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速递｜繁荣时期和两次危机时期的人力资本、制度和企业家精神

编者按

本文研究了在外部危机的冲击下，制度和人力资本的交互如何影响创业者的创业成长抱负：对于拥有一般人力资本（高等教育）的个人来说，亲市场制度与创业成长抱负之间的正向关系会受到削弱，但对于拥有特定人力资本（市场经验）的个人来说，亲市场制度与创业成长抱负之间的正向关系会增强。然而，在危机期间，亲市场制度对增长愿望的差异效应仅对具有特定人力资本的创业者表现出来，其影响比经济繁荣时期更强。

繁荣时期和两次危机时期的人力资本、制度和企业家精神

文献来源：Epure,M. , Martin‐sanchez,V. , Aparicio,S. ,& Urbano , D.(2023).Human capital, institutions, and ambitiousentrepreneurship during good timesand two crises.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https://doi.org/10.1002/sej.1492.

1. 引言

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人力资本（Becker，1964、1975；Mincer，1974），最近则关注人力资本对创业活动的积极影响（Hsu et al.，2017；Van Praag，2005；Wiklund & Shepherd，2003）。其他人研究了亲市场制度等宏观因素如何塑造创业精神（Baumol & Strom，2007；Bowen & DeClercq，2008；Dau & Cuervo-Cazurra，2014；Decker 等，2020；McMullen 等，2008）。越来越多的文献将个人和制度特征联系起来解释创业抱负（Amor os et al., 2019; Autio & Acs, 2010; Estrin et al., 2013, 2016）；然而，制度和个人因素的共同影响的研究结果仍有待巩固。虽然我们认识到制度可能对创业活动产生直接影响，但本文感兴趣的是它们如何与特殊的人力资本相互作用以塑造雄心勃勃的创业精神。本文首先解释亲市场制度如何与更强的创业成长雄心相关。其次，我们假设并证明亲市场制度能促进高人力资本个人创业成长抱负增强，但前提是这种人力资本基于先前市场经验。相比之下，对于拥有一般教育型人力资本的个人来说，亲市场制度对创业成长抱负的促进作用更弱。第三，本文发现，与非危机时期相比，在危机期间（即全球金融危机（GFC）和COVID-19大流行），亲市场制度对具有市场型人力资本的创业者创业成长抱负的影响更大。

2. 研究假设

2.1 经济自由化和人力资本类型

个人拥有的知识越多，越有可能获得更高水平的技能，也越有可能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在创业中取得成功。但是，并非所有知识都是相似的。Becker（1975）认为知识有两个关键组成部分：教育和经验。据此，本文将人力资本区分为一般（基于教育的）和特殊（基于市场经验的）人力资本。两种类型的人力资本都可以在生产活动中为创业者带来竞争优势。基于教育的人力资本本质上是常识，是一种可以积累和传播的一般知识，不局限于特定时间和地点。基于市场经验的人力资本包含个人在市场中所获得的难以传播的特定知识。

通过关注两种类型人力资本之间的区别，本文可以打破人力资本的单一视角并探索其与绩效的关系。创业抱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对人力资本的看法。个人倾向于投资人力资本，目的是更好地适应环境、增加成功的概率、提高面对挑战的能力等。因此，已有研究似乎很自然地假设一般人力资本（高等教育）和特定人力资本（市场经验） 可以增加创业成长的愿望。

不同制度背景下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效用存在矛盾。Dau和Cuervo-Cazurra (2014) 首次展示了市场导向的制度安排如何有利于正规化创业。但是，这种亲市场的制度安排对创业抱负的影响，取决于制度与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耦合。亲市场制度倾向于放松管制，为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供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拥有与市场一致（或不一致）的人力资本将导致竞争优势的放大或削弱。自由化的市场允许个人利用自己的知识在自发的而非理性设计的系统中追求创业目标，社会福利以分散的方式出现。它还通过保护其财产权并确保这些可以在利益相关方之间安全交换，为个人分配资源提供强有力的激励。依靠这些特征，创业者可以驾驭环境不确定性并带来创造性破坏。

