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cast

特朗普开铡鹰派 博尔顿出局内幕

新一线城市的房价开始失守

学长学姐干货总结|整整30门水课推荐,附推荐指数和课程详解

一个25岁的本科绿奴,把自己老婆跟亲妈奉献给住在隔壁的17岁主人

震惊美国政坛!要变天吗?国安顾问博尔顿被川普开了!

Facebook Twitter

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点击图标下载本文截图到手机
即可分享到朋友圈。如何使用?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此内容因言论自由合法查看
文章于 8月25日 下午 7:15 被检测为删除。
查看原文

学者丨高王凌:"包产到户"的政策是农民"拱"出来的

新三届 今天


老编的话:今天,是著名学者高王凌先生去世一周年祭日。1980年代初起,高王凌先生积极参与农发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活动,推动和研究农村改革,卓有建树……


学者档案


高王凌,1950年生,2018年8月24日在北京逝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专攻18世纪和20世纪历史,在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及相关历史问题上卓有建树,着有《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租佃制度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乾隆十三年》,以及论文近百篇。


原题

“包产到户”的政策

是农民“拱”出来的





作者:高王凌 

选自《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
(1950-1980)》




黄仁宇曾说,遮蔽历史是最大的犯罪,反之才能带来中国的明天。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发掘一段历史,既是他的骄傲,也是他的职责所在。


集体化,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亿万民众经历过的一段生活,其代价不可谓不惨痛,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代价之一,是二三十年的饥饿和数以千万计人口的死亡;教训之一,是因为存在这一段历史,其后就不可能再重试一次。因此它可谓“在劫难逃”,也终于“邪不压正”。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历史又是怎样改变的?在今天看来,有关的研究还是太少,也太薄弱了。与大多数研究不同,本书更多的是从农民角度所作的一个考察。从它的立意,到调查访谈,查阅档案资料(包括中央到地方,到流落异域的内部资料),前后已有二十年时间。


你是怎样想起这一个题目的?不少朋友这样问我。


我对有关问题的研究,开始于1990年代。在杜润生领衔的研究小组里,大体上从土地改革、早期合作化、“高潮”,直到“大跃进”以前,逐段推进。同一时期,同事们(如林毅夫、白南生等人)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包括对集体经济制度运行的分析。


随后,我们打算改变一下做法,换一个角度。过去的集体化研究,多侧重于领导层的决策过程及其实施这一方面,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合作化本是一个从上到下由领导规定而非群众选择的运动,上层领导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现在我们则打算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到群众反应和农民行为这方面来,因为这段历史本是由两方面而非由单方面构成,不了解后者,就不能说是对“集体化”有了真正的了解。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终于发现,它对“集体经济”的命运、对后来“包产到户”的形成,甚至对那以后的农村经济及农村生活,都有着决定性的长远的深刻影响。


如果说前一阶段的研究主要是“从政府角度来看农村集体化”的话,那么新的主题就可以叫做“从农民行为来看集体经济时代”,中心就是农民的“反行为”;如果前一阶段的集体经济制度分析,主要做的是“帐内帐”的话,现在我们则打算做“帐外帐”的分析,并试着在新的基础上把二者结合起来。


这样我们终于“看到”并“发现”了农民的积极主动行为,及其面临不同处境时的自主性选择。而且,我们正是通过这些“下层”的历史,重新对“上层”政治(如“大跃进”的实质等)获得了一些认识,那不是能光靠着读文件就能做到的。所以我们并非只停在下层,而只是采取这样一种视角,并非“画地为牢”。


类似的研究似乎还没有过。当然,像“瞒产私分”或“偷盗”这类事情(它们是农民反行为的重要手段,是贯彻始终的;也有些则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能一概而论),并非什么秘密,但从来还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专门的对象,也没有人考虑过它究竟具有多大规模,涉及多大数量,把它总括起来进行研究。


1994 年,山西省级劳动模范墨则接受作者访谈


在这前后出版了一些有关的著述,但它们大部分并未涵盖集体经济的整个时期(如1950–1980),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例如凌志军的《历史不再徘徊》,只是书写了较后的一个时期,又集中于安徽一地,而且重视农民的行为不够,把重心放在了某些大人物身上(那也是不完整的),写法则近于一种报告文学。


