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丨高王凌："包产到户"的政策是农民"拱"出来的

老编的话：今天，是著名学者高王凌先生去世一周年祭日。1980年代初起，高王凌先生积极参与农发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活动，推动和研究农村改革，卓有建树……

学者档案

高王凌，1950年生，2018年8月24日在北京逝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专攻18世纪和20世纪历史，在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及相关历史问题上卓有建树，着有《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租佃制度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乾隆十三年》，以及论文近百篇。

原题

“包产到户”的政策

是农民“拱”出来的

作者：高王凌 

选自《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

（1950-1980）》

黄仁宇曾说，遮蔽历史是最大的犯罪，反之才能带来中国的明天。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发掘一段历史，既是他的骄傲，也是他的职责所在。

集体化，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亿万民众经历过的一段生活，其代价不可谓不惨痛，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代价之一，是二三十年的饥饿和数以千万计人口的死亡；教训之一，是因为存在这一段历史，其后就不可能再重试一次。因此它可谓“在劫难逃”，也终于“邪不压正”。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历史又是怎样改变的？在今天看来，有关的研究还是太少，也太薄弱了。与大多数研究不同，本书更多的是从农民角度所作的一个考察。从它的立意，到调查访谈，查阅档案资料（包括中央到地方，到流落异域的内部资料），前后已有二十年时间。

你是怎样想起这一个题目的？不少朋友这样问我。

我对有关问题的研究，开始于1990年代。在杜润生领衔的研究小组里，大体上从土地改革、早期合作化、“高潮”，直到“大跃进”以前，逐段推进。同一时期，同事们（如林毅夫、白南生等人）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包括对集体经济制度运行的分析。

随后，我们打算改变一下做法，换一个角度。过去的集体化研究，多侧重于领导层的决策过程及其实施这一方面，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合作化本是一个从上到下由领导规定而非群众选择的运动，上层领导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现在我们则打算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到群众反应和农民行为这方面来，因为这段历史本是由两方面而非由单方面构成，不了解后者，就不能说是对“集体化”有了真正的了解。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终于发现，它对“集体经济”的命运、对后来“包产到户”的形成，甚至对那以后的农村经济及农村生活，都有着决定性的长远的深刻影响。

如果说前一阶段的研究主要是“从政府角度来看农村集体化”的话，那么新的主题就可以叫做“从农民行为来看集体经济时代”，中心就是农民的“反行为”；如果前一阶段的集体经济制度分析，主要做的是“帐内帐”的话，现在我们则打算做“帐外帐”的分析，并试着在新的基础上把二者结合起来。

这样我们终于“看到”并“发现”了农民的积极主动行为，及其面临不同处境时的自主性选择。而且，我们正是通过这些“下层”的历史，重新对“上层”政治（如“大跃进”的实质等）获得了一些认识，那不是能光靠着读文件就能做到的。所以我们并非只停在下层，而只是采取这样一种视角，并非“画地为牢”。

类似的研究似乎还没有过。当然，像“瞒产私分”或“偷盗”这类事情（它们是农民反行为的重要手段，是贯彻始终的；也有些则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能一概而论），并非什么秘密，但从来还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专门的对象，也没有人考虑过它究竟具有多大规模，涉及多大数量，把它总括起来进行研究。

1994 年，山西省级劳动模范墨则接受作者访谈

在这前后出版了一些有关的著述，但它们大部分并未涵盖集体经济的整个时期（如1950–1980），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例如凌志军的《历史不再徘徊》，只是书写了较后的一个时期，又集中于安徽一地，而且重视农民的行为不够，把重心放在了某些大人物身上（那也是不完整的），写法则近于一种报告文学。

海外的研究，则重分析过于综合，一般集中于局地局部问题，所以论文多而著作少，社会科学多而历史学少（冯客那样的研究毕竟是太少了）。类似的专题研究，国内亦颇不少见，如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1958–1961 ）问题上，仅问世的著作就有谢春涛的《大跃进狂澜》，林蕴晖、顾训中的《人民公社狂想曲》，罗平汉的《农村人民公社史》，宋连生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李锐的《“大跃进”亲历记》，康健的《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余习广的《天下第一田》，以及杜虹的《20世纪中国农民问题》，林蕴晖、范守信、张弓的《凯歌行进的时期》，等等，论文就更多了。

