，把在临汾塔儿山当水泥工的记忆抛掉，一心埋在迎考的复习中。写字台被书盖得一点空隙也没有，洗脚是妈妈蹲下身给洗。40天后上考场，两个月后接通知——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电子计算机系。石光成为中国首批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之一。
关于上学，家里早就发生过争执。爸爸不同意石光上高中，说高中毕业生还不是一样去农村插队？妈妈的看法是：插队也是高中生，有文化永远是好事。直到高考前，爸爸还认为招工比考学更明智。“那时候，学习全靠自觉自悟，拒绝招工的人，不多。”在压根儿没想到还能高考之前，妈妈为石光设计的路线是：插队——入党——上大学（入了党就很可能被推荐上大学），这种设计有成功的先例。石光的大姐在太原第二机床厂当了两年模工。1974年，全厂同意将惟一一个工农兵大学指标给她。在新生集中批林批孔大会上，她得到山西大学英语系的赏识，用一个矿院男生指标作了交换。如今，大姐是新华社对外部的党支部书记。
石光要感谢当时她刚调入的太原煤机厂。恢复高考的消息就是厂里通知她的，厂里还说：“不用上班了，去考吧！”家境困难的大学生最多可以申请到每月19元的助学金，申请帮助的占大多数。石光父母都是干部，每月寄给她30元，这是很高的水准了。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是42元，一碗过油肉卖3毛钱。
假设没参加高考，命运将会怎样？石光的妈妈于老太太说得深沉：孩子们仍会成为大学生。她们会通过函授、夜大等各种方式成为大学生。学知识是人的享受。如果高考不恢复，还会出现多少个张铁生？中国就永远没有希望，中国人在文化上就永远翻不了身！
1982年12月，邓小平与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11届全国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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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
寻访当年的高考情形非常难。有些老同志已不在世。而省城教育系统只有1984年以后的高考记录。
从太原市档案局发黄的卷宗中（粗糙的纸张证明着当年中国的贫困），我们找到了当年太原市高考报名和录取情况。报考人数18831人，其中文科7011人，理科11820人。录取1435人，其中男生880人，女生555人。
政治及格率最高，60%；语文52%。而数学、理化、外语的不及格率分别是85%、82%和71.3%。
全国有23万人被录取，比例是29比1。
1977年12月5日、6日两天，近两万名考生走进太原市九县（区）设的558个考场。人们对中断10年后的第一次高考怀着巨大的激情。很多考场像过节一样做了尽可能的装饰。1978年1月的一份高考简报上，有“一河西区的女考生生完孩子才10天就上考场”的记录。
考生们把这样的话写在试卷上：“平时玩得汗直流，不会作文皱眉头。高高举起铁拳头，砸烂四害贼狗头！”体检室标语也暴露出人们隐忍了多年的愤怒：“彻底清算‘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破坏招生工作的罪行！”“考生注意事项”首条是“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接受祖国挑选，做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而第六条已能读到隐含时代背景的、浓厚的人文关怀：“答题时要冷静思考，不要过分紧张，不要轻易放弃任何一门课的考试，要坚持到底。”我们辗转找到了原太原市教育局普教处处长郭承瑞。他1977年抽调入太原市高招办，亲历了那个非常年代。“断了10年，每个人心里都很紧张，一是没经验，二是怕犯错误。不少人思想深处还种着‘两个凡是’，比较‘左’。对新政策把握不准。”但所有人都以无比的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做着高招工作。
1977年11月2日太原市高招办正式成立，次年2月首批新生入校。相隔仅半年后，1978年9月第二批新生入校。前无古人的高效率充分说明当时抓教育的力度和决心。
浩如烟海的数据是算盘打出来的。各地市由党委选派3名同志参与省高招，“饭后要出发，饭前谁也不知道谁被派去。严格保密。从侯家巷（当时太原招办所在地）坐上吉普，不知往哪儿拉。下了车，是柳巷的太原饭店。就此封闭，家人以为失踪一个月。”1977年高考录取很重要的一环是政审。政审由考生所在公社、机关、厂矿的党组织负责进行，内容机密不公开，考生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政审通不过不予录取，尤其是核物理这类绝密专业。“应该说，是否被录取是在政审通过的前提下由分数决定的。”郭老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师生同堂考。学生考上了，老师却落榜。二、大学生去教大学生。北京知青唐大春考上了太原师专，由于外语出色，师专反请他做老师。
一位名叫卫显卿的退休老教师说过：自古至今，国与国之间的斗争，说到底是文化水平的斗争。生产力的高低，取决于文化科学水平。“四人帮”搞白卷英雄是彻底的愚民政策，那样招大学生非亡党亡国不可！
作为1977年及以后多年的高考工作参与者之一，郭老认为：如果说高考是个人的命运转折点，那么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高考同样是一个转折点。文革10年，整个招生制度瘫痪10年，恶果是教育受到致命摧残，中国陷入人才断代，和世界差距大大加深。更严重的是，民族精神的传承中断了。如果不是邓小平的决策，不能想像中国还要在文化黑暗中悲伤多久。
后记我们寻访77级的大学生。因为他们承载了中国教育史上、可能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转折时刻。
在省城太原，77级大学生是一个灿烂的群体：他们中有太原十大女杰之一；有名剧《立秋》的编剧，有各部门领导……所有采访对象都异口同声说：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
在采访中我非常深地感受到，“恢复高考”给中国和中国人带来的影响，绝非“深刻”一词所能容纳得了。1977年的巨大冲击至少延伸了10多年。直至今天，我们还呼吸着“高考”的非凡空气。
今天，伟大的祖国再不必遭受“教育空白”的痛楚。我们谨以此文作为一束小花，敬献于伟人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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