海外的研究,则重分析过于综合,一般集中于局地局部问题,所以论文多而著作少,社会科学多而历史学少(冯客那样的研究毕竟是太少了)。类似的专题研究,国内亦颇不少见,如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1958–1961 )问题上,仅问世的著作就有谢春涛的《大跃进狂澜》,林蕴晖、顾训中的《人民公社狂想曲》,罗平汉的《农村人民公社史》,宋连生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李锐的《“大跃进”亲历记》,康健的《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余习广的《天下第一田》,以及杜虹的《20世纪中国农民问题》,林蕴晖、范守信、张弓的《凯歌行进的时期》,等等,论文就更多了。


近些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日益成为研究热门的情况下,有越来越多的成果涌现出来。其中最值得提倡的方法就是查阅档案史料(特别是地方档案),以及进行口述史调查了。大多数好的研究都是利用了口述访谈,在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他身处本乡本土,有着长期的亲身生活经历,可以就近了解到许多鲜活的情况(本书即引用了不少)。可惜的是,他缺乏一种类似“反行为”的观察视角,大约也从不认为农民与政府间存在某种“对立”的关系,更不要说敢不敢“反抗”了。


至于党的文献,如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虽然具有不少史料价值,其中却几乎没有一点农民的影子。可以说,那是完全不同的立场。


大多数研究都忽视了农民的日常反应和日常行为,好像没有大的政治事件,没有农民大起义,就看不到农民的历史作用了。重视农民“日常反抗”的是美国学者斯科特( J. C. Scott )和他的名著《弱者的武器》。批评者很容易拿我的研究与斯科特对比,认为“反行为”就是“弱者的武器”中的一种,是跟他学来的。斯科特的论著到达中国很晚(英文版1985,中文版2007 年译文出版社出版;而本书在1995 年就有一个具有基本框架的初稿了)。他的确很有思想,常常能给人启发(如农民的假装顺从等),但他认为“弱者的武器”只是边缘性的反抗,只能获得一点琐碎的物质利益,如果没有知识精英的领导,没有反抗的总爆发,就没有多大的作用。他还把这一切都视为“反抗”,这也是我不敢苟同的。比如说,中国农民并不是通过反抗,而是通过“蔫拱”,拱出了“包产到户”的改革,这种结论,按照法国学者麦港的说法,如果跟在斯科特后面,是得不出来的。


2001 年作者在湖南做调查,右为当地农民


在我使用的史料中,现存香港的《内部参考》,可能最为有名,尽管我更偏爱地方档案,而且认为越是基层的越好。我引用的最重要的中央档案,是现藏某研究所、八十年代初为发展组同仁搜集的那批,至今可能只有我一人使用。地方档案则有同为发展组编辑出版,享誉海内外的《乡村三十年》。此外我还看过不少基层档案,其中有些事实可谓骇人听闻,如果不是档案中有记载,则令人难以置信。但我更重视的,可能还是口述访谈,它往往能起画龙点睛的作用,无论如何不应轻视。


在当年农村改革发展战略的讨论中,有着不止一种思路,其中一种论点认为,应该先把农村的历史和现状,从头都搞清楚,再着手进行改革。这,也许未免太“缓不济急”和“书生气”了吧。后来实际的改革并未采取这条道路,而很快就在“包产到户”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或许,我今天的所为,即是对当年的一种“补课”?


也许,如果过去就有这样一个研究,或是具有今天这样的认识,我们早可以发现:所谓“集体经济”,其实是一个“伪经济”,它早已失败,早已不是那么回事了——这对改革的历程,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应该说,本书是我和杜润老两人的合作研究,对这一段经历,我曾在《回乡纪闻》中有所追述说:


对当代农村制度演变的研究开始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决定再开辟一个分课题,专门利用农业社里的各种帐目,来研究其内部制度问题,如工分制度、口粮分配制度等等。在把这些帐目中的大量数据输入电脑之后,需为处理这些数字建立一个“程序”。这程序该如何设计?是根据官方的政策说明,如“按劳分配”、“多产多留多分”呢,还是应考虑到其它因素,特别是在政策的实施之中,农民的反应,和他们的“反行为”呢?——所以我脱口而出:农民是有他们的“反行为”啊!其后我和一起插队的老同学秦嘉黎说起此事,他也特别强调了这点。在他看来,我们插队时虽然关注农村问题,但对许多“内情”却不够了解;(在我们插队的那个小村庄里)其实农民正是依靠着“偷”,来作为对付上面的主要手段的。


那以后,在研究小组的讨论会上,杜老曾多次提出,过去对于政府方面的做为,农民群众是有反应的,总要有办法,来对付、应付的。这些都应该找一找,不能把它当做消极的东西。为此,杜老几次指示我专门去做这项调查( 1992 )。