近些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日益成为研究热门的情况下，有越来越多的成果涌现出来。其中最值得提倡的方法就是查阅档案史料（特别是地方档案），以及进行口述史调查了。大多数好的研究都是利用了口述访谈，在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他身处本乡本土，有着长期的亲身生活经历，可以就近了解到许多鲜活的情况（本书即引用了不少）。可惜的是，他缺乏一种类似“反行为”的观察视角，大约也从不认为农民与政府间存在某种“对立”的关系，更不要说敢不敢“反抗”了。

至于党的文献，如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虽然具有不少史料价值，其中却几乎没有一点农民的影子。可以说，那是完全不同的立场。

大多数研究都忽视了农民的日常反应和日常行为，好像没有大的政治事件，没有农民大起义，就看不到农民的历史作用了。重视农民“日常反抗”的是美国学者斯科特（ J. C. Scott ）和他的名著《弱者的武器》。批评者很容易拿我的研究与斯科特对比，认为“反行为”就是“弱者的武器”中的一种，是跟他学来的。斯科特的论著到达中国很晚（英文版1985，中文版2007 年译文出版社出版；而本书在1995 年就有一个具有基本框架的初稿了）。他的确很有思想，常常能给人启发（如农民的假装顺从等），但他认为“弱者的武器”只是边缘性的反抗，只能获得一点琐碎的物质利益，如果没有知识精英的领导，没有反抗的总爆发，就没有多大的作用。他还把这一切都视为“反抗”，这也是我不敢苟同的。比如说，中国农民并不是通过反抗，而是通过“蔫拱”，拱出了“包产到户”的改革，这种结论，按照法国学者麦港的说法，如果跟在斯科特后面，是得不出来的。

2001 年作者在湖南做调查，右为当地农民

在我使用的史料中，现存香港的《内部参考》，可能最为有名，尽管我更偏爱地方档案，而且认为越是基层的越好。我引用的最重要的中央档案，是现藏某研究所、八十年代初为发展组同仁搜集的那批，至今可能只有我一人使用。地方档案则有同为发展组编辑出版，享誉海内外的《乡村三十年》。此外我还看过不少基层档案，其中有些事实可谓骇人听闻，如果不是档案中有记载，则令人难以置信。但我更重视的，可能还是口述访谈，它往往能起画龙点睛的作用，无论如何不应轻视。

在当年农村改革发展战略的讨论中，有着不止一种思路，其中一种论点认为，应该先把农村的历史和现状，从头都搞清楚，再着手进行改革。这，也许未免太“缓不济急”和“书生气”了吧。后来实际的改革并未采取这条道路，而很快就在“包产到户”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或许，我今天的所为，即是对当年的一种“补课”？

也许，如果过去就有这样一个研究，或是具有今天这样的认识，我们早可以发现：所谓“集体经济”，其实是一个“伪经济”，它早已失败，早已不是那么回事了——这对改革的历程，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应该说，本书是我和杜润老两人的合作研究，对这一段经历，我曾在《回乡纪闻》中有所追述说：

对当代农村制度演变的研究开始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决定再开辟一个分课题，专门利用农业社里的各种帐目，来研究其内部制度问题，如工分制度、口粮分配制度等等。在把这些帐目中的大量数据输入电脑之后，需为处理这些数字建立一个“程序”。这程序该如何设计？是根据官方的政策说明，如“按劳分配”、“多产多留多分”呢，还是应考虑到其它因素，特别是在政策的实施之中，农民的反应，和他们的“反行为”呢？——所以我脱口而出：农民是有他们的“反行为”啊！其后我和一起插队的老同学秦嘉黎说起此事，他也特别强调了这点。在他看来，我们插队时虽然关注农村问题，但对许多“内情”却不够了解；（在我们插队的那个小村庄里）其实农民正是依靠着“偷”，来作为对付上面的主要手段的。

那以后，在研究小组的讨论会上，杜老曾多次提出，过去对于政府方面的做为，农民群众是有反应的，总要有办法，来对付、应付的。这些都应该找一找，不能把它当做消极的东西。为此，杜老几次指示我专门去做这项调查（ 1992 ）。

