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暗时刻，凭什么度过？
原文发表于2018年3月份
一、
“信念！”
这是很多人，在面对“凭什么度过至暗时刻”这类问题时，会第一时间脱口而出的答案。
对于丘吉尔和他领导下的英国人民来说，能够帮助他们度过二战初期那段至暗时刻，的确，是“信念”。
当时，对垒双方，一边是蓄谋已久志在必得的纳粹战争机器，攻城掠地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一边是猝不及防心存幻想苟且求和的英法等国，在丘吉尔的前任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主导下节节败退，三十余万大军眼看就要尸横在敦刻尔克的沙滩上，英国本土被占领国人被奴役几乎只是时间问题，国王都在考虑远走他国避难的提议了。
那一刻，当之无愧是英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刻。
不过，假若将英国人走出这一至暗时刻，仅仅归功于高高在上的“信念”，而无视让这个信念生长、成长的那片坚实土壤，是过于缥缈过于鸡汤，无法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
电影《至暗时刻》的开头，是议员们情绪激动地痛陈时任首相张伯伦的绥靖政策祸国殃民，要求他引咎辞职，而贵为一国首相的张伯伦，就坐在桌子的另一边，黯然无语。
随后，张伯伦辞职，并推荐丘吉尔接任。英国人走出至暗时刻的大门，打开了。
打开这扇大门的，是民主的力量。
难以想像，假若当时的英国，实行的是和它的死对头德国一样的独裁制度，主战或求和，向前或向后，全由一人说了算，其他人不敢反对，或者敢反对而没有渠道和机制表达，或者表达了而没有任何作用，那么，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就会一站到底，直至把整个英国供献在纳粹的祭台上。
如果那样，“信念”就算再强大，也无济于事。
好在，英国非但是民主国家，还是最为老牌的民主国家，各方的力量有足够的空间在现有制度内充分博弈，以和平的方式进行自我纠错，从而让它躲过了灭顶之灾。
这是民主的力量的最真实、最全面的体现：张伯伦差一点葬送掉英国表明，民主并不能确保每一次都选择出正确的主政者，但张伯伦的被逼辞职和丘吉尔的接任又表明，它能确保在犯错之后以代价最小的方式纠正错误。
这很好地印证了丘吉尔的那句名言：民主是种坏制度，但其他制度更坏。
三、
临危受命后，丘吉尔的施政过程，继续印证着这句话。
为取得各方支持，丘吉尔的战时内阁，不得不继续留用张伯伦等绥靖派，这导致他的主战政策，一再受到阻挠和挑战。
他因此而愤怒，而焦虑，在压力之下，差一点就放弃了原有的坚持与法西斯求和；贵为首相，他却无法动用权力，简单粗暴地清除掉妨碍他实施正确主张的反对派，而只能谦虚地争取民意，耐心地协商斡旋，在隐忍和妥协中，艰难地让自己的主张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民主，的确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它没有独裁的果敢和决断，但这是避免被果敢和决断地推入深渊的代价。
在我们已知的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民众自视为羊群，然后渴望被一头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英明神武的雄狮领导，占据了最长时间。
结果是，英明神武不是没遇过，可摊上残暴昏庸更多，于是羊群一再重复着被凌辱被屠杀的厄运，播下了龙种而收获了跳蚤，直至英国的“光荣革命”来临，大家才懂得用民主来挑选主政者，并用宪政把它关进笼子里；这一转变，虽然英明神武未必可期，可残暴昏庸不再肆虐。
总体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可以视为民主国家的胜利，虽然反法西斯阵营里，有苏联这样的非民主国家。
这可以从二个方向进行解读：一是“民主”赋予了反法西斯阵营以力量，二是由于践踏民主走向独裁，法西斯国家在杀敌一千伤已八百的穷兵黩武政策泥潭里越陷越深而缺乏自我纠错能力，“上帝欲使其灭亡，必使其疯狂”的魔咒挥之不去，最终就是在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后，幡然悔悟，回归民主。
四、
民主与非民主在品格上的截然不同，在战后继续以鲜明无比的方式演绎给我们观看。
在带领英国人民走出至暗时刻，并最终和盟军取得了对法西斯势力的彻底胜利后，丘吉尔携着赫赫战功参加大选，却惨遭失败。
斯大林得知他败选后，对他说：英国人民太忘恩负义了，是首相大人你把他们从法西斯的战火中拯救出来，现在他们居然把你给抛弃了。
丘吉尔没有接受这位“伟大领袖”的同情，而是回答说：对伟大人物的忘恩负义，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标志。
大约半个世纪后，盛产伟人的苏联，在和英美等民主国家的长期对垒中，覆灭了。
所以，是根植于民主这片坚实土壤之上的信念，让英国人民走出了至暗时刻。
这个结论的启示就是：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伟大制度，只有伟大人物，而且他们只知道对伟大人物顶礼膜拜舐痔舔痈，那就是还没有走出至暗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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