2003年,作者在杜润生先生家


这样,我就开始了这项研究和调查。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第一次的太谷调查——那是杜润生的老家,也是我曾经插队的地方——正是通过那次调查,我们终于能够确定,这个题目是“立住”了,研究是可以做下去了( 1994 )。其后,在每次调查之前,杜老都给我一定的指示(如云南“真假集体”之谜)。调查之后,我都向他汇报,并听取他的意见。所以这本书应该说是我们两个人的研究—为此我还要说,批评我不知道斯科特是可以的(1987 年我曾去耶鲁,仅拜访了两位有名的清史学者),但这样要求杜润生老人则不公正—当然,文章中的责任,还应由我个人来负。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打算对“反行为”的定义略作说明:首先,“反行为”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反抗”。它是“不反”之“反”,貌似“反抗”,其间却有微妙的区别,即使有些方式看来相似,如“怠工”,如“偷盗”,但它们处于不同的社会、文化、政治框架之下,不能笼统的一概而论。


简言之,“反行为”是处于压力之下的“弱势”一方,以表面“顺从”的姿态,从下面悄悄获取一种“反制”的位势,以求弥补损失、维护自己利益的一种个人或群体的行为,特别为中国人所擅长。


“反行为”,是我无意间想起的一个名字,一开始我还以为它是一个“固有名词”,对它的涵义也没想太多。随后魏斐德( F. Wakeman )来信说:对于你在那种艰苦和孤独的条件下所作出的努力,让我表示钦佩和支持( 1994 )!我后来才想到,它可能并不属于什么“西方理论”,英文似乎也没有一个很准确的对应名词,在我看来,使用英文的counteraction(而非resistance),也许比较恰当,或者不如照李零所说,干脆使用“反行为”的直译( fanxingwei )好了( 2000 )。


大致说来,这段历史可按时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1958年以前,即集体化和早期合作社时期农民的思想和行为。这一阶段可以叫作“懵懵懂懂的时期”,许多农民虽不情愿入社,甚至在社内社外都作出了一些抵制,但还是“跟着潮流走”了;同时集体化刚刚实现,人们毕竟也不了解它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切都还需要看看再说。第二个阶段是从1958 年到1961 年,即“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带来的高指标、高征购,人民公社的“平分主义、抢产共产”,乃至三年大饥荒,终于使众多的农民醒悟过来,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大梦初觉”。“两军对垒”的结果,使得中国农村元气大伤,双方也都互作让步,这就导出了下一阶段的“妥协”,即第三阶段的“两面政策”,时间上是从1962 年到“农村改革”以前。其间制度上规定“队为基础,三级所有”,退还自留地,但不许包产到户。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农民是怎样活过来的,他们是用怎样一些办法,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和继续着他们的“反行为”?……所有这些,是许多在农村生活过来的人都不够了解的,也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讲述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以下,还是让我们先讲故事(古语所谓“事”),然后再琢磨其后面的道理(所谓“理”)。孔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事实上我理解“反行为”,也有着这么一个过程,最早不过拥有一个“直觉”,由它一直引导着我罢了。


在全书最后,我将辟出一章,专门对“反行为”的理论作进一步的探讨——如此一来,可能既符合历史学的要求,也迹近于法国社会学主流学派“前苏格拉底学派”的主张(它期望的可能就是这种合二为一吧)——应该指出,这些探讨并不是产生于研究之先,而是其后。



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

(1950─1980)
高王凌 著

以包产到户取代集体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六十年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一般认为,农村改革是党的恩赐所致。这是一个误解。事实上,包产到户一多半是被农民“拱"出来的,党只不过承认和接受了这个事实而已。对集体经济的安排,中国农民只是表面上接受,实际上一直有着自己的“小动作",本书称之为“反行为"。“反行为"不是“反",而是“不反之反",是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悄悄的“自行其是"。除了各种制度性变革的追求,农民还靠着他们的智慧,用各种手段,拿走了粮食产量的百分之二十,维持了自己的生存。本书的“反行为"研究,将为读者呈现一群令人惊叹的农民形象,一个令人震撼的农村社会。