2003年，作者在杜润生先生家

这样，我就开始了这项研究和调查。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第一次的太谷调查——那是杜润生的老家，也是我曾经插队的地方——正是通过那次调查，我们终于能够确定，这个题目是“立住”了，研究是可以做下去了（ 1994 ）。其后，在每次调查之前，杜老都给我一定的指示（如云南“真假集体”之谜）。调查之后，我都向他汇报，并听取他的意见。所以这本书应该说是我们两个人的研究—为此我还要说，批评我不知道斯科特是可以的（1987 年我曾去耶鲁，仅拜访了两位有名的清史学者），但这样要求杜润生老人则不公正—当然，文章中的责任，还应由我个人来负。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打算对“反行为”的定义略作说明：首先，“反行为”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反抗”。它是“不反”之“反”，貌似“反抗”，其间却有微妙的区别，即使有些方式看来相似，如“怠工”，如“偷盗”，但它们处于不同的社会、文化、政治框架之下，不能笼统的一概而论。

简言之，“反行为”是处于压力之下的“弱势”一方，以表面“顺从”的姿态，从下面悄悄获取一种“反制”的位势，以求弥补损失、维护自己利益的一种个人或群体的行为，特别为中国人所擅长。

“反行为”，是我无意间想起的一个名字，一开始我还以为它是一个“固有名词”，对它的涵义也没想太多。随后魏斐德（ F. Wakeman ）来信说：对于你在那种艰苦和孤独的条件下所作出的努力，让我表示钦佩和支持（ 1994 ）！我后来才想到，它可能并不属于什么“西方理论”，英文似乎也没有一个很准确的对应名词，在我看来，使用英文的counteraction（而非resistance），也许比较恰当，或者不如照李零所说，干脆使用“反行为”的直译（ fanxingwei ）好了（ 2000 ）。

大致说来，这段历史可按时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1958年以前，即集体化和早期合作社时期农民的思想和行为。这一阶段可以叫作“懵懵懂懂的时期”，许多农民虽不情愿入社，甚至在社内社外都作出了一些抵制，但还是“跟着潮流走”了；同时集体化刚刚实现，人们毕竟也不了解它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切都还需要看看再说。第二个阶段是从1958 年到1961 年，即“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带来的高指标、高征购，人民公社的“平分主义、抢产共产”，乃至三年大饥荒，终于使众多的农民醒悟过来，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大梦初觉”。“两军对垒”的结果，使得中国农村元气大伤，双方也都互作让步，这就导出了下一阶段的“妥协”，即第三阶段的“两面政策”，时间上是从1962 年到“农村改革”以前。其间制度上规定“队为基础，三级所有”，退还自留地，但不许包产到户。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农民是怎样活过来的，他们是用怎样一些办法，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和继续着他们的“反行为”？……所有这些，是许多在农村生活过来的人都不够了解的，也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讲述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以下，还是让我们先讲故事（古语所谓“事”），然后再琢磨其后面的道理（所谓“理”）。孔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事实上我理解“反行为”，也有着这么一个过程，最早不过拥有一个“直觉”，由它一直引导着我罢了。

在全书最后，我将辟出一章，专门对“反行为”的理论作进一步的探讨——如此一来，可能既符合历史学的要求，也迹近于法国社会学主流学派“前苏格拉底学派”的主张（它期望的可能就是这种合二为一吧）——应该指出，这些探讨并不是产生于研究之先，而是其后。

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

(1950─1980)

高王凌 著

以包产到户取代集体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六十年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一般认为，农村改革是党的恩赐所致。这是一个误解。事实上，包产到户一多半是被农民“拱＂出来的，党只不过承认和接受了这个事实而已。对集体经济的安排，中国农民只是表面上接受，实际上一直有着自己的“小动作＂，本书称之为“反行为＂。“反行为＂不是“反＂，而是“不反之反＂，是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悄悄的“自行其是＂。除了各种制度性变革的追求，农民还靠着他们的智慧，用各种手段，拿走了粮食产量的百分之二十，维持了自己的生存。本书的“反行为＂研究，将为读者呈现一群令人惊叹的农民形象，一个令人震撼的农村社会。