本文认为，更加自由化的市场与一般的、以教育为基础的人力资本产生负面相互作用，从而对创业抱负产生影响。这种编码化和正式传播的知识可以在受监管的环境中为个人提供更多服务，并产生更可预测的结果。此外，在动态（自由化）市场中，这种一般人力资本可能会带来劳动力而不是创业野心。正如科斯（1960）的推理一样，完全自由或完全受监管的市场并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高等教育可以代表着更大的竞争优势，以应对环境中更高程度的监管，但其某些特征与自由市场交换相矛盾。相比之下，我们认为特定的、基于市场的人力资本在自由化的市场中具有更大的价值。创业者通过经验积累知识和技能，在亲市场制度的支持下，可能会增强创业抱负。

最后，所有类型的人力资本都可以被视为地位代理，可以导致对未来绩效的积极预期。然而，此类代理所携带的信息可能因制度背景而异。地位可以通过亲市场背景下的创业经验来传递，重点是降低交易成本、重视企业和保护私有产权。相反，教育可以成为“正式”地位和连通性（具有潜在政治价值）的代表，在更加规范的环境中评估已知参与者之间的网络很有用。总体而言，亲市场的环境降低了关系网络的重要性，而通过促进公开市场交流，增加了关系主体间的相关性。因此，本文假设：

假设1a：对于拥有一般（基于教育的）人力资本的个人来说，经济自由化对创业增长愿望的积极影响较低。

假设1b：对于拥有特定（基于市场）人力资本的个人来说，经济自由化对创业增长愿望的积极影响更大。

2.2 危机时期创业者对市场的驾驭

商业决策很大程度上是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进行的，创业者在不了解创业前景的情况下协调资源和管理能力。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可以通过提供分析和判断技能来驾驭不确定性并理解制度力量，从而促进此类决策过程的发展。尤其是当不确定性加剧时，创业期望会受到不同个体认知的限制。

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对于创业者如何看待商业环境至关重要。Lazear (2005) 认为经验丰富的创业者可以更好地适应市场动态。

我们认为亲市场环境将有利于创业者利用经验中的特定知识适应市场变化。当资源稀缺时，创业者对初创企业和投资流程的认识尤其有价值，此外，这种认识还可以向市场发出有关业务可行性的有用信号。Epure 和 Guasch（2020）表明，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具有融资经验的公司表现更好。在这里，我们认为，融资和投资的亲市场环境对于具有初创和投资经验的企业家最有用。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经济危机期间（例如全球金融危机），此时银行融资有限，稀缺资金流向市场适应程度较高的企业。在公司层面的危机（例如 COVID-19 大流行）期间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此时企业家可以依靠自己的经验通过拼凑策略来应对不确定性。

这些论点表明，当市场困难时期创业机会更加稀缺时，基于市场的人力资本与制度背景之间的协调就会变得更加严格。然而，经济自由化和一般人力资本的协同效应在危机中尚不清楚。在经济困难时期，在亲市场背景下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人可能仍然不能适应环境。然而，与非危机时期相比，高等教育可能会改变机会成本，促进创业者理解危机下的临时规制而不是市场动态。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针对小企业的 COVID-19 救助计划中，该计划不会改变整体经济自由化水平。高等教育可能提高创业活动与未来劳动力产出相结合的可能性，从而促进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信贷，特别是在亲市场的背景下。因此，我们假设：

假设2a：在危机期间，对于拥有更一般（基于教育的）人力资本的个人来说，经济自由化对创业成长抱负的差异化影响较弱（相对于经济繁荣时期）。

假设2b：在危机期间，对于拥有特定（基于市场）人力资本的个人来说，经济自由化对创业成长抱负的差异化影响更强（相对于经济繁荣时期）。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跨层数据库，其中个人数据嵌套在国家/地区数据内。数据来自 2005-2020 年期间的多个独立且公开的来源，因此包括全球金融危机（2008-2010 年）和 COVID-19 大流行（2020 年）。个人层面的数据来自全球创业监测 (GEM) 成人人口调查 (APS)。在删除 GEM 调查中针对我们的任何兴趣指标、控制变量和机构数据的所有缺失值后，最终样本包含来自 93 个国家的 141,003 个观测值。