延伸阅读

历史学家高王凌小传




作者:谢志浩
原载微信公号學人Scholar



01



高王凌教授,北京人,1950年8月27日出生,2018年8月24日逝世。高王凌青年时代曾在山西太谷插队。山西大学历史系本科(1973-1976),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1978-1981),毕业后留所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2010年退休,后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高王凌教授先后赴美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斯洛文尼亚、法国、英国等多处大学、科研机构访问和参加学术活动。曾任路思(LUCE)基金学者(1986—1987,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参与发起成立全美中国历史学家协会;获福特(FORD)基金会资助,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及相关历史问题;参加中国—斯洛文尼亚科学合作项目,研究乾隆朝钦天监正、传教士刘松龄;作为法国高等研究院高级访问学者赴法国讲学。


高王凌教授一生潜心学术,成果丰硕,出版专著《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后以《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再版)《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乾隆十三年》《马上朝廷》《乾隆晚景》《租佃制度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统购统销之谜》《在清华大学讲土地关系(文献篇)》《在清华大学讲土地关系(口述篇)》《超越史料学派》等共计十余部,参与《杜润生自述》一书撰写,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高王凌出版的部分书籍


高王凌教授一生淡泊名利,追求本真,主张史学研究要“正面观察”“贯通古今”,强调研究要注重结合“当身历史”。他对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清代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粮食与粮政、十八世纪经世学派、乾隆朝政治、租佃关系、中国农民“反行为”以及当代中国史尤其是“统购统销”等问题都有独到而深入的见解,在海内外学术界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

02


高王凌1950年8月27日,出生于北京革命干部家庭。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第五代学人,高王凌、李零、唐晓峰、刘北成、周其仁,属于“红旗下的蛋”,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这一代与以往学人不同的是,并没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有的只是红色血统,更可异者,“红旗下的蛋”,没有接受完整的教育,大多是在广阔天地,读了一个“社会大学”,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高王凌带有神秘感,是个谜一般的人物,很少披露自己的身世。只是到了晚年,禁不住苦苦劝说,写作学术生涯回忆录——《天道微渺》,才叙说了一下祖孙三代的简况。


高家明代初年从山西移民到平西(苇子水、山神庙),高王凌的爷爷二十六岁还是雇农,其后开了一家车马店,乐善好施。这位老爷子在一位出家的人指点之下,把院门改向东方,终于在六十岁,迎来了儿子高永俊。高永俊年轻时出来抗日,1945年奉命开辟妙峰山地下交通线,1949年带队接收北平电业局。高王凌的母亲,受上一辈南开学子的影响,很早也参加了抗日。


高王凌的父辈,作为“三八式”干部,接受过中等教育,属于革命队伍中的秀才,手不释卷,博览群书,耳濡目染,高王凌和弟弟高小蒙,很早就喜欢上了阅读,成为两个读书种子,兄弟俩日后成长为著名学者,追本溯源,不难从革命干部家庭氛围找到答案。


高王凌小学是香山小学,中学是清华附中,高王凌小学很淘,很少得到表扬,但写的一笔好字,班级黑板报的台柱子。清华附中曾担任过副班长和学习委员。清华附中是HWB的“发祥地”,清华初中生高王凌与HWB的风云人物,曾经离得那么近。


HWB的风云人物不会想到,有那么一天,由“天之骄子”变成“时代弃子”,伟大领袖一声令下,四百多万“知识青年”居然于半年之内,有条不紊地从城市来到乡村。


1968年,高王凌与清华附中同学宋启安、秦嘉黎、彭承元,来到山西太谷县西吾村插队。“我在18岁到山西插队,小蒙17岁去了东北农场。不久父母也下放去农村,特别来信嘱咐我要读书上进;也不再干涉我的思想自由(那几年我读了太多的灰皮书)。”

高王凌出版的部分著作


“红旗下的蛋”,由北京到山西,由城市到农村,由学生到农民,十八岁的高王凌都要承受,高王凌克服了“文化冲突”,成为一位地道的农把式,度过了刻骨铭心的五年耕读生涯,并成为高王凌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当身历史”。第五代学人,多数有“双插”的经历。第一次插队就是指上山下乡,第二次插队,则是改革开放之后,负笈欧美,相对于第一次插队,不妨称之为“洋插队”。经历了WG和插队,高王凌这一代学人出道很晚,二十多岁才上大学,而且上的还是工农兵大学。

难能可贵的是,高王凌对插队生涯,不像一般学人埋怨,“我不抱怨我的插队,因为那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也是我必经的一个历程。(如《荒漠甘泉》所说)人的命运恐怕不应该由自己规定。高王凌在《超越史料学派》(香江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中明确提出,学问是从“当身历史”而来。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得益于“当身历史”之处,正不知有多少。“插队就是我的当身历史,而且是第一重要的当身历史”。