延伸阅读

历史学家高王凌小传

作者：谢志浩

原载微信公号學人Scholar

01

高王凌教授，北京人，1950年8月27日出生，2018年8月24日逝世。高王凌青年时代曾在山西太谷插队。山西大学历史系本科（1973-1976），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1978-1981），毕业后留所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2010年退休，后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高王凌教授先后赴美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斯洛文尼亚、法国、英国等多处大学、科研机构访问和参加学术活动。曾任路思（LUCE）基金学者（1986—1987，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参与发起成立全美中国历史学家协会；获福特（FORD）基金会资助，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及相关历史问题；参加中国—斯洛文尼亚科学合作项目，研究乾隆朝钦天监正、传教士刘松龄；作为法国高等研究院高级访问学者赴法国讲学。 高王凌教授一生潜心学术，成果丰硕，出版专著《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后以《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再版）《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乾隆十三年》《马上朝廷》《乾隆晚景》《租佃制度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统购统销之谜》《在清华大学讲土地关系（文献篇）》《在清华大学讲土地关系（口述篇）》《超越史料学派》等共计十余部，参与《杜润生自述》一书撰写，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高王凌出版的部分书籍 高王凌教授一生淡泊名利，追求本真，主张史学研究要“正面观察”“贯通古今”，强调研究要注重结合“当身历史”。他对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清代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粮食与粮政、十八世纪经世学派、乾隆朝政治、租佃关系、中国农民“反行为”以及当代中国史尤其是“统购统销”等问题都有独到而深入的见解，在海内外学术界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
02
高王凌1950年8月27日，出生于北京革命干部家庭。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第五代学人，高王凌、李零、唐晓峰、刘北成、周其仁，属于“红旗下的蛋”，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这一代与以往学人不同的是，并没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有的只是红色血统，更可异者，“红旗下的蛋”，没有接受完整的教育，大多是在广阔天地，读了一个“社会大学”，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高王凌带有神秘感，是个谜一般的人物，很少披露自己的身世。只是到了晚年，禁不住苦苦劝说，写作学术生涯回忆录——《天道微渺》，才叙说了一下祖孙三代的简况。 高家明代初年从山西移民到平西（苇子水、山神庙），高王凌的爷爷二十六岁还是雇农，其后开了一家车马店，乐善好施。这位老爷子在一位出家的人指点之下，把院门改向东方，终于在六十岁，迎来了儿子高永俊。高永俊年轻时出来抗日，1945年奉命开辟妙峰山地下交通线，1949年带队接收北平电业局。高王凌的母亲，受上一辈南开学子的影响，很早也参加了抗日。
高王凌的父辈，作为“三八式”干部，接受过中等教育，属于革命队伍中的秀才，手不释卷，博览群书，耳濡目染，高王凌和弟弟高小蒙，很早就喜欢上了阅读，成为两个读书种子，兄弟俩日后成长为著名学者，追本溯源，不难从革命干部家庭氛围找到答案。 高王凌小学是香山小学，中学是清华附中，高王凌小学很淘，很少得到表扬，但写的一笔好字，班级黑板报的台柱子。清华附中曾担任过副班长和学习委员。清华附中是HWB的“发祥地”，清华初中生高王凌与HWB的风云人物，曾经离得那么近。 HWB的风云人物不会想到，有那么一天，由“天之骄子”变成“时代弃子”，伟大领袖一声令下，四百多万“知识青年”居然于半年之内，有条不紊地从城市来到乡村。 1968年，高王凌与清华附中同学宋启安、秦嘉黎、彭承元，来到山西太谷县西吾村插队。“我在18岁到山西插队，小蒙17岁去了东北农场。不久父母也下放去农村，特别来信嘱咐我要读书上进；也不再干涉我的思想自由（那几年我读了太多的灰皮书）。”