3.2 变量选取

创业成长抱负：本文根据新创企业负责人当前和预期的用工规模来计算未来 5 年的成长抱负。成长抱负是未来业绩的有效预测指标（Covin & Wales，2011），并且可以解释后来实际的公司成长（参见 Baum et al., 2001；Cassar, 2006；Davidsson et al., 2006；Delmar & Wiklund, 2008；Wiklund 和 Shepherd，2003）。本文将创业成长抱负计算为创业者5年内预期员工人数与当前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之差（Capelleras et al., 2019; Estrin et al., 2013, 2022）；本文将所有者兼经理纳入预期员工和现有员工中（Parker，2009）。因此，该指标反映了公司预期未来规模与当前规模的乘数关系。

亲市场制度：本文通过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指数 (Miller et al., 2013) 所反映的经济自由化水平来代表亲市场的制度环境。具体来说，本文对以下经济自由的定量和定性因素进行同等加权的综合衡量：产权、政府诚信、政府支出、税收负担、商业自由、劳动自由、货币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和金融自由，该指数的取值范围为 0 到 100。

人力资本：本文根据 Becker（1975）的开创性工作和最近的研究（例如，Cassar，2006；Colombo 等人，2004；Dencker 等人，2009a；Estrin 等人，2016；Gruber 等人，2016）对一般和特定人力资本进行了操作。对于一般人力资本，我们创建了一个指标，如果创业者受过高等教育，则值为 1，否则值为 0。然后，我们为特定的人力资本定义两个代理变量。首先，创业经验是一个虚拟变量，如果创业者拥有并管理一家企业，但在过去 12 个月内被出售、关闭、停业或退出，并且该企业在创业经历结束后继续经营，则该虚拟变量的值为 1。其次，本文通过虚拟变量来计算投资经验，如果创业者在过去三年中亲自为他人创办的新企业提供过资金（不包括任何股票或共同基金的购买），则该虚拟变量的值为 1。

4. 实证结果

5. 讨论

首先，本文假设并实证检验了制度背景和人力资本类型之间的一致性对于理解创业增长前景的重要性。回到Becker（1964，1975），学者们研究了人力资本在针对特定职业和行业的实践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影响（例如，Autio & Acs，2010；Estrin et al.，2013，2016），以及创始人如何影响新公司成果的能力（例如，Cassar，2006；Dencker & Gruber，2014；Shane & Stuart，2002；Unger 等，2011）。我们通过扩展对制度一致性的分析（Bylund & McCaffrey，2017）来整合市场和参与者层面（mis）的一致性如何影响增长愿望，从而为这场持续的争论做出贡献。

其次，本文采用了包含两次外生危机的长时间序列模型，这在创业研究中相对匮乏。本文则通过两次危机的数据，探讨了不同危机情境下制度和人力资本对创业抱负的影响。第一，在金融资源匮乏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经济自由化和创业或投资经验的对创业成长抱负的积极作用比非危机时期更为强烈。在COVID-19危机中，当大多数政府向中小企业提供流动性时，只有初创经验才出现正向促进效应，这凸显了创业者知道该做什么的重要性。第二，在危机期间，亲市场的机构不会改变拥有普通教育人力资本的个人的成长抱负。这是因为自由化市场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失调在危机期间减少。高等教育在理解与危机相关的临时监管变化方面似乎更具有优势。

最后，本文加入关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讨论（Parker，2009；Parker & Belghitar，2006），发现对于处于早期但过了新生阶段的创业者来说，整个商业周期以及危机期间的平均影响都更强。这凸显了在亲市场背景下创业经验的另一个作用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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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孟子 | 审核：张宇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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