一年四季,春种夏长秋收冬藏。高王凌和清华附中一块插队的同学,过着候鸟式的生活,农村过着简陋和辛劳的日子,冬天农闲,一旦回到北京,便成为“精神贵族”,遍读群籍,特别是灰皮书和黄皮书。高王凌的候鸟式生活,“大院子弟”和“准大院子弟”中,应该说有一定的代表性。绘制百年学术地图,对第五代学人的际遇,缺少一种同情之理解。


高王凌是一位素心人,山西太谷县西吾村五年“农把式”,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一直在内心翻腾,日后进入学界,高王凌不仅没有将这一段“当身历史”格式化,而且自觉将个人经历得来的“体悟”与专业研究相结合,别开生面,耳目一新,成长为当代学界“特殊独一人”,特殊之处,正在于此。高王凌发现“反行为”,流淌着五年知青生涯的体温,不是靠爬格子苦心冥想而来。

高王凌著《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海洋出版社,1999)


这期间,不单单认识了农村,山西的经历可能还在其他一些方面影响了我,哪怕是潜意识的。例如我所说的“反行为”,就和山西人的性格大为契合。比如,老乡就不止一次的对我说“咱们怂老西儿”之类的话(须知,所谓“反行为”的第一步,就是要认怂,表面上顺从,认怂并不是认输,只是不硬抗而已)。


我的祖先是明代初年从山西移民到北京西部的大山里的。不曾想我又回到山西,到太谷插队,当了五年农民。在那之前,我曾带着我弟弟(小蒙)回老家了一趟。可以说是我们认识农村之始。(高王凌:《天道微渺》,广东人民出版社,即刊)


自从大JH以来,农民一度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开始全面实施“反着来”的“隐秘行为”,即“反行为”。其总战略就是“怠工”(磨洋工加压产),同时利用偷粮、瞒产、借粮多种手段,以弥补自己微薄的生活。高王凌将自己发现的这一段“当身历史”,写入《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一书,成为将“当身历史”与“学术研究”结合的一部典范之作。


不宁唯是,高王凌在山西插队期间,遇到了日后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居功至伟——“发展组”的陈YZ和邓英淘,神聊之后,惺惺相惜,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种当身际遇,不仅仅是个人生活的一段历史,而且,还积淀在内心,投射到现实,照亮了以后生活的道路。恢复高考之后,高王凌和弟弟高小蒙同时考取中国人民大学,高王凌在清史研究所读研究生,高小蒙读本科,高王凌留在清史所,高小蒙毕业时,高王凌将弟弟推荐给已经受到招安的“宋江”——陈YZ。高小蒙在发展组为推动取消统购统销而殚精竭虑。


高王凌虽然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从精神上则一直在发展组,十八世纪和二十世纪之间,来回穿梭。还帮助发展组的精神领袖——杜润生,撰写自述。

高王凌著《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2002)


五年插队生涯,高王凌不仅了解了农村,体察了农民,还成为一位“农民党”,高王凌虽然身在清史所,但,一生著述,大体上离不开“农村、农民、农业”,哪怕是乾隆三部曲——《乾隆十三年》《马上朝廷》《乾隆晚景》,也有很深的影子,插队生活给高王凌的烙印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这是一般人的共识。若说生活是学术的源泉,则言人人殊。高王凌将五年的插队生涯转化成了学术,“敏锐”,“发人所未言”,不是靠了聪明,也不是爬格子,而是靠了平常心,还有直觉。

我也不抱怨我的工农兵学员的经历。那也可以说是我当身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三年大学生活里我们有三分之一时间学的是当代史。老师(刘书礼)曾为我们请老农民来讲课。也曾带我们下乡,去学习写作村史。(高王凌:《天道微渺》,广东人民出版社,即刊)


文化DGM期间,部分大学得以恢复,这时候上大学的学生,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称之为工农兵学员。1973年至1976年,高王凌在山西大学历史系读了三年。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段“当身历史”,高王凌深入书海,沉潜往复,从容含玩,高王凌的脚步声闻名全校,用功和努力的程度,可以想见。时间虽短,收获颇丰,虚心向罗元贞先生、江地先生问学,刘书礼老师带着下乡,写作村史,值得铭记。


山西大学历史系,高王凌“别具用心”,就是打算从根子上纠正“理论”上的错谬。认定理论乃从事实中来,打算从史实上从新认识理论,修正理论,发现理论。显然与前对比,是有了一定的进境。


毕业之后,高王凌在雁北地区工作了两年,迎来了1978年的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