高王凌出版的部分著作

“红旗下的蛋”，由北京到山西，由城市到农村，由学生到农民，十八岁的高王凌都要承受，高王凌克服了“文化冲突”，成为一位地道的农把式，度过了刻骨铭心的五年耕读生涯，并成为高王凌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当身历史”。第五代学人，多数有“双插”的经历。第一次插队就是指上山下乡，第二次插队，则是改革开放之后，负笈欧美，相对于第一次插队，不妨称之为“洋插队”。经历了WG和插队，高王凌这一代学人出道很晚，二十多岁才上大学，而且上的还是工农兵大学。
难能可贵的是，高王凌对插队生涯，不像一般学人埋怨，“我不抱怨我的插队，因为那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也是我必经的一个历程。（如《荒漠甘泉》所说）人的命运恐怕不应该由自己规定。高王凌在《超越史料学派》（香江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中明确提出，学问是从“当身历史”而来。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得益于“当身历史”之处，正不知有多少。“插队就是我的当身历史，而且是第一重要的当身历史”。 一年四季，春种夏长秋收冬藏。高王凌和清华附中一块插队的同学，过着候鸟式的生活，农村过着简陋和辛劳的日子，冬天农闲，一旦回到北京，便成为“精神贵族”，遍读群籍，特别是灰皮书和黄皮书。高王凌的候鸟式生活，“大院子弟”和“准大院子弟”中，应该说有一定的代表性。绘制百年学术地图，对第五代学人的际遇，缺少一种同情之理解。 高王凌是一位素心人，山西太谷县西吾村五年“农把式”，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一直在内心翻腾，日后进入学界，高王凌不仅没有将这一段“当身历史”格式化，而且自觉将个人经历得来的“体悟”与专业研究相结合，别开生面，耳目一新，成长为当代学界“特殊独一人”，特殊之处，正在于此。高王凌发现“反行为”，流淌着五年知青生涯的体温，不是靠爬格子苦心冥想而来。
高王凌著《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海洋出版社，1999） 这期间，不单单认识了农村，山西的经历可能还在其他一些方面影响了我，哪怕是潜意识的。例如我所说的“反行为”，就和山西人的性格大为契合。比如，老乡就不止一次的对我说“咱们怂老西儿”之类的话（须知，所谓“反行为”的第一步，就是要认怂，表面上顺从，认怂并不是认输，只是不硬抗而已）。 我的祖先是明代初年从山西移民到北京西部的大山里的。不曾想我又回到山西，到太谷插队，当了五年农民。在那之前，我曾带着我弟弟（小蒙）回老家了一趟。可以说是我们认识农村之始。（高王凌：《天道微渺》，广东人民出版社，即刊） 自从大JH以来，农民一度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开始全面实施“反着来”的“隐秘行为”，即“反行为”。其总战略就是“怠工”（磨洋工加压产），同时利用偷粮、瞒产、借粮多种手段，以弥补自己微薄的生活。高王凌将自己发现的这一段“当身历史”，写入《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一书，成为将“当身历史”与“学术研究”结合的一部典范之作。 不宁唯是，高王凌在山西插队期间，遇到了日后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居功至伟——“发展组”的陈YZ和邓英淘，神聊之后，惺惺相惜，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种当身际遇，不仅仅是个人生活的一段历史，而且，还积淀在内心，投射到现实，照亮了以后生活的道路。恢复高考之后，高王凌和弟弟高小蒙同时考取中国人民大学，高王凌在清史研究所读研究生，高小蒙读本科，高王凌留在清史所，高小蒙毕业时，高王凌将弟弟推荐给已经受到招安的“宋江”——陈YZ。高小蒙在发展组为推动取消统购统销而殚精竭虑。 高王凌虽然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从精神上则一直在发展组，十八世纪和二十世纪之间，来回穿梭。还帮助发展组的精神领袖——杜润生，撰写自述。
高王凌著《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2002） 五年插队生涯，高王凌不仅了解了农村，体察了农民，还成为一位“农民党”，高王凌虽然身在清史所，但，一生著述，大体上离不开“农村、农民、农业”，哪怕是乾隆三部曲——《乾隆十三年》《马上朝廷》《乾隆晚景》，也有很深的影子，插队生活给高王凌的烙印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这是一般人的共识。若说生活是学术的源泉，则言人人殊。高王凌将五年的插队生涯转化成了学术，“敏锐”，“发人所未言”，不是靠了聪明，也不是爬格子，而是靠了平常心，还有直觉。
我也不抱怨我的工农兵学员的经历。那也可以说是我当身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三年大学生活里我们有三分之一时间学的是当代史。老师（刘书礼）曾为我们请老农民来讲课。也曾带我们下乡，去学习写作村史。（高王凌：《天道微渺》，广东人民出版社，即刊） 文化DGM期间，部分大学得以恢复，这时候上大学的学生，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称之为工农兵学员。1973年至1976年，高王凌在山西大学历史系读了三年。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段“当身历史”，高王凌深入书海，沉潜往复，从容含玩，高王凌的脚步声闻名全校，用功和努力的程度，可以想见。时间虽短，收获颇丰，虚心向罗元贞先生、江地先生问学，刘书礼老师带着下乡，写作村史，值得铭记。 山西大学历史系，高王凌“别具用心”，就是打算从根子上纠正“理论”上的错谬。认定理论乃从事实中来，打算从史实上从新认识理论，修正理论，发现理论。显然与前对比，是有了一定的进境。 毕业之后，高王凌在雁北地区工作了两年，迎来了1978年的大转折。 03
1978年高王凌考取了研究生，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我把报考目标定为社会经济史。这不是没有来由的，看我的经历就知道了”。1981年与孔祥吉一起留所。孔祥吉前往美国后，高氏成为清史所唯一的“大师兄”。 高王凌的硕士论文研究四川的场市，踏踏实实读了四百多部四川方志，建立了很强的历史感，中国传统到底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还是一种市场经济，有了明确的判断。高先生认为，传统农业商品率虽然不高，农民却高度依赖市场；依靠着密集的市集组织和市场网络，决定生产和出售的种类和数量。经济增长大多与“交换”有关，人口增加带来巨大需求，经济发展决非仅仅依赖“土地开垦”或“以粮为纲”，更多地依靠“多种经营”和“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作为一根红线贯穿《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和地区开发》《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 虽然专攻清史，高王凌未能忘情于现实，1982年参与了发展组的江西调查。此外，最重要的活动，大概就是“一个国王在纽约”了。“一个国王在纽约”，为高王凌老友唐晓峰语，比喻在纽约那一年的日子。1986年9月，高王凌作为路思（Luce）基金学者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呆了一年多时间。此间，高王凌访问了访问了十来所大学，结识了诸多汉学家；注册成立了中国留美学者历史学会；最重要的是，高王凌发生了文化立场的转变。可以想见，高王凌的精神生活中，纽约一年的当身历史，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高王凌也属于“双插”式的学人，山西太谷县五年的“土插队”，将高王凌塑造成一位“农民党”，纽约一年的“洋插队”，使高王凌深刻体会到：我是一个中国人。 当然，“文化冲突”是必不可免的。高王凌手握二万四千美金，语言不通，有钱花不出去，这倒是次要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国访学的机会很少，因此，高王凌作为路思基金学者来到美国，一般人印象中，光鲜无比，金光闪闪。可是，高王凌踏上新大陆，感觉比五年插队生活还受罪，吃二茬苦，受二茬罪。有一天，我突然感觉很难受，自己禁不住哭了一场。就好像“洋插队”，简直比插队还痛苦。 反过来一想，不用刷盘子，比起一般留学生，自己在纽约的生活，美国人给自己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还获得了思想自由。简直是神仙一般的日子。 一切都释然了，也就好受了。当时，唐晓峰在锡拉丘兹大学（先做访问学者，后来读了博士；该校地理系在全美名列前茅）。相距不远，两人时相过从。 高王凌史学代表著“乾隆三部曲”（《乾隆十三年》《马上朝廷》《乾隆晚景》，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2013年）
高王凌1986年9月到达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马不停蹄：1987年1月，加州之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加州理工学院、尔湾大学、史丹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夏季：密西根大学（安阿伯）、密西根州立大学（东兰辛）、匹兹堡大学、俄亥俄肯特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耶鲁大学；冬季：哈佛大学（之前已去过两三次）。 1987一年里，高王凌在加州洛杉矶大学、伯克利大学、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五所学府，就清朝和平时期的经济发展作了演讲，并发表了《一个理想的追求》。“当然，我在这几年来，通过自己的研究，也切实体会到了中国传统的正面价值（其一是清代经济政策，其二与粮政有关），并从此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高王凌的“洋插队”，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最重要的是，他发生了文化立场的转变。这也是意料之外的。众所周知，我们在过去的教育下，每一个人都成了“反传统派”，几乎无一例外。崇拜的是什么呢？其中之一就是柏杨的“酱缸文化”，恨不能写得比他更好。现在突然改变了。就好像到了外星球，一下子看到了自己的文化基点：原来我就是一个中国人（不是月球人，也不是美国人）！ 1988年，《HS》播出，好评如潮，但，刚刚回国的高王凌，秉持“正面观察，贯通古今”的学术理念，与老友李零联袂抨击“倒霉怨祖宗”的不良情绪，认为《〈HS〉反映了一种失衡心态。《HS》的主创人员后来说，此篇乃对《HS》最深刻的批评，无疑，得益于“正面观察”以及中长期的文化建设。不妨说“当身历史”和“正面观察”是理解高王凌文化心态的两把钥匙。
高王凌著《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2005年版
高王凌还申请到一笔福特基金会（Ford）的三个月的资助，研究的题目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依托”（1987）。大意是说：中国传统经济制度中的许多特点（例如在十八世纪），如农业的家庭经营，土地的私有及租佃制度，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行业的自由，遍布各地的市集系统和市场制度，以及商品性的生产经营等，长期以来，多被视为“封建”、“落后”而遭致全盘否定。然而它们与“现代化”之间真是截然对立、毫不相容的么？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实际的而不是虚设的历史贯通起来，并把观察的尺度放得足够长远，那么就不难发现这些制度的意义和现代价值。 1987年，高王凌在肯特大学拜访王业键先生，并发表主题演讲：《中国农村改革》，王业键先生亲自担任翻译，高王凌感念不已。一年的时间，焚膏油以继晷，总共能读几本书呢？因此，高王凌并没有呆在图书馆，坐拥书城，成为一个不问世事的“模范人物”，相反，尽可能访问学界师友，高王凌与国际汉学界大腕有着非同一般的交谊，从而对汉学界的动态了如指掌，更可贵的是，还精准地预示了学界的走向。 费正清、施坚雅、马若德、魏斐德、史景迁、帕金斯、奥克森伯格、李侃如、费惟凯、孔飞力、白思鼎、LAY、王念祖、李思勤、曾小萍、白彬菊、韩书瑞、陈秋坤、欧力德，华裔学者何炳棣、夏志清、王业键、许倬云、胡昌度、黄宗智、王国斌、李中清、杜念中…… “我在美国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访问了这么多所大学，认识了这么多有名的教授。我了解了他们的研究，甚至连他们的学生在研究什么题目，都几乎一清二楚。这，为我提供了一个学术视野。”
高王凌著《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此书后在2005年以《活着的传统 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为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当年，高王凌在路思学者中差不多属于年龄最小的之一，但高王凌创建了中国留美历史学者学会，一年之内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最大的了。 高王凌到哥伦比亚大学，魏斐德（高王凌喜欢称之为威克曼）暂时离开伯克利，担任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主席。高王凌前去看望魏斐德，提出建立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的想法。魏斐德不仅理解，而且说，理事会作个决定就行了。但由于理事会中某华裔学者设置障碍，事情变得复杂了，高王凌面临着筹资、注册等问题。 高王凌获得了李岩、王希、高峥、巫鸿、唐晓峰等诸多朋友的鼎力支助，最终筹到了资金。1987年9月，高王凌担任注册会长，召集七十多个学子来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共襄盛举。黄仁宇、唐德刚等人亲临祝贺，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唐德刚教授鼓励新一代留美学子做一个“通吃派”。 值得高兴的是，这个学会，至今还在美国生存着，一拨一拨的学子，一年一年地把她办了下去。现在她已存在了三十多年。由一个“小宝贝”变成了一个“大小伙儿”。 04
“1990年，我转向当代历史研究。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这里头有着一个“机缘”，与杜润生有关。但若没有这一个机缘，我迟早也是要这样做的（或许是在退休以后）。因为那里饱含着我的内心关切。她是由插队下乡就决定了的。” 高王凌的单位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但，内心关切则一直停留在当代，这是由当身历史所决定的。高王凌回国之后，八十年代最后两年，进行清代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一书的写作，历史来到了九十年代，学界风习有一个巨大的转换，思想淡出，学问凸显；学者则由十字街头回归象牙塔，躲进小楼成一统。 高王凌反其道而行之，原本退休以后研究当代史，由于道义和良知的召唤，提前了二十年，这就是《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

左：高王凌著《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2006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高王凌插队的地方，是山西太谷县西吾村，高王凌在这里接待了中国改革的重要操盘手——陈YZ，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高王凌于1982年将弟弟高小蒙，介绍给昔日的“宋江”，这样，高小蒙得以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手下工作，高小蒙与周其仁、宋国青成为杜润生颇为器重的三位爱徒之一。杜润生的老家正是山西太谷县，高王凌在太谷度过了五年的插队生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高王凌从精神上，一直是发展组的一员，不仅思考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依托，而且还参与1982年江西调查。一度，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给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发函，保障高王凌每年有几个月时间进行农村调查，引发了清史所“单位主义”发作，高王凌在学术户口单位，日益边缘化。
高王凌著《在清华大学讲土地关系》（文献篇、口述篇，香江出版社，2016年） 但，一段时间以来，高王凌是否属于发展组的一员，就连发展组的人，也不是那么明确，这一境况，确实令人疑惑。依照高王凌的判断，发展组前后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上梁山”“受招安”“后水浒”。高王凌本人却是经过发展组三个阶段的少数。 “上梁山”阶段，高王凌就结识了宋江——陈YZ和发展组的一位大将——邓英淘；“受招安”，发展组轰轰烈烈，高王凌本人的学术户口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并不在发展组。高王凌虽然参与发展组的农村调查和小组讨论，但，类似于客卿，发展组组员“单位主义”发作，不大认可发展组有高王凌这么一位，虽非势所必至，但也情有可原。其实，高王凌曾对发展组的组织建设有所建言，带头大哥“宋江”采纳了高王凌的建议。这一阶段，高王凌对发展组最重要的贡献，也许可以说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依托》了，不仅拓展和深化了中国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而且，“正面观察，贯通古今”的理念，可以说是呼之欲出。 高王凌眼中，当代农村改革究竟从何而来？不难发现，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制度因素，不是别的，正是一定的土地及财产私有权、小农的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经济行业的某种自由，商品性经营以及市场机制等。而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曾经有过的东西。由此看来，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内涵，也可称为“传统制度”的复兴；即令“包产到户”，也可以说是古代“井田”、“均田制”的再生。历史，在这里重新“接续”起来。（高王凌：《超越史料学派》，香江出版社，2018年6月1版） 发展组的“后水浒”时代，愈发看到高王凌的独特作用。1990年，发展组的“精神教父”——杜润生刚刚赋闲。高小蒙回家，征求哥哥的意见：怎么办？这样杜润生先生挂帅，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前后参加这个小组的有陈锡文、高小蒙、高王凌、谢扬、林毅夫、崔晓犁、白南生、何道峰、张焕平，在九号院（清代礼王府），召开了一系列小会，讨论土地改革，新民主主义的放弃、统购统销、1955年的危机和集体化的大风暴，等等。此时，九号院，已经人去楼空，几位后生聚集在杜润生身边，暴风骤雨过后，这个小组，颇有风雨之中的宁静。
高王凌著《统购统销之谜》，香江出版社  2016年版 小组在交流切磋的过程中，既有着热烈的讨论，也有着理性的思考，高王凌成为杜润生的“关门弟子”，因为不用坐班，肯于下乡调查，高王凌与杜润生开始了一个系统的研究，这就有了“反行为”的研究。 很长时期有一种观点，好像农民是信服“集体化”，是上级“要怎样他们就怎样做”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在小组会上脱口而出：农民是有他们的“反行为”的！ 就因为这句话，杜老说：过去对于政府方面的做为，农民群众是有反应的，总要有办法，来对付、应付的。这是农民对这段历史作出的正面贡献。他指示我专门去做此项调查研究。（高王凌：《超越史料学派》，第42页） 高王凌与杜润生先生商议，选择在山西太谷，进行调查，这里既是杜润生的老家，也是高王凌插队的地方。高王凌在这里进行了两次调查，去前，杜润生发布指示，回来后，杜润生听取汇报，还提醒高王凌：不要把小帽子扣在大脑袋上。2013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终于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高王凌不止一次说：这是我跟杜润生二人的共同研究，绝非虚言。 2017年，高王凌先生回首学术生涯四十年，结语部分论及平生：在我一生中，经历过一些历史事件，更多的是描绘、记录了许多历史画卷，颇有些波澜壮阔者，比如从18世纪与乾隆，到农民与地主，到前三十年（包括土地改革、统购统销和反行为），有如一部战争大片的导演。走笔至此，不禁想起其中主角说起的一句话：我只觉得个人的渺小……

高王凌著《超越史料学派》（香江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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